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是在无论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表达思想的真实运作中运用的纯心理自动性，运用它时杜绝施加任何理性控制，不顾及任何美学或道德观念，惟独注重的是如实地记载现时的所思所想。
安德烈·布勒东
罗伯特·德斯诺斯结束其兵役生活时刚满20岁，布勒东26岁。后者被这位小弟弟的“倔强违拗和咄咄逼人的充沛精力”震撼。从这方面讲，德斯诺斯的确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他小矮个儿，一缕褐色头发覆盖在眼睛上，牡蛎般的淡紫色眼珠周围镶嵌着茶色，穿着随便，毫不讲究。狂热、易冲动，对待有点儿理性的敌人要么爱得疯狂，要么恨之入骨。作为博诺特帮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德斯诺斯也动辄使用拳头。但是他不会打架，于是他的女友给他上过几次拳击课。然而，因为一旦遇见不平之事，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所以学会了拳击也没有免除他经常受皮肉之苦。
德斯诺斯不仅不惜肉体挨打负伤而经常勇敢出击，而且在写作文字中也同样毫无畏惧，无所顾忌。他纯粹是一位文字魔术师：他常常写藏头体诗，巧妙地运用每行诗句的第一个字母连读就构成了作者的姓名或者诗的题目；通过改变一个词中字母的位置构成另一个词（例如将gare改为rage）；对字母或音节做戏谑性的次序颠倒构成新的词或词组（例如将sonnez trompettes写成trompez sonnettes）；或者随心所欲地创造各种音节和单词。他在文字方面表现出来的自由，完全打破了语言逻辑和语法规则，与当时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潮流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布勒东有先见之明。
德斯诺斯在他工作的报社什么都写，表现出了他罕见的写作天赋。起初，他将一些广告宣传材料翻译成他一字不识的语言，接着他翻译有关根瘤蚜虫病、甜菜种植、帆船航行、压死狗等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报道文章。
德斯诺斯是欧仁·梅尔的朋友。欧仁·梅尔有一副金子般的好心肠。他是《巴黎晚报》（1930年让·普鲁沃购买了该报社）和《白色梅尔》报社的创始人。1919年之后，该报每个星期六出讽刺版，先后出了充满无政府主义乐天派讽刺意味的报纸共8000多份。1927年的一天，欧仁·梅尔突发奇想，要创办一份新日报——《巴黎早报》。他求《巴黎晚报》报社写作最NFDA5嗦的编辑、一位24岁的年轻人——乔治·西姆农帮助他，为他的报纸写文章。西姆农虽然年轻，却很有几套成功的办法。德斯诺斯高兴地在旁边看着他们，并且在暗中支持他们。梅尔和西姆农串通一气，将设置一个具有两个暗道机关的圈套。他们将签署一项合同。合同中规定签署合同的作家必须保证三天三夜完成一本小说，《巴黎早报》为他发表。为了使情节更加能够吸引读者，西姆农自然将在选题上尽量投读者所好，并且极力强化对人物的描写，甚至允许公众直接参与小说的选题。例如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私生活时，不是关起门来写，相反，作者要在尽可能多的人面前写，以便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具体如何做呢？在红磨坊（巴黎最著名的红灯区）前设立一个玻璃亭子，乔治·西姆农将在这个亭子里写作，不时地征求出入红磨坊的人们的意见和建议。
玻璃亭子将修建起来。合同开始履行之后，乔治·西姆农应该能够领取合同总金额10万法郎中的2．5万法郎，作为预付款。这种做法被视为一举几得、对多方都有利的绝妙主意，可以传至子孙后代，而且也受到了那个时期目击者的欢迎。尤吉·德斯诺斯写文章吹捧这个计划，安德烈·瓦尔诺表示祝贺，弗洛朗·费尔斯欣赏这一构想，路易·马丁-肖非耶也为此欣喜若狂……欧仁·梅尔觉得很好玩儿，因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玻璃写作亭，也从未有过三天写成一本小说的奇迹，也无人见过如此着迷的公众。惟独西姆农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在计划临近实施的最后时刻，他将活动取消了……
