……在他之前，蒙巴那斯大街的各家酒馆中有的只是派别与派别之间的激烈交锋；在他之后，人们都失去了理智，个个尔虞我诈，使用各种手腕向他人传授他本人的“蒙骗”艺术。
安德烈·萨尔蒙
阿波利奈尔从部队请假，千里迢迢奔赴阿尔及利亚看望他的未婚妻。在玛德莱娜的怀抱中度过甜蜜温馨的两个星期之后，阿波利奈尔返回部队途中经过巴黎，仅仅停留几个小时。返回巴黎的人对他的行为都感到困惑不解。巴黎市虽然也处于战时，但远不是前线。齐伯林飞艇Zeppelin，20世纪初德国人制造的一种飞艇。的确在夜间经常来轰炸：警报拉过之后，这些灰蒙蒙、椭圆形的家伙从巴黎上空约150米的高空飞过。城市四处的防空高炮齐鸣，发誓将它们都消灭。好奇的巴黎人在探照灯光中，有时能够看到飞艇吊舱上高举手臂、手中拿着杀人炸弹的投弹兵。观战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家家户户都躲进了地下室，等待着警报的撤销。
另外，挨饿受冻的人不计其数，在后方工作的军人也十分多。据让·雨果讲，莱昂-保尔·法尔格用同一个士官的关系让他的朋友们都复员了。阿波利奈尔把他那些贪生怕死、躲在工厂的同伴狠狠地讽刺挖苦了一番。桑德拉斯对躲避到西班牙和美国的人们也不客气。1915年，德朗与弗拉芒克之间闹了一阵矛盾，他指责弗拉芒克躲在后方不上前线。
那么，那些退伍的人和没有能够参战的人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在罗童德的奶油—咖啡酒馆里喝酒，在等待战争结束。远离祖国的难民们选择了蒙巴那斯作为临时栖身地，窥视、等待可能发生的革命。
列宁住在阿雷西亚附近的马丽-洛斯街Marie-Rose，位于巴黎十四区。，马尔托夫、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ourg（1891—1967），苏联作家兼记者。（靠从事翻译和在巴黎给游客当导游维持生计）和托洛茨基也都住在那里。后者接受了基辅一家报社（Kievskaya Mysl）的建议，任该报驻法国特派记者。
托洛茨基于1914年11月底来到蒙巴那斯。他先在奥德萨街的一家旅店租了一个房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以后，搬到蒙苏里公园附近的穆谢海军上将街。除完成报社记者的工作之外，他还参与由俄罗斯移民刚办起来的一份小日报的工作。在法国逗留了两年后，他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经常去罗童德，也常去位于蒙巴那斯大街和拉斯帕伊大街交叉处的巴蒂酒馆。传说阿波利奈尔大力宣扬该酒馆的酒好，有钱人都来这家酒馆聚会，却留下一堆赊账单。
几年之后，这些俄罗斯革命家在法国的逗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甚至在一些讽刺漫画中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例如，弗拉芒克一天在罗童德遇见托洛茨基，后者对他说：
我很喜欢你的绘画作品……但你应该画矿工、建筑工人和劳动人民！大力赞美劳动，歌颂劳动人民！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画像》］
大家都承认：不是因为托洛茨基是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画家。的朋友（很长时间之后，托洛茨基到墨西哥投奔了这位迭戈·里维拉），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才有时间从事艺术领域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有些聚会简直是难以令人想像的。试想一下，列宁、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这一帮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烟雾缭绕、充满乙醚气味的罗童德酒馆，右边莫迪利阿尼在呼喊着反军国主义的口号，左边赤身裹着件大衣的苏丁不停地哼哼唧唧，再远点，那天正在休假的德朗用硬纸板折叠制作成小小飞机，扔得到处都是，甚至扔进了这些先生的酒杯……那是一种什么景象。
马克斯·雅各布到艺术家们泡时间的此类地方，还有点儿具有实际意义的事。
1916年的一天，诗人（马克斯·雅各布）推开门，进到罗童德。他向在那里的所有人讲述他最近做了些什么：他在巴黎北郊的昂基安当了一个月的救护车司机；在一个漂亮的花园中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妻子们中间待了三十天；由于伤员不多，他利用空闲时间整理了他的诗作和手稿，为今后发表他的著作做准备。
接着，他自然而然地谈到毕加索。他小声地抱怨他。因为爱娃患结核病数月之久，医治无效去世，毕加索正在服丧期间。他们少数几个人送她到墓地，包括胡安·格里斯。这一切都十分令人痛心，于是马克斯·雅各布不断地喝酒，大量地喝酒。喝醉之后，雅各布常讲一些无聊的故事，说他和送葬队伍中的马车夫已经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人们都谴责他不知道自爱。
毕加索对雅各布非常不满。马克斯为他付出那么多，现在他却十分痛恨马克斯·雅各布。
在酒馆大厅的另一端，一位年轻人一直竖着双耳，专心致志地为毕加索窥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
他坐在吧台、老板利比翁的对面，摇晃着他那系至脚脖子的飞行员皮鞋，笔挺笔挺的红裤子上挂着黄皮小环，配上黑色上装，效果特别好。他的衣袖上装饰着白色花边，手中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他那顶淡紫色的头盔。
他从战场回来，首先被派往巴黎军需处，后来被调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挥的救护队，他感觉这份工作棒极了。
刚刚推开门进了罗童德酒馆的弗拉芒克，经过厅中央时就认出了科克托活跃而优美的双臂。
