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事实证明萨克-莫索克不仅是歌颂性受虐狂的诗人，而且他自身受到这种不正常性关系的折磨，”克拉夫特-爱宾在《性变态》的第12版中写道。的确，1895年萨克-莫索克去世后，紧跟其后出现了一些揭露他私生活的出版物，包括1901年施利希特格罗发表的著作，这本书使用了萨克-莫索克的私人日记作为材料，这些日记后来丢失了。1906年旺达发表了她的，仍然为萨克-莫索克因为一个霸道女人而抛弃她感到生气，同时也不高兴施利希特格罗批露她的婚姻生活。从这些渠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虚构的情节仅仅是作者私生活的写照，当然里面有添油加醋的意味。事实上我们脑海中记住这样的事是很重要的，即萨克-莫索克生活中和文学作品里的美人儿形象非常的相似，因此区分现实和小说很成问题。克拉夫特-爱宾试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阐明这个问题（当然，“自由主义”用在这儿并不太合适）：
作为一个男人，不能仅仅因为萨克-莫索克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不正常性关系的折磨，我们就在评价他的作品时丧失原则。作为一个作家，正如他作品的影响和作品内在的优点所涉及的那样，萨克-莫索克受到了很严重的侮辱。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何时只要他删掉作品里有关性变态的内容，他就是一个天才作家。实际上如果那样的话，他将取得有正常性观念的作家所能取得的伟大成就。
显然，克拉夫特-爱宾认为萨克-莫索克的性受虐倾向严重损害了他的艺术作品，尽管他也意识到假如去掉这部分内容的话，萨克-莫索克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读者。正如克拉夫特-爱宾第一个所意识到的那样，“作者对性变态者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典型描述，其实这些都来源于作者的反常行为。”性病理学教授并不认为成为巨著和作者不正常的浪漫倾向——喜欢做他邪恶诱人优雅梦中情人的奴隶有关。
传记研究工作揭示，萨乌宁和旺达的关系与萨克-莫索克和一个年轻寡妇范妮?凡?皮斯特的关系相似。萨克-莫索克和她一块去意大利的时候扮演她的仆人格列高，一个波兰侍从，坐的是三等火车车厢。而她坐的是头等车厢，起的是斯拉夫名字“博格丹罗芙公主。”1869年萨克-莫索克和范妮?凡?皮斯特签署了一份合约，其中的许多条款和小说中出现的相同，包括以下规定即女士“承诺平时尽可能穿裘皮大衣，尤其是残酷对待奴仆时更要如此。”1869年的一幅照片显示，范妮?凡?皮斯特身着裘皮大衣，萨克-莫索克跪在她的面前。然而，假如说他的生活为小说提供了素材的话，那么反过来小说也再现了他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妻子也签署了一份做她奴仆的合约：“我荣幸地成为旺达?凡?杜拉耶夫人的奴隶，我听从她的命令，毫无怨言地接受她加在我身上的任何东西。”“旺达?凡?杜拉耶夫人”是他假想的一个名字，后来被其妻子采用了。因而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他的婚姻走进了他的小说还是他的小说本来就是其婚姻的一部分。
根据推测，小说的决定性结尾，他和旺达希腊情人的残酷会面在传记中竟然一点也没有被提及。在小说中，这最终的耻辱治愈了萨乌宁的性受虐倾向；而现实生活中，萨克-莫索克并没有被治愈，他的余生就纠缠在他的维纳斯和维纳斯的情人希腊阿波罗身上。他的妻子旺达宣称她极不情愿地接受她丈夫的劝告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1875年刚从生养小孩中恢复过来，她就沮丧地发现丈夫对维也纳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绅士的寻找浪漫同伴的广告极感兴趣。“旺达，我们找到希腊人了！”他嚷道，当照片上显示“一个穿着东方服装的英俊年轻人”时，萨克-莫索克像被“电击了”一样，他一直喊着“希腊人！希腊人！”几乎等不及旺达从分娩中恢复过来，他就要求旺达去见这个陌生人，同时还要求她穿上新斗篷 “要穿不止是装饰了毛边而是用毛皮做了全部花边的那件。”旺达抱怨道“那件太沉了——当我身子骨还强壮人还健康的时候，我都不能忍受穿这件衣服很长时间——这件衣服把我的肩膀都压坏了。”给我们留下的疑问空间很少，即希腊人的形象是否反映了萨乌宁的同性恋倾向：
