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循循善诱地启发的结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维特拉克整天无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东

    1928年的一天，瑶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鹳酒吧喝酒。在邻桌上坐着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这位年轻妇女微笑，这一举动令她十分恼火。那位男子额头上耷拉着一缕头发，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正在编着玩。看见瑶基对他玩的把戏有兴趣，他起身来到她的桌边，让她看他最新发明的超现实主义游戏：他把已经编好的草片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只蜘蛛。接着他在上面洒了一滴水，这只蜘蛛的脚就动起来了。

    这位男子放声大笑，并作了自我介绍：罗伯特·德斯诺斯。

    瑶基对他的一套表演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天，瑶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厅跳过舞有点儿认识的布勒东一起喝开胃酒。她向对方讲述了第一天发生的事，并且向他坦言德斯诺斯的行为令她不快。布勒东立即喊来一个服务生，要求给他拿来纸和笔。他马上给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伙写了一封口气十分严厉的信，批评他不懂得在酒馆如何对待女士。瑶基试图阻止气得要发疯的布勒东，但没有用，信还是发出去了。

    又过了几天，瑶基在另外一家酒馆发现了德斯诺斯。她请他到自己的桌边来，对她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布勒东向他道歉。但德斯诺斯对此毫不在乎。他刚从古巴回来，是自由人。

    瑶基邀请他当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家里共进晚餐。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几年之后，瑶基·藤田成了瑶基·德斯诺斯。

    瑶基和德斯诺斯在白鹳酒吧相遇之后，布勒东向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写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东对属下的管制十分严格。萨尔瓦多·达利后来在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中，评价布勒东是一位“正直廉洁和严格刻板”的人。总之，布勒东要求他的属下必须时刻严格地跟着他的指挥棒转。

    布勒东干预的方面很多。例如，他认为绘画作品买卖（他本人和艾吕雅都在做)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而新闻工作却相反，德斯诺斯、克勒维尔、苏波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由于从事新闻工作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德斯诺斯在《巴黎晚报》工作；克勒维尔担任《新文学》的编辑部秘书；1944年，苏波在纽约巧遇迫于生计从事新闻工作的布勒东：皮埃尔·拉扎雷夫雇用他任电台播音员。他给自己划定了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逾越的界限：可以播送除涉及他这位超现实主义教皇之外任何内容的文章）。

    在喷泉街，很难听到或者很少听到马松、德斯诺斯和城堡街及勃洛梅街黑人舞厅的常客们喜欢听并且常听的音乐。即使偶尔听一下，也必须偷偷地背着布勒东。

    布勒东永不放弃的一个信条就是：纯洁的爱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同性恋却是道德败坏的行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11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者们在一次关于一个特别问题（“如何看待鸡奸行为？”）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普雷韦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凯诺持同样立场，他认为在超现实主义派中流行的反对同性恋是一种偏见，他为此深感遗憾。佩雷、于尼克和布勒东站出来反对，特别是布勒东。他说除萨德之外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在“企图用精神与道德上的空虚向人性的容忍性发起挑战”。［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这种严格作风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们对科克托的蔑视，以及布勒东对居住在巴黎但效忠于莫斯科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敌对情绪。

    法国人布勒东对这位俄国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猛烈抨击过超现实主义派，而并非因为他不断地变换手法讨好党的领导。伊利亚认为超现实主义者是一些整天游手好闲、过着寄生虫生活的人，几乎仅仅关心罪中之最的鸡奸活动的人。在为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全国大会做准备工作期间，布勒东在蒙巴那斯遇见爱伦堡从家里下楼到酒吧去购买香烟。他尾随着他，并赶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而对方未作任何反应。

    《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布勒东对不忠者一律严惩，无论是动手或者动口，或者二者同时并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经常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打他个措手不及。例如，当他1929年与西蒙娜·布勒东离婚的时候，他还把别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视为亵渎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测布勒东与皮埃尔·纳维尔翻脸，可能是因为纳维尔的女伴（未来的妻子）丹尼丝·莱维是西蒙娜的表妹。

    谁违背了布勒东的意志，布勒东与他断绝关系是必然的。无论同谁断绝关系，布勒东必定会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厮打或咒骂。达达派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派的野蛮粗暴的言行不仅仅对外，他们自己也自食其果。当惩罚或开除组织内的成员时，也每每使用同样野蛮粗暴的手段。（布勒东在1946年发表《再版超现实主义宣言（二）的通告》中，对他本人的“不适当的暴躁”和“过于仓促地作出判断”表示懊悔。）

    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磁场》一书两作者之一的苏波同样被无情地抛弃，这是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被无情地从斯大林主义的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先兆。与苏波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都感觉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开除出与之命运相关的超现实主义派之后，苏波一度处于神经质的意志消沉当中。

    以下是菲利普·苏波对他被开除经过的叙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苏波被传唤出庭。与审判巴莱斯大会一样，审判由布勒东主持）：

    我进到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的灯光昏暗。我早已意识到，根据惯例，出席类似审判仪式的人很多，布勒东主持，路易·阿拉贡和马克斯·莫里斯协助。他们指控我的诉状充满敌意，甚至谩骂。我丝毫没有料到过去我一直视为朋友、在他们遇到无论何种困难，我都尽全力帮助的人们竟然会如此对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预先早已精心策划好。这一次他们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为止。组织者们完全没有要听取我辩护的意图，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做法荒唐可笑、荒谬绝伦。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他们指控菲利普·苏波什么呢？没有经常出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组织会议，为一些“资产阶级”杂志工作，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书，以作家的身份从事“乌七八糟的文学活动”，拒绝加入共产党，抽比工人们抽的无产阶级黑色烟卷更加贵族化的英国烟。

