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广大的山脉仅有少数生物存活，这个人类只能造访、无法定居的地方，生命有全新的地位……但群山并没有骑士精神，我们总是忘记它们的残暴，它们用风雪、岩石、冰冷无情地袭击冒险攀登的人。

    ——乔治·夏勒《沉默之石》

    电话中传出噼里啪啦的杂音，像是隔着半个地球，摩顿森知道其实对方离他不超过两百公里。“再说一遍？”那边说。

    “色俩目（祝你平安）。”摩顿森对着话筒用力喊，“我要买五捆一百二十五米长的钢索，要三股的。先生，你有没有货？”

    “当然有。”电话音讯突然清楚了。“一根钢索十五万卢比，这个价钱能接受吗？”

    “我有别的选择吗？”

    “没有。”承包商大笑起来，“我是整个北部地区唯一拥有这么多钢索的人。我能请教您的大名吗？”

    “摩顿森，葛瑞格·摩顿森。”

    “您从哪里打的电话？葛瑞格先生，您也在吉尔吉特吗？”

    “我在斯卡都。”

    “方便问您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钢索吗？”

    “我有朋友住在布劳渡河上游，他们没有桥，我要帮他们造一座桥。”

    “啊，您是美国人吧？”

    “是的。”

    “我听说过您要造桥的事。到您村里的小路，吉普车开得上去吗？”

    “如果不下雨的话可以。您能把货送上去吗？”

    “如果安拉愿意。”

    他说“如果安拉愿意”，而不是“不行”。十几通被拒绝的电话之后，这是摩顿森听到的最动听的回答，也是最有意义的回答。现在他有钢索了，这是建桥前最后也最困难的部分。时间是1995年6月初，如果没有其他无法克服的困难，桥在冬天前就可以修好，明年春天盖学校时就能派上用场了。

    虽然摩顿森打电话给吉恩·霍尔尼时紧张得不得了，霍尔尼却出乎意料地和善，而且又开了张一万美金的支票给他。“你知道吗？我那帮子前妻，有的一个周末花的钱就比这个数多。”不过，他也要求摩顿森做出承诺。“学校能不能尽快盖好？我年纪大了，等盖好时，寄张照片给我。”摩顿森满怀喜悦地答应。

    “这个人有钢索吗？”常嘎吉问。

    “他有。”

    “要多少钱？”

    “跟你说的数目一样，一捆八百美元。”

    “他会送货上去吗？”

    “如果安拉愿意。”摩顿森把话筒放回常嘎吉办公室的话机上。带着霍尔尼的赞助金回到盖学校的轨道上摩顿森很高兴，而且这次他也很乐意利用常嘎吉公司的服务，虽然每笔交易常嘎吉都会抽取提成，但看在他广大人脉带来的效益上，这些佣金花得绝对值得。常嘎吉过去是警察，而且似乎认识镇上的每个人，加上学校的建材存放在他那儿，他也写了保管收据，没理由不对他的长处和人脉善加利用。

    摩顿森睡在常嘎吉办公室吊床上的那个星期，每当看到墙上古旧的世界地图上，坦桑尼亚仍印着旧名“坦格尼噶”时，总有一丝怀旧的欣喜。他偶尔也喜欢听听常嘎吉以前小奸小恶的故事。夏天天气特别好，常嘎吉的生意很忙，筹备了好几支登山探险队，包括尝试攻顶乔戈里峰的德国登山队和日本登山队，以及二度攀登加舒尔布鲁木IV峰的意大利队。也因为如此，常嘎吉办公室的角落开始出现德国标签的高蛋白营养棒，就像松鼠过冬的坚果存粮；书桌后头则有一大箱日本宝矿力水特运动饮料，外加三四盒意大利脆饼。

    订好了钢索，确定货会送到后，摩顿森乘吉普车去了艾斯科里，一路穿过苹果和杏桃树的隧道攀升，直到希格尔河谷。晴空万里，海拔五千多米的红褐色锯齿状山脊仿佛触手可及，山路则像从悬崖中雕刻出来的，勉强能让车子通过。

