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基？人们视她为蒙巴那斯女皇。这是她应得的称号。
安德烈·萨尔蒙
冰冷的阳光高悬在停战后的巴黎上空。参军上前线的人们复员了，游客来了。最先到达的游客是随同远征军来欧洲参战的美国人。战争时期，他们发现了法国。停战后，他们脱掉军装，换上便装，作为游客来到法国。
蒙巴那斯的新老小酒吧生意兴隆。巴那斯酒吧就是一例，它甚至可以同罗童德相媲美。
利比翁老爹闷闷不乐地观察着这一切。令他烦恼的并不是酒吧之间的竞争，而是战后当局的所作所为。他们屡次对他罚款，数次勒令他关门：最初是因为开小差（或者自称为开小差）的士兵在他的酒吧里喝酒；接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情者常来他的吧台停留，例如基科因，他被检举同俄罗斯革命派有联系；现在是因为吸烟的顾客过多，因为利比翁购买好像是走私来的黄香烟送给他最穷的客人吸了几口。有人反对他的这种做法。利比翁就威胁说要出售香烟，而且他果然出售了。于是，一切都完了。
利比翁老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曾经见过她同苏丁在一起。他认出了她，因为她头上戴一顶男士的大礼帽，肩上披着一条打着补丁的破旧披肩，脚上穿着一双过大的鞋。这是一个年轻姑娘：最多不过18岁，皮肤白净、黑色短发、长相秀美、聪明活泼，从她的一举一动和言谈话语中都看得出她为人直爽，甚至肆无忌惮。然而，这一次，当基斯林转过身去大声地问利比翁老爹“这个新来的婊子是谁？”时，她却出奇地一声没吭。
她只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根火柴，划着，吹灭火焰，用黑灰细心地涂抹着她的左眉。
“喂，这个婊子到底是谁啊？”年轻姑娘仍然一言不发，等着基斯林将在头脑中仔细酝酿出的新的辱骂劈头盖脸地向她泼来。果然不出她所料，波兰人使用“热尿”、“娼妓”、“老梅毒”及其他笑料词语咒骂她，惹得整个酒吧都大笑不已。那个时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在如此臭骂一通之后，画家基斯林又雇用这位姑娘为他做绘画模特儿长达三个月之久。
这位名叫阿丽丝·潘，别名“基基”、“蒙巴那斯基基”的姑娘，就这样成为蒙巴那斯区的女皇、画家们的福星和传奇式的面孔，并且在全世界都有了名气。她先后给下列著名画家做过绘画模特儿：基斯林、藤田、曼·雷、裴科罗格、苏丁、德朗和其他许多画家。她受到瓦万街所有画家的保护，成为战后蒙巴那斯区的形象大使。她用自己放荡不羁的热情，使得战争的硝烟从欧洲蔓延到美国。
一直到那个时期，基基的运气都十分不佳。她的生活时而攀升至幸福的顶峰，时而跌入贫困的深渊。她出生在法国勃艮第大区的金边省。她做木材和煤炭生意的父亲早已离家出走，没有了踪影。她被迫在小小年纪就早早地流落街头。
基基的首要悲剧是她是私生子，这个事实也影响到了她的母亲。那个时代，乡下人的思想习俗迫使她离开家乡，奔赴巴黎。她在巴黎博德洛克妇产医院找了份护士的工作，但是妇产医院的工作对带着私生子而且再次怀孕的单身妇女过于艰难。
因此，小阿丽丝被送到外祖母家，与一大群同她一样为私生子的表兄弟表姐妹们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养路工人，一天挣1．5个法郎；祖母在当地的有钱人家做工。母亲也尽自己所能给她寄点儿钱。学校的老师不喜欢身无分文的孩子。于是基基每天整个上午都缩在教室后面，下午靠着墙根被罚站。晚上，家中的大锅里连豆角都没有时，她和表姐就去找科耐特修道院的嬷嬷乞讨。
应母亲的要求，12岁的基基离开外祖母家，到了巴黎。她的母亲每年见她一个月，所以小姑娘同外祖母的关系更加密切。外祖母不仅把她养大成人，而且十分疼爱她。在火车上，她守着外祖母给她带的旅途食品——蒜肠和红酒，不停地哭，但整个车厢的人都看着她乐……
在巴黎，小姑娘第一次看见四轮马车和干净而笔直的林阴大道。
“妈妈，你说，那里那么明亮，是有人在上面放了点燃的雪茄吗？”
她的母亲心情并不好，但这话把她逗笑了。她离开博德洛克妇产医院，去了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她希望女儿能够继承她的事业，送女儿上了市镇学校。基基对学习十分反感：“我13岁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我只学会认字和数数……仅此而已！”［摘自1929年发表的基基的《回忆录》］。
小姑娘进了一家印刷厂当装订工学徒，每星期挣50生丁。后来，她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了一家军鞋厂。在这些军鞋被送往前线之前，小基基为它们消毒、上油，使它们变软，再用锤子修饰。她从鞋厂的学徒转为焊接工，后来又先后进了制造飞艇、飞机和制造手榴弹的工厂。但无论到了哪里，都是生活在贫困与黑暗之中：吃的是如同石头子儿一样硬的扁豆和大众化菜汤，脚上穿的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40码男人鞋。
