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ktail，词意为“鸡尾酒”，其复数形式为Cockteaux，与科克托名字的发音相同。——译注
……拉迪盖，戴着单片眼镜，时常心不在焉，甚至自命不凡，自以为他就是上帝塑造的神童……
皮埃尔·布拉瑟尔
1922年1月10日起，科克托在路易·穆瓦泽的“屋顶牛”酒吧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他同他的那帮人都投入了资金。他那帮人把巴黎几乎所有追逐时髦的人全部集中在那里：“六人团”、佳吉列夫、科科·沙内尔以及其他几个人。仅仅这些人就足以把这个地方变成前进中的先锋派在塞纳河右岸的活动中心。
科克托手持火炬，维内和杜塞弹钢琴，威廉负责打击乐器。没有人听他们的演奏，人们来此的目的是露面、喝酒，并且欣赏毕卡比亚的《卡可基酸眼》。这幅画在独立派画展时被拒绝参展，后被穆瓦泽买下。毕卡比亚在画中表现的是正在接受用卡可基酸治疗其炎症的一只眼睛（在此暗示特里斯坦·查拉的一种退热镇痛药“安替比林”）。他要求他的朋友们在上面签名，并且可以写几个字：
伊莎多拉全心地爱着毕卡比亚（邓肯），我觉得他十分酷（特里斯坦·查拉），我没有什么可以对您说的（乔治·奥里克），我从1892年起就叫达达（达吕斯·米约），我喜欢沙拉（弗朗西斯·普朗克），令人忧伤的荣誉（让·科克托，还贴上自己的照片）……
最初几次闯荡蒙巴那斯之后，科克托就在那里闯出了自己的道路。于是，他就成为一切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诗词《索福克舞蹈》的年轻作者（1917年创作该诗时，年仅25岁）具有常人少有的策略意识。在用他的战略目光看透了世上的这些人之后，他似乎在躲避而离开了他们。当他返回来见他们的时候，带来了丰盛的礼品。他的礼物令这些人对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而且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从那以后，他就彻底地征服了这些人。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蒙巴那斯》］
萨尔蒙的用词也许夸张一些，但他说得十分正确。科克托来到巴黎的艺术界十来年之后，他就在那里有了立足之地，而且站稳了脚跟。从那之后，在社交活动中人们常常见到他那装饰有花边的服饰。他不仅被社交界接纳了，而且人们还在追求他，力图想得到他。人们也十分理解这一现象，因为他是那么出色，他也十分需要得到人们的爱！的确如此。
另外，在青年一代的眼里，科克托的头上有一个灿烂的光环，他成了年轻人追逐的偶像。当有人建议年轻的皮埃尔·布拉瑟尔去认识一下科克托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后来他写道：“结识科克托是1923年所有男孩子的愿望。”［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于是，这位未来的戏剧演员皮埃尔·布拉瑟尔来到安茹街，见到了“我们大家十分崇拜的那位瘦高个儿”。年轻人着迷了，特别是对诗人的那双手：“他不仅用它们拿画笔绘画，用它们拿鹅毛笔写字，甚至还挥动着那两只手向人问好，用手势来加强他说话的语气。他的那两只手简直可以顶四只用。总之，一句话，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双秀美而灵巧的手！”
主人（让·科克托）带领客人参观他的整所房子，一直把他带到浴室。在那里，他一边刮胡须，一边不停地同客人聊天。
他说话时经常将词汇颠倒使用，意思前后矛盾，构成的句子酷似字谜……读起来像崩豆子，连续不断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随便添加一个词，就可以构成一句富有韵味的笑话；省略一个词，就可以将他美妙的思想变成一幅优美景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家伙的头脑中，类似的组词技艺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科克托第二次带领布拉瑟尔到他的卧室时，客人看到房间四壁墙上写满了电话号码。
另外一个来访者是时任《巴黎报》记者的乔治·夏朗索尔。到他的住处拜访让·科克托，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门厅的豪华。正对着大门高高悬挂着由雅克-埃米尔·布朗什为房子的主人创作的肖像，然而他的卧室却出奇的简陋。由于布拉瑟尔当时的年龄还过小，未能作出如此细腻的比较。而且由于他刚一进门，就看见从床下冒出来一个巨人。此人满脸皱纹，嘴巴上黏黏糊糊，也许是鸦片。他们二人可能已经为此消磨数小时之久了……
科克托指着那个迷迷糊糊的人说：“瞧，这就是我在夜里生的孩子：约瑟夫·凯塞尔。”［摘自皮埃尔·布拉瑟尔的《我杂乱无章的生活》］
约瑟夫·凯塞尔。
这一切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自然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一天，毕加索和玛丽·洛朗森一起闲聊着，布朗库西和他从前在科克托的陪伴下认识的一个年轻人闲聊着。这个年轻人的长相并非十分帅气，皮肤白净，小小的近视眼毫无神气，而且头发蓬乱。他不停地在卷着烟卷，烟丝撒得到处都是。他从衣服口袋中取出一副打碎的眼镜，把它像单片眼镜似的贴在一只眼睛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烈·萨尔蒙介绍这位年轻人进入了科克托帮。当时科克托正在撰写《强硬派》一书。1917年，他和他的一位当画家的老朋友联系，希望他推荐一些可以作为书的首页插图的素描画（萨尔蒙已经以这种方式帮助过藤田）。他的这位老朋友接受了他的建议，每星期向他提供两幅画。因为他住得距离萨尔蒙较远，于是他把送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孩子，年仅14岁，经常穿着短裤。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儿：他头戴鸭舌帽，额头上留着一缕浓重的刘海儿，刘海儿的阴影后有一双仍然充满着稚气目光的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中透着大人的智慧，而且可以看得出他长大后的性格将会是严厉而冷酷的。
