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心活像一堆脏衣服，明天才是洗涤的日子。
马克斯·雅各布
战争的前线距离巴黎100公里，战局在不断扩大。像患了高烧和荨麻疹，人们在不断地更换医生，时而起用霞飞元帅，时而任命利奥泰元帅，而且施用重药，即采取火焰喷射器和毒气等死亡疗法，但一切都难以根本扭转失利的局面。人们在谈论使用飞机攻击，也有人说美国人将出兵与同盟国联合作战。人们同时也担心遭受动乱之苦的俄罗斯人改变立场，背叛同盟国。成千上万的尸体堆积在战壕，伤员们潮水般地从前线向后方撤退。
巴黎蒙巴那斯区人们的生活一切正常：人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勉强地解决了饥饿与干渴的问题，局势缓解了。牛角面包在罗童德酒馆、玛丽·瓦西里耶夫家、萨马利泰尔面包店里重新出现了。在宵禁的晚上，为了消磨漫长的时光，画家、诗人等艺术家们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去奥特伊或帕西区的一幢豪华住宅。居住在那里的穿着得体的一个幸运儿可以向他们提供酒喝。他惟一的目的就是同艺术家们一起一醉方休。其他晚上，有一个作坊开门。整整一个通宵，一些互不相识的人不顾禁止通行的禁令，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将他们口袋中所有的一切——面包和奶酪，全部拿出作为捐赠物发给他人。
独臂将军桑德拉斯无疑是守着他的断臂，基斯林守着砸碎他胸腔的枪托，勃拉克和阿波利奈尔守着砸穿他们脑壳的刀子、锯子和斧头，熬度着他们充满噩梦的日日夜夜。但是，在生活的快乐和欢娱中，他们的伤口及心灵也许能得到一定的宽慰。
1916年7月，在一个亭廊内举办了昂坦画展。紧接着，服装大师保尔·普瓦雷在他的公馆也开设了一个画展展厅。普瓦雷的姐姐热尔梅娜·邦加尔已经举办过几次此类大展。但是，最近的这一次无可争辩的是规模最大的绘画展览。这是安德烈·布勒东的杰作，他曾经想在其中体现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巧妙结合，以重振法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协作精神。克里迈尼的画作在马蒂斯的旁边，紧接着悬挂的是塞韦里尼的作品，距离他不远处依次为莱歇、契里柯、基斯林、凡·东根、扎拉特……马克斯·雅各布也出席了展览会，他是法国人，而且是布列塔尼人，他本人要求一定要明确指出这一点。
保尔·普瓦雷的公馆位于昂坦大街26号。一条穿过凡尔赛式花园的小径直达他的公馆。绘画展览在一家面积不很大的画廊中举行。整个一面墙被一幅早已完工，但由于画家本人决绝的态度而使公众从未与它谋面的巨型大画占据：《阿维尼翁的少女》。
室外的地盘留给诗人们展出他们的作品。马克斯·雅各布朗读了他的《基督在蒙巴那斯》。断臂将军桑德拉斯和头上仍然裹着绷带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
晚上，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正是在那些音乐家中间，科克托突然想出一个如何彻底地抓住毕加索的主意。
几天之后，他向毕加索建议与一个他和埃里克·萨蒂为之写过剧本的现实主义芭蕾舞团及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团进行合作。剧本反映的是，马戏团的演员们为吸引马路上看热闹的人们进入马戏团表演场地内而表演节目的故事。
好像正是毕加索的加入促使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团长佳吉列夫作出了最终的决定。佳吉列夫根本不去关心在剧场门口招揽顾客的滑稽表演。他在秋天会见了画家毕加索、作曲家萨蒂和剧作家科克托，并且同意与他们合作。作曲家和剧作家立即投入了工作。毕加索呢？他离开原来的画室，搬迁到蒙图兹街的一座独立的小屋。他在那里将不会住多长时间。
1916年底，又开设了一些其他供艺术家们聚会的地方，其中之一位于惠更斯街6号院子深处。一位瑞士画家——埃米尔·勒热纳将他的画室贡献出来，供愿意展出他们的作品、朗读和表演他们作品的诗人、画家和作曲家们使用。
布莱斯·桑德拉斯、让·科克托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是这个诗画协会的创始人。这里每天接待的民众五花八门：瓦万街附近那些上了岁数穿毛衣裤子、破衣烂衫的居民，也有让·科克托从塞纳河右岸拉来的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上等人。在一个时而热得如同酷夏、时而冻得像在严冬的房间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人交流着、相识着。院子外面，一辆辆镀金小汽车占据了大部分的空地，给艺术家们运送参展作品的手推车和从卢森堡公园拿来的椅子留下可怜的一小块地盘。
