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百二十二年，魏黄初二年。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写下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他就像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

    很多人都知道，在《洛神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众所周知的曹魏宫闱的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借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

    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曹植一直念念不忘。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叡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此篇。

    从文学角度，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它终究无法取代真实的历史。

    这个故事破绽很多。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向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

    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由此可见，李善这个故事，有太多他自己想当然的发挥。

    不过，这个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读过《洛神赋》的人都知道，赋中有着情真意切的心绪和细致描摹，让人很难相信曹植只是一时兴起去歌颂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而不是在寄情隐喻。

    曹植对甄妃的感情，不是妄谵之言。这份感情，虽然史无明载，但却可以被史料间接证实。而这个证实的契机，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根据史料记载，《洛神赋》的原名叫做《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侯，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是不正确的。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川，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载“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

    “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yīn）。“鄄”字读成绢，而“甄”字在当时并不读“真”，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居延切，与“鄄”的发音基本一样。《史记》里，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例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又会是谁呢？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又是意有何指？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至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板上钉钉：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叡即位之后，下诏改《感鄄赋》为《洛神赋》。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叡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基本可以定案，只是没有李善说得那么夸张罢了。他利用自己的才华玩了个鄄、甄互换的文字游戏。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后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

    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证实《洛神赋》中的洛神为甄妃后，另外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得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曹叡尚且看得出来，何况曹丕。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

    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只是喝醉酒，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鄄赋》也是真实的。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围绕着《感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称之。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中原霸主袁绍的儿子袁熙。袁绍失败后，曹军占领邺城，曹丕闯进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叡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谤，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再后来曹叡即位，杀郭氏以报母仇。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两人年纪相差十岁，最多是后者对一个成熟女性的青春期憧憬罢了。

    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叡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我们把它从历史尘埃中拎起来时，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曹丕是指望不上了，侄子曹叡也许还有得商量。于是，在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叡上了一道疏。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情急之下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曹植对甄宓的感情，性质上与绝缨一样，都是对自己主君的老婆心怀不轨。对此曹叡心知肚明，还亲自改过《感鄄赋》的名字以避闲话。现在曹植突然不避嫌疑，堂而皇之地甩出了这个典故，颇有点向曹叡示威的意思。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叡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的。而这个理由，曹叡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后世之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明里暗里是在提醒曹叡：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是足以掀动曹魏朝野的大炸弹。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叡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唯独曹叡才能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叡是如何回答的呢？曹叡的回信没有记载，不过他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如果曹叡不是圣人的话，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而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载，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叡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操在出征之前，却对曹植说了一番奇怪的话：“我当年做顿丘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仍然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游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无论有无背景，一律活活打死。显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这么做。

    这就奇怪了。曹操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汉末混乱时期，豪强横行，有此一举理所当然。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邺城，治安相当良好，能出什么事？

    除非曹操嘱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么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乱。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军才返回邺城。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个帝国的政治中枢居然发生了近臣叛乱，而且还是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虽然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正是这一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高层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可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叡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魏讽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整个建安二十二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几无悬念。

    但吉本和魏讽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细考察这场叛乱，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者不过吉本、韦晃等人杂役家仆千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吉本叛乱后，曹操把汉献帝身旁的汉臣屠戮了一半。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种程度的叛乱，就像是一捆精心设置好爆炸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不足以动摇国本，但足以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然后一直隐藏在幕后的身影慢慢浮现出来。

    甄宓的丈夫——曹丕。他在建安二十二年那个极其敏感的时刻，被曹操立为了太子。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如果说，是甄宓一手策划的这起叛乱，那么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一起叛乱，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

    这本该是个猜想，不过，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

    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喝了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从此，曹操对这个不肖子彻底失望。

    以上是出于《三国志》的记载，读者看了会觉得曹植可真是糊涂蛋。可《魏略》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旧体写法。可见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曹丕故意让弟弟喝醉，以错过出征。这次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这当然也包括了指使甄宓策动的那一次叛乱。

    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毁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除非对上位有好处。

    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会心绪大乱，借酒浇愁。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苦的事了。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甄宓的失宠以及最后的死亡。自私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获得太子位，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

    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

    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智囊，姓郭，没有名字，却有一个有趣的字，叫女王。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她不是什么谋士，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

    建安二十一年真是个奇妙的年份，几乎所有的演员在这一年纷纷登上舞台热身，然后在建安二十二年开始了正式的演出。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进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天分。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