［摘自安德烈·萨尔蒙的《无限的怀念》］
他的名字？
雷蒙·拉迪盖。
雷蒙·拉迪盖每个星期两次送他父亲的画到安德烈·萨尔蒙的家。来过几次之后，一天，他张嘴同安德烈·萨尔蒙说话了：
“您知道吗？我也画画呢！”
萨尔蒙不答腔。
“我给您看看我的画怎么样？”
男孩子打开放着他父亲绘画作品的画夹子，取出了他自己作的画。记者兼编辑萨尔蒙惊讶得目瞪口呆。
“怎么样？”
安德烈·萨尔蒙一时语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些画或许也能对您有用，或许有一天您可以把它们发表……”
因为画得还不赖，萨尔蒙接受了。即使画得不好，他也会要的，因为这个小孩子需要钱。但有一个条件，孩子必须换个签名，不能签其父亲的名。
“这没有任何问题。”雷蒙·拉迪盖迫不及待地回答说。
编辑吃惊地看着他抓起一枝笔，快速地以“Rajki”为名字画了押。
一个星期过去了。雷蒙·拉迪盖再次来的时候，拿出他父亲的画之后，也拿出他自己的。而且接着说：“上次我没有对您讲，我还写诗呢。”随手拿出了他写的诗。
“这你应该去找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萨尔蒙建议道。
第二天，雷蒙·拉迪盖给马克斯·雅各布打电话。接着，他又来问萨尔蒙是否可以帮助他，他希望当记者。于是，萨尔蒙介绍他去见莱昂斯·罗森伯格，让他参加了为纪念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而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他朗诵了一首诗，令出席这次朗诵会的科克托十分感动。他立即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马克斯·雅各布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屋顶牛”酒吧开张的那天晚上，布朗库西觉得在酒吧里无所事事，就邀请雷蒙·拉迪盖去散步。他们朝蒙巴那斯的方向溜达着。拂晓来临时，雕塑家突发奇想，提议他们去乘火车。
“好吧。可是咱们去哪里呢？”
“去南方。”
他们二人去了火车站，登上来到面前的第一列火车。然而它是开往西部的布列塔尼的。从那里他们又换车，次日晚上到达马赛。直至那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参加酒吧开张时的礼服：燕尾服。
他们觉得马赛气氛沉闷凄凉，接着去了尼斯；又嫌尼斯荒凉毫无生气，他们又去了阿雅克修（科西嘉岛拿破仑的家乡）。他们嫌阿雅克修没有女人，于是开始参观这个岛。他们嫌该岛太小，十一天之后，返回巴黎。让·雨果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从南方回来后，布朗库西径直地把拉迪盖送往‘屋顶牛’酒吧，走了之后，就再没有回来。”
同皮埃尔·布拉瑟尔一样，保尔·莫朗Paul Morand（1888—1976），法国作家和外交家。第一次在保尔·普瓦雷家组织的化装舞会上遇见雷蒙·拉迪盖时，就断言他是一个沉默寡言、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人。被他迷恋并且爱上了他的科克托在后来写的文章中，与其说是在批评对方，还不如说是在作自我批评：
如果他当时有个计划，如果他能实施一个长期规划的话，他也许早就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了。并且能够一步一步地使它们获得成功，让他在文艺界名声大振。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吗？科克托没有帮助他吗？
当雷蒙·拉迪盖开始写他在大战期间同一位比他年长的女人（玛尔特）来往的故事时，诗人科克托介入了。介入到什么程度，无人知晓。或许仅仅如同他自己说得那样，只是为了克服他懒惰的毛病，他把雷蒙关在卧室内不许他外出。但是科克托去格拉塞出版社读过那部作品的样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出版社的贝尔纳·格拉塞立即就明白了科克托充当的角色：一个青年作家，乃至整个巴黎文学艺术界和社交界的介绍人与保护人。
当雷蒙·拉迪盖的《魔鬼缠身》于1923年3月出版的时候，科克托长期采取的策略见效了。那个时代，各家报纸杂志争先恐后地抢登广告，朋友们也在报纸上为该作品登广告（尤其是科克托在《法国新杂志》上刊登广告）。结果是两个星期内售出50 000册。“小孩子”（科克托这样称呼雷蒙·拉迪塞）该高兴了。
雷蒙·拉迪塞的确十分高兴。他为胜利而疯狂地饮酒，并且很快学会了吸鸦片，开始为所欲为。他完全不顾《魔鬼缠身》中的主人公玛尔特。玛尔特为他的行为痛苦万分，经常哭着到出版社编辑部找他；曾经疯狂地爱过莫迪利阿尼的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在布朗库西家中遇见雷蒙·拉迪盖之后，也同样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小男孩儿。此时，她也为雷蒙的败落而痛心；让·科克托的心情也不比他们二人轻松。他为雷蒙的颓废而一蹶不振，甚至发展到拒绝接受雷蒙·拉迪盖带回的布罗尼娅·佩勒米泰。这是一个祖籍波兰的年轻模特儿。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都希望请她做他们创作的模特儿。尼尔斯·达代尔和基斯林都为她画过肖像。一天，她穿着服装大师普瓦雷做的连衣裙到“屋顶牛”酒吧，雷蒙·拉迪盖就把她带回到他居住的旅馆。