    阿尔托也同样被开除了，他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行为卑劣，不讲道理；形而上学；“为人卑鄙下流”；他负责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带有“半极端自由主义”、“半神秘主义”［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的色彩，这就有可能将运动引导到与其创始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去。而运动的创始人本来正想依靠该杂志同上述倾向作斗争。

    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来到剧场，从剧场的楼上撒下数百份谩骂性的传单，众口一词地说两位艺术家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毁坏自己的名声。莱里斯在距离舞台不远处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洛特雷阿蒙万岁！”穿着时髦雅致的阿拉贡在佩雷和德斯诺斯的大吼大叫声中，破口大骂在场的群众……很快，宪兵队的口哨声掩盖了他们的喊叫声。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接着就轮到了德·契里柯。人们十分欣赏他前期的创作，而讨厌其后期的创作。1928年3月，为了与展出新绘画作品的莱昂斯·罗森伯格抗衡，布勒东违背德·契里柯的意愿，派遣雷蒙·凯诺从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画室取了画家前期的绘画作品，组织了超现实主义画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进行了另一桩清算案。不是在原来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们已经将它让给了更加正统的乔治·萨杜尔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对面的酒吧。布勒东召集超现实主义的全部人马到那里讨论几个重大问题：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托洛茨基的命运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行动……

    一些重要人士选择了不参加会议，他们是：纳维尔、阿尔托、维特拉克、兰布尔、马松、蒂阿尔、巴塔耶。鉴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性格怪异”，超现实主义中央委员会没有通知原来住在城堡街的两位房客杜阿梅尔和普雷韦参加会议。曼·雷和唐居伊虽然被人“忘记”，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运动的小字辈：以《大游戏》杂志命名的大游戏派的罗歇·吉尔贝-勒孔特、勒内·多马尔和罗歇·瓦扬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支持朗德吕 Bartolomeo Vanzetti，两位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于1891年和1888年出生，1921年被判处死刑，1927年执行。其罪名是持枪抢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但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因而导致了风起云涌的大规模游行，该运动在欧洲的规模更大。，于是他们得到了“《大游戏》杂志教唆犯”的罪名；罗歇·瓦扬在《巴黎午时》上发表了一篇赞扬警察局长夏普的文章。但赞扬中含有嘲弄和讽刺挖苦的意味，文章一开头就把警察局长比喻为“送给子孙大量礼物的祖父”（这里的“子孙”显然指的是来到巴黎的外国客人），而以直戳“我们首都的净化器——警察”心脏的梭镖为文章的结尾。瓦扬是记者，他写了这篇文章就激起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无比愤怒。

    审判大游戏派的第二天，里伯蒙-德萨涅发出一封信，宣布塞纳河右岸的超现实主义喷泉派同塞纳河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断绝关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上帝”及其信徒们在审判中表现出如此冷酷的激情。

    1930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二）》。他一方面重新整顿他所领导的运动，另一方面重申他的原则，同时抨击背叛运动、腐败堕落了的“懦夫、伪君子和机会主义者”。

    当时，人们就知道马松十分嫉妒马克斯·恩斯特和毕加索，同阿尔托一样，他也缺乏“社会弃权主义”；人们对德斯诺斯的得意忘形也十分清楚；任何人都不怀疑已经加入共产党的纳维尔（其父亲非常富有）很快就退出，其目的是自我宣传；人们猜测乔治·巴塔耶和米歇尔·莱里斯马上会受到惩罚，因为前者创办了一家竞争性杂志《文献资料》，后者担任该杂志的编辑秘书，他们二人都向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叛徒德斯诺斯、普雷韦、马松、兰布尔等人的文章开了绿灯。

    《宣言（二）》添油加醋地说：维特拉克为剧团写的东西中“充斥着一些十分肮脏的思想”，兰布尔的笔锋中带有“文学中惯用的献媚取宠、卖弄风骚”，苏波只不过是个“整天围着大老鼠打转转的小耗子”的“无耻之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

    总之，布勒东对属下的谴责面面俱到，甚至信口开河，讽刺挖苦侮辱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反击布勒东，里伯蒙-德萨涅、维特拉克、兰布尔、莫里斯、巴龙、莱里斯、凯诺、布瓦法尔、巴塔耶、德斯诺斯和普雷韦发表了一份题目为《一具死尸》的小册子，对安德烈·布勒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实际上，布勒东只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假兄弟、另外一些人的假教皇或者主教、许多人的假朋友、所有人的警察。他是地地道道的能置某些专业知识分子于死地，能随时将他们送进监牢的恶魔。

    这些偶像破坏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引用了1924年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时，阿拉贡一伙散发的宣传册采用的题目《一具死尸》。他们也使用了布勒东在他为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而写的《悼念》文章的结尾部分：“此人应该得到死无葬身之地的报应。”这句话使得布勒东气急败坏，两眼血红，头如针扎。

    面对自己昔日信徒们的分崩离析，布勒东并不甘心，他仍然努力要将手下的新旧信徒团结在自己周围。为了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目标——向蒙巴那斯作最后的冲锋。丁香园已经随着第一批超现实主义派的衰败而衰败，第二批蒙巴那斯超现实主义派选择了埃德加-吉内街新开的一家集酒吧—舞厅—晚餐—高汤功能为一体的酒馆，作为他们聚会活动的场所。这里距离德帕尔街和蒙巴那斯火车站都不远。不幸的是，洛特雷阿蒙伯爵的骑士们不能容忍在这个作为他们夜间娱乐场所的酒馆的门上，挂着取自洛特雷阿蒙的著作《马尔多罗之歌》的名字《马尔多罗》。