    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击曹植。而打击曹植最狠的，就是绝缨事件。因此，很有可能，绝缨事件就是这位“有智数”的郭后“时时有所献纳”给曹丕的计策。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每一种心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利益链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曹植被甄宓吃定，甄宓被曹丕吃定，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

    于是，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

    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获得宠幸，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达到目的。

    于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的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郭女王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让曹丕赢得了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现在整个事件的轮廓似乎清楚了，可我们的探索仍未结束，因为还有一个疑点尚待澄清。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还是自己夫君的另一位姬妾。

    这便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

    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难道说，甄宓爱曹丕爱到太深，所以你快乐，我也快乐？这也有可能，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曹植也罢、曹丕也罢，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那个时代生存的女性，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真正能让她开心的，只剩一件事。

    她的孩子。

    甄宓只有一个儿子，叫曹叡，就是后来的魏明帝。

    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曹叡只是一个小童。而且他不在邺城，而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妹妹东征去了。他在邺城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我一开始，猜测也许是曹丕故意带走了曹叡，以迫使甄宓完成他的计划。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甄宓的开心，没人会在自己孩子被挟持走以后还高兴成这样。后来一位友人提醒我，去看一看曹叡的来历。我去查了一下，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就像是一道闪电，驱散开了所有的疑虑。我错了，曹叡不是邺城布局中的一枚小小棋子，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核心关键！

    曹叡死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时年三十六岁。古人以出生为一岁，以此倒推回去，那么曹叡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

    建安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后留侍姑。及邺城破……文帝入绍舍，姑乃捧（甄）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遂为迎取。”

    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三国志》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

    三段史料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同一件事：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甄宓，并娶回了家。

    让我们再来看看《曹操传》里的记载：“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邺城；曹丕在同一月里迎娶本是袁熙妻子的甄宓；曹叡也在这一年出生。当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一直被忽略但却极端重要的真相，出现在我们面前。

    曹丕在邺城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她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说，曹叡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袁熙。

    这个事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但史料给出的答案，却是板上钉钉。

    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曹丕肯定是知道的。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曹丕舍不得，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这在三国时代，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一子，被曹操养为义子，名字叫秦朗，后来位至骁骑将军。

    这件事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打完邺城之后，他忙着征讨袁谭，然后远征乌丸，回头还要征讨高干、管淳，等到忙完这些事情回到邺城，已经是建安十年的年底。他所看到的，就是新娶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下一岁多的大胖小子。

    这是曹操的第一个孙子，他十分喜欢。《明帝纪》里说“明皇帝讳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而曹丕呢，也就装糊涂没有点出这个误解。

    明成祖朱棣曾经犹豫是否立儿子朱高炽为太子，就去问解缙。解缙回了三个字——“好圣孙”，意思是朱高炽有个好儿子朱瞻基，于是朱棣才下定决心。可见长孙是立嗣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拿到不少加分。曹丕既然志在帝位，当然不会说破这位长孙的真实身份。

    曹丕的打算是，反正自己还年轻，等到有了亲生儿子，把曹叡再替掉就是了。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曹丕就像是中了诅咒一样，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唯一健康活着的，只有这个流着袁氏血脉的小孩子。

    曹操对曹叡的喜爱，日复一日地变多，甚至感慨说：“曹家要流传三代就要靠你了。”（吾基于尔三世矣）

    为了掩饰谎言，必须要说更多的谎言来，当谎言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曹丕已经无法回头。他已经不敢向父亲解释，这孩子不是曹家的，是袁家的，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出来。

    更麻烦的是，曹植那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曹志。如果曹操知道了曹叡的身世，他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如何选择，没有任何悬念。

    于是，就这么阴错阳差，曹叡以长孙的身份被抚养长大。知道他身世的人，都三缄其口。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查阅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

    比如曹丕一辈子生了九个儿子（包括名义上的曹叡），除了曹叡以外，其他八个儿子里三个早夭，剩下个个体质孱弱不堪，除了曹霖以外没有能活过二十岁的，而曹霖和曹叡岁数相差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岁。在夺嫡的斗争中，曹叡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敌手。可就在形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曹丕对立嗣是什么态度呢？《魏略》载：“文帝……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曹丕知道曹叡不是自己的种儿，所以才百般拖延，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可惜天不遂人愿，还未能其他子嗣长大，曹丕先撒手人寰。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对曹霖念念不忘，最后选无可选，才勉强让曹叡上位。