上帝，他是一个英俊的男子。不，更切确地说，他是我从未见过的那么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子。他就是罗马梵蒂冈宫绘画馆的阿波罗，有大理石雕像般的身材，虽然苗条但钢铁般结实的肌肉，同样的脸，同样卷曲的头发。实际上让他显得尤其漂亮的是，他没有胡子；他的骨盆也比一般男子的窄，他很可能会被误以为是穿上男装的女子……他嘴唇周围的线条很奇怪，狮子一般的嘴唇里露出几颗牙齿，立刻给这张脸一种残忍的感觉——
阿波罗正在鞭打玛息阿……
现在我明白爱神和令人尊敬的苏格拉底在亚西比德面前还能保持高尚品德的原因了。
正如萨克-莫索克有时候不愿意进一步追求同性恋一样，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萨乌宁在希腊人手上经历的治愈到底是什么回事。在作者的一生中他对“希腊人”的追求总是遇到各种阻碍，即使在一个名叫阿纳托尔的热心肠的崇拜者那儿也不例外。这个人或许是巴伐利亚的金?路德维格，或许不是。正如萨克-莫索克感觉他被迫否认自己信奉犹太教一样，他也为自己对同性恋不能表示同情而明显感到心理矛盾。
在小说中萨克-莫索克用艺术的手法表现了萨乌宁狂热浪漫的幻想，这个幻想与古典神话中的维纳斯和阿波罗有关。而维纳斯和阿波罗援用了梅第奇的维纳斯和罗马梵蒂冈宫绘画馆的阿波罗大理石外型。在小说中他们分别化身为有血有肉的旺达和希腊人。维纳斯的形象，从她的第一个喷嚏来看，她似乎统治着人类情感残酷的一面，而阿波罗对他的献身者来说则代表着一个再危险不过的人物了。我们可以从18世纪的古典主义来看萨克-莫索克的文学渊源。文克勒曼就把希腊雕像看成是罗马梵蒂冈宫绘画馆的阿波罗的 “庄严的超人”的化身。而歌德在他的《意大利之旅》中也认为美人是以同样的形象出现的。22更直接地说，萨克-莫索克可能沿袭了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约瑟夫?凡?艾兴多夫或普罗斯帕?梅里美的写作风格。前者在小说《大理石雕像》中让维纳斯在一个古代异教徒的破庙中过着危险的生活。而后者的小说《伊勒河的维纳斯》把维纳斯描写成一个当有男人低估她的品德后就谋杀他们的邪恶形象。可能萨克-莫索克也把维纳斯的奴隶等同于瓦格纳1840年歌剧中的人物汤豪泽。甚至他的小说和尼采1872年的《悲剧的出生》也有交集，尼采的小说描写了古代戏剧中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之间的一场冲突；有意思的是，作为维纳斯信仰者的旺达，她提倡异教徒的淫荡好色，反对基督教的禁欲思想。这为后来尼采在《道德的系谱》中探求的主题给了大家一个暗示。的确，萨乌宁认为自己是一个“超感觉论者”，这可能与尼采感兴趣的超人品质有关。
1967年，天鹅绒地铁摇滚乐队用奇怪的节奏演奏了萨乌宁的性受虐狂幻想，歌名就叫。这首歌是著名的安迪?瓦霍尔香蕉唱片中的主打歌。同一年，哲学批评家吉勒?德勒兹在评论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探讨了萨克-莫索克和马奎斯?德?萨德在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上的不同之处，反对把二者就性虐待狂－性受虐狂问题混为一谈。德勒兹强调性受虐狂艺术作品的唯美性，关注艺术形象，依赖艺术场面的布置。小说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也给大家展现了一幅有关受虐狂幻想的油画甚至可以说是照片。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当从月光下冷冷的雕塑中或从黑暗屋子的油画中区分不出女人的时候，她们变得令人兴奋。