    1930年2月14日晚上，超现实主义者为此组织了对该酒馆的讨伐。他们并非全部到场，而且新加入运动的成员布努埃尔、贾珂梅蒂、马格利特、达利、萨杜尔、蒂里翁也并未全部上第一线。他们中只有几个人出面帮了阿拉贡、佩雷和唐居伊一把。布勒东口中喊着他是洛特雷阿蒙邀请的贵客，跨进马尔多罗酒馆的门，并且带头抓起桌子上的酒杯菜碟向门窗玻璃砸去。

    “超现实主义的人袭击我们了！”一位穿皮衣的女士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

    蒂里翁当胸挨了一拳，一个盛着新鲜黄油包香槟酒蜗牛的盘子砸在唐居伊的身上，一块干火腿甩在艾吕雅脸上。他毫不相让，立即手脚并用，乱打起来。于是，整个酒馆内混战的规模愈来愈大，范围愈来愈广。穿晚礼服的女士和穿燕尾服的男士们都缩在洗手间一侧。勒内·夏尔朝一块桌布开了一枪，一大块蛋奶酥中的厚厚的蛋奶在用花边装饰的桌布上流淌；一只香槟酒桶中的酒气泡四溅；服务生班长扔出一个水果正中阿拉贡的后脑勺，导致了一场用波尔多酒桶、桌子加椅子的进攻战。被扔出的这些桌子椅子砸在厨房门窗上，伴随着劈里啪啦的响声，都碎了。三个厨师冲出来，其中一个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去叫警察！”

    酒瓶、咸辣芳香的火腿继续在空中飞舞。警笛鸣响的警车向事发地点驶来，诗人们重新集结在一起。他们发现勒内·夏尔大腿挨了一菜刀，正在淌血，布勒东的衬衣也被撕碎。

    肇事者们都缩进门里，留出空让警察进来。在周围人们的一片喧哗嘈杂声中，布勒东注意到马尔多罗酒馆内一片狼藉：满地杯盘碗碟碎片，桌椅断裂，墙上地上到处流淌着菜汤、肉汁、调味品。为洛特雷阿蒙的荣誉得到报复，他深感痛快淋漓。

    超现实主义者们撤了。夏尔被出租车带走送到医院，剩余的人沿着蒙巴那斯墓地的方向去了。布勒东的眼睛中闪烁着打完群架之后常有的喜悦火焰。佩雷又在摩拳擦掌，因为他发现一位教士从百米之外的人行道上正朝这里走来。阿拉贡的上嘴唇开了个大口子，于是他丢下所有人，向德朗布街走去。到达瓦万街十字路口，又向左拐经过多姆和罗童德酒馆，一直到了一家挂着绛红色帷幔的餐馆。从两年前这家餐馆开张的那个晚上起，艾尔莎·特里奥莱一直在那里等待时机。

    半年来艺术家们迅速地离开蒙巴那斯，而且速度愈来愈快。他们如同逃跑似的从昂贵的饭店和画室撤离。他们的画室变成了一些美国阔佬的工作室，风景优美、视野别致的地方挂起了十五个夜总会的广告宣传牌，有的被贪图私利的地方报纸和杂志占据。

    罗歇·瓦扬

    古堡酒吧占地1400平方米，是个集餐馆、舞厅、温馨、诱惑、幽会和掠夺斗殴的多功能场所。一层是餐厅，地下室是娱乐厅，二层是滚球厅。

    奥弗涅省人弗罗和拉丰合伙于1926年买下了塞莱特酒吧对面的煤炭和木材库房。在这之前，他们向尚邦老爹重新要回多姆酒馆，而尚邦老爹在忠实服务三年之后，又要回了自己的财产。他们的梦想遭受到失败之后，接着又制订了另一个计划：在蒙巴那斯开一个如果不是首都最大的，也应该在蒙巴那斯一带最大的酒吧。

    说干就干，1927年1月动工。一年之后，工程结束，开张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建成的餐馆共三层，三种风格：一层的客人们在正在雕梁画栋的艺术家们的眼皮底下用餐；人们从面向大街的旋转门进来，就是酒吧，服务生博布在吧台后准备随时为您服务。推开连接两个大厅的一扇门，就从酒吧进入了餐厅。

    愿意玩滚球的人们从大厅后右侧的楼梯上二层。那里是一个大平台。夏天，人们在那里用餐，一年四季，人们都可以在那里玩滚木球游戏。游戏经常是由画家奥东·弗里兹组织安排。

    过夜生活的人去地下室。那里长年有两支乐队伴奏，一支奏布鲁斯舞曲，另一支奏探戈舞曲。跳舞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爱好的节奏从中选择。

    下午，这里被布置成为茶室，换成了另外一种情趣。一些浓妆艳抹、上了点儿年纪的妇人来此寻觅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人们用他们特有的本领换取点儿小钱。

    如此经营一直持续到70年代，收益似乎一直不错。

    为何要去古堡呢？古堡餐馆其实和多姆及罗童德酒馆属于同一家族。弗罗和拉丰在为他们的这个酒吧起名为“古堡”之后，让人在建筑物顶上真的加建了一个圆顶，用于排放地下室娱乐厅内的污浊发臭的空气。

    古堡酒吧开张的那天晚上，有2000人参加了开馆仪式，名为表示祝贺，实际是趁机大吃大喝。晚宴开始不久，1200瓶香槟酒已经告罄。出租车奔赴巴黎的四面八方接人来赴宴，返回时，酒菜台周围的人拥挤得水泄不通，机灵的小滑头们拿到足够多的酒和菜之后退出，到附近的塞莱特、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去。他们在那里要些酒杯，为庆祝新蒙巴那斯的和平生活慢慢地尽情享用。

