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内心的紧张产生之后便一直存在着，但这不是折磨人的那种紧张，而是愉快的紧张。他甚至能够确切地感觉到它在什么位置；在胸腔前部肋骨底下。这种紧张像一团热乎乎的气体轻轻地往外挤压；疼痛中令人感到舒服；甚至还会发出声响，但不是耳朵听得见的那种尘世音响。

    这是另一种感受，不是前几个星期每逢晚上将他往卓妞身边吸引的那种感受。

    他把这种紧张怀在胸中，珍爱它，不时谛听它的声音。如今他能够回忆起，青年时代也曾有过这种感受，可是后来竟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它能持续多久而不成为虚妄？它是否完全取决于引起这种感受的那个女人，抑或还有别的缘故。比如说，这个女人尚未完全与体贴心），以后就会渐渐恢复平静？

    不过．贴心这两个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说不定还是有意义的？……胸中的这种感受是仅存的一点希望，所以奥列格才那么爱护它。它成为充实生活和点缀生活的主要东西。该加的存在使整座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座楼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口枯井，全赖他俩……友好相处，而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也感到奇怪。其实，奥列格很少见到她，有时只是匆匆瞥一眼罢了。前几天她又给他输过一回血。他们又谈得很投机，尽管不是那么能敞开心扉，因为有一名护士在场。

    先前他是多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出院的日期渐渐迫近，他倒恋恋不舍了。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之后他就再也看不到熊加。这该怎么办呢？

    今天是星期日，他恰恰没有希望见到该加。可天气晴朗，阳光和煦，空气像凝住似的，一片暖融融的景象，于是，奥列格到院子里去散步，一面呼吸着愈来愈浓郁的暖气，感到舒展，一面试图想像，她是怎样度过这个星期日的？在忙些什么？

    他现在行动懒散，不比过去了。他已不再按既定的直线路径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路的尽头便陡然转身了。他步履疲软，小心翼翼，经常在长椅上坐下来歇一会，要是长椅上没有别的人坐着，他就会伸开腿躺在上面。

    今天也是如此。他敞着病号长衫的衣襟，微微驼着个背，慢慢腾腾地走着，不时停下来抬头看着树木。有些树已经半绿了，另一些树刚刚露青，而橡树却不见一片绿叶或嫩芽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这里那里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已钻出不少青草，有的已相当高了，要不是那么嫩绿的话，简直可以被认为是去年留下的草。

    在一条没有树荫的小径上，奥列格看见舒卢宾在晒太阳。舒卢宾坐在一条用窄条木板马马虎虎钉就的长凳上，重心集中在两股，身子像是有点儿前俯，又像是有点儿后倾，而两只胳膊伸得挺直，两手十指交叉，夹在两膝之间。就这样，再加上耷拉着脑袋，坐在一条孤零零的长凳上，光线明暗对比鲜明，他简直像一座神情忧伤的雕像。

    此时，奥列格倒是很愿意坐到舒卢宾旁边去，他还不曾找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单独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改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卢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他的注意。

    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从身旁走过去，因为劳改营也使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角的神圣权利。

    他从舒卢宾身旁经过，但走得很慢，脚上的两只靴子像在石子路上划着桨板，便于对方把自己叫住。舒卢宾果然看见了靴子，随着视线从靴子上移动，他抬起了头。他漠然地看了看，似乎只是默认：“是的，咱们是同一个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卢宾才半问半邀地对他说：

    “不坐会儿吗？”

    舒卢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病号穿的那种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和坐坐。他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

    奥列格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仿佛他无所谓似的，往前走或坐会儿都行，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

    无论话题从何处开始，他随时都能向舒卢宾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奥列格没这样做，他只是问：

    “这么说，是后天步，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整个病房都知道，给舒卢宾开刀的日期定在后天。这句话的分量在于“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卢宾。这是一种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

    “我是最后一回晒晒太阳，”舒卢宾点了点头。

    “不见得是最后一回，”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

    他斜着眼睛看舒卢宾，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回了。舒卢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食欲所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这就使他越来越虚弱，体力不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道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

    “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泄孔？”