两位年轻人说他们想结婚，整天躲在特尔农街的福尧特旅馆里不出门。他们千方百计地躲避一个人——科克托。不久，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嚼舌者给科克托起了个外号“屋顶鳏夫”在此用“屋顶鳏夫”代替“屋顶牛”，因为法语中的“牛”是Boeuf，而“鳏夫”是Veuf，两个词中元音发音相同。意思是掌管“屋顶牛”酒吧的科克托失去了他心爱的雷蒙·拉迪盖，成了鳏夫。——译注。许多专栏作家在他们撰写的文章中，将科克托的名字Cocteau一词变成单数，成了Cocktail，于是科克托就这样被他们叫成了“Cocktail——鸡尾酒”。
当时，蒙巴那斯的艺术家们到处组织晚会、舞会、演出等各类活动。刚在这里喝过，又接着到别处去喝；大批的美国人也为能够生活在这个自由而美丽的城市而不断地碰杯庆贺；巴黎，无论是塞纳河的左岸还是右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口锅，一口沸腾着的大锅。这一切，让来自各国的游客惊愕不已。当时正沉浸在成功给他带来的光环虚幻中的拉迪盖，也随着无论真真假假或者大大小小的艺术家们，不惜一切糟蹋着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整天整天地泡在蒙巴那斯的轻歌曼舞和花天酒地之中，天天注射酒吧和饭馆里的老鸨们发给的可卡因，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魔鬼缠身》一书出版之后仅仅几个月，雷蒙·拉迪盖的光环开始逐渐黯淡，消失了。1923年12月12日，他患上伤寒，病倒了。当人们把他从福尧特旅馆送到巴黎十六区的一家诊所时，为时已晚。由被吓傻了的科克托派来的主任医师也未能诊断出病情，雷蒙·拉迪盖在万分痛苦的挣扎中，结束了他年轻短暂的生命。
整个葬礼由科科·沙内尔主持进行。棺木、鲜花、马匹和马具，一切全部为白色。痛不欲生的科克托未能参加葬礼。几年之后，他写下了以下美妙的词句：
拉迪盖自由过了头，过度地放纵自己，毫无节制。是他教会了我不依靠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只依靠自己……我所具有的少许洞察力也正是来自他。因而，他在未给我任何指点时就离我而去，使得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创作也失去了动力。
［摘自让·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雷蒙·拉迪盖去世时，年仅20岁。
你们，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人，你们是被毁掉的一代。
格特鲁德·斯坦
在美国，有禁酒法。而在欧洲，人们可以尽情地喝，没有任何人干预。在欧洲还有其他好处：生活费用不算贵，而且到处可以遇见许多整天想帮助他人的朋友。
例如西尔维娅·比奇，她的书店成了接待站。人们不仅可以到那里歇脚，而且可以把邮件直接寄到她那里，她负责保管和分发。她组织人们的见面会，而且还组织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物质交换。
她的书店地处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如果有人从她那里出来想喝几杯，只要穿过卢森堡公园，在十字路口向右转第一条街10号，就有美国人刚刚买下来的一家酒馆兼经营餐馆——“流浪者之家”。白天在这里用餐比较昂贵。天一黑，喝酒的人成群结队地接踵而至。弗洛希·马丁是在横跨大西洋的游轮上跳大一字开舞蹈的一名女舞蹈演员，她许诺支付她的朋友们在“流浪者之家”的一切开销。因此，人们在那里狂饮着，操着美国的扬基腔海阔天空地聊着。“流浪者之家”成了美国人在巴黎的一个活动中心。在巴黎的美国作家有数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晚饭之后常到这里来聚会：舍伍德·安德森、桑顿·怀尔德、尤金·乔拉斯、辛克莱·刘易斯、阿奇博尔德·马克·利思、约翰·多斯·帕索、威廉·西博格、德朱纳·巴恩斯、米娜·洛伊、罗伯特·马克·阿尔蒙（后来他撰写了《我的美国朋友》)，还有在巴黎旅馆客房里写出《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乔治·格什文；首批来到巴黎的美国人之一艾兹拉·庞德，任《文学评论》杂志驻巴黎记者，1924年离开法国去了意大利；纳塔莉·克利福德·巴尼与他的女伴——罗马尼亚人戈得德·布鲁克，在雅各布街他们的住处经常慷慨大方地盛情款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亨利·米勒于1928年来到法国。在他逗留的两年中，天天来“流浪者之家”，采用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讨饭吃，而且保证能够吃饱：一进来，找个位子坐下，就着手写12个字，分别送到在场的12个人的手中，要求每个人每星期请他吃一次晚饭。而米勒呢，他撰写有关塞纳河左岸最大的妓院——“凤凰院”（1931年开张）的广告分发给在场的男士。去妓院的男士还另外给他钱。
雕塑家桑迪·考尔德同样也来“流浪者之家”，他的金属丝雕塑尽人皆知。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小说家。、泽尔达和小斯科蒂也都来。菲茨杰拉德的《尘世乐园》在1920年出版发行以来，各大报纸都在追逐作者，欲获得首家新闻，而且他的《伟大的盖茨比》不久就要出版。因而，他有足够的钱供他不假思索地消费……