    但当他们转到布劳渡河时，南方急驰而来的云层——印度飘来的季风雨——开始笼罩车子。等他们抵达艾斯科里时，由于没有车窗，车里人人都已经淋成了落汤鸡，溅了一身泥。

    进入艾斯科里后，大雨狂泻，司机说什么也不肯继续摸黑前进，摩顿森只好下车。到科尔飞至少还要步行好几个小时，他不得不在村长哈吉·麦贺迪家隔壁的商店里借宿一晚，躺在一袋袋稻米上，拼命把爬上来躲雨的老鼠赶下去。

    好不容易到了清晨，暴雨仍然像世界末日般倾泻不止，吉普车司机也接了活计把一批货运回斯卡都，于是摩顿森决定步行上路。他一直想改变对艾斯科里的印象，努力去欣赏这个地方，但这个村镇已被“污染”得相当严重。所有往西北去的徒步者和登山队都会途经这里，许多人要在这里雇用挑夫、添补用品，不肖商人们已经学会了狠狠敲西方人的竹杠。换言之，艾斯科里的商人通常会哄抬物价，并拒绝任何议价。

    摩顿森在一条积水深达半米、两旁都是土石屋圆墙的巷子里蹒跚前行，突然觉得上衣被人从后头拉住。他转身一看，一个满头虱子的男孩伸手向他讨钱。摩顿森从帆布包里拿了个苹果给他，男孩却随手丢进水沟。

    经过艾斯科里北边的一段路时，摩顿森得用衣角捂住鼻子才能呼吸。这里是无数登山队伍攀登巴托罗冰川的大本营，几百堆粪便发出阵阵恶臭。

    摩顿森最近读了海琳娜·诺伯·霍吉的著作《古代的启示》，对作者的观点深有同感。诺伯·霍吉在此山南边的拉达克住了十七年。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几乎一模一样。诺伯·霍吉研究拉达克文化近二十年之久，最后的结论是：比起无限制地“改善”拉达克人的生活水平，保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土地和谐共处的大家庭生活方式——才能为拉达克人带来最大的幸福。

    “我过去一直以为，人类的‘进步’是某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不容质疑。”她写道，“我们被动地接受种种‘进步’的做法：在公园中间开一条车道，拆掉有两百年历史的老教堂，盖钢筋玻璃帷幕的银行……步调越来越快，生活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在拉达克，我不再这么认为，我们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很幸运地目睹了另一种‘更正常’的生活方式——一种基于人类与地球共同演化的生存形态。”

    诺伯·霍吉认为西方的开发者不应该盲目地给古老的文化强加上现代的“进步标准”，她提出工业国家应该像拉达克这样的民族学习，建造永续的社会。“在拉达克我看到的是，社群，以及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比任何物质或高科技都更能丰富人类的生活。这时我才了解，另外一种生存方式是可行的。”

    摩顿森爬上湿滑的峡谷继续往科尔飞前进，右边就是湍急的布劳渡河，他忽然担心一座桥可能给这个与世隔绝的村落带来的影响。“科尔飞的人生活非常辛苦，但他们身上有一种罕见的纯真。”摩顿森说，“有了桥之后，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到达医院，不用再花上好几天时间，但我也担心外面的世界会改变科尔飞。”

    村民们在河岸边迎接他，帮他坐进缆车。河岸两边是几百块大花岗岩板，堆在桥墩的预定位置等着开工。哈吉·阿里最后说服摩顿森，与其把石头千辛万苦运过河，或者看老天脸色从别的地方把石头运上来，倒不如从河岸两旁几百米的山腰处把石头切割下来用。科尔飞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头。

    大雨中，摩顿森领着一群人去哈吉·阿里家，讨论建桥的程序，一头黑色长毛牦牛站在两间房舍中间，正好挡住他们的路。十岁的女孩泰希拉拽着牦牛鼻环上的辔头，好声好气地叫它让路，她是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侯赛因的小女儿。不过这头牦牛别有打算，好整以暇地拉出一堆冒着烟的粪，泰希拉见状赶紧把白头巾甩过肩，蹲下来把牛粪和成一个个小球，然后往屋檐下的石墙上摔去，好让粪球变干，以免这珍贵的燃料被雨水冲走。