    舒卢宾嘟起嘴唇像是要咂嘴巴似的，同时也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

    “不，不管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种病尤其让人抬不起头来。格外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性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点。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强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

    “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

    “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弄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头来，一双眼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深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

    “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处在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出来，但没有牢骚。“此外，还得了这癌症。”

    “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

    “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

    这时，舒卢宾用脖子做了一个奇异的螺旋式扭动的姿势，脑袋转了个圆圈。坐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他，就像栖木上的一只蹲够了的大鸟。

    科斯托格洛托夫竭力不现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全看抓的是什么问儿了。你们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而我们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精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老头那贪婪的目光斜着向他一扫：

    “谁会信以为真？”

    “就说我吧，也曾信以为真过。在对芬兰的战争以前。”

    “可是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呢？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呢？对不懂事的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是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子都变成了头脑迟钝的人——我做不到！我想不通！过去有过那样的情况：地主老爷站在台阶上胡说八道，庄稼人在下边听着只是暗暗发笑；老爷也看见了，管事的在旁边也觉察到了。到了行礼的时候，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他弯腰。这难道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呢？”舒卢塞交性激动不已。他的脸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整个儿变了样：没有一个器官无动于衷。“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师都成了暗害分子，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优秀师长是德田间谍，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友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是人民公敌，他也会相信？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了祖国，这他都相信？一会儿说，成批成批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会统统信以为真？请问，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因犯。”

    奥列格哆喀了一下。他不知道这几行诗，但其中蕴含着铭刻于人心的那种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和真理都有血有肉。

    舒卢宾举起一个粗大的指头冲着他扬起：

    “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e已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

    在咳嗽过程中，他那坐着的躯体前后摇晃。

    “您以为这样的日子比您的好过吗？我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现在很愿意跟您换换呢。”

    跟他一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缩着个脖子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前俯后仰他晃动着身子，像一只羽毛蓬松的鸟蹲在栖木上。

    他们始起的两腿在各自面前的地上投入清晰的斜影。

    “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样下定论过于轻率，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告密信、充当证人之辈才算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也是以百万计？但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就未免太偏激了。普希金也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

    舒卢宾整个面部都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变成了一条线，两

    只眼睛不见了。本来是圆鼓鼓的大眼睛，此时已经消失了，眼窝里只剩下一堆皱皮。

    皱纹终于舒展开来。还是那淡褐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微泛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

    “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做合群性。是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隼体之外的心理。这不是新发现。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

    他说到“洞穴偶像”时，奥列格的想像中便出现了一幅穴居时代的情景：洞穴中央燃着一堆黄火，整个洞内烟雾腾腾，野人在烤肉，洞穴深处竖立着的一座蓝幽幽的偶像依稀可辨。

    “……剧场偶像……”

    这种偶像放在哪里？前厅里？舞台的帷幕上？不，比较体面的位置当然是在剧院广场的花坛中央。

    “剧场偶像是什么？”

    “剧场偶像——这是指别人的权威性意见，别人在探讨自己不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指导思想。”

    “哦，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

    “有时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权威的意见更合适。”

    “这种人我也见过……”

    “另一类剧场偶像则指与科学论点牵强附会地联系。一句话，是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

    “说得好！”奥列格非常赞赏。“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确实是这样！”

    “最后，还有市场偶像。”

    “嗅！这是最容易想像的！人头攒聚的集市上耸立着一座雪花石膏的偶像。”

    “市场偶像——这是由于人们互相联系和交往而导致的谬误。这是使人的头脑受到禁烟的一些谬论，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用强奸理智的说法。举例来说：人是公敌！异己分子！叛徒！于是人人与其划清界限。”

    舒卢宾神经质地时而挥动左手，时而挥动右手，以加强感叹的语气——这又像被剪短了翅膀羽毛的鸟歪歪斜斜检试图起飞的笨拙动作。

    不像春天那样的灼热的太阳，晒着他们的背部。尚未连接一起的树枝还没有形成绿荫，只是各自披着新绿。尚未被南方那样的烈日烤得炎热的天空，在白昼飘动的片片白云之间保持着蔚蓝色的背景。但舒卢宾由于没看见或者不相信，却晃动着举得高过脑袋的一个手指头说：