菲茨杰拉德正是在“流浪者之家”遇见了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作家。195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第一次来巴黎是在1921年。后来他返回美国过了一年之后，携带他的妻子——哈德利和他们的孩子再次来到巴黎。海明威认识在巴黎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乔伊斯的交往尤其频繁，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这位爱尔兰作家喝醉了，就放声大唱戏剧小调），海明威还给他上课，教他拳击。
海明威的家起初住在巴黎五区，后来搬到了市中心的圣母院街。他的家刚来巴黎之初，海明威依靠给《多伦多之星》撰写体育文章挣钱养家NFDA4口。后来他听从了格特鲁德·斯坦的劝告离开报业后，曾经试图用非记者身份向美国各大报纸提供新闻赚钱度日，但却遭到一家又一家报社的拒绝。
海明威经常在丁香园写作，因为那里比多姆酒馆安静。有时他带着儿子一起去丁香园。他写作时，儿子在一边牙牙学语。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他惟一可以耍的把戏就是更换地方，到没有任何可以诱惑食欲的地方去，否则拿什么钱支付饭费呢？
海明威找到了一条对他这样穷到无能力吃饭者适合的路线：先到卢森堡公园，那里树木和花草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它可以令人忘记垂涎欲滴的饭菜。从卢森堡公园的另一侧出去，在观象台广场和沃日拉尔街之间散步。在那里，饥肠辘辘的人没有风险，因为那里没有任何餐馆。
如果想换个环境，离开公园，到大街上看看风景，海明威建议你沿着费鲁街朝塞纳河方向去，沿途没有任何诱人的餐桌。塞纳河边的面包店、糕点铺和其他供应吃的店铺自然很多。最好在奥德翁街向右转，避开有三家餐馆的奥德翁广场，一直向前到这条街的12号。书店的西尔维娅·比奇总会十分友好地接待你，甚至可以借书给你。海明威正是在这里阅读到屠格涅夫tourgueniev(1818—1883)，俄国作家。、果戈理和契诃夫tchekhov(1860—1904)，俄国作家。的大量经典著作。
晚上，海明威经常去“流浪者之家”。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一天，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连干了许多杯香槟酒，最后是别人将他抬上出租车的。
几天之后，他们二人又在丁香园见面了。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介绍他如何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的经验：先给《邮报》寄一篇，被发表之后，再将同一篇小说进行剪贴和稍微修改之后，寄给另一家报社。海明威听后跳起来，责骂他对面的这位同胞为“卑鄙小人”。菲茨杰拉德也大声喊道：“可我的许多好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
在争吵之后，菲茨杰拉德请求海明威帮他一个忙：陪同他到里昂，取回由于天气恶劣他和泽尔达不得不留在那里的雷诺汽车。
海明威同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分离奇可笑的旅程：出发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没有赶上火车，火车拉走了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个人；第二天，他们二人重逢之后，斯科特又喝得酩酊大醉。接下来是为开车旅行做准备。在去汽车修理站取汽车之前，他们购买了大量路途上需要的食品。到了修理站时，那辆雷诺已经修理一新，正等待车主来出发。那是一辆轿车，但没有顶盖。海明威觉得非常奇怪，斯科特解释说：车顶盖在马赛被撞得凸凹不平，泽尔达让修理工给锯掉了。这就是他们把汽车留在里昂的真实原因。
他们二人在车内就座，斯科特坐在方向盘前，海明威在他的旁边。上路不久，瓢泼大雨又迫使他们停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乎每次停车都补充葡萄酒，斯科特十分高兴，以前他从未直接对着瓶嘴喝过酒。但突然，在两口酒之间，他咳嗽了起来。难道这有可能是肺充血的先兆吗？
“绝对不是。”海明威回答说。
“肯定是。”菲茨杰拉德十分有把握地说。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据他所知，已经有两个人死于肺充血。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肺充血的症状，而他又不能让同样的命运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在沿途的一家旅馆停下来：他生病了，必须卧床休息。
在卧室里，斯科特换上睡衣，躺在床上。在闭眼之前，他要求海明威答应照顾他的女儿和夫人。海明威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的脉搏正常，气色很好。但是需要为他量量体温。于是，他叫服务生来。
菲茨杰拉德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好转，我们必须乘火车，我必须立即到巴黎的美国医院去住院。”
体温表拿来了。斯科特把它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结果十分正常：37．6℃。
“高吗？”病号问。
“没有什么。”
“那你的是多少？”
出于友谊，海明威也测量了自己的体温。
“多少？”斯科特十分担心地询问道。
“37．6℃。”
“可你没有生病吧？”
“绝对没有。”
菲茨杰拉德从床上跳下来，脱掉睡衣，穿上衣服：“我每次生病都恢复得特别快。”
在巴黎还有一个美国人，海明威不认识。这就是住在弗莱律斯街的格特鲁德·斯坦。海明威第一次到她家时，他27岁。在她眼中他十分英俊，对人也非常尊重。夫人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可以替代那个因毁坏一把椅子被她赶出门的艾兹拉·庞德，而且他比庞德更加优秀：他乖乖地坐在她的面前，安静地听她讲话，并且还征求她的意见。他不是还请她到他的住处去看他的手稿吗？