他径直地走到萨尔蒙和卡尔科身边，他们正并排坐着，一边端详着那位尊贵的士兵，一边说笑。
弗拉芒克小声地说：“他是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养在安娜·德·诺瓦耶家里。”
萨尔蒙举起他的酒杯。
“为沙龙中的阿里耶尔干杯！”
卡尔科与他碰杯。
“为老年妇人们的红人干杯！”
接着补充说：“为香喷喷的理论家干杯。”
“为轻浮浅薄的王子干杯！”弗拉芒克最后说。
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发表的一本书的题目。这本书几乎没有受到塞纳河左岸的画家与诗人们的赏识。因为他们讨厌右岸的花花公子们搞的任何东西，哪怕他们脱离原来的党派。科克托本人强行加入一个不愿意接纳他的圈子，在那里扎了根，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现实没有得到丝毫改变：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
弗朗西斯·卡尔科承认科克托的一大功劳：“如果没有让·科克托，谁能相信那些冒充高雅的人竟然能够接受立体主义呢？”据菲利普·苏波说，阿波利奈尔不怎么欣赏他，他说过：“你们不要轻易相信科克托……这是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是个变色龙。”勒韦迪认为科克托是一个“反诗人者”，另外他“有暴露心里秘密的嗜好、爱模仿、有成就狂，是个狡猾的骗子”。安德烈·萨尔蒙对科克托的评价比其他人都更加严厉，更加不讲情面，他写道：“从右岸过来之后，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速度，哎！出租车！争取从此再也不在右岸出现。在他满口精细地道的方言令整日泡在罗童德奶油—咖啡酒馆里的人们折服之后，诗人……走了。”［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马克斯·雅各布也批评科克托，科克托也鸡蛋里挑骨头，挑雅各布的刺：《摇骰杯》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暴发户，是个事事插手的温柔而肮脏的人”或者“是厕所里的让-雅克·卢梭……”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后面还将看到，在马克斯·雅各布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期间，毕加索躲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科克托却千方百计地设法要救他出牢笼，遗憾的是为时已晚。1942年，他也曾经为自己向维希政府求过情。正因为他的这一卑劣行为，使菲利普·苏波对他痛恨之极。苏波讲，他在1983年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公开出售会（在这次出售会上，他出让了《磁场》的手稿）上，发现了1942年2月科克托写给贝当的两封信。在让·马雷和科克托本人受到宪兵监视，同时成为与伪政权合作的新闻界的攻击目标之后，科克托请求贝当元帅出面调解，能让本该被禁止演出的剧作《Renaud和Armide》在法国歌剧院继续上演。苏波引述了信件的一些节选：
我已经与法国歌剧院商量，决定为该歌剧院写一部宣扬阁下教导我们的……大型抒情歌剧。我的一生无可指责，我的作品没有污点。我是达尔兰海军上将的表弟。元帅先生，我之所以向您提出上述请求，是因为我尊重您、热爱您。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在1942年2月之前很久，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十分鄙视让·科克托。安德烈·布勒东甚至为在其作品《漫步》中提及科克托的名字而请求大家原谅。他谴责科克托是个贪图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疯狂野心家，千方百计巴结比波斯科公主、波莉尼亚克公主、欧仁妮皇后、罗马尼亚的乔治·基卡亲王的妻子李阿娜·德·布基，以及同他有着爱金首饰和逛沙龙共同嗜好的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阿恩和画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其实，蒙马特尔的诗人和画家们早已看透了他的一切。
让·科克托爱出风头，到处炫耀自己。他到达蒙巴那斯的时候，到处炫耀他的一件最漂亮的宝物——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一枚闪闪发光的饰物。
伊斯库斯特瓦芭蕾舞团于189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在俄罗斯舞蹈设计家福基纳的领导下，这个剧团招募到了一些画家和音乐家。1909年，该剧团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站稳了脚跟。福基纳和塞尔日·佳吉列夫懂得如果想同古典芭蕾舞决裂，他们的剧团中就必须增加现代艺术家。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现代芭蕾舞的奠基人。他们同当时流行的音乐彻底决裂，由全新的作曲家为他们的作品配乐：奥里克、德法拉、米约、普罗科费耶夫、萨蒂、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1882—1971），俄国作曲家，后来加入法国籍，接着又加入了美国籍。。继巴克斯特之后，该剧团也同德朗、勃拉克和毕加索签订了参加布景设计的合同。