罗伯特·西姆农也爱赌博，但他与其老板的赌法不同。布勒东把他叫做“随时保持警觉的瞌睡虫”。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到超现实主义主张的催眠、梦境与幻觉的诱惑。
是勒内·克勒韦尔René Crevel（1900—1935），法国作家。于1922年将催眠、困倦术引进到超现实主义者的圈子中来。一年之前，由于他具有通灵天赋，得到一位女招魂巫师的赞扬。
催眠困倦，与其他产生于梦幻或未受任何控制的心理活动等现象相同。它对超现实主义来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末，“超现实主义只要抹掉梦幻与现实、意识与非意识之间的界限，不期求其他任何东西”，“超现实主义是一种边界现象，其任务是在负责供给的非意识与负责接受与开发的意识之间建立联系”。［摘自1976年日内瓦斯基拉出版社出版的加埃堂·皮宫书中引用的《超现实主义报》］。
不久，他们都醉心于这种酷似集体灵媒的沉眠之中。克勒韦尔带头从事这种沉眠实践：他与马克斯·莫里斯、罗伯特·德斯诺斯和安德烈·布勒东手拉着手，关在一个隔绝一切声音的昏暗屋子里，他逐渐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在困倦与睡梦之中，他朗诵、唱歌、叹息，而且还讲故事……他醒来时，丝毫回忆不起他在睡梦中所做的任何事情。
下一次轮到了德斯诺斯从事此类沉眠实践。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形下，他轻轻地挠着桌子。据克勒韦尔说，这种挠痒痒的动作反映出他希望书写的愿望。人们在处于睡梦中的德斯诺斯面前放了一张纸，在他的手中放了一枝笔。奇迹出现了，他动手写了起来。克勒韦尔仔细地观察着他，其书写速度快得令苏波等周围观看的人们吃惊（在实际生活中，惟独阿拉贡有能力用同样快的速度撰写作品）。德斯诺斯在一股沸腾的热情推动下，用如此快的速度写出了不少书。然而，德斯诺斯本人却始终不相信那是在无意识的情形下进行的，在他看来，“书写”与“无意识”两个词语是相互矛盾的。但他完全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
恩斯特、艾吕雅和莫里斯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进入梦幻状态。苏波和阿拉贡待在一旁观看。德斯诺斯经常在布勒东家里似睡非睡，同时既写又说，还做梦，并且不停地拥抱莫尔菲。一天夜里，由于怎么也叫不醒沉眠中的德斯诺斯，布勒东只好去叫来一位医生，但迎接医生的却是德斯诺斯的一阵叫骂。
还有一次，德斯诺斯与在纽约的马塞尔·杜尚通过心灵感应建立了联系，杜尚对他讲了几句话，他全部记录下来。最后，杜尚还通过罗斯·塞拉维之口向德斯诺斯表示过敬意：
罗斯·塞拉维十分了解盐商。
［摘自1953年罗伯特·德斯诺斯出版的《罗斯·塞拉维》］
在一天集体练功期间，克勒韦尔要求参加的人们到衣帽架上去上吊。德斯诺斯得寸进尺，手执菜刀，在院子里追赶艾吕雅，声称要杀死他。布勒东用尽了全身力气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发生。这一切愈走愈远的发展倾向，促使他们的头目布勒东终于明白了必须立即终止此类活动。他在《莽撞行为的前景》中写道：
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许多年中全身心地投身于（从灵魂到个人财产全部投入到）超现实主义的一切出于自动性的活动之中，即从事一切活动完全凭心理自动性，严禁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我从开始担心他的体质抗不住时起，就曾经多次试图阻拦他继续从事这样的实践。是的，我继续相信在这条道路上，在超越我所担心的界限之后，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
布勒东的确劝阻过德斯诺斯，但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在相信动作和语言自动性的信徒们参加的一些招魂集会上，德斯诺斯是在装睡吗？
在清醒的时候，无论是在运用语言上还是动拳头，德斯诺斯都相当灵活。
在把德斯诺斯介绍进入“文学”社之后，布勒东把他当做未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他没有忘记他们的首要目标：达达运动始终是他们的瞄准线。在发起最后冲锋之前，还必须继续进行训练。1922年4月，在巴黎大会失败八个月之后，争论又起。
1922年12月11日，在安托万剧院上演了两部戏：雷蒙·鲁塞尔的《Locus Solus》和一部爱国戏《闲散战》。