    到了哈吉·阿里家，莎奇娜握住摩顿森的手表示欢迎，他才想起这是第一次有巴尔蒂妇女敢碰他。她大胆地贴近他的脸，露齿而笑，仿佛在挑战他的惊讶。因为莎奇娜的热情欢迎，摩顿森也跨过限制，走进了她的“厨房”。里面有一个石头火炉，几个架子和一块变了形的砧板。摩顿森蹲在引火的草堆旁，跟莎奇娜的孙女嘉涵打招呼。小女孩害羞地笑着，用酒红色的头巾遮住嘴，又把整张脸藏了起来。

    莎奇娜在一旁咯咯笑着，想把摩顿森赶出厨房，但摩顿森从旧铜壶里抓了把草药味的“潭布洛克”（高山茶），然后把水从塑料汽油桶倒进熏黑的茶壶，又给火里加了几把树枝把茶烧开。

    他为开会的人们斟好茶，自己也拿了一杯，坐在哈吉·阿里和炉壁中间，牦牛粪燃烧的刺鼻气味弥漫在整间屋子里。

    “我的祖母非常惊讶，葛瑞格医生居然跑进了她的厨房，”嘉涵说，“但她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所以也能接受。很快她的观念就改变了，她开始跟我祖父开玩笑，说他应该学学他的美国儿子到厨房帮忙。”

    不过在事关科尔飞的重大问题上，哈吉·阿里从不放松警惕。

    “我每次都觉得很惊奇，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但哈吉·阿里对布劳渡河谷和其他地区的信息都了如指掌。”摩顿森说。这次，两辆载着钢索的吉普车驶到距离科尔飞二十五公里的地方，突遇坍方落石，道路中断。哈吉·阿里告诉村人，道路可能好几个星期都通不了，重机挖土设备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下从斯卡都出来抢修，他建议村里的壮丁全部出动，把钢索搬上来，这样就可以立刻开始造桥了。

    第二天，三十五位巴尔蒂男子，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和哈吉·阿里差不多年纪的白胡子老公公，在雨中走了一整天，背起钢索后再走十二个小时的山路回到科尔飞，他们的兴高采烈让摩顿森非常吃惊。每捆钢索重达三百六十公斤，穿过轴孔的木杆要十个人才扛得动。

    摩顿森比科尔飞人高出一个头以上，他也想帮忙一起搬，却总让钢索歪向一边，最后只好在一旁看别人忙，不过也没人在意——大部分村民都曾受雇于西方登山队担任协作和挑夫，早就习惯了背着同样沉重的大包攀爬巴托罗冰川。

    哈吉·阿里的背心口袋里总放着气味浓烈的烟草“纳斯瓦”，而且似乎是无限量供应，村民们一边嚼着烟草，一边愉快地前进。塔瓦哈跟哈吉·阿里合背一捆钢索，他对摩顿森说，为了改善村里的生活而辛苦工作，比起帮外国人追求当地人很难理解的登山“目标”要愉快多了。

    回到科尔飞后，村里的壮丁合力在泥泞的河岸上把地基打深。季风雨一直在下，在这种天气里水泥没办法干，塔瓦哈和几个年轻人建议不如到山上去猎羱羊，还邀摩顿森和他们一起去。

    摩顿森只穿着跑鞋、雨衣和夏瓦儿卡米兹，以及一件他在斯卡都市场买的便宜的中国毛衣，到了山上才发现衣服实在不够。不过其他六位村民也好不到哪儿去：塔瓦哈还好，穿着登山者送的皮面徒步鞋，另外两位是用皮革把脚包起来，还有一位穿着塑料凉鞋。