    “而在所有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是知道的，傍晚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雷雨的迹象，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来这种浓厚的阴云，晦暗提前到来，整个世界变得凄凉，使人只想躲进屋子里去，尽快挨近炉火和亲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生活了25年，全靠弯着腰子活和沉默不语才保全了自己。我沉默了25年，也或许是28年，您自己可以算去，有时是为了妻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孩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自己这罪孽深重的肉体而沉默。可是我的妻子死了。我的躯体竟也要变成一只粪袋，还得从旁边开一个窟窿。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变得不可思议，变得冷酷无情！要是女儿突然给我写起信来了，而且是寄来了第三封信（不是往这里寄，而是寄到家里去，我指的是两年之内），那原来是因为党组织要她跟父亲的关系正常化，您明白吗？对儿子么，连这样的要求也不提了……”

    舒卢宾皱着毛茸茸的浓眉把脸转向奥列格，他那毛发蓬乱的模样使奥列格一下子想起《美人鱼》中发疯的磨坊主。“我哪儿是什么磨坊主？？我岂不是一只乌鸦！！”

    “我简直不知道，那几个孩子是不是我做的梦？也许我根本没有孩子？……您倒说说，人难道是木头？！只有木头才不在乎自己是单独躺在那里，还是跟别的木头放在一起。而我是那样生活的：一旦我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呜呼，几昼夜之内邻居都不会发觉。尽管如此，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他用力抓住奥列格的肩头，唯恐他听不见似的，“我仍然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像我在病房对你们讲的那些话，在费尔干纳我是不敢说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敢说！至于我现在对您讲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很快就要让我上手术台了！即便是这样，有第三者在场我也不会讲的！事情就是这样。您瞧，我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可我是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我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级进修班毕业。我曾开课讲授过好几门专业知识——这都是在莫斯科的事情。然而，后来一棵棵橡树开始倒下。农业科学院里倒了穆拉托夫。教授们成批地被抓了起来。要我表态承认错误？我也就承认错误！要我同被捕者划清界限？我也就划清界限！不是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得以幸免吗？我就是属于这百分之几里的。我转而专门研究生物学，以为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不料那里也开始搞清洗，而且那又是怎么个搞法！生物系各教研室的人全部受审查。要我停止授课？好，我也就停止授课。我退而充当助教，我甘愿做一个小人物！”

    这个在病房里是沉默寡言的人，竟是如此健谈！他的话是如此滔滔不绝。仿佛演说才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伟大学者们写的教科书被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课！那时向我们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完全赞成！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好，我没意见，我可以去搞教学法。不行，作出牺牲也没有用，在这个位子上也被撤了下来。那好，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浩罕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毕竟算是活了下来，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学。而图书馆管理员们则会接到上边下达的秘密条子：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籍销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我们岂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自己不就从教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台上宣布相对论是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吗？于是由我起草文件，党组织书记和特别科负责人在上面签字，随后也就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

    他还笑了起来，这只发了疯的乌鸦！

    “…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您瞧，我背靠炉子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但我总算把孩子拉扯大了。我的女儿还成为区级报社的编辑，她写过这样的抒情诗：

    不，我不想后退！

    求饶我可不会。

    既然非打架不可，那就打吧！

    是亲爹又怎么样？还不是照脖子上捶！”

    他的病号长衫像无力腾飞的翅膀耷拉着。

    “是，是啊……”科斯托格洛托夫只能如此应道。“我同意您的看法，您的日子不见得好过些。”

    “正是这样。”舒卢宾喘了口气，让自己坐稳些，语调也缓和些。“您倒说说，这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更迭究竟该怎么解释？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可是经过十来年工夫，全部政治热情一落千丈，勇敢的冲动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怯懦的冲动。要知道，我从1917年起就是个布尔什维克。要知道，在唐波夫，我是怎样奋勇地去驱散益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的，尽管那时候我们只能把两个指头塞进嘴里打一声电哨算是发出了冲锋的号令。我还参加过国内战争。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而且，我们简直把为世界革命献出生命看成是幸福！可是后来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怎么会低头的？再说，主要是向什么低头？是向恐惧低头吗？是向市场偶像？向剧院偶像？赌，我是个小人物，不必说了，可是娜杰日达惊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妮呢？难道她不明白，她看不见吗？为什么她不大声疾呼？只要她出来讲话，甚至她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那会对我们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也许什么都能顶住，事情岂不就不会愈演愈烈？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么把他阻挡住了，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吗？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我哪能给您解释呢，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我可不行……

