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颊上的伤从来没洗过也没包扎过，肿得火辣辣地痛，脸上干裂的皮肤像鼓起了一条条胖胖的毛虫。左腿仅仅是一道裂口，鼻子肿胀得不成样子还带着抽搐的阵痛，我只能用嘴巴来呼吸。

    我躺在臭哄哄的呕吐物中渴念着水。已经两天没喝水了。

    在痛苦中我毫无尊严可言。我明白这痛苦不仅仅是痛，还要我屈服于人体最基本的需求：要喝水，要撒尿，躺下去时还须找个能够减轻痛感的卧姿。当警官迈德尔和他的手下第一次把我带回到这里，点上灯关上门时，我还拿不准一个胖胖的一向养尊处优的老家伙能够忍受多少痛楚（帝国为了他的古怪念头而对他使出的种种手段）。但我的行刑者对疼痛的程度并不在意，他们要向我证明的是活着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一个活着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插进管子灌入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一片空白。关于我说过的野蛮人的事儿或是野蛮人说过什么话，他们没有再来逼问。所以我没有机会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激烈言辞朝他们脸上扔去。他们曾到囚室里向我表明人性的意义，在那一个小时里他们表现得够多了。

    *  *

    也不是在比谁能撑到最后。我曾这么想：“他们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议论着我。他们说，‘他做硬汉还能做多久呢？一小时后再去看看吧。’”

    然而事情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费心设计折磨我的程序，琢磨着怎么使我屈服。比如说我两天没吃喝了，而第三天却送来了饭食。“对不起，”送饭的人说，“我们忘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恨意要忘记，折磨我的人过着自己的日子，我才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迈德尔的手下大概正忙着在军需商店里清点货品或是在工地上巡逻，不住抱怨着天气太热；迈德尔呢，我相信他宁愿花时间擦亮自己的皮带扣也不愿来关注我。心血来潮时他会过来以人性的方式给我一点教训。我在他们随心所欲的攻击下能抵挡多久？倘若我在持续的折磨下屈服、哭泣、趴下，情况又会怎样？

    **

    他们把我叫进院子里。我在他们面前遮掩着裸体，小心护着自己受伤的那只手，一头疲倦的老熊，已经被太多的折磨驯服了。“跑。”迈德尔命令。我在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绕着院子跑。一旦松懈下来，他们就会用棍子打我屁股催我快跑。士兵们不睡午觉了，站在阴凉底下，厨房女仆撑着门框，孩子们透过门上的栅栏，一起看着我。“我不行了！”我大喘着气。“我的心脏！”我停下来，捧着脑袋，弯下身子。大家都耐心地等着我恢复过来。棍子又戳了过来，我蹒跚举步，没法跑得比常人走路更快。

    他们还叫我玩把戏给他们看。他们拉起一条绳子，离地面一膝高的样子，叫我跳过来再跳过去。他们唤来厨子的孙子，把绳子的一头交给他：“拽稳了，我们不想叫他绊一跤。”这孩子用两只手拉住绳子，全神贯注对付这项重大使命，在等着我跳。我巡逡不前。长棍子接连戳到我的臀部。“跳。”迈德尔低声说。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撞在绳子上，傻站在那里。我闻到了屎臭。他们不准我去洗。苍蝇总是围着我，很有兴趣地叮着我脸上的伤处，我稍一停下就会叮上来。我两手不停挥赶着好像牛甩着尾巴。“跟他说下次一定得表现好点。”迈德尔对男孩说。男孩微微笑着把脸转开去。我一屁股坐在尘土里等着下一步的把戏。“你知道怎么蹦跳？”他问那男孩，“把绳子给这人，叫他跳个给你看。”我就跳了。

    第一次被带到外边赤条条地站在那些闲汉面前，扭着身体蹦跳供他们取乐那种羞耻的痛苦实在难忘。但现在我已经不感到羞耻了。每当我跪下喝水，或是心脏像螃蟹似的紧攥住我，让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僵在那儿，我全部意识就只能对付这类致命的威胁了。我还惊讶地发现，每次只要稍稍休息一下，或是伤处涂上药膏稍稍止住疼痛，我又能走动，也能跳，或是连爬带跑地耍弄下去。是不是会有这样一刻，干脆躺倒说：“杀了我吧——死了也比这样好？”有时我觉得已经抵达这个极点。但总是没有这样做。

    在这些事情里丝毫没有什么崇高可以作为安慰。如果我半夜从睡梦中醒来，那是因为在梦里陷入了更加卑琐的堕落。我甚至没法死去，除非像只狗似的死在墙角。

    * *

    一天，他们打开门，我走出去时没看见原来那两个看守，而是一班人马站在那里。“接着。”迈德尔递给我一件女人的白棉布罩衣。“穿上。”