    他们在持续变大的雨势中往北走，穿过一畦又一畦灌溉过的荞麦田。熟透的荞麦穗看起来像一根根“迷你”玉米，在暴雨狂袭下随穗秆摇摆跳跃。塔瓦哈骄傲地扛着一行人唯一的一支枪，那是一支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毛瑟枪。摩顿森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竟打算用这支古董枪击倒羱羊。

    摩顿森看到了他从乔戈里峰下来时错过的桥——一座用牦牛毛绑在布劳渡河两岸巨石上的“藏母巴”，忽然觉得非常高兴。这桥通往艾斯科里，也正好位于科尔飞的边缘。如果当初他没有错过这座桥，没有误入科尔飞，接下来的人生很可能会完全不同。

    他们往上爬，渐渐进入了峡谷的包围，天空的落雨和布劳渡河的水花一起，把他们浑身上下弄得透湿。山路紧依着陡坡蜿蜒上升，坡度令人头晕目眩。一代代巴尔蒂人把扁平石片卡在一起作为路基，以防脆弱的道路被山洪冲走。背着竹篮走在只有脚掌宽的山路上，巴尔蒂人却像走在平地上一般稳健。摩顿森紧紧靠着谷壁，跟着前面人的脚印一步步小心地走，下面就是布劳渡河，他实在没办法让自己不紧张。

    布劳渡河在此处之丑陋程度，简直可以与孕育它的高山冰峰之美丽程度比肩。泥黄色的河水像是扭动着身躯的蟒蛇，在不见天日、布满黑棕色卵石的地下岩穴间咆哮着，让人很难相信这狰狞的湍流竟是孕育金黄荞麦穗和所有作物的生命之泉。

    雨终于在他们到达比亚福冰川之前停了。一道光线从云层中射出来，照在东边的巴柯尔达斯峰上，将山峰映成一片柠檬黄色。这座海拔5800米的金字塔型高峰被当地人称为“科尔飞的乔戈里峰”，因为它的形状和乔戈里峰极为相似，像神祇般保护着他们的家园。科尔飞人将这个景象视为吉兆，塔瓦哈带领一行人开始向喀喇昆仑山脉的神祇们祈祷，承诺他们将只猎取一头羱羊。

    要找到羱羊，他们得再往上爬。著名野外生物学家乔治·夏勒曾在喜马拉雅山区追寻羱羊及其近种的踪迹。彼得·马修森也曾在1973年跟随夏勒在尼泊尔西部山区研究“岩羊”，他将这段长途跋涉的艰辛山旅形容为“朝圣”，那是他后来的名著《雪豹》一书的蓝本。

    在世界屋脊上行走，需要的不单是体力。夏勒在著作《沉默之石》中承认当自己走在喀喇昆仑山脉间——这里被他称为“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除了进行科学研究，更像是一场心灵的孤旅。“旅程中充满艰苦和沮丧，”夏勒写道，“但是这些山让我上了瘾，让我更想探索喀喇昆仑。”

    二十年前夏勒在此地徒步时，记录了羱羊和马可波罗羊的踪迹。经过多日的勘探，他对羱羊在恶劣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更加惊叹。

    高山羱羊是一种肌肉结实的大型山羊，巨大的弯角让它们很容易辨认——对巴尔蒂人而言，它们的弯角同美味的肉一样珍贵。夏勒发现，羱羊是喀喇昆仑山脉活动区域最高的动物，稳健的脚步让它们能走上海拔超过五千米的狭窄岩路，这远比捕食它们的狼或雪豹爬得高。只要有植被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踪迹，它们每天需要觅食十到十二个小时，寻找草叶嫩枝来填饱肚子。

    前方出现了一片硬冰，这说明他们已经接近比亚福冰川的冰舌末端。塔瓦哈停下脚步，从摩顿森上回送他的酒红色抓绒衣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圆形的东西，那是个“托马尔”（勇气徽章）。巴尔蒂人认为村里婴儿夭折是因为山里的恶灵作祟，因此每个婴儿一出生就在脖子上挂上“托马尔”避邪。遇到危险时，比如此刻需要在流动的冰河上行进，他们就会把“托马尔”戴上。塔瓦哈把用紫红色羊毛精心织成的大徽章绑在衣服拉链上，别的人也把各自的“托马尔”系好，一行人这才踏上冰川。