布勒东和他的伙伴们仍然是以达达运动的名义，而不是以超现实主义的名义全力支持雷蒙·鲁塞尔。阿拉贡、德斯诺斯、布勒东和其他几个人分散在剧场内的四处。在《Locus Solus》的演出过程中，他们都带头鼓掌，不顾其他观众的责骂，大声地相互呼应，一起向作者表示祝贺。《闲散战》引起了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的不满，他们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阿拉贡在剧场的一侧故意拖长声音大声地喊道：
“德国万岁！”
“打倒法国！”德斯诺斯在另一侧呼应道。
“那又怎么样？”一位演员问道。
“那么都是王八蛋！”布勒东从看台上叫喊道。
整个剧场变得一片混乱。雷蒙·鲁塞尔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此事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结果是一夜之间我就成为无人不知的名人……我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广为流传。
［摘自雷蒙·鲁塞尔的《我是如何写我的一些作品的》］
于是，他在当年又写出另外两部戏剧《Cocus Solus》和《Blocus Solus或者les btons dans les Ruhrs》。
十个月之后，超现实派再次全力捍卫雷蒙·鲁塞尔的《前线明星》。再次引起在场观众极大的公愤，以至于演到第三幕时只好收场。当一位气愤的观众向德斯诺斯喊叫说“你们都是被雇用来捧场的”的时候，罗伯特·德斯诺斯反驳说：“我们是受雇用来捧场的，而您呢？”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位观众的脸上。
下一次活动于1923年7月6日在米歇尔剧场举办。这一天，查拉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拉来观看一场十分平静但混乱得离奇的节目。他们向观众表演了斯特拉文斯基和“六人团”的作品，朗诵科克托、苏波、艾吕雅和阿波利奈尔的诗，表演舞蹈，放映最新电影和演出特里斯坦·查拉的三幕剧《气心》。
问题是在组织这次活动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苏波和艾吕雅的意见。他们两人都没有预料到能将自己的诗作与科克托的诗作同时在这次活动中朗读。因此，他们出席表演活动时，都带着跟随他们的保镖。
演出开始时，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但在乐曲演奏结束之后，一个年轻的达达分子皮埃尔·德·马索走上舞台，开始宣读一篇攻击纪德、毕卡比亚、杜尚和毕加索的文章。恰好毕加索和布勒东当时也都在现场看演出。于是，布勒东上台为画家（毕加索）辩护，德斯诺斯和佩雷跟着布勒东也上了舞台。他们两位上前抓住马索，布勒东举起手中的手杖，打在了马索的手臂上，并且发生了骨折。全场向侵犯他人的那几个人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并且将反对的矛头一致转向布勒东。站在远处观战的查拉报了警。布勒东、德斯诺斯和佩雷被驱赶出剧场之后，剧场内才终于平静下来。遗憾的是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查拉的戏剧刚刚开幕，一个与众不同、目光迷茫、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子年轻人站起来，点名要求查拉给大家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为何要把布勒东驱赶出剧场？
刚来的治安警察仍然在剧场内。他们立即向保尔·艾吕雅冲过去，然而，艾吕雅的朋友们和保镖们马上在他的周围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于是，诗人们和警察动手打起来了。此时，查拉跳上舞台，艾吕雅改变了他的进攻目标，转身扑向查拉，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全场群情激愤，斗殴很快扩展到了观众和剧场的工作人员当中，继而扩展到了剧场之外。剧场内外骤然变得一片混乱。第二天，剧场经理拒绝接受新的演出，理由是：搞艺术可以，打架，不行。