    “为什么？”

    “好，你要是喜欢光着身子那就光着好了。”

    我从头上把那件罩衣套上去，长短只及大腿根。我一眼瞥见两个最年轻的女仆一头钻进厨房里，叽叽咯咯地笑着。

    我两手被反绑在身后。“时候到了，行政长官。”迈德尔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尽最大努力像一个人的样子吧。”我肯定在他的呼吸里闻到了酒精气味。

    他们推着我走出院子。桑椹树下，酱紫色的桑果落了一地，一拨人等在那里。孩子们在树枝上攀来攀去。我这边一伙人走近时，那儿立刻鸦雀无声。

    一个士兵拿出一条簇新的大麻绳，把绳子一端抛上树去，树上的孩子接住绳子，在枝杈上绕了几圈再挂下来。

    我知道这不过又是一个新把戏罢了，旧的花样玩腻了，再给一个无聊的下午找个解闷的乐子。可是我这会儿尿急了。“上校在哪里？”我轻声问。没人理会我。

    “你要说什么？”迈德尔问，“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给你这个机会。”

    我凝视着他那双湛蓝的眼睛，蓝得好像眼球外面有一层水晶玻璃。他也看着我。我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脑子里想到他就想到一个词：“行刑……对我用刑的人。”但这些词好像很陌生，我越重复默念，就愈觉陌生，弄到后来像石块似的压在我的舌尖上。也许是这个人，他带来帮助他和上校的人都是行刑者；也许他们都是首都哪个地方来的安全官员。但我看着他，却只看见那双湛蓝的眼睛、虽说僵硬但相当英俊的相貌，牙齿稍长，腭部微凹。他料理着我的心灵：每天把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关进栏圈，又对人的心灵百般蹂躏。然而说实在的，人的心灵在他职业生涯中留下的印象，还不如人的心脏在手术台上给外科医生留下的印象来得深刻。

    “我实在难以理解你对我的看法。”我说。我忍不住嗫嚅地说出这句话，声音有点战战兢兢，我很害怕，汗水不禁淌了下来。“与其给我机会对那些我无话可说的人倾述，我更想跟你说几句，好让我知道为什么你在这事情上那么起劲；好让我知道你对我这个人——你伤害得这么厉害，这会儿还打算要弄死的人——是怎么想的。”

    这话拐弯抹角地从自己嘴里冒出来，我一时惊诧不已。我难道发疯了想要找茬？

    “你瞧见这只手了？”他说。他举起一只手，离我的脸只有一英寸。“当我还是个半大孩子时”——他弯了弯手指——“我就能用这只指头，”他伸出食指——“捅穿南瓜壳。”他把那只手指对着我的前额，猛地戳过来，我朝后退了几步。

    他们倒是给我准备了一顶帽子，一个装盐的袋子，往我脑袋上套下去，在喉咙口用一根细绳扎住。透过袋子的网眼，我看见他们搬来一把梯子架在树杈上。我被带到梯子边，让我脚踩在梯子最下边的横档上，把作为绞索的麻绳拴在我耳朵下面的脖子上。“现在开始爬。”迈德尔发令。

    我扭头看见两个模糊的人影拿着绳子的一头。“我的手绑住了没法爬。”我说。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爬。”他说，一边用胳膊顶住我。绳索抽紧了。“再抽紧点。”他命令。

    我往上爬，他也跟着上来，在屁股后面催着。我数着一共爬了十档，一根树枝挡在那儿，我停了下来。他抓着我胳膊的手掐得更紧了。“你以为我们在跟你玩吗？”透过齿缝他恶狠狠地吐出这句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动怒。“你以为我说话不算话？”

    捂在袋子里，眼睛被汗水蛰得生痛。“不，”我说，“我不觉得你们是在开玩笑。”只要绳子还拉紧着我就知道他们不过是玩玩。可是一旦绳子松开，让我滑落下去，那就完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我要说的是，我和野蛮人的战事没有关系。我只是处理一件私事，把那姑娘送回家去。没有其他目的。”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要说没有谁是应该死的，”我套着滑稽可笑的罩衫和布袋，满嘴是胆小怯懦的恶心话，“我想活，每个人都想活。想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不管是怎么个活法。”

    “那还不够。”他放开我的胳膊。我在第十级梯档上摇晃着，绳子稳住了我。“你看见了吗？”他问。他爬下梯子。

    没有汗只有泪。

    树叶在我身边沙沙响。一个孩子的声音传来：“你能看见吗，大叔？”