14岁半，她被巴黎十五区圣夏尔街的一个女面包商人雇用，吃住在她家，才得以洗澡。每天五点钟起床，伺候去上班的工人吃饭；七点钟出发给仍然在睡觉的懒汉们送面包；九点钟回来做家务、采购、做饭，并且给面包店的小伙计当下手。这个刚满15岁的小伙计，已经具有了那个年龄的男子汉应有的气质。
“你迷上他了吗？”
“还没有。”
但是，当小阿丽丝从卧室的小窗户看见广场上谈情说爱的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相互亲吻时，她的心也乱了：“我感觉怪怪的！接着在床上打起滚来……后来我害怕起来。”［摘自1929年发表的基基的《回忆录》］。
慢慢地，她就不害怕了……
小姑娘决定打消胆怯，勇敢地把他身边的小伙子拉到店铺后，一阵阵热烈的亲吻和抚摩把他们送上了九霄。他们的感情继续发展时，感觉就不那么好了。还必须等等……
她那个年龄还没有到化妆的时候，可是基基开始化妆了。一天，老板娘发现她正在用五颜六色的化妆品在脸上涂抹，于是就大声喊道：“你这个小娼妇！”
这话是多余的，毫无用处。但她的行为让老板娘心里十分腻味。挨骂之后，小东西跑了。
她跑到一个画家的画室，给他做裸体模特。第一次，一切非常顺利。第二次，因受到斥责而草草收场。邻居告诉阿丽丝的母亲，说她的女儿在同一个几乎是老头子的人混在一起，美其名曰搞一种什么美学艺术，她对此丝毫不懂。母亲找上门去，证实确有其事，就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地骂了起来：“娼妓！……无耻的小娼妇！”
母女二人从此闹翻了，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母亲回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比她年轻的排字工人的身边。女儿在一个歌剧院女歌唱家的家里落脚，当了用人，什么活儿都干。歌剧艺术家无法容忍用人经常擅自外出的行为。有一次被主人赶出来后，基基到了她的朋友爱娃家里避难。爱娃也只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床很大，但也不够三个人睡。因为爱娃为了能够得到两个法郎和一根香肠，时不时地让一个年龄比她大的科西嘉工人来她这里睡觉。那个人自然是可以任意支配那张床及其主人。爱娃对她的朋友说：“玛特，这样也好，你可以学学。”
基基坐在那里，看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她等待高潮过去。这对她来说不冷不热。她也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吃那两个人剩余的香肠。但她不明白自己是否还完全正常。爱娃问：
“为什么？”
“我还是处女呢！”
“14岁？”
“我差不多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这太可怕了！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两个姑娘在斯特拉斯堡大街等了许久。爱娃许诺一定为她的朋友找一个年纪大的人，她说：“第一次，最好同年纪大的，这样不太疼……”
基基遐想着。年纪大的人，她了解他们。曾经有过一两次，她曾经拉着一个到了蒙巴那斯车站后面的一个小窝棚里，那是她的住所。付两法郎，他们可以看看她的乳房；付五法郎，可以摸摸她的乳房。但从未有过更多的举动，也从未往下去。基基不是婊子，她只是需要钱吃饭。
第一天在斯特拉斯堡街，爱娃发现一个还勉强可以接受的50来岁的人。她把他介绍给基基。他觉得不错，就同意了，交换条件是给她奶酪和香肠。爱娃走开了。基基跟着那个幸福的人到了他家里。这是一个小丑艺人。他给她看了他漂亮的演出服装，给她吃了一块猪排，喝了好酒。然后去洗漱，并给她穿上他的睡衣，抱起她放到床上。基基真有点儿爱他，她任由他搂抱，听着小丑艺人的琵琶催眠曲，在一些小小的不舒服的感觉之后，她睡着了。
第二天的总结：她达到了六重天，但小姐未遭受任何损失。
她遇见了一个艺术家罗伯特。他送给她一块巧克力，把她带到家。他自己先脱衣服，袜子前面大张口，基基笑个不停。“过去我从不知道袜子和手套一样也露指头！”
罗伯特生气了：“这是时髦。”
他们试着来，但无论如何都配合不好。罗伯特突发奇想，他从多姆酒馆拉来两个女人，说：“你看着别人是怎么做的，给你上上课。”基基看了一次、两次、三次。她跟课很认真，但自己却无论如何做不到。罗伯特最终丧失了耐心，把她赶到了大街上。
她发现了罗童德，发现了那里的诗人和画家。她和利比翁老爹的其他寄宿者一样，也在那里的盥洗室洗漱，也学着把仅有的一点儿钱放进赌博机，指望赚到一个面包。