布勒东对查拉请警察来帮助将他驱赶出米歇尔剧场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原谅。在他的作品《漫步》中，他写给达达运动之父查拉的题词如下：“赠给1924年的小说家、五毒俱全的骗子、警察的耳目特里斯坦·查拉。”《漫步》中包括一篇题为《放弃一切》的文章，文章充分地表明作者与达达运动彻底决裂的决心：
放弃一切。
放弃达达。
放弃您的妻子和您的情妇。
放弃您的希望与恐惧。
到森林深处去重新播种。
放弃您的猎物，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放弃舒适生活和他人为您的未来提供的一切。
迈出坚实的步伐，走自己的路。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漫步》］
很长时间之后，布勒东和查拉这两位冤家对头还将见面，但这要等到《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发表之时。
超现实主义运动在1924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布勒东并不满足于发表他的《漫步》，他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与此同时，阿拉贡发表了《放荡不羁》，佩雷发表了《永存的疾病》，艾吕雅发表了《永存的死亡》，布勒东当年结识的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作家、戏剧家和戏剧演员。发表了《炼狱的中心》。
这个超现实主义小集团除发表了上述作品，在文人界获得一席之地之外，他们在格勒内尔街15号还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研究办”。这个办公室每天下午四点半至六点半开门办公。不久的将来，他们要在雅克-卡洛街开一个陈列室，由想像天才罗朗·蒂阿尔主持领导，遗憾的是他从不写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即将创办一份杂志《超现实主义革命》。首期将在社长皮埃尔·纳维尔和邦雅曼·佩雷的主持下，于1924年12月份出版。
1924年也标志着安德烈·布勒东生活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与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1921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逝世以及超现实主义者们针对这一事件制造的丑闻有关。
布勒东憎恨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他曾经在他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中写道：
他吹嘘说他的写作风格清晰明了，但在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丝毫也体会不到这一点。特别令我们反感的是他过重的怀疑心理……在做人方面，我们认为他十分不光明正大，这一点是最令人鄙视的：他吹嘘自己在调解左派与右派的痛苦方面做了所应该做的一切。由于获得过多的荣誉和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他在道德上堕落了。
在举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的时候，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德尔泰伊、德里厄和苏波发表了异常激烈的诽谤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一具死尸》。布勒东还特别在题为《拒绝埋葬》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应该将除掉这不吉利的三个人——洛蒂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巴莱斯和法朗士的这一年标上白色标记，因为他们分别是白痴、叛徒和奸细。
阿拉贡愉快地紧接着布勒东问道：你们扇过一个死人的耳光吗？
我坚持把欣赏阿纳托尔·法朗士（France）的所有人全部看成是堕落的人。在思想方面，他简直是一个可恶的江湖骗子。法国人民高兴地将法兰西（France）的名字借给他用，而他却给他们带来如此大的耻辱，平心而论，他对得起这个名字吗？……有的时候，我真想用一块橡皮将人类的这一污垢擦去。