11月19日是第一个诗画展览开展的日期，基斯林、马蒂斯、莫迪利阿尼、毕加索和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将他们的绘画作品挂在一起。保尔·纪尧姆也将他保存的代表黑非洲艺术的主要雕像贡献了出来。晚上，为演奏达达主义乐曲，埃里克·萨蒂从住处徒步抬来一架钢琴。这些乐曲的题目为：逃跑曲、斜舞曲、世俗经文、狗序曲。
以后的数日内，由当时被人们称做“新青年”的六个人在此组织活动。他们后来形成了“六人团”：阿蒂尔·奥涅格、达吕斯·米约、弗朗西斯·普朗克、乔治·奥里克、路易·迪雷、热尔梅娜·塔伊费尔。
11月26日，桑德拉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和萨尔蒙朗读了他们的诗作。科克托背诵了阿波利奈尔的一首诗，因为阿波利奈尔身体过于虚弱无法亲自朗读。他身穿前一天刚刚从商场买来的一套高档的军官服装，脚登一双皮靴，在大厅中稍微靠后一点儿的地方就座。他时不时地掸一掸天蓝色上衣无人知晓是否存在的灰尘，自豪地用手触摸一下缠绕在额头上的黑色绷带。一位年轻女子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她叫雅克琳娜，但阿波利奈尔根据她红棕色的头发给她起了另一个名字——吕比（红棕色的法文为Roux，而她的新名字吕比的法文为Ruby）。她认识的人很少，他是在几次见到她陪同其未婚夫——诗人朱尔-热拉尔·若尔当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这位未婚夫于1916年在蒙马特尔布特斯森林的树上摔下死亡，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那次也负了伤。
1916年12月31日，为庆祝阿波利奈尔的诗集《被谋杀的诗人》出版发行，他的朋友们决定组织一次小范围的午餐会，参加的人有200名，地点选在梅恩大街奥尔良宫内一个铺有地毯的地方。马克斯·雅各布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本人经过精心研究确定的菜单如下：
立体主义、俄耳甫斯主义、未来主义冷盘，
朋友梅里塔尔特鱼，
克罗尼亚芒塔尔牛腰肉，
异端鼻祖阉鸡，
美学沉思沙拉，
奥费送葬队伍奶酪，
（希腊寓言家）埃少谱宴会水果，
戴面具士兵饼干。
魔法师白酒，
阿尔蒙魔盒红酒，
炮兵香槟酒，
巴黎晚会咖啡，
各种烧酒。
宴会获得了圆满成功。隆重的午宴最后演变成为毫无价值的争论战，争论的一方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拉希尔德、保尔·福尔、安德烈·纪德和其他几位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另一方是一些大吵大闹、毫无教养的年轻艺术家，但最终宴会结束时，大家都十分开心。
两个星期之后，人们又组织了一次类似的宴会。这一次是在玛丽·瓦西里耶夫家，其宗旨是给做完手术从部队复员的勃拉克接风洗尘。由阿波利奈尔、格里斯、马克斯·雅各布、勒韦迪、马蒂斯、毕加索、梅景琪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邀请了他们的朋友，参加者交纳六法郎（安德烈·萨尔蒙确认在整个战争期间，毕加索从未给勃拉克写过任何信件）。
这一次宴会组织得不十分成功，因为玛丽·瓦西里耶夫邀请了同莫迪利阿尼分手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她出席了，但不是单独一个人，由她的新情夫——雕刻家阿尔弗雷德·皮纳陪同她来。人们劝说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到别处去，避开她。但阿姆多还是出席了，他进门交纳了六法郎，认为交了钱，就有权看一场好戏。在向周围的宾客们热情地打了招呼之后，径直走到贝阿特丽斯·哈斯丁的身边，开始在她的耳边背诵意大利诗人但丁和法国诗人兰波的诗作。当雕刻家刚刚打算干涉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抡起拳头试图将他打翻在地。在此情形下，雕刻家拔出了他的白朗宁自动手枪。他的这一举动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气氛突然变得十分紧张。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出面企图作裁决，惊慌失措的胡安·格里斯呆呆地注视着这两位像斗架的公鸡，面红耳赤、大喊大叫，活像是魔鬼附身的疯子。蓄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的马蒂斯稳定沉着地出面平息了事态。最终大家一起努力将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推到门外，送到大街上，事情才算结束。