他拿自己的手稿给她看，他觉得它们写得不赖，但小说中有一段非常蹩脚。出于指导他的目的，她让他读了她的最新作品《美国人的素质》。海明威惊讶得目瞪口呆：这才称得上是著作。格特鲁德·斯坦在她的《阿丽丝·道格拉斯的自传》中写道：“海明威对她讲，他和他这一代人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将他们的一生用于设法将这本著作发表，让它与读者见面。”
的确，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他重新抄写手稿、校对小样，为它的出版帮了许多忙。这位大男子汉十分和蔼可亲，十分忠心耿耿。当格特鲁德·斯坦建议他退出新闻报业，全力投身于写作时，海明威双手紧贴裤缝，做出立正的姿势发誓，并且他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毅然决然地回到美国工作，目的是当他返回法国时，不再从事记者工作。
真是一个好学生。在格特鲁德·斯坦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谈到海明威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多么好的学生啊！”
为何指出他这样的优点，而非其他的优点呢？格特鲁德写道：因为他有两位好老师——舍伍德·安德森和她本人格特鲁德·斯坦。是的，她的确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培养造就了这个小家伙。同时，她也不否认他有才能：他善于囫囵吞枣，不懂的东西也能记住。她拿他同德朗比较，海明威的身上透出一种带古老韵味的现代气息。
海明威的看法显然不同。首要一点是他来格特鲁德·斯坦家经常是单独一人，因为女主人不喜欢夫人们跟着来见她，她们由阿丽丝·道格拉斯照顾。
海明威也喜欢这样的拜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饮酒，而且可以慢慢地仔细欣赏挂在墙壁上的精致漂亮的油画。他与女主人之间的谈话也不错，起码不令人讨厌。没有外人在场，她更加轻松自在，谈论的主题更多涉及造物主们生活的闲话，而不是他们二人的创作与作品。她不惜花费时间给来访者开的性教育课十分荒唐可笑：她竭尽全力想说服对方相信，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是肮脏的、堕落的，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却是美丽与高尚的。
其实，格特鲁德·斯坦吸引海明威的只有她的作品，仅此而已。他觉得她的《美国人的素质》有一些优点，但也存在缺点：过长、重复、缺乏条理。他尽力撮合该作品的出版、校对小样都是出于友谊，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然而，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仍然是紧紧围绕格特鲁德·斯坦自己：她的生活、她的著作。斯坦小姐希望她的著作能在《大西洋月刊》或者《星期六早报》上发表，她认为海明威根本别指望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东西，因为他还没有资格，他并非一个好作家。其他的美国作家或使用英语的作家也不比海明威强多少。
在格特鲁德·斯坦眼里，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家都只满足于整天泡酒馆，不顾一切地酗酒，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人”。从那以后，鉴于它的荒谬，这已经成为一句名言。
由于格特鲁德·斯坦无休止地侮辱这些年轻作家，乃至所有人，最后发展到同过去常去她家的许多朋友闹翻了，只有胡安·格里斯例外，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了。包括她的哥哥莱昂·斯坦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同其他人结盟一致反对她。勃拉克、毕加索、查拉、马蒂斯和萨尔蒙后来都分别发表文章批评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贪天功为己有，为自己戴上了许多桂冠，而且说她不是根据作品本身的质量，而是根据个人喜好评论他们的绘画作品。
比其他人更加宽宏大量的海明威也对她烦了。后来只同意去见她，可无论如何也无法同她亲近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很久以后——60年代，他去世前不久才恢复。在自杀之前，他为怀念青年时代在法国巴黎度过的自由浪漫生活，撰写了《欢乐巴黎》。
他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绝对不像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迷人画家，反倒酷似上世纪末纽约百老汇大街剧院的一个戏剧人物。他上吊自杀之后，我更愿意经常回忆起的是他在多姆酒馆那天晚上的样子。
欧内斯特·海明威
漫步在蒙巴那斯大道上，要上格特鲁德·斯坦家，或者是要去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时，海明威总从多姆酒馆门前经过。每次他都见到一个男子坐在一张桌子前作画。有两个姑娘在旁边陪伴着他。一个是褐色头发，另一个年龄很小，但很漂亮。那位男子穿着十分考究：蓝色西装，领带、浅色衬衣熨得平整，皮鞋擦得锃亮。脖子上挂一条雪白的真丝长围巾，一顶瓜皮帽扣在前额。脸色稍显灰暗，黑色的眼珠发出深邃的炯炯目光，但在眨眼间时而流露出无限的忧愁。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枝卷烟。