给维纳斯设计的标志是橙红色的头发，迷人的肉体，穿着裘皮大衣，爱照镜子，是一个冷冰冰、残忍、多愁善感的混合体。莫索克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冷冰冰的特质，就像雕像或者油画里的人物一样。他们是艺术作品的复制品。”23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具有神奇的魔力，这提示小说可能是“幻想派”的代表作，“幻想派”是结构语言学批评家茨韦坦?托多罗夫给起的名字。他的有关“幻想派的概念”解释了超自然和幻想之间的悬念，就像读者不明白萨克-莫索克小说的主人公是否真的具有超能力还是他们因为过度紧张幻想自己具有了超能力一样。当我们评价作品的时候，幻想派的概念尤其有用，可以说这部小说涉足了心理学方面的幻想。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分辨出萨克-莫索克作品的一些文学性，这些文学性在20世纪早期的最伟大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或者是亚瑟?显尼支勒的《梦事》。前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危险浪漫的幻想害了他，也就是假象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之间的战争害了他。小说《梦事》中，作梦和幻想似乎占据了中产阶级主人公的全部现实生活。
“所有这些不正当的关系中，最普遍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希望折磨性伴侣的人和希望性伴侣折磨自己的人，也就是克拉夫特-爱宾所说的性虐待狂和性受虐狂。”西格蒙德?佛洛依德在其开拓性的著作，1905年出版的《性理论的三个小故事》中写道。25而此时距萨克-莫索克年去世已达10年之久。弗洛伊德压根就没有提到萨克-莫索克，就好像莫索克主义的概念不是受到萨克-莫索克文学作品的启发才有似的。克拉夫特-爱宾用萨克-莫索克的名字来命名性受虐狂，其目的是为了概括一系列这种案例，尤其是和作者一样具有精神病方面幻想的案例。事实上，是给了克拉夫特-爱宾启发，更不用说萨克-莫索克有时候就把萨乌宁自身看成一个案例。
我坐在女神脚边的一个脚凳上，给她讲述我的童年。
“你的这些异常倾向在那时就显露出来了吗？”旺达问道。
“是的，确实是。我都不记得这些倾向什么时候离开过我。正如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的那样，甚至在摇篮里我就是超感觉论者。”
由于对他的例子很感兴趣，旺达继续问道：“你是如何喜欢上毛皮的呢？”萨乌宁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了，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这样了。”并且就这部小说而言，它滑稽耐心地宣称萨乌宁的病得到了治愈。确实，旺达在写给萨乌宁的最后一封信里，坚持她一直在思考他的治疗问题：“希望我的鞭打已经治愈了你的病。这种治疗虽然残酷但却很有效果。”27治愈可能是这部小说中最没有说服力的部分，正如有一次马奎斯?德?萨德宣扬他通过演示一种畸形恶习反而获得了美德一样不能令人信服。很明显，萨克-莫索克作品的主旨是为了巧妙地满足他本人，他小说的主人公，甚至还包括读者的满足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相信萨乌宁的个案是为了宣扬性变态能通过这样的手段被治愈。