集体抨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让安德烈·布勒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这些极其激烈的攻击性文章，使他失去了占据多年的工作岗位。而正是因为他占有这一岗位，他才得以出席了在德鲁奥举行的卡恩维莱收藏画的拍卖会。在那次拍卖会上，他利用职务之便不仅给自己购买了许多著名的绘画作品，而且还给雇用他完成这项使命的一个人买了许多。这是一个在许多年中使得蒙巴那斯的大多数艺术家（包括画家和诗人）得以生存下去的人，他就是大力资助文学艺术事业的时装大师雅克·杜塞。
直至月底，我一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好到田地里度日如年地煎熬着，躺在草丛中不停地吸烟，不停地胡思乱想……多亏了杜塞先生，我才得以有了今天。
布莱斯·桑德拉斯
1924年的时候，雅克·杜塞先生已经不算太年轻，而且对高档时装也已经没有多少兴趣，再加上他也讨厌人们把他当做时装师傅。的确，他曾经是，而且一直是“美好时代”妇女的伟大救星。是他在为她们制作的服装中引进轻薄透明的织物、花边、打褶和刺绣，是他决定不能继续把妇女们禁锢在人工制作（支撑裙子用）的铁圈和紧身胸衣当中，是他为她们制作出了花样翻新的贴身、凹领、能够体现妇女美丽身段的连衣裙。
他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妇人们都穿他制作的时装。他制作的时装表演会的确是真正的艺术展示。每个星期天，那些公爵、伯爵小姐太太都爱到隆尚赛马会上展示他为她们制作的色彩鲜艳、柔软轻便、手工精细的漂亮服装。许多艺术家都是他的朋友，萨拉·贝纳尔Sara（1844—1923），法国剧团团长兼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和雷雅娜Réjane（1856—1920），法国戏剧演员。都是他的知心朋友。然而，他的惟一愿望却是出售他的服装店。因为他虽然是时装大师，但他首先是一位收藏家。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他实际上有点儿异常。他相貌英俊，穿着讲究，银灰头发，胡须柔软、修剪整齐。他腿上带护腿套，脚上穿闪闪发光的靴子：传说他使用特殊的上光漆，并且每天脱下鞋子后都把它们放进炉子里烤。
尽管他同巴黎的大多数文人都有来往，但由于他性格比较粗暴，朋友不多。然而，他是个感情丰富、多愁善感的人。遗憾的是，他的爱心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时刻感到十分孤独。他爱过一个年轻姑娘，但遭到拒绝；爱上了第二个姑娘，当她还没来得及接受他的求爱，便去世了；后来他爱上一位已婚女子——R夫人，他打定主意要劝她离婚。在他计划送给未来新娘的礼物中，有他已经让人开始在布洛涅森林附近的斯蓬蒂尼街修建的一座私人公馆。当他漂亮的心上人终于同意答应他的求爱时，雅克·杜塞购买了大量拉图尔、弗拉戈纳尔和布歇的油画、瓷器、中国的小摆设，再加上他原有的华托、戈雅和夏尔丹的油画、雕刻作品以及一百来件18世纪的作品（1906年德鲁奥第一次大拍卖时，大师已经购买了上述作品收藏起来），无疑，新娘将拥有一座博物馆似的公馆。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R夫人从未来过这座梦幻般的宫殿。因为在她丈夫终于同意她离婚请求的前几天，她突然去世了。
杜塞从此一蹶不振。1912年，他卖掉了全部收藏品。他决定把由此获得的700万金法郎用来修建一座艺术图书馆。
从1909年起，他在斯蓬蒂尼街私人公馆的对面租了一座房子，在里面集中存放经过他精心挑选购买到的一些稀有手稿和出版物。他雇用了艺术评论家勒内-让协助他工作。他扩建了这座房子，它后来成为法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大战期间，先后由安德烈·苏亚雷斯、安德烈·布勒东和玛丽·多尔穆瓦负责管理这座图书馆。雅克·杜塞最后将它遗赠给了巴黎大学。
收藏家杜塞处处表现出他的慷慨与大方。一天，他参加在其时装店举办的试衣活动，一位顾客大声地嚷嚷道：“我一旦听到《特里斯坦》的曲子，我就欣喜若狂，就可以随便别人怎么摆布，他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好极了。”时装大师自言自语道，心想这下可找到知己了。
历史书中没有记载杜塞是否喜欢瓦格纳，但他为这位女顾客摆设筵席盛情招待了她，这就足以体现他是多么尊重这位女顾客。他租了一套房子，在里面布置了十分考究的家具摆设，并且请了女音乐家。她来了。贵客刚刚关上客厅的门，优美的乐曲就在隔壁房间响起。