她得到的比希望的多得多：苏丁。他收留她住在自己家里，把半间画室加热给她取暖，并将她介绍给其他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启发姑娘进入人造天堂。
最后，一个波兰画家莫里斯·蒙迪基表现出他是一个拯救天使。这正是基基长期以来等待的人。他给姑娘起了“基基”这个名字，是阿丽丝的希腊语发音。
蒙迪基是基基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儿。后来她也给基斯林和藤田做过模特儿，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她最好的朋友。
她第一次去日本人在德朗布街的家。她光着脚进到他家，穿着一件大衣和一件红色连衣裙。
画家说：“请您脱掉大衣。”
她脱去大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红色连衣裙是她在大衣的下摆上用别针别了一小块红布造成的假象。藤田看着他的模特儿，走上前去，看看她的皮肤，问：
“没有汗毛？”
“您画着画着，它就长出来了。”
基基伸手操起随便放在桌子上的一枝铅笔，在自己身上随便画了些汗毛，并问画家：
“您喜欢吗？”
“真滑稽！”
基基把画家从画架前推开，她站在他的位置上，命令道：“请别动！”
模特儿拿起一些铅笔，含在口中，在画板上为本来该画她的画家藤田画起了肖像。画完了，她说：
“请付我给您当模特儿的钱吧。”
被她的这种胆大妄为惊呆了的藤田，糊里糊涂地就付给了她钱。基基拿起她作的画，说了句：“先生，再见。”出门走了。
她直接去了多姆酒馆。正在那里的一个美国收藏家买了这幅藤田的肖像。
第二天，日本画家在罗童德酒馆见到了基基，对她说：“您必须回到我的画室，让我把您画下来。”
“好吧！”基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藤田创作了一幅大幅画像《裸卧基基》(图56)。过去藤田从未创作过如此宏伟壮观的画像。他送这幅画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谈论这幅画像，画家为此得到了政府部长们的祝贺。画像以未曾料想到的价格8000法郎出售。画家邀请他的模特儿共同庆祝这一重大事件。在餐桌上，画家给了基基几张票子。基基立即离开了餐桌。几个小时之后，她又出现在德朗布街藤田的画室。她戴着一顶新帽子，穿着一件新连衣裙和一件崭新大衣，脚上的一双新鞋闪闪发光。藤田高兴得喊出声来：
“我必须画一幅您这样打扮的肖像！”
“不！我和另外一个人有约会。”基基回答说。
“是一个画家吗？”
“基斯林。”
那个时期，在蒙巴那斯有三个基基：凡·东根基基、基斯林基基(图57)和基基基基。
藤田无可奈何，眼巴巴地败在了基斯林的手下。
在蒙巴那斯缭绕的死亡幽灵
这是一个外星来的孩子，追求现实生活对他是不现实的。
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
基斯林毫不动摇地等着基基。他约定九点，总是九点准时到达。而她呢，总起码晚40分钟。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而且已经成了习惯。耳根特别软的萨洛蒙太太经常为此批评他们。基基和基斯林吵架时相互咒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并且技艺高超，咒骂语言花样翻新。
但是，他们的相爱也十分温馨。基基夫人心里不痛快时，基基先生想方设法逗她笑，为她唱歌，为她跳舞，拉着她和他一起唱，一起跳。两个人比赛谁叫喊的声音高，比谁的嗓门大。邻居们找上门来抗议时，他们立即停止喧哗吵闹。斯波罗斯基或者一个爱看热闹的人常来看他们，以饱眼福。
莫迪利阿尼时而也来看望他们。他于1919年5月从尼斯回到巴黎，三个星期之后，让娜也来到了他的身边。1918年11月，让娜生了一个女孩。本来需要找一个奶妈，因为据布莱斯·桑德拉斯的第一位妻子说，无论是孩子的父母亲还是外祖母都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孩子。
让娜到巴黎重新见到她女儿的父亲时，她又怀孕了。1919年7月7日，莫迪利阿尼立字据保证尽早——即一旦收到符合结婚要求的必要证件，就同她结婚。这份字据由另外三人会签：让娜、斯波罗斯基和路尼阿·杰科夫斯卡。许多年之后，路尼阿对莫迪利阿尼的女儿坦白说，自己经常在约瑟夫-巴拉街斯波罗斯基的家里看护她。
莫迪利阿尼经常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地去敲斯波罗斯基家的门，想知道一些有关他女儿的情况。路尼阿从窗口大声命令他别大声喧哗，他立即安静下来。但他并不马上离开，而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坐许久后，才站起来恋恋不舍地离去。