    史书将其归咎为甄宓被杀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了，曹丕只是不愿被鸠占鹊巢。

    回到最初的话题来。在建安九年，甄宓带着袁熙的骨肉被曹丕娶走了，她的信念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保护好这个孩子，好好抚养他长大。我们不知道她当时的心意，是出于对袁氏家族的责任，还是出于对袁熙个人的感情。也许单纯只是一个母亲出于本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吧。

    无论怎么样，曹叡是甄宓最重要的拥有，是她的生命。

    幸运的是，阴错阳差之间，曹叡被当成曹家骨肉而受到宠爱。甄宓知道曹操非常喜欢曹叡，同时她也知道曹丕很不喜欢曹叡。曹操在世时，这一点无须担心；倘若曹操一死曹丕即位，这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所以当曹丕受了郭女王的蛊惑，要求甄宓去实行“绝缨”的时候，甄宓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很简单，就是让曹叡封爵。只要曹叡封了爵，诏告天下，就等于从法理上确保了他曹氏长孙的地位，也就堵死了曹丕以后不认账的可能。

    曹丕急于扳倒曹植，于是便答应了甄宓的这个要求。于是从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吉本叛乱尘埃落定后的建安二十三年，十五岁的曹叡被封为武德侯，正式被纳入继承人序列，位列最高。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兴奋，那是源自于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当甄宓做完曹丕交给她的任务以后，她知道，自己终于为流着袁氏血脉的儿子在曹家的家系中确保住了位置。她容光焕发，她意气昂扬，她就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颜色丰盈，更胜从前”。

    当甄宓对着卞夫人脱口而出“自随夫人，我当何忧”时，前半句是马屁，后半句却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是啊，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动着。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曹丕迫不及待地接过刘协的禅让，开创了曹魏一朝。当曹丕坐上龙椅，意气风发地朝下俯瞰时，他看到曹叡恭敬地站在群臣最前列。

    这时候，他发现天子也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比如废掉武德侯。诏告天下说这孩子是袁家的种？这会让皇室沦为天下笑柄。曹丕这人极好面子，断然不肯这么干。

    曹丕拿曹叡没辙，只能把这种郁闷迁怒于始作俑者甄宓。他拒绝将甄宓封为皇后，并且开始冷落她。而郭女王也不失时机地开始进谗言，现在的她不再惧怕甄宓，甄宓已经不再是威胁，她现在是嫉恨甄宓，因为甄宓有个儿子，虽无太子之名，却有太子之实，而郭女王自己却始终未给曹丕生下一男半女。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文帝甄皇后传》里只记载说“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而《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她一死，曹丕立刻力排众议，把郭女王立为皇后。而甄宓，除了曹叡之外，唯一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

    曹丕看到密报，心不自安，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又转为鄄城侯。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

    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把那一次“绝缨”的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他把与甄宓在建安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初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出来。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鄄”和“甄”玩的小花样。这就是他的目的。

    果然，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只有恐慌。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曹植已经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绝缨”事件与那一次叛乱的真相。

    这一篇《感鄄赋》，是宣战书，也是告白书。曹植不是为自己，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他也可以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当着曹丕的面。

    曹丕有点慌，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退缩了，就像《魏书》里说的那样，他连忙开始“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还把曹叡交给郭后抚养，以示无私心。

    对于曹植，他也大加安抚，原地升为鄄城王，以免他多嘴。所以我们读《曹植传》的时候，看到的是“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对于曹植为何从侯复升为王，史书里没有没任何交代，谁能想到这么一条简单记录后隐藏着兄弟为了一个女人的交锋。

    这就回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就提出的疑问：为何曹丕看到调戏自己老婆的《感鄄赋》后，非但不怒，反而升了曹植的爵位呢？因为他害怕真相被揭穿。终文帝一朝，曹植得以保全性命，未像曹彰一样莫名暴卒，全赖这枚护身符。

    曹丕在黄初七年去世，他一直到去世前夕才把曹叡立为太子。关于这次立嗣的经过，《魏末传》记下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表面来看，这是一个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故事。但当我们了解到这对“父子”之间发生过什么之后，再来审视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凛凛寒意。

    “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这短短的一句话，隐藏着多少锋芒和怨愤。

    “陛下已杀其母。”杀谁的母？杀的是鹿母吗？不是，是人母！陛下你已经杀了我的母亲！

    “臣不忍杀其子。”不忍杀谁的儿子？不是鹿子，而是人子，是陛下的儿子！

    不得不佩服曹叡的睿智，他借着猎鹿所言的这一句隐喻，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陛下你杀了我的母亲，我却不忍杀陛下的儿子——注意，是不忍杀，不是不能杀，也不是不愿杀，是有条件的。