    走在为打猎觅食才踏上冰川的人们中间，而不是为了冲顶，摩顿森对这片荒野有了全新的看法。难怪喜马拉雅最伟大的山峰都是到20世纪中叶才有人登顶——住在附近的居民从来没想过攻顶创纪录的事儿，住在世界屋脊上，光是努力维持温饱就把他们的精力消耗殆尽了。就这点来看，巴尔蒂人和被他们猎捕的羱羊其实没什么两样。

    他们继续往西，在不稳定的冰层和湛蓝的冰川湖之间择路前行。冷热交替的季节性风化效应，不断将石块撬散松落，他们可以听到岩石掉落深潭激起水花的回声。北边靠近低空云层的地方，是著名的食人魔峰，这座海拔七千二百多米的山峰只有一次被征服的纪录，是在1977年由英国登山家克利斯·鲍宁顿和道格·史卡特创下的。但食人魔峰在他们下山途中就施以报复，史卡特最后被迫用两条断腿一路爬回大本营。

    比亚福冰川爬升到海拔五千米，在雪湖位置汇入希斯帕冰川，然后一起向下流入亨札河谷。全长一百二十公里的希斯帕冰川，是地球两极之外绵延最长的冰川系统，这条自然公路曾是亨札河谷的土匪掠夺布劳渡河谷的通道，但如今除了偶尔让塔瓦哈兴奋的雪豹足迹，以及两只在高空好奇地盘旋着的秃鹰，整座高山大道上只有狩猎队伍在孤独行进。

    摩顿森只穿着球鞋，又在冰上走了好几个小时，脚已经冻僵了。泰希拉的父亲侯赛因从背包中取出茎叶，折出好几叠干草，垫在摩顿森的耐克球鞋里。摩顿森一直纳闷，没有帐篷和睡袋，这些人该怎么度过山上的寒夜呢？要知道，远在西方人带来先进的登山装备前，巴尔蒂人已经在比亚福冰川上狩猎了好几百年。

    每天晚上，一行人在两侧冰石成排的洞穴里过夜，巴尔蒂人对这些洞穴的位置了如指掌，就像沙漠中的贝都因人对水源地一样清楚。每个洞里都堆放着干燥的灌木，以及引火用的鼠尾草和杜松。从笨重的岩石堆下头，他们把先前存放的豆子和米拿出来，再加上在热石头上烤的骷髅状面包“库尔拔”，继续打猎所需的食物也就够了。

    四天后，他们终于发现了羱羊的踪迹——散乱在平坦岩石上的一副羱羊骸骨，早被胡鹫和雪豹舔得雪白干净。接着塔瓦哈看见，骨头上方高处的岩架上有十六只羱羊正在觅食，他连忙喊着：“斯金！斯金！”斯金即巴尔蒂语的“羱羊”。羱羊巨大的弯角在变幻的天空下形成美丽的剪影，但它们的位置实在太远太高。塔瓦哈推测那头死掉的羱羊应该是被雪崩冲下来的，因为这里离它们觅食的地点实在太远。他把羊头和羊角从脊椎上扳松扯下，系在摩顿森的背包上，送给他当礼物。

    比亚福冰川在高峰间凿出了比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深的沟谷。他们往上走到冰川和拉托克峰北脊相遇的地方，这里的地形曾吓退过很多登山队伍。有两次他们都偷偷摸到了羱羊群下风处，但都被它们察觉，在他们来不及开枪时就逃开了。

    第七天黄昏时，塔瓦哈看到一只公羊站在他们上方，距离只有不到二十米。他把火药填进毛瑟枪，把钢弹装好，摩顿森和其他人都趴在他身后，紧紧贴着悬崖底部，免得被机灵的羱羊发现。塔瓦哈扳开枪管的支架，在一颗大石头上架稳，然后轻轻扣动扳机——但还是太响了，羱羊忽地转身面向他们，距离近得可以看清它竖起来的胡须。塔瓦哈扣下扳机，摩顿森看见他嘴唇蠕动，在默念祷词。