尼金斯基和卡萨维娜的演出引起了法国人对芭蕾舞的狂热……或者愤怒。1913年5月，在香榭丽舍剧院演出的克洛德·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特别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真是可以与第一个《欧那尼》相媲美的大丑闻1830年2月23日首次在法兰西歌剧院演出维克多·雨果的剧作《欧那尼》或者叫《卡斯蒂里亚暴行》时，发生在剧院正厅里古典派与罗曼派之间的激烈争吵。。全巴黎的艺术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全部出席了：德彪西、拉威尔、纪德、普鲁斯特、克洛代尔、萨拉·伯恩哈特、利佳纳、伊萨多拉·邓肯……当然还有让·科克托，整个剧院似乎即将被出席的宾客们的华丽首饰与高档皮毛服装压垮。
幕布刚一拉开，争吵立即开始。整个大厅分成了两派：维护斯特拉文斯基和尼金斯基的舞台设计者为一派，其他所有人为另一派。这一边，人们在欢呼和鼓掌；另一边，在咒骂和用手杖敲打地板。观众的争吵声完全掩盖了音乐声。舞台上，镇定自若的舞蹈演员们若无其事地仍然在表演着。头戴大礼帽、手戴崭新的米黄色手套、身穿礼服的阿波利奈尔从一排排的座位间走过，当那些漂亮女人没有注意看他时，他挨个儿地亲吻着她们的手。《春之祭》的丑闻也可以同几个月前在独立派绘画博览会上展出立体主义派绘画作品时引起的轰动相媲美。
让·科克托像只到处采蜜的蜜蜂，正在坐收渔翁之利。
他在几年前就认识了佳吉列夫，并且在1911年与斯特拉文斯基相见。一年之后，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蓝色上帝》，由雷纳尔多·阿恩配乐，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于1912年5月演出了这部舞剧。
从那时起，科克托心怀一个伟大理想：团结先锋派人物，给佳吉列夫提供他还缺的东西：让圣彼得堡剧团同画家合作。现在他成功了，这一合作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该轮到科克托出马了，他要成为新艺术甚至整个艺术界的总指挥。
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科克托开始靠近立体主义。为此他必须会见阿尔贝·格莱兹，格莱兹将他介绍给金派艺术家。但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不够。
到了蒙巴那斯一看，科克托立即意识到那里与他同等出色的人都已经到了前线，他出人头地的时刻到了，他写道：“该夺取巴黎了。”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很早以前，科克托就已经开始揣摩他。让·科克托没有任何理由不浑水摸鱼乘机大捞一把，而这位艺术家是否能够归顺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呢？这支队伍必须是与马克斯·雅各布、皮埃尔·勒韦迪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齐名的艺术界名人。于是，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努力奋斗了。他这位年轻人（当年他26岁）瞄准选中的对象下手了。每当有机会，他就给毕加索送点儿小礼物，例如香烟，也常常给他写一些至悲至惨的信件，例如：“我亲爱的毕加索，必须尽快地为我画张肖像，因为我快死了。”
在爱娃去世前几个星期，他比较轻易地进了毕加索位于舍尔歇街画室的门。是埃德加·瓦莱兹帮的忙。诗人为此感叹不已：“我认为我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即刻进入你的领地，并且有资格用我的语言将它准确翻译的人。我认为咱们二人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需求却是完全一致的。”［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从第一次拜访起，科克托一直抱有一个梦想：能够再去。因为和马克斯·雅各布一样，他已经知道毕加索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不幸的是，如果他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去罗童德酒馆与他不十分理解的那一帮立体主义画家交往。尽管他们衣着破旧，谈话枯燥无味，但总是用鄙视的目光看待穿着讲究、漂亮与雅致的人。他的梦想是得到一幅由这位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签名的绘画作品。为达到此目的，他在所不惜。
1915年1月，毕加索为马克斯·雅各布画了一幅石墨肖像。此肖像的绘制手法与在同一年为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画的那一幅相似。这两幅画在瓦万街艺术家圈子里引起了犹如一枚重型炮弹爆炸产生的轰动：毕加索要放弃立体主义了吗？他要从事比黑非洲艺术还要古典的现实主义了吗？甚至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她的《新世界》中也谈到此事。
让·科克托想，既然马克斯·雅各布能做到，我为何就做不到呢？
但是，到底何时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恩惠呢？好渠道只有一条……然而，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科克托在看毕加索在爱娃病危期间画的《丑角》(图46)的时候，突然萌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因为买下这幅画的莱昂斯·罗森伯格向他透露过，毕加索对马戏脸谱情有独钟。
科克托在柜台上放了一枚硬币，朝着利比翁微微一笑，以优雅稳重的动作从吧台前的高凳上下来，仔细拉平红裤子上的皱褶，右手捏紧紫色帽盔的系带，十分礼貌地向所有在场的人致意表示再见之后，离开酒馆，去完成在他聪明的脑海中已经形成的一整套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