他打了个手势，请海明威到他身边去。
“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海明威要了一杯啤酒。画家说他有钱，可以喝威士忌。接着，他向作家介绍说那两位女孩是他的模特儿，并且推荐一位给作家，还答应让出他的画室给他们消遣使用。于是大家一起大笑起来。
酒馆的服务生给他们送来账单时，那位男子接过那张纸，揉皱，开始在上面作画。接着他拿起一根火柴，点燃那张纸，然后将火扑灭，再拿起那张点燃过的纸在仿羊皮纸上来回移动，稀释了原来纸上的咖啡渣线条，三下两下就勾画出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孩子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在作画的同时，他还不停地和周围的人们说着话。他的声音温和而甜美，带点儿中欧人的口音。他一边用苏打水稀释着他的水彩画，一边向他邀请来的客人提出无数的问题。聊着聊着，又一幅画完成了，画家朱勒·帕森Jules Pascin（1885—1930），祖籍保加利亚的美国画家和雕刻家。把它扔在他的椅子上，又要来一张纸，接着画……
海明威离开他们后，帕森向两位姑娘提议再为他干一杯，然后他们到了阿尔费雷多餐馆。那里的饭菜档次很低，但价格却很高，让帕森有一种他在巴黎的高档餐厅邀请自己的贵客用餐的感觉。
午夜12点时，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共计15人，包括其他模特儿、画家和一帮夜间游荡的闲人。帕森为大家付过账后，他们就到蒙马特尔或者蒙巴那斯的一家妓院打发剩余的夜晚时光。他们中有的上楼，有的在一层待着。帕森继续画那里的姑娘。时而许多人围着夸奖他、赞美他，大家一起开怀大笑；时而他一个人带着铅笔、画笔和酒杯，躲在一个角落不停地画着。他喝得很多，喝得过多。他的朋友们常常玩弄诡计，用别的饮料冒充酒灌他，而他却从来学不会他们使用的技巧。
哪里热闹，那里就准有帕森。他能经常带领他的那一帮人搭乘朋友的汽车到乡下或马恩河边游玩。他带的人中总是女人比男人多。下水游泳冲澡时，他们常常半裸露着身体一起吃冷餐，一起喝酒。晚上很晚回到城里，还要到一家酒吧去告别一天。
帕森每星期起码发出一次大量的请柬或气压传送卡，邀请他的朋友们到他家——克里西大街36号来做客，而且可以带愿意带的任何人来。
最先到达的客人总见到主人还穿着睡衣在剃胡须。他带着满脸的肥皂沫在走廊里悠闲自在地游荡，而他最宠信的模特儿们却跑前跑后，为摆放火腿、鸡、羊腿、酒和饮料而忙得不亦乐乎。
艾伊莎是帕森在大街上发现的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出生在法国的下加莱省，对帕森最忠实最依恋，但也时而为基斯林、凡·东根、藤田及其他许多画家当模特。她也为在画室内腾出更多的空地给大家活动而帮着摆放椅子和坐垫，整理家具。人们将在一起唱、跳、喝、笑，也许还有一支管弦乐队来演奏……总之，活动将是简单而隆重。这将不会是凡·东根式的社交聚会。活动结束时，帕森也许突发奇想，提议大家去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海湾玩一趟。他已经这样干过一次。那天拂晓，五十来个吃喝玩乐之徒临时决定乘上火车到了海边，在狂欢畅饮了几天几夜之后，一个个醉醺醺地返回了巴黎。
另外一次，帕森在马赛宴请他所有的朋友。因为座无虚席，他一个人到隔壁的餐馆吃饭去了。这是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的有关帕森的一个故事。这未免有点儿过于离奇，也许是卡尔科编造出来的。但这也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它完全符合帕森的天性：他喜欢热闹，喜欢到了发狂的程度。他绝对无法忍受独处的时光，这对他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他最大的嗜好是请大家一起喝酒……如果你没钱，又想喝酒，那就去找帕森。他整天无忧无虑、喜气洋洋，他十分风趣，能够讲许多幽默的故事，也采取各种办法激励周围的人们讲故事，并且认真地听他们讲，大家边讲边听边喝。喝醉了，大家，包括酒馆里的所有人，开始狂饮乱舞，纵酒狂欢。喝得愈多，他们愈高兴、愈狂热……然而，人们发现他偶尔也痛苦，似乎有一种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感觉，甚至在蒙马特尔，周围到处是朋友的时候，他也会这样。
［摘自弗朗西斯·卡尔科的《20岁在蒙马特尔》］
凌晨，帕森替所有人结账之后，单独回到家中。醉醺醺的他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
上午，他养活的其他女孩子来了。他常常把她们打扮得怪里怪气，供给她们吃喝，以她们为模特儿创作绘画作品，有时也同她们上床……她们给他买颜料，为他整理房间。这些女孩中间有跳舞的，他就给他们上舞蹈课，其他人学习当厨师或女仆。从理论上讲她们都有各自的分工，但这些分工丝毫不影响她们穿上十分性感的轻薄透亮的服装和花边衣裙，为帕森做绘画模特儿。他既是她们的雇主，也是她们当中有些人的情人，但他是她们所有人的朋友。
这些女孩子都十分年轻。帕森从未想过让她们回家，更何况她们中的多数根本无家可归，其余的人所谓的家也只不过是一间陋室，或者是在街头巷尾临时搭的小草棚子。于是她们就都住在他的家里。她们裹着被子睡在沙发上，甚至睡在地板上。帕森很喜欢平民家孩子的俭朴作风。
正如帕森的同胞画家乔治·帕帕洛夫所说：“帕森是一位东方画家，同时也是一位被驱逐、遭虐待而背井离乡的犹太游侠。”他为人豪爽、慷慨大方。他供养着一大帮人，他离不开她们，她们整天围绕在他的身边，无论他参加舞会还是酒会，总有这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尾随其后。“人们经常可以见到在帕森做东的餐桌周围坐着各种肤色的人”，他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每餐必到的宾客皮埃尔·马克·奥尔朗指出。［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尔·马克·奥尔朗的《帕森之墓》］
