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4月27日，“新裕号”沉没恰好一周，孙文先生乘近“江丸号”自日本启程，赴上海，同行者有廖仲恺、戴季陶、张继，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

    5月1日，孙文先生抵沪，9日发表第二次讨贼声明，称：

    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这个声明，就一句话：袁世凯必须死！

    孙文先生能够安然回国，标志着袁世凯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死期，真的到了。

    当孙先生行将取得他的胜利之时，我们就必须要弄清楚，孙文与袁世凯，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

    先看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其《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对袁世凯的评价：

    他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没有构想出改良方案，也没有为这方案制定一系列原则，而只是实践了这一切，并证明它们的可行性。

    费正清教授的意思是说：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

    那么孙文呢？

    刘禺生所著的《世载堂杂忆》，提到孙文先生自述的讲演妙法：

    一、练姿式。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既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

    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谠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阖，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讲，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之演说。

    正如我们所知，孙文先生是一位职业鼓动家，以说和写起家，一生花费大部分时间，用于筹集款项——就是劝大家把钱交给他的意思。

    如此说起来，相比于大儒王闿运，及其弟子门人杨度，孙文先生才是位货真价实的纵横家。细审先生生平，与战国年间的苏秦、张仪果然是一般无二，都是周游于列国之间，以其精湛的辩才，游说诸侯。如果说二者一定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苏泰的活动范围狭窄，仅限于东方六国，概因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苏秦出门游说，只有牛车可坐，速度拖累了他。而孙文先生则是以整个地球为战场，游说他所能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劝说对方支持他。此外，就是孙文先生的纵横史被涂抹上了一层现代政治色彩，所以他的事业，比纵横家始祖苏秦更大。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袁世凯是实干家，而孙文先生则是纵横家。那么实干家和纵横家的区别，又在何处呢？

    实干家琢磨的是事，纵横家琢磨的是人。

    事实上，袁世凯正是靠了琢磨事而起家，他在小站练兵，就必须琢磨古今中外所有可以借鉴的军事思想，不琢磨这些，就不可能有北洋军事集团的出现。而孙文先生则致力于琢磨人，认为唯有人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事情是人做的，做好做坏，效果如何，全都取决于人，如果把人琢磨透了，事情也就做明白了。

    比较一下，孙文与袁世凯，谁更高明一些？

    当然是孙文，当袁世凯在琢磨如何把事情做好时，孙文先生却在琢磨他。袁世凯认为事情做不好，那是因为自己研究得不够透彻，而孙文先生却认为是你这个人不对，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做事法子。只要干掉你，就OK了。

    台湾出版了本《国父年谱》，其中有一段，是1912年8月24日孙袁会面场景，这一段把琢磨事的袁世凯，和琢磨袁世凯的孙文先生，刻画得栩栩如生：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

    这一段刻画的特点，就是先验地将孙文先生凌驾于袁世凯脑袋上，赋予孙先生以居高临下审视袁氏的权力，而不是人格上平等的两个人。这种先验的描述角度，恰如其分地将二者的思维取向，做出了区别。

    简单说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就是有人琢磨事，有人琢磨人。琢磨事的人最终被琢磨人的人给琢磨了，琢磨人的人终将成为这个世界的赢家，因为他在琢磨你。

    所以我们现在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先做一个别被琢磨人的人给琢磨了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做不成任何事，因为你已经被人给琢磨了。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区分琢磨事的人，和琢磨人的人呢？

    很简单，看对方的思维取向，如果对方的思维不是先验的，凭空凌驾于别人头上的，只有具体事务而不注重人的，这就是琢磨事的人。相反，其思维取向只针对于人，缺乏平等意识，居高临下评判身边的人，这种人就是纵横家的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