    这该由您给我解释才对。”

    舒卢宾叹了口气，试着改变一下坐在长凳上的姿势。可是他这样坐也疼，那样坐也疼。

    “使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就说您吧，您是革命后出生的，可是竟被关进了监狱。那您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了吗？还是没有！”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舒卢宾腾出按在长凳上的那只已经疲软无力的手，将它搭在奥列格的肩头上。

    “年轻人！千万别犯这样的错误！千万别从自己的遭遇和这些残酷的岁月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要不得。这就是说，不管您怎么想，反正资本主义已被历史永远抛弃了。”

    “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常常这样议论：私人企业有很多好处。生活比较轻松，您说是不是？任何时候什么都有。任何时候都知道要什么可以到哪儿去找。”

    “喂，您可要知道，那是庸人之见！私人企业非常灵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显示好处。如果不把私人企业像用铁错那样夹紧，它就会产生出野兽一般的人，产生出交易所的人物，他们的欲望和贪婪是无止境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灭亡之前，在道德上早已注定灭亡了！”

    “不过，您知道，”奥列格晃了晃额头，“欲望和贪婪都无止境的人，老实说，在我们社会里我也见到过。而且，根本不是在有营业执照的手艺人中间。”

    “对！”舒卢宾放在奥列格肩上的那只手愈压愈沉重。“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弯子转得很快，我们以为只要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也就一下子会改变。岂知完全是鬼迷心窍！人一点儿也没有变。人是一种生物类型！要经过千年万年人才会变！”

    “这么说，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是啊，到底是怎样的呢？岂不是个谜？有人说，是‘民主的’，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仅仅看到它的形式、政体类型。这仅仅是一个宣称以后不再砍头颅的声明而已，至于社会主义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却只字不提。并不是商品充足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人如果变成野牛，那就会把这些商品统统踩烂。社会主义也不是整天喋喋不休，呼叨仇恨的制度，因为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筑在仇恨的基础上。凡是年复一年心中一直燃烧着仇恨烈火的人，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宣布：‘够了！从今天起仇恨与我无缘，往后我只会爱。’不可能，他必定还要仇恨下去，找更接近的人来仇恨。您可知道赫尔维格的这样一首诗：

    ir ’

    奥列格接下去念道：

    “‘Und wollen endllchhassen！’——这怎会不知道呢。我们在中学里就学过。”

    “对，对，你们在学校里学过！不过这实在太可怕！在学校里老师这样教你们，其实完全应当颠倒过来：

    ir ，Und wollen endlich lieben！去他妈的仇恨，我们终于要相爱了！——社会主义就该是这样的。”

    “这么说，是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奥列格猜道。

    “‘基督教式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了。以此自称的政党在曾经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社会里打算靠什么人、同什么人一起去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我无法想像。上世纪末，当托尔斯泰一心要在社会上切实培植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他的希望却原来与当时的现实格格不久，他的说教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在我看来：针对俄罗斯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我们的省悟、忏悔和反叛，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而且，这是完全行得通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了眉头：

    “不过，这种‘道德社会主义’该怎样理解，怎样设想？”

    “这并不难设想！’将卢宾又兴奋了起来，但并没有刚才那凶鸦磨坊主式的惊恐表情。这一回他处于比较明朗的兴奋状态，显然，他很想使科斯托格洛托夫信服。他像上课似地说得字句分明：“应当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源出于道德，而且，道德是惟一的源泉！一切考虑，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孩子的培养方向，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他们的业余时间如何安排等等，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呢？那也只能搞无损于道德的研究项目，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关于任何边界问题也是如此：不应当考虑，这一步骤将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提高我们的威望，而只应当考虑，它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这可未必行得通！还得过两百年！不过请您等一等，”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了眉头。“有一点我不明白：您所说的社会主义，它的物质基础在哪里？经济么，应该说，是先于其他的……不是这样吗？”