“请您来看。”杜塞说。
他拉着自己不久之后的意中人进了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些音乐家正在演奏《特里斯坦》的片段。那里的气氛像在天堂。
杜塞对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资助的艺术家们也表现出同样的慷慨，完全如同对他的美人儿一样。他要求他们每人送给他一份礼物。他要的不是人，而是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不仅仅收集初版书籍和手稿，无论这些手稿是何等的稀少（例如波德莱尔、兰波、夏多布里昂、魏尔伦、马拉美、福楼拜、克洛代尔、雅姆、纪德的手稿），也希望他资助的作家和诗人为他写些东西。
杜塞在他最先接触到的文人中选择了安德烈·苏亚雷斯，交给他一项任务：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内容是有关现代文学或者当前形势。1916年，皮埃尔·勒韦迪经常写涉及那个时代艺术运动的文章，每篇可以获得酬金50法郎。《南北》杂志创办之后，杜塞不仅从物质上给予支持，而且经常给他提出大量的建议。正是在杜塞的督促下，勒韦迪把让·科克托从该杂志编辑部开除出去。但这也并不妨碍在谈到雷蒙·拉迪盖接受杜塞的帮助（每个星期写一篇专栏文章，得酬金50法郎）的时候，让·科克托对拉迪盖说：“嘿，是我的那位老朋友杜塞啊！”［摘自弗朗索瓦·夏蓬的《雅克·杜塞——资助艺术的艺术》一文］
安德烈·萨尔蒙发表他对文学的观点也获得酬金，马克斯·雅各布也一样。雅克·杜塞也希望从雅各布那里得到有关文学艺术前卫战士的最新消息。他经常可以从雅各布那里得到消息，但不是他希望得到的。诗人向他详细报告：勒韦迪和迭戈·里维拉在拉彼鲁兹家里打架斗殴的经过：《蒂雷亚斯的乳房》的上演引起的纠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与评论界的冲突等等。马克斯·雅各布向资助人杜塞坦率地表露他对文学和诗歌方面的爱好与厌恶。但当杜塞要求他谈论毕加索时，他却决不向其资助人的要求让步：
我没有写过任何有关毕加索的东西。他对人们写他十分反感，他对别人的不理解和泄露他人秘密的行为十分厌恶。我非常崇拜他、尊重他，也非常感激他，我决不做任何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有些朋友靠他的名声度日，但我相信将来总有一日……咱们看吧……
［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的《通讯录》］
马克斯·雅各布出售给杜塞几部书的手稿：《围困耶路撒冷》、《摇骰杯》、《基督在蒙巴那斯》，有些是原始手稿，有的是重新抄写的。雅各布建议杜塞去找阿波利奈尔和名声小一些的作家或者一些穷困画家。马克斯·雅各布缺钱时，会毫不犹豫地去向他的资助人提前支取稿费。为了表示感谢，他送给资助人一些水粉画。
杜塞也找布莱斯·桑德拉斯。那个时期，后者恰好经常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常到《法国信使》送一些诗作。一旦对方接收了他的作品，桑德拉斯就提出预付一点儿的要求。
对方总是差点儿背过气去似的惊呼道：
“预付什么？”
“钱，请您行行好吧。”
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桑德拉斯的脸涨得通红。
“先生，您要知道，《法国信使》报社是从来不给诗词作者预付款的。”
“那没有关系，您就把它改成散文吧。请您无论如何给我六个生丁吧。”作者耸耸肩膀争辩说。
他没有拿到钱，但无人知晓他是否将其作品留给了报社……
据悉，在不久之后，雅克·杜塞的仆人来拜访了桑德拉斯，并且向他转达了其主人的建议：每月给他写一封信，作为交换，他每月可以得到100法郎。他感觉这笔买卖简直不可思议，他在《上天的赐予》中写道：
那时杜塞先生也不是我的朋友，没有任何理由给他写信，再说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甚至没有资格认识他。
于是，他作出了否定的答复。桑德拉斯写了一封拒绝信。这简直是一份礼物，因为对于收藏家杜塞来说，这是一封不用付酬金的免费信件。桑德拉斯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他同意为杜塞写一本书，条件是每月交付一章。
