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沉默了片刻。

    “有些人的感觉不是通过自然的方式形成的，”他终于平和地说。“谢尔盖·涅恰耶夫一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比如说，不能同女人发生正常关系的男人。不知道那是不是造成他种种怨恨的原因。也许未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感觉不再通过老的方式形成。老的方式要耗尽了。我指的是爱。爱将要耗尽了。于是必须寻找别的方式。”

    她说话了。“够啦。我不想再谈了。九点多了。你要走的话———”

    他站起来，鞠了一躬，走了。

    十点钟，他如约来到喷水池。一阵阵劲风夹带着雨点，激起运河里的黑水。空荡荡的堤岸上，灯柱给刮得丁当直响。屋顶和阳沟传来汩汩的水声。

    他在一幢房屋的门口避雨，心情越来越烦躁。如果我着了凉，这就是直接的诱因。他很容易感冒。巴维尔从小也是这样。巴维尔住在她这里时有没有得过感冒？是她亲自看护他，还是由马特廖娜照料？他想象马特廖娜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柠檬茶，惟恐泼洒出来，小心翼翼地进房间的情景；他想象巴维尔黑发的脑袋靠在白布套的枕头上微笑的模样。“谢谢你，小妹妹，”他似乎听到了巴维尔粗哑的男孩的嗓音。极其平常的男孩的生活！反正附近没有人，他低下头，像一头病牛似的呻吟起来。

    这时候，她站到他面前，好奇地打量着他———不是马特廖娜，而是芬兰姑娘。“您不舒服吗，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

    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既然没有不舒服，就跟我走吧，”她说。

    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她带他沿着运河，朝细木工码头和老制弹塔走去。因为风大，她提高了嗓门，友好地同他攀谈起来。“您要知道，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说，“您今天下午谈论人民的那番话是不会为您加分的。以您的经历来说，您让我们感到失望。不管怎么说，您为了信仰去过西伯利亚。我们因此尊敬您。甚至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尊敬您。您现在可不能松劲啊。”

    “甚至巴维尔？”

    “不错，甚至巴维尔。你们那一代人吃过苦，现在巴维尔也作出了牺牲。您没有理由不骄傲地昂起头。”

    她似乎有一面小跑一面聊天的本领。他却胁腹作痛，气喘吁吁。“慢一点，”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呢？”他终于说。“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

    “你自己怎么啦？你将来能昂起头吗？”

    她在一盏疯狂地摇晃的街灯下停下来。光和影在她脸上交叉晃动。以前他把她看作一个拿伪装闹着玩的孩子，没有把她当一回事，现在看来是错了。尽管她的身材不成样子，他现在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冷静的女人的品质。

    “我在这里呆不了多久，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说。“谢尔盖·根纳德维奇也一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巴维尔的遭遇随时都可能落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头上。因此别开玩笑了。如果您拿我们来开玩笑，要记住您也是在开巴维尔的玩笑。”

    今天他第二次产生了要揍她的冲动。她显然也感觉到了他的愤怒：事实上，她仰起头，看他敢不敢打她。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他怎么啦？他是不是变成了那种不能控制自己脾气的老头？或者更糟糕的是：如今绝了后，他非但老，而且脾气也坏得像愤怒的孤鬼游魂。

    早在彼得堡建城之初，细木工码头上就有了那座制弹塔，但废弃已久。尽管有一块禁止闲人入内的告示牌，附近胆子较大的男孩把它当成了游乐场所，他们通过安装在墙上的螺旋形防护铁圈爬上离地一百英尺高的熔炉室，甚至爬到更高的砖砌烟囱。

    钉有许多圆头钉的大门是上闩锁住的，但是后面的小门早就被肆意破坏的人踢开了。一个男人在小门的阴影里等候他们。他含混地向芬兰姑娘打个招呼，她便跟他进去。

    空气里有一股子粪便和发霉的气味。暗地里传出一连串低声骂人的脏话。等候他们的那个男人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提灯。几乎就在他们脚下，有三个人挤在一起躺在一个麻袋布垫子上。他扭过头，望着别处。

    提灯的是涅恰耶夫，他穿着掷弹兵军官的黑色长大衣，脸色苍白得不自然。难道他忘了洗去化妆粉？

    “我爬高要昏眩，还是在下面等吧，”芬兰姑娘说。“由他带领您去那里。”

    塔的内墙有盘旋而上的梯级。涅恰耶夫把提灯举得高高的，开始攀登。在封闭的空间里，他们的脚步响声很大。

    “他们是从这里把您的继子带上去的，”涅恰耶夫说。“也许事先已经把他灌醉了，容易行事。”

    巴维尔。这里。

    他们一步一步往上爬。他们下面的水池已经被黑暗吞没。他一天一天地追溯到巴维尔死去的那天，数到二十就记不清了，重新再数，数到二十又记不清了。是不是那么多天以前，巴维尔也爬过这些同样的梯级？他为什么数不清了呢？梯级数，天数———它们之间仿佛有点联系。每登一级楼梯就从巴维尔的数目中减去一天。同时进行顺数和倒数———这一来他是不是就糊涂了呢？

    他们登上楼梯顶，到了外面一个宽阔的钢板平台。他的向导把提灯挥了一圈，说道：“走这边。”他瞥见了锈迹斑斑的机器。

    他们在塔外一个有齐腰高的围栏的平台上，高高地俯瞰着码头。一边的墙上安有滑车和铁链提升装置。

    他们开始感到风的推力。他脱掉帽子，抓紧扶手，尽量不往下看。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只是一个隐喻———意识丧失、不在现场、心不在焉的另一种说法。没有什么新鲜的。癫痫病人全都知道：接近边缘，朝下面张望，灵魂的震颤，思索像钟声一样疯狂地在脑袋里不断回响：时间将有终结，希望不再存在。

    他把扶手抓得更紧，摇摇头想驱散眩晕。隐喻！多么荒谬！有的是死亡，只是死亡。死亡就是死亡。不是任何东西的隐喻。我根本不应该同意来这里。我今后不会再看到这种幽灵似的景象了：在雨中闪光的圣彼得堡的屋顶，码头前沿地带的一排小灯。

    他咬紧牙不断对自己重复说：我不应该来。但是那些“不”字像伊万诺夫的情况那样开始崩溃了。我不应该在这里，所以我应该在这里。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什么都看到了。这是什么毛病，是什么推理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