分析弗洛伊德的案例时，叙事文学批评家多瑞特?科霍揭示他能敏锐地区分出案例中病人的想象成分和真实成分。28当采用克拉夫特-爱宾的“性受虐狂”这个概括性术语时，弗洛伊德遵从了这种区分方法，但他完全没有提到萨克-莫索克或者他的文学作品。甚至当他在《性理论的三个小故事》讲述一个性虐待狂例子时，他更喜欢引用最著名最抽象的案例：“自从琼-雅克?卢梭出版以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屁股皮肤的痛刺激是受虐狂的性冲动发源地之一。”29在《性理论的三个小故事》中，最伟大的哈普斯堡性理论学家弗洛伊德把“性受虐狂”的概念与更广泛的概念“精神分析法”结合在一起。萨克-莫索克相信他的性倾向普遍，然而，克拉夫特-爱宾证实这种性变态其实并不常见。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当考虑这种性倾向的散布趋势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性倾向来源于人类的性本能，正常的性行为是在人性成熟过程中作为器官变化和精神压抑的结果发展而来的。”他发现这种普遍的性变态“来源于孩童时代多种形式的性变态倾向，”有时候他把这称呼为“多型性变态。”30因而精神分析理论使“性受虐狂”和“性虐待狂”有了人类本能遗传作为其基本组成因素。
在狼人（他恰巧是一个俄国人）案例中，弗洛伊德探寻了性受虐狂和性虐待狂、阉割、同性恋、基督教、当然还有恋母情节之间的联系；“性虐待狂倾向来源于父亲，而性受虐狂倾向则来源于他把自己当作性的受虐对象。”在《性受虐狂的经济问题》一书中，弗洛伊德讨论了虽然快乐原则使性受虐狂看起来 “不可理喻”，其实他们的冲动与死亡本能紧密相连。在《一个被鞭打的孩子》中弗洛伊德重申“负罪感是使虐待狂转变成受虐狂的一个不变的因素，”他也探索到鞭打幻想似乎与男人和女人的恋母情节有关。对弗洛伊德来说，性幻想与绷带和鞭打有关的女人是从做女孩时的原始幻想‘我被父亲鞭打了（或我被父亲疼爱了）’来的，这些幻想可能迂回地表现了出来。”31 因此，整体上来说，弗洛伊德有关性受虐狂的概念很明显既反映了他智力上的见识又反映了精神分析法的文化偏差。弗洛伊德借用克拉夫特-爱宾的术语利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了性受虐狂，把它解释成“人类性本能的普遍现象”的一个部分。但同时他却抹杀了萨克-莫索克的重要性。
在小说的结尾，萨乌宁声称他的性受虐狂倾向被治愈了，从现在开始他愿意屈从于皮鞭；“想象一下效果，我们美丽苗条的、歇斯底里的女士……”32因此，萨克-莫索克的最终目的是让萨乌宁放纵自己，在手握皮鞭的苗条的中产阶级女士那里，在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的女性患者那里，不管是用性幻想刺激他们还是让他们受惊吓而崩溃。我们不能弄错的是，萨克-莫索克把这种场面仅仅看作滑稽而已，并不像世纪末弗洛伊德那样严肃地把这看成是歇斯底里的表现。是萨克-莫索克的感觉在发挥作用，很明显，从维纳斯打喷嚏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使自己偏离了克拉夫特-爱宾或是佛洛依德的心理学、性和变态学说。在萨克-莫索克浩大的文学工程《该隐的遗嘱》中占很大比重。萨克-莫索克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弗洛伊德发表《对歇斯底里的研究》的同一年，哈普斯堡一个天才自豪地宣称自己和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同一天过生日：2月27日。无论天才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就像莫扎特在音乐界一样，萨克-莫索克在小说界也带给人快乐。萨乌宁经常对自己地位中滑稽的一面感到满足，甚至在风气超级残酷的社会里他就宣称，“我的状况太有趣了——假如社会对我没有那么悲惨没有那么看不起我的话，我可能都自己嘲笑自己了。” 萨克-莫索克把浪漫的幻想当成快乐，虽然在中他受到了羞辱。并且他把自己的快乐和性变态的大众进行了交流。“你激起了我最珍爱的幻想，”萨乌宁对旺达说，但迟些时候旺达就这个问题阐明了她的观点：“你破坏了我的想象力，让我的血液沸腾。我打算开始享受这一切了。”33作者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作者的文学生命存在的哈普斯堡君主国解体后的很长时间里，萨克-莫索克的巨著仍将通过不可抵抗的诱惑力和巧妙激起大家的幻想来打乱大家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