    1914年在罗童德酒馆里，利比翁老爹仅有三名助手。而如今的古堡酒吧有员工400多名。弗罗先生的别名叫“酒吧雪铁龙Citroen是法国的大汽车制造商的名字。”。他的工厂？就是古堡酒吧。该酒吧开张前四年，安德烈·瓦尔诺就曾经预言：

    在此开第一家酒吧的工业家也许能够发财，而且艺术家们将离开蒙巴那斯，到别处去安营扎寨。

    ［摘自安德烈·瓦尔诺的《新画派的摇篮》］

    酒吧开张了，艺术家们仍然在蒙巴那斯，并且还要在那里滞留很长时间。那么，他们过的仍然是原来的生活吗？不。德朗从此驾驶着他的布加蒂汽车，曼·雷购买了一辆瓦赞Gabriel Voisin（1880—1973），法国工程师、工业家。1908年，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飞机厂，从1918年起制造汽车。，基斯林拥有两辆美国的威力-克尼格，毕卡比亚有一辆六缸的德拉热，桑德拉斯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非常富有，但无驾驶执照。藤田也没有汽车，他用瑶基的“子弹头”小汽车换了一辆顶盖可以折叠的德拉热，但司机拒绝折叠，原因是折叠顶盖会出现褶皱。更换顶盖其实花费不了很多钱。税务员交给他应交纳的税费清单中的金额高达几百万法郎。藤田辞退了他的全部人员，并且准备搬离蒙苏里的住处。他在日本举办了一个大型画展，指望能够从中赚到大钱，否则他必须卖掉汽车。

    只有帕森没有任何变化。他是同伙中最富有的一个，但丝毫看不出来。他总是在他的模特儿和忠实信徒们的簇拥下，步行来罗童德。在停满路边的无顶盖老式汽车中辟出一条通道进入酒馆，来到吧台前，在请所有随从喝一杯的同时，他用目光到处寻觅吕西·克罗格。眼下，他的情绪甚佳，他刚刚从美国旅行回来。在整个旅行中，一直有这位吕西姑娘陪伴在他的身边，而且她怀孕了，怀的是他的孩子。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样一位天使般的女人，已经给他带来了恶魔般的命运。

    对任何人都一贯忠实的帕森也一直忠实于他对吕西·克罗格的爱情。而其他人的生活却过得杂乱无章。

    瑶基正准备离开藤田，投入罗伯特·德斯诺斯的怀抱，而藤田已经同时装模特儿和歌唱家马蒂·勒克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保尔·艾吕雅孤身一人周游世界回到巴黎之后，失去了加拉。而他接着在大街上未花一文钱，捡来了努丝什陪伴他。长期以来，加拉一直在艾吕雅和恩斯特之间犹豫不决。她让他们二人协商解决，而她却趁机选择了达利。

    布罗尼娅刚从拉迪盖去世的悲伤中挣脱出来，将要嫁给在一次巡回演出中遇见的勒内·克莱尔。

    基基与美国摄影师曼·雷多次大吵大闹，因为曼·雷正在考虑同一个美国姑娘结合。她是一个出色的时装模特儿，性格果敢。她来法国学习摄影。一天，她来到第一战役街拜会曼·雷。曼·雷不在家，她到附近的酒吧等他。曼·雷进到酒吧后，她走上前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您好。我名叫李米勒，您的学生。”

    “你说什么？”

    “李米勒，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学生。”

    “可是我没有学生啊！”曼·雷看着她，结结巴巴地说。

    “不对，我就是您的学生。”

    第二天，曼·雷要出发去法国西南部的海滨城市比阿里茨。他将此事告诉她时，她甜蜜蜜地微笑着提了一个问题：“您的火车几点发车？”

    曼·雷这个善于勾引女人的家伙，对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李米勒都嫉妒。从此，他的手枪常装在衣袋里，随时准备杀掉任何一个企图夺取他在李米勒身边的位置的人。基基对此忍无可忍，在古堡酒吧的吧台前，她抓起摆放在面前的一摞碟子，径直地朝曼·雷的脸上甩去。

    曼·雷在餐桌间绕来绕去，躲避着基基的追逐，最后躲在桌子底下。这就是生活，生活中的幸福与烦恼总是并存，时刻伴随而行。地球仍然在转动，生活仍然在继续。

    而基基本人呢？她找了一个名叫亨利·布罗卡的记者兼画家结了婚。布罗卡在巴黎创办了几份报纸。基基的绘画作品尽管仍然很稚嫩，但在几次画展期间出售了不少。从此她的名声大振，并且被选为“蒙巴那斯王后”。

    德朗以与曼·雷最宠爱的前模特儿同样激烈的愤怒，了结了与他自己的情妇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德朗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情妇，名叫玛德琳娜·安斯帕克，是一位比利时银行家的妻子。他喝得酩酊大醉，她眼睁睁地看着他满脸通红，顺手操起古堡酒吧的杯子、椅子和桌子砸得粉碎，接着跳上他的布加蒂汽车，以170公里的时速向东南方向的巴尔比宗飞驰而去。次日，他返回酒吧，表示深深的歉意，向酒吧赔偿了损失，并且大夸特夸他那辆小小汽车发动机的性能之好，任何艺术珍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玛德琳娜赞同他的意见，同时要求他给她两只银狐。多数时候是他让步，满足她的要求。