    曹叡这一句貌似仁慈的话，彻底让曹丕乱了方寸。他“即放弓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双手过于震惊而无法控弦。

    从这句话里，曹丕已经猜到，甄宓在临终前，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秘密和曹叡真正身世都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而此时此刻，甄宓的儿子借着猎鹿的话题，朝着自己发起了攻击。

    曹丕当然可以杀掉曹叡，扶他真正的儿子曹霖即位，但曹叡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世公之于众。届时且不说蜀汉和东吴会如何嘲笑，单是如何向曹氏宗族解释为什么会把袁家儿子养活这么多年，就足以让曹丕皇位的正统性垮台。曹家适合当皇帝的子嗣还有很多，何必再用这个撒谎精呢。

    曹叡同归于尽的姿态，吓住了曹丕。

    最终曹丕屈服了。他唯一活下来而且备受宠爱的儿子曹霖年纪尚小，如果曹叡抱定鱼死网破，那么毁灭的不只是曹叡自己，还有曹丕乃至整个魏国。

    于是，这一对“父子”就在猎场里交换了彼此的筹码：我给你大魏皇位，而你给我曹氏家族的安全。

    我们在史书里可以看到，这一次猎鹿之后，曹叡终于被立为太子。而据《曹氏家系》记载：“明帝即位，以先帝遗意，爱宠（曹）霖异于诸国。”这是曹叡兑现了他对曹丕的承诺，善待他唯一的后代。

    甚至曹叡还有可能向曹丕承诺，等到他死后，会把帝位交还给曹氏。这也解释了为何曹叡之后，即皇帝位的，是曹彰的孙子曹芳。

    曹丕死了，可曹叡的复仇才刚刚开始。曹叡登基之后，屡次向已经荣任太后的郭女王追问母亲死亡的真相，郭女王被逼急了，来了一句：“是你爹要杀的，不关我的事。你当儿子的，该去追究你那死爹，不能因为亲妈就杀后妈啊。”（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曹叡大怒，逼杀郭女王，而且还把她的死法弄得和甄宓死状一样。

    关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真相，想必曹叡也从郭女王口中得到了确认。为了母亲的名节考虑，尤其是又涉及到自己身世，曹叡最后选择了继续隐瞒下去。至于自己叔叔那篇《感鄄赋》，曹叡怕被有心人读出端倪，遂下诏改为《洛神赋》。他本以为这么一改，将会无人知晓，却不知反而欲盖弥彰，让后世之人顺藤摸瓜推演出真相全貌。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曹植上书曹叡，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他在奏章里隐晦地提及了当年的那些事情，隐隐有了要挟之意。曹叡和曹丕的反应一样，有些惊慌，连忙下诏把他从雍丘改封到东阿。

    不过在这一篇奏章里，曹叡发现了一件事，他发现曹植知道的真相，只限于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和之后的那些阴谋。自己是袁熙儿子的事情，曹植从没觉察过。对于那一年的真相，曹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曹叡至此方如释重负。绝缨之事，揭破之后只是丢脸，何况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曹氏已经坐牢了天下，没人会去认真追究；反倒是袁氏血统，揭破之后就是天崩地裂的大乱。曹植不知道后者，那是最好不过。

    过了几年，羽翼丰满的曹叡不再对这位叔叔客气，一纸诏书把他又发配到了鸟不拉屎的陈地。曹植已没了要挟曹叡的把柄，就这么死在了封地，得号陈思王。

    又过了几年，曹叡去世，无子，即位的是曹彰的孙子曹芳，魏国终于回到曹氏血统中来；又过了几年，曹芳被废，即位的是曹霖的儿子曹髦，皇位算回到了曹丕这一脉下。可惜这个时候，司马氏已然权势熏天，曹髦堂堂一代君王，竟被杀死在大道之中。到了曹奂这里，终于为司马氏所篡……

    于是我们的演员们终于纷纷退场，只剩下《洛神赋》流传至今，叫人嗟叹不已，回味不休。千载之下，那些兵戈烟尘俱都散去，只剩下《洛神赋》和赋中那明眸善睐的传奇女子。世人惊羡于洛神的美貌与曹植的才气，只是不复有人了解这篇赋后所隐藏的那些故事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