    枪声震耳欲聋，震落了一阵碎石雨。火药喷得塔瓦哈满脸黧黑。摩顿森原本以为塔瓦哈失手了，因为那只羱羊还站得好好的——但几乎是马上，羊的前腿一跪，一股热雾从颈部的伤口喷到冰冷的空气中。它两次要挣扎着站起来，但终究还是慢慢安静了，最后一歪倒下。“安拉乎艾克拜尔！”科尔飞人齐声高喊。

    屠宰工作在入夜后开始，他们把公羊的部分骸骨带进洞穴，升起了火。侯赛因熟练地操着和前臂一样长的弯刀，专注令他眉头微皱，给他睿智、瘦长的脸增添了一丝忧郁。他把羊肝切片然后分给大家。侯赛因是所有科尔飞村民中，唯一曾离开布劳渡河谷，在平原的拉合尔读到十二年级的人。但此时看到他在洞穴里弯着身子，两手沾血切着羊肉，摩顿森心想旁遮普省闷热平原上的学生生涯，对侯赛因来说早已远去——突然间他想到，侯赛因是最合适的教师人选，只有他胜任联结两个世界的工作。

    狩猎队伍回到村子之前，季风雨已经彻底散去，天空晴朗无云。回到村里，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领头的塔瓦哈高捧羱羊头，押后的摩顿森则把他的礼物戴在头上——看起来就像是头上长了角。

    一行人把小块羊肉分给挤在路旁围观的孩子，他们吮吸着这些珍馐，就像仔细舔着糖果。装在篮子里的上百公斤羊肉则平均分给所有参与狩猎的家庭。等到羊肉都下了肚，羊脑和着洋葱马铃薯都炖了汤，哈吉·阿里把外国儿子带回来的羊角挂在大门上方的一排战利品中间，那些都是他当年骁勇健壮的证明。

    摩顿森把自己先前画的造桥设计图，带给吉尔吉特的一位巴基斯坦军队工程师看。工程师仔细检视之后，建议做些强化结构的修改，重画了一张详细的施工蓝图，清楚地标出钢索的位置。修改后的设计需要两座二十米高的石头桥柱，顶端加上宽度足够让牦牛车通过的拱形混凝土结构，还有距离水面十八点五米、全长八十六点六米的悬索桥面。

    摩顿森从斯卡都雇了一班有经验的泥水匠来建造桥柱。石板很重，要四名村民合力才能抬起，而后平放在抹平的水泥上。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围观，在父亲或叔叔、舅舅扛石头扛到脸红脖子粗时，在一旁用力喊叫帮他们打气。一块又一块的石板，一点一滴的建造，两座三层石基的桥柱终于在河两岸立了起来，越往上变得越窄。

    秋高气爽，辛苦的工作变得舒服多了，每天傍晚摩顿森清点完当天叠建的石板，都对工程的进度非常满意。整个七月份，男人们都忙着建桥，妇女则照顾庄稼。牢固的桥柱建起来后，比所有村民家里的屋顶都高。

    在冬天来临，所有人被迫整天待在屋里之前，科尔飞的居民尽可能待在户外，大部分家庭都在屋顶上用早餐晚餐，忙完一天的工作后，让气味浓郁的“丹布洛茶”把一碗饭和豆子蔬菜汤“达尔”冲下肚。摩顿森最爱跟哈吉·阿里一家人在屋顶享受黄昏的余温，跟几十户同在屋顶上的人家闲话家常。