    但古堡酒吧的常客中最痴情的应该算是路易·阿拉贡，人人都见到过他追逐爱情的滑稽场面。

    在艾尔莎进入他的生活之前，诗人阿拉贡疯狂地爱过西蒙娜·布勒东的表妹、不久将成为纳维尔的妻子的丹尼丝·莱维以及南希·居纳尔。

    南希在1926年和1928年经常与阿拉贡来往拥抱。她手腕上时常佩戴着象牙手镯，因而，也常在阿拉贡的脸上留下她手镯的印记。她头戴帽子或面纱，身披一件斗篷。她的伴侣阿拉贡同样经常身披一件斗篷和手持一根手杖。他从事手杖收藏，有许多手杖。男子标致英俊，女子窈窕美貌，是天生的一对。他们二人都是自由人：因为她最重视实现自己追求的愿望，而且家财万贯，可以随便在任何饭店或大西洋游船上挥霍，因而也使实现其愿望成为可能。他是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而她是一位慷慨大度的灵感启迪者。她时而带他到这里，时而到那里。当她最终决定在古堡酒吧的常客中选择了他之后，立即就要带领他到她的一座房子里上床。他顺从她的意愿，服服帖帖地跟她去了。

    那是1926年初的一天，阿拉贡在伦敦发现了一个女人。她不仅自由，而且独立。她已经成功地避免了怀孕，而且想要哪个男人，就能够把他搞到手。她仔细地审视他们，要了他们，带他们到她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一起酗酒，一起玩，然后她将他们抛弃。而阿拉贡被留了下来，他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可以用满口英国腔的法语词句任意地咒骂他，冷酷地看着他。在马德里饭店的房间里，将一千五百页《为无限辩护》的手稿投入大火烧毁，指责他嫉妒、心胸狭窄、单一的性关系等等，而他始终单膝跪地，对她痴迷到对一切辱骂都麻木不仁、无任何反应的地步。

    他们一起去西班牙、荷兰和德国。1928年7月，他们在威尼斯。阿拉贡正等待出售他于1922年在卡恩维莱收藏品拍卖会上购买的勃拉克绘画作品所得款的到来。他花了240法郎买下，六年之后，售价长了百倍，但钱迟迟不到。他不能吊在南希身上，依靠她养活。他的心上人正在同一个名叫亨利·克罗德的男人在圣马可广场上散步。克罗德是一位钢琴家，是居纳尔家族的女继承人南希把他从钢琴边拉出来散步的。

    阿拉贡一人孤苦伶仃地待在饭店的房间里。他想死，而且也做过尝试。后来他对别人讲他跳进了大运河或者服了安眠药，也许两种办法都用上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及时地得救了。好在钱终于到了，他才回到了巴黎。

    返回巴黎之后，阿拉贡在城堡街住下来。这座房子从前是普雷韦、唐居伊和杜阿梅尔居住的。1928年，两位南锡的青年人（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蒂里翁和乔治·萨杜尔向他们要回了那套房子。阿拉贡回来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

    南希从威尼斯回到巴黎。他们之间的交往重新恢复，一直维持到何时？直到一辆与德朗的那辆十分相似的布加蒂汽车停在古堡酒吧门前的那天。

    汽车停稳之后，从车上下来一位妙龄女子。她褐色头发，神情活泼，头戴一顶无边软帽，怀里抱着一只白色大耗子。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刚从维也纳回来，名叫莱娜·安塞尔。她立即被人群包围起来，但她选择了阿拉贡。阿拉贡领她离开了古堡酒吧。安德烈·阿拉贡后来写道：

    那个时期，我心想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一个德国女人……我假装不爱另外一个、一个英国女人。

    ［摘自路易·阿拉贡的《寻死》］

    同“德国女人”的爱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酒吧的角落里，另外一个女人一直在盯着他。她想她出面的时刻到了。她弯下腰，对一位正在小口地喝着啤酒的朋友——罗朗·蒂阿尔说：

    “我希望你给我介绍一下那位男子。”

    “阿拉贡？”蒂阿尔问道。

    “对，阿拉贡。”女子回答说。

    “为什么选择他呢？”

    艾尔莎·特里奥莱用她特有的黑眸子紧紧地盯着这位既未写过任何作品，也未画过任何画的艺术家的眼睛，只简单地回答说：

    “因为我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三年了。”

    爱情可以表现为归结生命，也可以发展生命。

    路易·阿拉贡

    1928年11月4日，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iakovski（1894—1930），俄罗斯诗人、剧作家。坐在古堡酒家的一张桌子旁。马雅可夫斯基是俄国的一位伟大诗人。几天前他刚刚来到巴黎，住在伊斯特里亚旅馆。是艾尔莎·特里奥莱邀请他来此的。艾尔莎从童年时代就认识马雅可夫斯基，而且马雅可夫斯基曾经爱过艾尔莎。但最终是艾尔莎的妹妹莉莉·布里克劫持了他。布里克是她丈夫的家姓。同加拉和马克斯·恩斯特交往时艾吕雅的态度一样，布里克对艾尔莎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也并不太在意。当时的艾尔莎正投入到特里奥莱的怀抱，特里奥莱是1917年来到莫斯科的法国人。后来，特里奥莱带她到过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最终在巴黎落脚。而在巴黎，特里奥莱同她结婚之后离开了她。

    伊利亚·爱伦堡派的许多人经常围绕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身边，都成为他的好朋友。马雅可夫斯基与众不同：大高个儿，宽肩膀，栗色厚发，手掌大得如同球拍，但目光却柔和而安详。

    他的身边坐着一位18岁的姑娘塔蒂亚娜。他爱这位姑娘，但他比她年长20岁，还不属于同一种族，他是红皮肤，而她是白皮肤。除此之外，他也不大可能带她回到他的苏维埃老家。