    “无于其他？这也各有各的说法。例如，弗拉基米尔僚洛维约夫就相当令人信服地阐述过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怎么…充道德，后经济？”科斯托格洛托夫呆呆地望着他。

    “是的！听着，您这俄罗斯人，想必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作您根本没读过吧？”

    科斯托格洛托夫努着嘴唇摇了摇头。

    “至少他的名字听说过吧？”

    “在班房里听说过。”

    “那末，克鲁泡特金的书至少读过一页半页吧？像《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

    科斯托格洛托夫做了个跟刚才一样的动作。

    “是啊，既然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又何必去读呢……那末，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书呢？瞰，不消说，没有读过，因为他的学说已被推翻，此后他的书就被禁止读了，被抽掉了。”

    “再说，什么时候读呢！读谁的书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愤激地说。“我一辈子弯腰卖命，可是到处都这么问我：某某的著作读过没有？某一本书读过没有？在部队里的时候，我手不离铁锹，在劳改营里也是这样，如今在流放地，手里换上了锄头，我哪有时间读书？”

    但是，舒卢宾圆眼浓眉的脸上泛起了惶恐不安和准备发起进攻的表情：

    “这正好说明什么是道德社会主义：它不是让人们去追求幸福，因为悻福’也是市场偶像！道德社会主义要人们相亲相爱。吞食弱肉的野兽也能幸福，可是相亲相爱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不，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奥列格当即坚持自己的想法。“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哪怕让我在咽气之前享受几个月也好！否则岂不早就可以见鬼去啦…”

    “幸福——这是幻影！”舒卢宾使出最后的精力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曾感到幸福。而他们却往我心头上华唾沫。为了这点幸福，我曾把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书籍扔到炉子里去烧毁。至于所谓‘子孙后代的幸福’，那就更靠不住了。谁能领略那样的幸福？谁跟这些子孙后代交谈过，了解他们还将对哪些偶像顶礼膜拜？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幸福的观念变化太大了，使人简直不敢奢望幸福。将来，即使白面包多得一抬脚就会被踩上，牛奶足以让人喝得喘不过气来，我们依然得不到什么幸福。如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不足者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会是幸福的！如果一心扑在‘幸福’上，为繁殖后代而忙活，我们只会使整个地球人满为患，造成一个可怕的社会…俄好像觉得不大好受，您知道…我得去躺躺……”

    奥列格没有注意到，舒卢宾那本来就泥泞不堪的面容怎样变得毫无血色，像断气之前那样呈死灰色。

    “来，让我扶您，阿列克谢唯利波维奇，让我扶您回去…”

    舒卢宾从刚才保持的坐态中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们拖着艰难的步子，走得极其缓慢。春天轻盈的气息笼罩着他们，但他俩只觉得周身沉重，只觉得自己的骨头和仅剩的肉、衣裳、鞋子乃至落到他们身上的光束，无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和压力。

    他们默默地走着，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只是到了癌症楼门口台阶前，已处在楼的阴影里时，舒卢宾才倚着奥列格的扶持，抬起头来望了望那几棵白杨，望了望那一小块艳阳天，说道：

    “但愿我不会死在手术刀下。真可怕……不管活了多久，不管过的是不是跟狗过的日子一样，总还是想……”

    然后他们走进前厅，顿时觉得空气窒闷，有一股臭味。他们一步一级、一步一级慢慢地往医院那宽大的楼梯上走。

    这时奥列格问道：

    “怎么，这一切都是您在低头折腰、背弃信仰的25年里所思考过的问题吗？”

    “是的。我背弃了信仰，也在不断地思考问题，”舒卢宾机械地回答，没有任何表情，声音愈来愈微弱。“即使把书往炉子里塞的时候，也在思考。怎么？我付出了痛苦和背叛的代价，难道还不该得出哪怕一点点自己的看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