    诺伯·霍吉曾赞美过另一个喜马拉雅国家的领袖不丹国王的观点——衡量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指标，不该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国民幸福总值”。在科尔飞干燥温暖的屋顶上，身旁尽是今年丰收的各种农作物，吃着晚饭、抽着烟、聊着天、享受着露天咖啡馆般的悠闲，摩顿森深深感觉到即使物质生活如此贫乏，巴尔蒂人仍然拥有保持纯真快乐的秘诀。如此单纯的快乐生活在所有发达国家里都正在迅速消失，就像古老的森林一样。

    夜晚时分，塔瓦哈和摩顿森这样的单身汉会善用温和的天气，露宿在星空下。现在摩顿森的巴尔蒂话已经说得相当流利了，他和塔瓦哈常常聊到大部分村民连说梦话都会说到的话题，最主要的话题之一自然是女人。那时摩顿森已经年近四十，塔瓦哈也快三十五岁了。

    塔瓦哈告诉摩顿森，自己非常想念妻子萝奇雅，自从她因难产而死、留下他们唯一的孩子嘉涵距今已经有九年了。他们躺在屋顶上，凝望着银白丝巾般的银河。“她非常非常美。”塔瓦哈说，“她的脸蛋很小，就像嘉涵，有时候她会突然唱起歌，或者突然笑起来，像只小土拨鼠一样。”

    “你会不会再婚呢？”摩顿森问。

    “喔，这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塔瓦哈解释道，“有一天我会成为‘努尔马得哈尔’（村长），而且我已经有很多土地，不过目前我不爱别的女人。”他害羞地压低了声音。“只是有时候我……喜欢……”

    “你不结婚也可以做那件事吗？”摩顿森问，这是他来到科尔飞后一直好奇的事情，只是总没有适当的时机发问。

    “当然可以。”塔瓦哈回答，“跟寡妇，科尔飞有很多寡妇。”

    摩顿森想到底下拥挤的住房，一家十几个人并排睡在垫子上。“你们都是在哪里……呃……”

    “当然是在‘罕得霍克’。”塔瓦哈回答。科尔飞每栋房子的屋顶上都有“罕得霍克”，也就是储存粮谷的茅草顶小屋。“你要我帮你找位寡妇吗？我想已经有好几位爱上葛瑞格医生了。”

    “谢谢你，”摩顿森敬谢不敏，“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你们村里有你喜欢的女人吗？”塔瓦哈问道。摩顿森于是开始讲述十年来主要的恋爱失败经历，包括同玛琳娜的感情。他惊讶地察觉在述说这一切时，心中的疼痛已经明显减轻了。

    “啊，她是因为你没有房子离开你？”塔瓦哈问，“这种事在巴尔蒂斯坦也常发生。不过你现在可以跟她说，你在科尔飞有房子，还快要有座桥了呢！”

    “她不是我想要的女人。”摩顿森说。他发现自己说的是事实。

    “你最好快点找到你想要的女人。”塔瓦哈下了结论，“在你变老变胖之前。”

    他们准备在两座桥柱间串起第一根钢索时，从巴托罗冰川回来的挑夫捎来消息，有一队美国人正往这儿走来。当时摩顿森手上拿着图纸，坐在布劳渡河北岸的大石头上，指挥两岸人马各自领着牦牛队拉直主钢索，在没有重机械的情况下，尽可能把钢索紧捆在桥塔上。身体最灵活的村民在工程师标注的固定点绑上一圈又一圈的支撑缆索，再用铁钳锁紧它。

    一位拄着登山杖，头戴白色棒球帽，神情威严的美国人从河北岸下游方向走过来，身边跟着当地一位英俊的大胡子向导。

    “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坐在石头上的那家伙块头可真大。”乔治·麦克考恩回忆道，“我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头发很长，又穿着当地服装，但很明显他不是巴基斯坦人。”

    摩顿森从石头上滑了下来，伸出欢迎的手。“您是乔治·麦克考恩吗？”麦克考恩握住他的手，难以置信地点着头。“那，祝您生日快乐！”摩顿森笑着交给了他一个密封的信封。

    乔治·麦克考恩曾与刘易斯·罗和德、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一同担任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的董事。他跟两个孩子唐和爱咪到乔戈里峰徒步，造访他曾赞助的登山队大本营，度过六十岁的生日。基金会董事们寄来的生日卡片抵达艾斯科里后，最终交到了摩顿森手上——当地官员以为，一个美国人总会有办法和另一个联系上。