    阿拉贡从古堡酒吧大厅中间走过。马雅可夫斯基派人叫他过去。两位诗人相互久闻大名，但至今还从未谋面。俄国人一个法语单词不会，法国人一个俄语字母不懂。幸运的是，有翻译在场。他们借助翻译热烈地交谈起来。阿拉贡邀请马雅可夫斯基第三天去城堡街，他将组织宴会，为马雅可夫斯基接风洗尘。11月5日，阿拉贡来到古堡酒吧时，他的一位朋友罗朗·蒂阿尔招呼他到他的身边。蒂阿尔对他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艾尔莎就坐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她头戴天然色羊毛帽子，身穿皮大衣，内着黑色连衣裙。她身材矮小，棕红色头发，皮肤白净，看上去为人十分严肃。阿拉贡坐下。当时是晚上六点钟，天色还没有黑。阿拉贡邀请艾尔莎参加次日为马雅可夫斯基组织的活动。“我一定来。”她说。她的确来了，混在其他的来宾中。阿拉贡并未特殊关照她，他关心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由于失恋而心绪不佳躲在阳台上的安德烈·蒂里翁。阿拉贡到阳台上陪伴蒂里翁。艾尔莎从下面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她立即明白自己的机会到了。她上了阳台，用目光审视一下周围，像在开玩笑地说：“这里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做爱的吗？”说着，她紧紧地贴在阿拉贡的身上。蒂里翁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

    在1988年出版的安德烈·蒂里翁的《没有革命的革命派》中，就此事写道：

    她丝毫不顾羞耻地向他立即发动进攻，而且十分顽强、很有耐心，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征服他。在后来的一生中，她的这种性格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看到面前发生的一切，蒂里翁自己反倒感到有点儿难为情，知趣地离开阳台，下了楼。一刻钟之后，这一对情人面带微笑地回到来宾们中间，随着伴奏的乐曲欢快地跳起舞来。

    以后事态的发展不难想像。他们经常在城堡街幽会，但他们的第一夜是在伊斯特里亚旅馆度过的，马雅可夫斯基在那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他们。此外，他们幽会的那一天，艾尔莎是在弗拉基米尔·波兹内陪同下去赴约的，她并且要求波兹内在适当的时候悄悄地离开［摘自1994年出版的伊里亚·马尔古的作品《艾尔莎·特里奥莱，其眼睛与头脑》］。

    接下来，阿拉贡与艾尔莎这一对情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他们只开了个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创造其神话。

    我那时本来就不爱你，不爱你。我从未对你说过我爱你，因为我那时根本就不爱你。

    ［摘自路易·阿拉贡的《寻死》］

    当时，艾尔莎的眼睛中还没有后来阿拉贡赞赏的那种神奇的目光。阿拉贡更喜欢舞蹈演员莱娜·安塞尔的眼睛、她的美貌和活泼性格。然而她很滑稽，与南希·居纳尔一样，过分开放，她也同其他男人调情，同一个雕塑家特别难舍难分。

    艾尔莎想见他的情夫阿拉贡而找不到他时，就立即揪住蒂里翁或者萨杜尔问：“您看见阿拉贡了吗？”

    “没有啊。”他们回答的同时，目光躲躲闪闪。

    他们当然知道他在哪里，但阿拉贡要求他们为他保密。他顺手牵羊地选择了俄罗斯人，不是为她的美貌，而是为莱娜和她的雕塑家报仇。起码他对蒂里翁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他不相信艾尔莎，她的纠缠不休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而且她守不住秘密，嘴巴不严。他怀疑艾尔莎是为监视共产党员的警方工作的内奸。宪兵怎么就不可能派遣这样一位青年女子，来城堡街的卧室里收集在枕边泄露的机密呢？

    在这一点上，阿拉贡是过于多虑了。实际上，艾尔莎爱他到了要死的地步。如果说她第一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的话，而第二步却没那么容易，至少她还必须奋斗几个星期。于是，聪明伶俐的她玩起了令人吃惊的也是最后的手段。

    一天晚上，阿拉贡要求蒂里翁去“丛林夜总会”告诉莱娜，他无法在十一点钟准时赴约，他将迟到一会儿。“丛林夜总会”是在“赛马师夜总会”的老板去世之后，埃莱纳·吕班斯坦购买下第一战役街和蒙巴那斯大街夹角处的一整块地皮，建起的一座现代建筑。它足以满足那些夜间出来游荡、过夜生活的人继续他们喜欢活动的需求。“赛马师夜总会”的那些常客来此，仍然是踩着同样的布鲁斯舞曲跳舞。于是，“丛林夜总会”代替了“赛马师夜总会”，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十一点差几分，蒂里翁进了“丛林夜总会”大厅，在一张桌边就座。夜间活动刚开始，大厅里的人稀稀拉拉。城堡街的送信人边喝酒边等。十一点过几秒钟，一个青年女子进了大厅，径直地过来坐在了他的面前。但来人不是莱娜，而是艾尔莎。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讨论的话题立即转向：阿拉贡在哪里？这是一个一方兴趣甚浓，而另一方却十分反感的话题。

    蒂里翁苦于找不到脱身之计，恨不能找个地缝溜之大吉，而同时担心阿拉贡真正的情妇到来。最后只好边战边退，步步为营，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倒：

    “阿拉贡在哪里？”

    “他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谁？”

    “一个舞蹈演员。”

    “这是临时性的。”

    “您说的完全正确。他爱她。在他为南希·居纳尔的离去痛苦得不能自拔时，她给了他安慰，缓解了他的痛苦。”

    “您是说他爱她吗？”

    “有点儿。”

    “就一点儿，对吗？”

    “还多一点儿。”

    “还多呢？”

    蒂里翁像一个正在经受着多么大苦难折磨的人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接着叹了一口气，说：

    “他的确爱她。”