［摘自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常喝酒，每次都喝得过多，而且不停地咳嗽。他发现了文学奠基人伊西多尔·迪卡斯，也叫做洛特雷阿蒙伯爵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诗作。莫迪利阿尼首先在观象台大街的长凳上与安德烈·布勒东一起研读，后来又去国家图书馆抄写。
他在大茅草屋街的画室接待模特儿，画一笔，喝一口朗姆酒。他在到处是煤灰的黑糊糊的路上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只有去酒馆的时候，他才显得精神焕发。他给别人画像，换酒喝，吃一口三明治，咳嗽一阵，喝一口酒。把剩余的一点儿钱分发给更加穷困潦倒的人。然而，他自己却常跟着一帮朋友，在大街上，在阿莱齐亚教堂广场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栽倒在哪里，就在那里睡去，甚至倒在雨地里，也就在雨地里睡去。
他寻找斯波罗斯基，想向他借几个钱。他忘了斯波罗斯基根本不在巴黎，早已到伦敦为他的一位客户和朋友办展览去了。他跨过塞纳河，爬上蒙马特尔山丘。拥抱郁特里罗和苏珊·瓦拉东，并为他们唱一段之后，再下山回到塞纳河左岸，在她母亲寄来的贴有邮票的明信片上，匆匆地给母亲写封信求救。
他病倒了。但他从不让别人知道他正在遭受着结核病的折磨，对让娜·埃布戴尔纳也不说。因为让娜又瘦又弱，为了保护她，他必须对她保持绝对沉默。几个月以来，斯波罗斯基一直在说服他去瑞士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治疗，每次阿姆多总用同样的话回答他：“请收起你那一套教训吧！”
然而，他或许早已知道死神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整天狂饮，只是为了缓减病痛，为了麻痹自己，借酒消愁，淡忘穷困对他的折磨。外面的战争结束已经一年，他却在内心世界中挖出了战壕，留出做最后冲锋的地盘。
1920年1月的一天晚上，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离开罗童德。当时天正下着暴雨。他向伊索瓦墓地方向走去，在严寒暴雨中坚持了两个钟头。他咳嗽不止，连喝酒的力气也没有了，倚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到大茅草屋街。他艰难地攀登着通向画室的十分陡峭的楼梯，进门瘫倒在床上让娜的身边。他吐血了。
与他住在同一座楼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德·扎拉特离开巴黎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不仅他自己没有莫迪利阿尼的消息，而且同样在病中的斯波罗斯基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于是，1月22日，他来敲莫迪利阿尼家的门，连着敲了两次、三次，屋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和声响。这位智利人又等了几分钟，后退几步，下定决心用力把门撞开。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床上，躺在让娜的怀里，缓慢地喘息着，口中轻轻地呼喊着“意大利……意大利”。室内的火炉早已熄灭，地上散乱地扔着的沙丁鱼盒子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冰，酒瓶都是空的。整个屋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大步流星地冲下楼去，叫来一个医生。医生命令立即送病人到雅各布街的教会医院。
两天之后，即1920年1月24日20点45分，结核性脑膜炎无情地夺走了莫迪利阿尼的生命。消息立即传遍了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诗人、画家、商人和众多的模特儿在医院门前筑成了一道人墙。人人都不敢，或者说都不愿意相信莫迪利阿尼死了，个个都被莫迪利阿尼的死惊呆了、吓傻了。
基斯林正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俯在朋友的脸上，在瑞士画家孔拉尔·莫里康的协助下，用经过石膏涂成雪白的双手为死者做面模。取面模时，破碎了，并且还带下了部分肌肉。他们赶紧去叫利普西茨来帮忙。利普西茨把面模碎块拼对在一起，以便以后在里面灌铜液，制作雕塑模具。
第二天一大早，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间，有一个身穿孝服的身影。她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双手捧着怀孕的小腹，步履蹒跚，艰难地移动着那笨重的身躯。这是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埃布戴尔纳。她没有在大茅草屋街过夜，而是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她离开之后，用人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把尖刀。