帕森与莫迪利阿尼一样不吝啬，无论是他的绘画作品还是钱，谁想要他随手拿起就送给谁，谁需要什么动手就可以拿走。他常把自己使用的物品送给他十分欣赏的朋友，把餐馆里结账的零钱送给在同一餐馆就餐者中最穷的人。当朋友去他家买画时，帕森让他任意选，答应以后邮寄账单给他再结算，显然这只是一种托词而已，他根本不向他们邮寄结账单：这是向他人送礼的一种方式。
在他的画室有一个抽屉，里面经常放满钱。当有朋友手头拮据时，他对朋友讲：“开开抽屉，需要多少就尽管拿好了！”
他的绘画作品有时被盗，因为抽屉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也没有他的一幅画值钱。由于他的作品销售得非常好，于是市场经常出现临摹复制品。帕森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泛滥。他赚的钱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假如他是一个讲究外表富有的人，他完全可以像毕加索和德朗那样生活。他的所有作品都比德朗的售价高，只有两幅画比毕加索的售价低。但是他从不攒钱，挣来的钱全部花出去，而且花在别人身上的部分比花在自己身上的多得多。除了他的朋友、他的模特儿（他付给她们的钱比市场价格高出许多）和蒙马特尔及蒙巴那斯的穷画家之外，他还养活着两个妻子（他已经结婚，可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以及所有做过他画笔下模特儿的女子，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成年女子。他酗酒成性、爱好热闹、说话夸张、性欲旺盛，同时他又是一个背井离乡、没有国籍、四海为家、四处流浪的人。因此，在他豪爽、开朗、无忧无虑的表面现象背后，掩盖着的却是一个腼腆、焦虑和遭受着爱的痛苦折磨的人。
帕森出生在保加利亚的莱茵河畔。他的父亲是富有的商人，有着土耳其和西班牙血统，母亲是塞尔维亚—意大利血统。在世纪之初，为了发展生意，他们跨越边界进入罗马尼亚。帕森爱上了一个芬芳扑鼻的女子，从那以后，他如同吸了毒一样惹上了性毒瘾，由此引出的丑闻像幽灵一样跟随着他一生，始终未能摆脱。起初，只有15岁的他，爱上了一位30多岁的女人。全市对他们的歧视给全家在思想与精神上构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位女子当时领导着一个效益非常不错的企业，他家从这一方面得到了满足，相对地减轻了一些精神负担。然而，她的企业不是工商企业，而是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妓院。这一点对帕森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他家庭的荣誉和家长的权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于是，他的父亲将帕森驱逐出罗马尼亚，送他到了德国。帕森爱他的情人和那个妓院的妓女。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停地在白纸上画下她们窈窕的身材和秀美的脸蛋。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使他无意识地学到了一些粗浅的绘画知识。经过在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潜心学习绘画之后，他受聘于一家讽刺报纸《Simplicissimus》。该报纸经常刊登斯坦伦Steinlin（1859—1923），祖籍瑞士的法国油画家、幽默画家和广告画家。签字的绘画作品。帕森的这一决定让他的父亲更加气急败坏：他对儿子背叛了其家族历来信奉的犹太教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父亲的生意兴隆，本来能够保障他有一个稳定、富有、无忧无虑的前景，他却无力继承；继而又一头栽进了可耻到令人难以启齿地步的妓院中学会了男人的行当和画画，他的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又决定为一份对世上所有人和一切传统价值观念一概不放在眼里的垃圾报纸工作。真是大逆不道，令他忍无可忍！
为了不让他进一步败坏家族的名誉，父亲命令儿子立即更改姓名，断绝同家庭的一切关系。于是，他由原来的朱利尤斯·莫尔德盖·潘卡改名为朱勒·帕森。同帕森的情形完全一样，法国人劳特累克（Lautréc）同样是接到了父亲下的一道类似的命令，将原来名字中的字母颠倒一下位置，改名为特累克劳。他们二人改名的时间，前后相差只有几个星期。不同的是，特累克劳很快放弃了他的新名字，而帕森却将它保留终生。
朱勒·帕森于1905年12月24日到达巴黎，年仅20岁。帕森带着自己选择的名字，抛弃了有可靠保障的前途，同家人断绝了一切来往，靠着报社给他的固定薪水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到达巴黎时，有许多人到火车站接他。对于一个从东方来的移民来说，这是少见的现象。来接他的人中大部分是德国人，他们不辞辛劳地跨过塞纳河，到右岸来迎接他，因为他们从报纸上已经久闻其大名。他们直接将他安置在蒙巴那斯区德朗布大街学院旅馆的一个房间……他们之间花天酒地的日子从此便开始了！
活动首先在12月25日晚上，从塞巴斯托博尔大街开始。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上天赐予了他们一份上等圣诞礼物：一位姑娘。
接着，这帮人一起奔赴卢浮宫。帕森和其他许多人大量临摹了祖师们的作品，用他们使用颜料创作的图像作品庆祝圣诞。