    艾尔莎受到了沉重的一击，突然变得哑口无言。接着，痛苦地哭了起来。

    就在此时，一对情人出现在了舞池的另一侧。他们正是莱娜·安塞尔和路易·阿拉贡。

    “糟了！”蒂里翁嘀咕道。

    “啊！”艾尔莎惊讶得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

    她如同一股旋风似的从椅子上站起来。阿拉贡一看见她，一转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艾尔莎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莱娜，然后对她说：

    “请过来同我喝上一杯吧……”

    两位女人在蒂里翁的桌子旁落座。俄罗斯人艾尔莎转身示意蒂里翁：“请你回到阿拉贡身边吧，免得他干出什么傻事来！”

    蒂里翁没有等她重复，像一枝上了弦的箭，嗖地起身冲出了“丛林夜总会”，奔向第一战役街。在拉斯帕伊街上加快了步伐，飞也似的从蒙巴那斯墓地后经过，在城堡街刹住脚步停了下来。

    阿拉贡在那里。他正在南希·居纳尔的肖像前自我陶醉呢。

    几分钟后，莱娜·安塞尔和艾尔莎·特里奥莱二人笑眯眯地推门进来。艾尔莎走到阿拉贡的身边，温情脉脉地宣布了她们的谈判结果：莱娜明白了，与艾尔莎对阿拉贡怀有的激情相比较，她对阿拉贡的爱情简直是微不足道。所以，她自动离开。阿拉贡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还没有时间说一句话，莱娜转身向安德烈·蒂里翁说：“请您陪我去找一辆出租车。”接着，就出门走了。

    当这位信奉共产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者（将来有一天他还会成为戴高乐主义者）蒂里翁返回来时，城堡街的那座房子里已经关了灯，拉上了窗帘。诗人阿拉贡和他的缪斯，已经在从前邦雅曼睡觉的房间里休息了。

    以具有顽强的求爱精神并且获得成果而名扬天下的玛丽-洛尔·诺瓦耶将南希·居纳尔比做罕见的夜蝴蝶，而将艾尔莎比做常春藤。正如1997年出版的多米尼克·德桑蒂写的《阿耳戈乘坐快艇赴阿耳戈寻觅金羊毛的人。英雄》中所说：“常春藤很难缠，一旦粘上就难以摆脱掉。”

    特里奥莱夫人（艾尔莎）没有能够嫁给马雅可夫斯基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夫人，而最终于1935年成为阿拉贡夫人。三十五年之后，艾尔莎仍然因为阿拉贡对南希·居纳尔的恋情而耿耿于怀，当南希需要阿拉贡帮助时，艾尔莎阻止他做丝毫的表示。

    南希·居纳尔的继承人艾尔莎此时已经将她的财富挥霍一空：全部给了超现实主义者、西班牙共和派和美国黑人。1970年的一天夜间，为了避免在医院的公用病房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瘦得吓人、重病中喝醉了的她死在一辆出租车中。

    面对艾尔莎的死，阿拉贡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

    莱娜·安塞尔在离开阿拉贡后很快就死了。1929年11月3日，德朗向这位年轻的舞蹈演员提议，一起去巴黎南郊的巴尔比宗吃午饭。同时，带上弗洛朗丝。一年前，马克斯·恩斯特曾经成功地将弗洛朗丝诱骗到手。弗洛朗丝当时正准备回安德烈·蒂里翁在城堡街的住处。布加蒂汽车容纳不下三个人，于是他们开了两辆汽车。

    他们带着弗洛朗丝一起去了巴尔比宗。在返程的路上，德朗和莱娜各驾驶一辆车，在公路上你追我赶开得飞快。布加蒂汽车的速度很快，但有一个缺陷：它的马力很大，但车身过轻，本来应该在行李箱中加一个重量砝码方可快跑。德朗曾经想到过这一点，但莱娜没有想到。当时正是收获甜菜的季节，道路泥泞，很滑。在两辆汽车的你追我赶中，布加蒂紧紧咬住画家的车一步也不放松。突然，车轮一打滑，车身失去了控制，横着打了一个滚、两个滚、第三个滚。接着，汽车着火了。救援人员赶到时，一切都已经无可挽救，人们见到的只是两具完全烧焦的尸体。

    1930年2月14日，阿拉贡在砸了马尔多罗酒馆之后，推开古堡酒吧的旋转门进了大厅。此时的阿拉贡已经成了只有自己妻子一个女人的男人，他也成了这个艺术家日渐减少的新蒙巴那斯的一根顶梁柱。

    曾几何时，艺术家们为蒙马特尔带来无数的游客和金钱，继而日渐衰败。如今的蒙巴那斯也每况愈下，大势已去，日薄西山。光彩夺目的豪华汽车和丁当作响的金钱银币还在，但画家、诗人等艺术家们已经悄然离去，各自去寻找更加安静的做爱之处。他们中的一些人去了圣-日耳曼-德-佩，他们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返回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高地，而大多数人到了别处。许多人完全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他们时常在一起聚集的生活方式）。

    毕加索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了那里；马克斯·雅各布逃跑到了另一条江（卢瓦尔河）边；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去世了；弗拉芒克整天喝酒，喝醉后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凡·东根在诺曼底多维尔的海滨木板浮桥上同人谈写作合同；安德烈·萨尔蒙写了大量的专栏文章，但也并不总是那么安分；勃拉克独来独往，很少同他人接触；德朗整天在计算为他的汽车应该交多少税费；胡安·格里斯去世；莫迪利阿尼去世；基斯林每年到萨纳里过冬；扎德基恩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了；苏丁从不再来；桑德拉斯整天旅游。