    “看不见。”

    “嗨，猴子，爬下来！”有人在下面喊。从扯紧的绳索上我可以觉出他们在树枝间的举动。

    我久久地站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自己在横档上的站位，尽可能绷紧绳子，横在脚弓间的木档使我有一种安全感。

    这样看着一个人站梯子，那帮看热闹的闲人要多久才能心满意足呢？也许我得一直在这儿站下去，直到皮肉从骨头上剥落开来，被暴风雪、冰雹和洪水卷走。

    但此刻绳子还紧在那里，甚至能听见绳索在树皮上蹭出刺耳的吱吱声，我必须抻着脖子以免被勒死。

    这不是什么耐心的比拼，如果观众不满意，就得换花样。但这能诿过于观众吗？替罪羊已经有了；节日已经排定；法律已被中止，谁不想看一场好戏呢？在这场由我们的新政权上演的充满下贱、痛苦和死亡的好戏里，我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有什么政绩会被人们记住呢？这政绩还包括二十年前出于情理考虑把屠宰场从集市搬到郊外。我想喊，因大骇而大喊，因胆颤而失声尖叫，但绳子抽紧了，被卡住的嗓子什么也喊不出。耳部血管的脉流“嘭嘭”地撞击着耳膜，脚趾已经抵不住横档了。我在空中轻轻摇晃起来，两脚左一下右一下地踢蹬着梯子。耳部血液的撞击慢下来了，但我听见了耳膜的响声。

    我站在一个老人面前，硬是迎风撑开眼睑，等他开口说话。那支老式的枪还架在马的两耳之间，却没有对着我。我知道四周是广袤无垠的天空和沙漠。

    我盯着他的嘴唇，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会灵敏地捕捉那每一个音节，过后可以在自己脑子里复忆，向自己倾说，于是我就可以找出那个问题（那一刻像一只小鸟似的从我的记忆里飞出来的问题）的答案了。

    我可以看见马鬃上的每一根毛发，老人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山坡下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条沟壑。

    那女孩，按野蛮人的式样梳起的黑辫子拖在肩上，骑马跟在老人身后。她低着头，也在等着他开口。

    我叹了口气：“遗憾，”心想，“现在已经太迟了。”

    我松弛地晃荡着，微风吹动身上的罩衫拂弄着赤裸的身体。我松弛地飘荡起来，穿着女人的衣服。

    我多么想踏在地上——虽说麻木的双脚失去了知觉。我尽可能小心地把身子伸展开，完全抻直，像一片轻轻的叶子，吊紧脑袋的绳子感觉松了些，还能透气，我拼命呼吸着，这还像回事儿。

    头上的“帽子”掉了，阳光直刺我眼睛，脚下被人拽一下，突然一切都在面前游动起来，我一片空白。

    一个字“飞”，在我意识的某处边缘出现。是了，是这样，我正在飞。

    我直视着迈德尔的蓝眼睛。他的嘴唇在动，可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摇晃起脑袋，发现这一旦摇开了就停不下来。

    “听我说，”他说，“现在让你试试另一种‘飞’法。”

    “他听不见。”有人说。“他听得见。”迈德尔说。他解开我颈上的绳套，转而系在缚着我手腕的绳子上。“拉他上去。”

    如果我能稳住手臂，能像杂技演员那样把脚拎上来勾住绳套，那就能倒转身子悬挂在那里避免受伤——这是他们起吊时我脑子里最后的意识。但我就像个病恹恹的孩子，手臂反缚在身后，看着脚尖慢慢离开地面，肩膀瞬即发出一阵可怕的撕裂般的巨痛，手臂就像被拧下来了。我喉咙里发出第一道惨烈的嚎叫，犹如滚滚砾石倾泻而下，我一声接一声嘶叫着，不可遏止。这是意识到身体惨遭蹂躏后再也无法修复的悲咷，恐惧而绝望的惨叫。就算全镇的孩子都听见了我也收不住声：我们只有祈祷孩子们不要模仿他们父辈的把戏，否则有一天他们小小的身体也将在树枝间荡来荡去惨遭噩运。有人推我一下，我两脚悬空一前一后地摆动起来，像一只被夹住了翅膀悲鸣不已的大飞蛾。“这是在召唤他的野蛮人朋友。”看热闹的人打趣说。“诸位听到的是野蛮人的语言。”一阵大笑。

    ①信天翁被西方航海者视为吉祥之鸟，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柯尔律治的长诗《老水手谣》写主人公射死信天翁遭致厄运后又为此赎罪，此处暗用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