杜塞的仆人回到斯蓬蒂尼街杜塞的公馆。接着他又返回桑德拉斯家，在他的桌子上放下100法郎和一封信。信中表示他们的买卖成交了。作为答复，桑德拉斯又给杜塞写了两封免费信件！诗人进一步明确了他们合同的具体条款：这是一本小部头的书，用12个月完成，每月多少页，每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每月1日预付当月酬金；版权归作者所有。《通晓天文、自然和占卜的高卢僧侣》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桑德拉斯说，他与杜塞只在这一件事上打过交道。
安德烈·布勒东同其他大批人一样，也得到了这位时装大师的鼎力相助。1920年12月，他被聘用为杜塞图书馆的管理员。任务是选择他认为符合他那个时代敏感性的著作和向他这位70岁的老板传授现代艺术。于是，他将会让其老板购买下《阿维尼翁的少女》（花了2．5万法郎）、卢梭海关的《玩弄蛇的人》(图58)以及德朗、德·契里柯、修拉、杜尚、毕卡比亚、恩斯特、马松、米罗等画家的作品。
1922年，布勒东向雅克·杜塞提议扩建图书馆，并且自作主张聘任了阿拉贡，二人共同制订一个扩建计划，其宗旨是收集和购买传统文学和官方文学不接受或者不知晓的文学作品。除了他们已经接纳的洛特雷阿蒙和雷蒙·鲁塞尔的作品之外，他们二人提议该图书馆向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e（1762—1814），德国哲学家。、柏格森、萨德Sade(1740—1814），法国著名作家。、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苏Sue（1804—1857），法国作家。、雅里和达达等人的作品开放。他们还向杜塞建议购买让·波朗、特里斯坦·查拉、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罗伯特·德斯诺斯、雅克·巴龙和乔治·兰布尔等作家的手稿。
布勒东毫不掩饰他的雄心壮志。他想帮助他的朋友，而且确实做到了。杜塞很喜欢阿拉贡，同资助其他人一样，也资助阿拉贡。他说服作家寄给他《巴黎的农民》一书中一些篇章的手稿，并且获得了阿拉贡有关文学的两封信。家住在巴黎讷伊-帕西区的这位服装大师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这一帮年轻文人维持生计默默地做着无私的贡献。然而，这些放荡不羁的年轻文人却经常在巴黎的许多街区内制造一些恶作剧，不断地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与公愤。
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去世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杜塞与艺术家们之间田园牧歌式的日子在1924年突然发生了变化。面对他的年轻朋友们的猛烈抨击，雅克·杜塞利用他当老板手中的“橡皮”，一举抹掉了他同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一切联系，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全部合同。据布勒东说玛丽·多尔穆瓦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是有人告知杜塞说他的朋友们在背后对他不敬，散布了大量冷嘲热讽、令人生气的言论。在听到这些令他伤心的消息之后，他召集所有超现实主义派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宣布他将付清欠他们的全部钱，但除阿拉贡之外，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合作从此中断，不再继续。
1926年，阿拉贡爱上了居纳尔海洋运输公司女继承人南希·居纳尔。南希的母亲是英国王宫的常客，这一背景给杜塞服装大师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于是，杜塞给阿拉贡的月薪增加了一倍，同时要求他随时向他提供巴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何时喜好从事何种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消息。阿拉贡在杜塞手下从事此项工作直至1927年。阿拉贡加入法国共产党之后，由于政治观点各异，就彻底中断了同雅克·杜塞的联系。