    麦克考恩过去是博伊西加斯凯德家用建材公司的总裁兼董事长，六年内将公司的营业额从一亿美元扩展到六十亿美元，随后脱离集团独立营运。他把商业这门功课学得很好，20世纪80年代在湾区门罗公园市成立了自己的创投公司，专门收购其他公司过度成长导致的难以管理的部门或子公司。麦克考恩做过手术的膝盖还没完全复原，又在巴托罗冰川上走了好几个星期，正在担心自己能不能撑下去，此时和摩顿森相遇，他高兴得难以言表。

    “远离文明世界足足一个月，在堪称险恶的环境下，居然能和一位如此能干的年轻人说上话。”麦克考恩说，“我真的很高兴。”

    这次的巧遇让两人都很高兴。麦克考恩说：“摩顿森一点儿也不机巧，他是个温柔的巨人。看到和他一起建桥的人，你就会清楚他就像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们很爱戴他。我忍不住想，这个美国人靠什么本事做到这种程度？”

    摩顿森用巴尔蒂语跟麦克考恩的向导自我介绍，当他用乌尔都语回答时，摩顿森才知道他叫费瑟·贝格，不是巴尔蒂人，而是来自遥远的阿富汗边境查普森河谷的瓦希族人。

    摩顿森问他的美国同胞能不能帮他一个忙。“我觉得自己在科尔飞好像是孤军奋战，”摩顿森说，“我希望这些人知道，其实美国有很多人都关心他们，不是只有我而已。”

    “他交给我一大叠卢比，”麦克考恩回忆，“要我扮演从美国来的大老板。我当然是卖力演出，像老板一样四处发薪水，称赞他们做得很棒，要他们好好干，尽快把工作完成。”

    告别摩顿森和村民后，麦克考恩和家人继续他们的旅程。但就在那一天，缆索把南北岸两座桥柱连在一起的日子里，更奇妙的缘分也连接起来了。当日后外国人在巴基斯坦的处境日渐堪危时，贝格自愿担任摩顿森的保镖，麦克考恩则在他门罗公园市的据点里，成为摩顿森最有力的支持者。

    八月下旬，在泥泞地上破土动工十周之后，摩顿森站在八十六点六米长的桥中央，赞叹着两端工整的混凝土桥拱，牢固的三层石基，还有将所有结构稳稳定位的钢缆网线。哈吉·阿里把最后一块建桥的木板递给他，请他安放就位，但摩顿森坚持让科尔飞的村长完成科尔飞的桥。哈吉·阿里将木板高举过头，感谢全能的安拉为村子带来这位外国人，然后跪下来，用最后一块木板挡住了桥下奔腾的河水。在河南岸高处观看的妇女和孩子们齐声欢呼。

    摩顿森再一次花光了所有的钱，但又不愿动用盖学校的经费，他准备冬天回柏克莱赚钱，等赚够了春天再回科尔飞。回美国前一晚，他和塔瓦哈、侯赛因、哈吉·阿里坐在屋顶上讨论盖学校的计划，确定在夏天开工。侯赛因愿意将妻子哈娃拥有的一块平地捐出来盖学校，站在那里看“科尔飞的乔戈里峰”，一览无遗。

    摩顿森觉得这是激励孩子们把眼光放高放远的最好地点，他表示赞同，唯一的条件是侯赛因要担任学校的第一任老师。

    他们喝下为了庆功而奢侈地加了许多糖的甜茶，把手一握，达成了协议。接着几个人兴奋地讨论起盖学校的具体事项，直到夜深。

    再低两百五十米的地方，河水反射着村民们手中提灯的光亮。他们兴奋地在桥上走来走去，一次次轻松跨过将他们和宽广世界隔离的天堑——而那个宽广的世界，却是摩顿森极不情愿回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