    如果说还有一个人仍然留在蒙巴那斯，这也许就是朱勒·帕森。他头戴瓜皮帽，身穿深蓝色制服，嘴角始终叼着一枝烟卷。他时不时地朝阿拉贡递去一个小小的微笑。他和阿拉贡之间至少还存在一个共同点：他也是只有一个女人的男人。

    最后一位放荡不羁的艺术家

    自由人。用他那双流血的手推开金制的门。有血有肉的帕森不屑进行选择。主宰生命，由自己安排死亡。

    安德烈·萨尔蒙

    爱情之舟在日常生活中被撞毁。

    马雅可夫斯基

    帕森患了严重的肝硬化，其原因与吕西·克罗格有关，也与他自身心绪欠佳有关。在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逐渐地丧失了创作的自由。他本来一直喜欢流畅的线条和随意的水彩画，但他必须作油画，因为它可以卖出好价钱。小贝尔南向他提议签署一份甚至连德朗和毕加索都渴望得到的高价合同，他没有签，因为他不想成为“绘画界的男鸨”。

    赚钱做什么呢？他要让吕西·克罗格有地方住，让埃尔米娜·戴维有衣穿，让他画室中的十来个模特儿有饭吃，还必须养活人们送到他这里来的一些年仅13岁的小姑娘。他让她们做他的绘画模特儿，他付给她们钱，但他不画她们。每人摆三次姿势，拿了钱，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但她们接着还来，继续养活她们对帕森来说逐渐变得困难起来。他开始像躲避恶魔般地躲避她们。他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寻找酒和女子稀少的旅馆，寻找无人能发现的他的画室。

    吕西为他在蒙巴那斯的边缘地带的万屋门找到一个小小的私人公寓——山茶花别墅。他被安置在那里。他希望吕西也到那里同他一起生活。他也回克里西大街，在那里溜达，在那里创作。由于吕西常迟到，后来干脆决定不再来见他，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她，于是他就常给她写一些令人撕心裂肺的信件。她责怪帕森过度饮酒，疏于工作，夜间游荡回来时常常满脸鲜血，而他每次都说：“你坏，你这人真是太坏了。”

    1930年5月的一个晚上，她对他说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帕森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无挽回的可能，提出要把在万屋门公寓中他的衣物和几幅画取回来。她回答说：

    “好吧，但必须在七点之前取走。”

    “晚上七点？”

    “不，早上七点。”

    帕森请他的朋友帕帕洛夫来帮助他。他们在蒙巴那斯墓地的围墙外等了整整一夜，拦了两辆出租车，拉他们去了万屋门。

    帕森回到克里西大街他们的原住处，吕西也回去了。他们两位既无法在一起生活，又无法果断地分手，就这样拖了十年。

    1930年6月1日，帕森在画室的桌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几行字。然后，从他的画作中选了一幅，穿上他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海蓝色制服。它和他的靴子和瓜皮帽一样，哪怕已经破旧不堪，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的人也一眼就能认出来。为什么要换呢？换给谁看呢？

    他下楼去见他的医生——特赞克大夫。自从特让克大夫任他的医生以来，从来没有收他的钱。为了表示感谢，他送一幅画给大夫。

    如同从1905年以来他经常做的那样，他跨过塞纳河，去了瓦万大街。他对那条街的每个门洞、每条长凳和每棵树都了如指掌。他推开古堡酒吧的旋转门进去。和通常一样，服务生博布站在吧台后。帕森要了一杯白兰地，然后将他从前的欠款全部付清。

    “帕森先生，您结账啊？”

    “是的。”

    帕森用了这一天的整个晚上和夜间告别巴黎。凌晨，他在皮卡尔广场遇见作家皮埃尔·马克·奥尔朗从一家酒吧出来。帕森对他说：

    “请您过来，咱们喝上最后一杯吧！”

    但十分疲倦的马克·奥尔朗没有留步，走远了。

    帕森自己独自喝了最后一杯后，回到家，锁上门。朝霞已经映红了蒙马特尔和它周围的山丘，帕森的百叶窗紧闭，他不想看到外面的任何东西。

    他在地上放了两个垫子，垫子两边各放一个盆。在一张柏林展览会请柬的背面，他给吕西写下以下诀别词：

    吕西，请不要责怪我选择现在的道路。谢谢你给我的东西。你太好了。为了你能够幸福，我必须走了！

    永别了！永别了！

    他进了浴室，拿起剃须刀的刀片，割断了左手腕上的动脉血管。接着回到画室，重新读了一遍他当天早上写的遗嘱：他将银行的全部存款和所有的绘画作品遗赠给埃尔米娜·戴维和吕西·克罗格。

    他用右手食指蘸上从左手腕上淌出的鲜血，在壁橱门上写下“永别了吕西！”几个大字。

    他重新拿起刀片，割断右手腕上的动脉血管。他静静地躺在垫子上，两只手臂分别放在垫子两侧的盆里。

    他等着。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孩童时代的一幅图景：一个上吊自杀的男子。

    他重新站起来，走到厨房，从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绳子，打了一个活结后，套在脖子上。他又回到画室，目光到处寻找，最后选择了门把手。他走过去，将绳子的一头系在上面，另一头抓在手中，让自己的身体沉下去、沉下去……

    当6月5日吕西发现他时，她和开锁的人同时尖叫起来。接着就是埃尔米娜·戴维的号哭，警察局长对现场的验证和进行笔录，朋友们送花……有关帕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公布之后，全巴黎都在为失去他而无限惋惜。举行葬礼的那天，人们哭泣、叹息，画家们为他挥笔作画，诗人们为他创作悼念诗篇。在蒙巴那斯墓地的三块墓碑上，留下了生活在三个时代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

    朱勒·帕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