再晚些时候，安德烈·布勒东承认服装大师兼收藏家的雅克·杜塞道德高尚。大师在他生活的各个困难时期，都给了他慷慨而且无私的帮助（例如他1921年结婚时，杜塞给他送礼，出钱让新婚夫妇去旅游，而且为他能够养活妻子，还给他增加一倍工资)。但他在赞美其恩人的时候，又有意识地降低调门：
因为我不认为这涉及职业机密，而且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搞清楚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关系不无好处。请允许我在此指出，这笔资助款并非完全是为了年轻艺术家们的利益而授予的。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在布勒东讲的故事中，还有更加有损于杜塞形象的内容呢！例如：是布勒东本人劝说收藏家（而并非他本人自愿地）买下在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一幅马克斯·恩斯特的油画。这幅画画的是在五个类似的花瓶中插着五束类似的花束，标出的售价为500法郎。但据他说杜塞当时建议说：“请您让画家给我们只画两个花瓶吧，我只出两百法郎。”
据皮埃尔·卡巴纳说，一天，布勒东带领服装大师到他家里去买一幅静物画。画家从衣袋中取出一个卷尺，量过杜塞大师十分渴望得到的那幅画之后，对他的拜访者说：“如果按精确到平方厘米的程度计算的话，这幅画卖4000法郎。”杜塞二话没说就离去了。
又有一天，杜塞对马松的一幅微型画说：“这幅画上缺点什么……”他手捋着胡须嘀咕了好半天，突然似乎有了重大发现似的大声嚷嚷道：“我必须去要求画家在上面加点儿东西……一只鸟！对了！增加一只鸟，这幅画就十全十美了！”
阿拉贡对他的资助人杜塞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他的剧本《奥雷利安》中，他将杜塞叫夏尔·鲁塞尔，并把他与一个叫贾莫拉（他不是别人，而是毕卡比亚）的画家作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他在小说中描写了后者不少怪癖：热中于社交生活，乐于接待“名赛马师、公爵夫人、文人学者、游手好闲的有钱人、各界美人、象棋手和外出旅游时在大西洋轮船上结识的人”。［摘自1944年出版的路易·阿拉贡的剧本《奥雷利安》］
在同一部戏剧中，作者将前者描写成一位穿着时髦标致的美男子：“梳妆打扮得像只鬈毛狗，穿着考究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该剧中未把另外一个诗人梅内特雷尔（原形是布勒东）描写得那么标致，而是侧重描写他在超现实主义者们制造的一次丑闻中扮演了不受欢迎的角色。这出戏讲述的是一群“不喜欢科克托”的人们如何破坏科克托的一出戏剧演出的故事：在一阵短促的对骂打斗之后，梅内特雷尔（布勒东）鼻子受伤，领带上到处是血；夏尔·鲁塞尔（杜塞）立即带他到了一家酒馆，圆睁着贪婪的眼睛，气愤地对他说：“你是否可以就今晚发生的如此奇特的事件给我的图书馆写篇东西呢？我手里已经有了剧本的手稿，是我向科克托买过来的……我将把你写的东西附在剧本上……”
阿拉贡和布勒东一样，时不时地也对他们本该无限感激的恩人表现出不够尊重。那时，从基斯林、桑德拉斯、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拉迪盖、科克托到德斯诺斯之间都互相传话，说可以从雅克·杜塞那里得到大量慷慨的资助。于是，他们的大多数人都以极其谦恭的态度给这位先生写卑躬屈膝的信件。
尽管桑德拉斯说是杜塞先派了他的仆人来同他联系的，但这是吹嘘。事实是桑德拉斯于1917年亲自给杜塞写信，为完成他的小说向杜塞要求赞助他500法郎。他还提议以向大师赠送他1912年撰写的《纽约的复活节》一书的手稿作为交换条件。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就《高卢僧侣》达成了协议。因此，事实并非像桑德拉斯所说，他们之间只有一笔交易，至少有两笔。而且绝对不是桑德拉斯自己决定交易的条件，甚至在第一笔交易中，他要500法郎，杜塞也只给了150法郎。桑德拉斯在他的《分天》中一直将杜塞称为“老来俏”，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给恩人的信件中对他给予的慷慨帮助感激得五体投地。任何人都没有像他那样活灵活现地描写雅克·杜塞的图书馆：我们看到他陪同老板在装满书籍和信件的一大堆一大堆由书箱组成的迷宫中艰难地跋涉；他在认真地听老头子不停地抱怨收到的东西太多了，最后以十分遗憾的口吻感叹道：“他们还会继续不停地写下去呢！”
其实这是桑德拉斯在感叹，而不是杜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