人们带领她穿过一个又一个走廊，来到棺木旁边。应她的要求，众人回避，她单独在棺木边停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剪下一缕头发，放在她的孩子们父亲的腹部，离去了。大家都劝说她回到卫生院为她准备的房间去，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劝告，径直地回到了阿姆尧特街她父母的家中。凌晨三点，她起了床，到了客厅，打开窗户，抬腿跨过栏杆，从六层跳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个工人发现了她那摔散了的躯体。工人把尸体抱上楼，不知道是她的父亲还是母亲开了门。开门的人拒绝接受女儿的遗体，要求那个工人送到死者在大茅草屋街8号的家中，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无情。但人们完全可以想像当两人面面相觑时，双方表现出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惊愕与恐惧。
工人下了楼，把尸体放在他的独轮车上，推着穿过雷蒙街、克洛德-贝尔纳街、菲扬蒂纳街、瓦尔德格拉斯街、蒙巴那斯大道，最后终于到达了大茅草屋街8号。但女看门人拒绝他入内，要求出示警察局的证明。工人又推着躺在独轮车上的让娜到了德朗布街的警察局，拿到证明，重新穿过蒙巴那斯大道，来到大茅草屋街。
朋友们得知消息之后陆续来到：让娜·莱歇、萨尔蒙、基斯林、卡尔科。他们给死者铺上玛丽·瓦西里耶夫赠送的俄罗斯毯子。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朋友们都来了。第二天，人们都从让娜身边走开，去参加莫迪利阿尼的葬礼了。基斯林通知了死者的家属，并支付了葬礼的全部费用。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弟弟埃马纽埃尔写道：“哥哥的葬礼组织得十分隆重，他受到了王子般的待遇。”
一支庞大密集的送葬队伍默默地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送终的时候，人人心中都想着死者的女儿，那个同时失去父母的孤儿——小让娜·莫迪利阿尼。所有参加葬礼的人，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模特儿都出了份子钱。除了为死者买花之外，剩余的留着补贴将来孩子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当送葬的车辆、鲜花与花圈从大街上和十字路口经过时，警察们也必恭必敬地向死者行立正礼。商人们开始动脑筋寻求商机，在送葬的人群中寻觅拥有莫迪利阿尼作品的人。他们中的一位向弗朗西斯·卡尔科走来，向他提议购买他拥有的死者的全部作品。巨额财富终于敲开了画家的大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座坟墓的大门。
莫迪利阿尼被埋葬在拉雪兹公墓，而让娜·埃布戴尔纳将被埋葬在巴涅。
第二天一大早，为了避免打扰周围的人们，时钟刚刚敲过八点，一辆穷酸寒碜的柩车停在大茅草屋街8号院门前，车上放着一具窄小的棺材。在消息传开之前，柩车在家人的陪同下已经快速地悄悄离开了。
消息迅速地传开。在大茅草屋街口停放着两辆出租车和一辆私人轿车：萨尔蒙、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基斯林携带着他们的妻子和鲜花，赶来为他们的朋友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送行。
十年之后，莫迪利阿尼家获得了让娜父母及其全家的同意，将让娜移至拉雪兹公墓同阿姆多合葬。因为，此时的阿姆多已经再也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再也不是遭人诅咒的犹太艺术家了。
那时，另一位亲爱的逝者——文字艺术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已经葬在了拉雪兹公墓。
蒙马特尔失去了一位，蒙巴那斯失去了另一位……他们的逝世不仅意味着战争结束了，而且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代人结束了、一段历史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