这样的活动天天都有，每次都是在蒙巴那斯帕森居住的旅馆收场。不久以后，帕森就有了画室。从此以后，他的朋友们常来他的画室。来客中总少不了写帕森的作家：保尔·莫朗、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安德烈·瓦尔诺、欧内斯特·海明威、安德烈·萨尔蒙和伊利亚·爱伦堡……
每天早上，帕森约大家到多姆酒馆去会面，所以活动总是从那里开始。
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同各种派别都有来往，但只在他们的外围活动，从不在组织上正式参加任何派别。在“洗衣船”派活动高潮时期，他常在跑马场同毕加索见面。帕森到巴黎的那天，他在德国结识的画家维热尔斯带领其他人到火车站接他。后来维热尔斯去世时，他的葬礼正是在帕森的主持下进行的。“洗衣船”派艺术家们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有的穿蓝色或者黄褐色的工作服，惟有帕森全身黑色葬礼服，当时他的头上已经歪戴着那顶传奇式的帽子。
同莫迪利阿尼一样，帕森迷恋女人、喜欢热闹和爱酗酒，但另一方面他热情好客慷慨无度。还是和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一样，他的周围总有许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也受到人们同样的热爱。他们两个属于同一代人，都是背井离乡、流落他国；两位心头都承受着剧烈的伤痛折磨，一个是由卢浮宫雕像的丢失导致一生的悲哀，另一个是因一个女人的逝世造成的一蹶不振。他们各自反映出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却有着同样悲剧的社会现实：前者处在战前缺衣少食的贫困之中，后者处在战后丰衣足食的富有时代，但是他们却遭遇到同样悲剧性的命运，而且二人都被内心的痛苦折磨致死，间隔仅仅十年的时光。
帕森其实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从1908年起一直参加秋季艺术博览会，也参加柏林、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的绘画展。1924年，他还为皮埃尔·勒布的画廊开幕剪彩。
1907年他还住在学院旅馆时，他和多姆酒馆的酒友亨利·班格合用一间画室。一天晚上，班格说第二天有人来拜访。来访者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从事雕塑和在象牙微型雕塑上绘画。帕森决定身穿睡衣、耳鬓戴一朵鲜花接待她。
来者大高个儿，褐色头发，目光游离。帕森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征服了她。他给她灌了大量白酒，很快就把她放倒在长沙发上，并且发现她的衬裙下摆是被缝死的。这是母亲为保护女儿的贞操而采用的惯用手法。这位名叫埃尔米娜·戴维的姑娘当年21岁。
这一天，埃尔米娜·戴维进入了朱勒·帕森的生活，并且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也是惟一的合法妻子。但他们十年之后才举行结婚典礼。在帕森正式搬进克里西大街的住宅之前的许多年内，他们一直住旅馆，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居。
朱勒·帕森的第二个妻子名叫塞西尔·维迪伊。她比埃尔米娜·戴维重要得多，蒙巴那斯的人们习惯性地叫她吕西。她14岁在肉店当学徒，15岁学裁缝，后来到马蒂斯绘画学校当模特儿。她正是在那里认识了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朱勒·帕森和佩尔·克罗格。
帕森听到传闻说这个女人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就去马蒂斯绘画学校。他的惟一目的就是认识这个女人。她长着褐色头发，皮肤白净，体态丰盈出众。帕森邀请她为他做模特儿。她痛快地接受了。他提出了得寸进尺的要求，她没有拒绝，于是他们进了安维尔广场的一家旅馆，事完之后，两位一夜情人在十年内从未谋面。佩尔·克罗格是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的儿子，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挪威画家、雕塑家。的教子。他同样是在马蒂斯绘画学校认识了吕西。她做他的模特儿，接着他带她去了舞厅。他们坠入了情网。后来，他们二人都成了探戈舞专家。他们去了挪威生儿育女，后来回到巴黎，于1915年结婚。
当时帕森远离法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个月，帕森离开他在法国巴黎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画室，去了布鲁塞尔，接着去了伦敦。从伦敦又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也是小有名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纽约、南美洲国家和古巴度过，并且不断地给战斗在前沿阵地的画家朋友们汇款。1920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籍，1921年重返法国。
刚到巴黎，他立即到约瑟夫街3号寻找他临走时存放在地窖里的箱子。在约瑟夫街3号院子里，他意外地遇到他走后住进他房间的女主人：吕西·维迪伊。她已经成了佩尔·克罗格的妻子——吕西·克罗格，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子。但这也未能阻止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并且从此之后一起苦苦地厮守了十年，直至帕森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