而毕加索却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在帕克莱特——他在普瓦雷家找到的他心爱的模特儿的耳边神秘地谈论着。然而，他那田园诗歌般的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短命地结束了。
一个月之后，画家从巴黎消失了。他去了意大利，首先参观了那不勒斯和庞贝，然后到罗马找到了佳吉列夫，并且倒在了奥尔加的怀里。毕加索于1917年5月18日回到了巴黎的夏特莱剧院舞台。
那里正在上演由让·科克托作剧情简介、埃里克作曲、毕加索作服装设计的独幕剧《滑稽剧》。
那天晚上，贵族阶级的许多人来这里，希望能够享受到科克托在其节目中极力捍卫的立体艺术的温馨美。结果却远远出乎预料，到场的观众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开头的《马赛曲》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三色幕布、小丑、女演员演马戏和其他杂耍艺人的表演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接下来：那个戴尖帽子姑娘！黑人服务生！那匹长翅膀的马！背上背着摩天塔的牧童！加上那毫无曲调只是一片噪声的音乐！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戴着冠冕发饰的欧仁·缪拉公主烦躁不安。每当她的跟班和分立在她左右手的仆人不附和人们喝倒彩的口哨声大喊大叫时，她就用“我亲爱的”称呼她的跟班，用扇子扇她的左右仆人。沙布里扬伯爵夫人和韦桑侯爵夫人大声地喊道：“外国佬！逃兵！真丢人！不害臊！”这一切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平民百姓中的妇女到处寻觅粗俗不堪的艺人，使用帽卡子戳他们，挑逗他们；一些穿黑色礼服的贵夫人惊慌失措，紧紧抓住穿燕尾服或者穿着佩戴荣誉军人饰带的先生们的胳膊不放。为了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懂得不仅仅他一个人参军服过役，另外一些妇女，如波莉尼亚克公主，也穿着护士服装。因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头上裹着绷带，表明他不仅参过军，而且负过伤，以此维护他那一类人的利益。在阿波利奈尔身边的科克托时不时地蹦得老高，想知道大厅里是否坐满了他编剧的目标观众，这些人至今是否仍然支持他的立场与观点。他的袖子偶然碰到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对他的邻座讲：“我要早知道这戏剧如此愚蠢的话，我绝对不会带我的孩子们来看这样的闹剧！”
第二天，媒体上大张旗鼓的批评展开了。人们认为《滑稽剧》是对德国艺术最好的宣传，它会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专栏作家们写大量文章搞大轰炸。他们将佳吉列夫的一切丑事公布于众，因为他在几个星期之前不幸地在布尔什维克小红帽里藏了《火鸟》。他们希望将他从此钉在耻辱柱上，使他永远不得翻身。
记者们攻击的第一个对象是埃里克·萨蒂。《一周新闻》一方面批评他侮辱了法国人的兴趣与爱好，另外还说他缺乏所从事职业必须具备的才能与想像力。在接受该报纸专栏作家的采访时，萨蒂好像作了以下回答：
先生，亲爱的朋友，
您是一个混蛋，一个十分无聊的混蛋！
因为他辱骂记者和亵渎记者职业，记者们把他控告到轻罪法庭。萨蒂被判处蹲监狱，缓期执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同当年毕加索由于偷窃古伊比利亚雕像被传唤到预审法官面前时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名字也上了犯罪记录，著作权遭到查封，并且禁止他外出（他的外出也仅限于往返于巴黎与他们流派总部所在地阿尔克伊之间）。他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为他辩护，无法就判决上诉。以格里斯、科克托和马克斯·雅各布为首的朋友们到处寻找关系帮助这位作曲家。
在此期间，即1917年5月，法兰西共和国普安卡雷总统任命了菲利普·贝当为武装部队司令，因为当时在北方平原地区作战的军队，尽管牺牲惨重，但还是走出战壕作了最后的拼搏。
贝当为了杀鸡给猴看，下令枪杀了400名逃兵。除被自己同胞杀戮的这400名士兵外，在舍曼·代·达姆，法国军队还被德国人消灭了40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