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剪除异己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余耀华 本章:五 剪除异己

    1、朱寿昌弃官寻母

    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文官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此时,枢密使是文彦博。

    文彦博反对变法,为了剥夺文彦博的权力,王安石提出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建议将审官院分为东西两院,东院负责文官选拔,西院负责武官选拔。如按这样实行,文彦博就被架空。

    文彦博找赵顼理论,审官院兼选文武官员,枢密院还有什么用?如果剥夺他委任武官的职权,那就让他退休。

    赵顼虽然安慰、挽留文彦博,但仍然将审官院分成了两部分。

    知谏院胡宗愈反对分审官院的做法,并反对李定的任命,也被逐出京城,贬为通判真州。

    正在这个时候,京兆守钱明逸向朝廷奏报,说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竟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老母,其“孝行可嘉”,“亟待旌扬”。

    朱寿昌弃官寻母,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朱寿昌是扬州人,父名朱巽,曾做过京兆守。朱寿昌的生母不是正室,是他父亲的妾,在朱寿昌三岁的时候,被父亲逐出家门,改嫁到一个党姓人家。朱寿昌长大以后,他的父亲病故,他思母心切,到处访求,一直没有打听到母亲的消息。

    朱寿昌曾到几个州县任职,除公务外,就是委托同事们帮助打探生母的消息,但一直杳无音信。为了表示他寻母的诚心,他吃素、戒欲,灼背烧顶,求神拜佛。

    熙宁初年,授知广德军,上任数月之后,对于寻找生母的事一直放不下,他对人说,“我已经五十岁了,还没有见过生母,如何做人?古人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我还没有尽孝,怎么能够尽忠呢?孝且未尽,怎好言忠?”于是,他弃官不做,辞别家人,踏上了寻找生母的道路。

    他跋山涉水,暑去寒来,只要有一点线索,无论路有多远,都要前去探个虚实。也许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给他提供一个信息,说党姓人家可能在关中同州一带。

    朱寿昌赶到关中同州地区,逐村挨户的查问。这一天,在一个小山村遇到一个老妇人倚门张望,他便上前打听生母刘氏的下落。

    老妇见问,似有所动,将他让进屋,仔细盘问。朱寿昌便将情况向老妇人作了介绍。忽见老妇人流出了眼泪,颤抖着说:“你是朱巽的儿子朱寿昌吗?”

    朱寿昌满怀期待地点点头。老妇说她就是刘氏,将当年逐出朱家之后,改嫁党氏,后举家搬到同州的经过说了一遍。与朱寿昌所了解的完全吻合。母子相认,抱头大哭。

    后来的情况是,朱寿昌将生母以及她在党家所生的几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一同接回家。

    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上报到朝廷,一班老成持重的大臣都说他孝行卓绝,应破格提拔重用,以示对大孝之人的嘉奖。

    朱寿昌弃官寻母,李定不认生母、不报丁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中百官对这两件事议论纷纷,都说朱寿昌要嘉奖,李定要惩处。

    王安石袒护李定,他知道奖了朱寿昌,李定在朝中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他奏请赵顼,说朱寿昌弃官不做,已是违纪,命他官复原职,就是表示嘉奖。

    王安石的建议,总是一奏一个准,赵顼当然是同意他的意见。朱寿昌以赡养生母为由,请求通判河中府,王安石格外开恩,奏请皇上照准。

    朱寿昌虽然只是官复原职,没有得到嘉奖,但士大夫们都对这件事极力赞颂,纷纷赋诗相赠。监官告院苏轼也赠朱寿昌诗,他在诗序中明褒朱寿昌,隐损李定。

    李定看过苏轼的诗和序,怀恨在心。苏轼赠的这首诗,也为他日后遭诬陷埋下了祸根。

    2、不怕死的御史

    御史们为反对新法,可谓是前赴后继。下一个该轮到谁呢?他便是监察御史程灏。

    程灏是河南人,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初,他曾与王安石合作,后来,逐渐转变为新法的反对者,多次上表奏请废除青苗法,撤销提举官。王安石敬重他的为人,没有为难他。

    这一次,程灏就朝廷重用李定以及青苗法再次上疏,说滥行青苗法触犯了苍天,近来各地发生自然灾害,就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他请求废除青苗法。并说李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下流坯子,他既不是进士及第,而且还道德败坏,朝廷重用这样的人,有伤风化。

    赵顼在他的奏折批示,有想法,直接到中书省去反映。

    程灏遵旨到中书省反映问题,这一天恰好是王安石与陈升之当班。王安石见程灏进来,已知来意,怒目而视,并不让座。

    程灏颇有风度地说:“老朋友,我今天是奉旨而来,同你讨论的,也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而是国家大事,难道你就不能平心静气地听我说吗?可行,你就采纳;不可行,你就否定。何必要这样盛气凌人呢?”

    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程灏的这一番话,使王安石很没面子。王安石知道自己失态,也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地欠身给程灏让座。

    程灏刚坐下,正准备说话,忽然他的同事张戬来了。

    王安石见张戬进来,脸色微变。

    原来,张戬与台官王子韶联名上疏,说王安石乱法,弹劾曾公亮、陈升之、韩绛、吕惠卿、李定等人。王安石把他的奏疏压住没有上报。他知道张戬一定是为此事而来。冷笑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张戬站立当场,愤然说道:“我这个人太直了,受你的冷笑并不意外,但笑我的不过仅你们两三人而已,但笑你的人,恐怕就遍天下了。”

    销病假上班不久的陈升之插言说:“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张御史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何必又要到这里来争吵呢?”

    张戬似乎是来吵架的,不等陈升之说完,怒声斥道:“王安石乱法,难道说你就没有罪吗?”

    陈升之听罢一愣,正欲发作,王安石立即说:“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这是一个疯子,由他狂吠去吧!”

    张戬自知无理可讲,朝地上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转身愤然而去。

    程灏本来就是为新法而来,见张戬同王安石撕破了脸,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什么话也没有说,起身告辞。接下来便是上表请求辞官。

    第二天,命令下来了,程灏逐出京城,贬到江西为提刑官。程灏坚决不去,于是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

    张戬与王子韶也上表求去。

    王安石正要收拾他们,既然主动请辞,那是再好不过了。他奏请赵顼,把张戬贬到公安为知县,王子韶贬到上元为知县。右正言李常,也因驳斥均输、青苗等法,贬到滑州为通判。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前前后后,因反对变法而遭罢免的御史就有十一人之多,还有皇宫中的三名谏官。

    宋朝的御史,都是一些硬骨头,对于朝廷的军国大事敢直言,即使丢掉乌纱帽,也在所不惜。

    王安石将制置三司条例司合并到中书省,条例司大小官员都各自授予官职。他推荐姻亲谢景温为侍御史。吕惠卿兼判司农寺,管领新法事宜。

    枢密使吕公弼写奏章弹劾王安石,奏章还没有送出去,就被他的侄孙吕嘉问偷走送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先下手为强,奏请皇上,将吕公弼贬出京城,出任太原府知府。

    反对变法者,犹如绊脚石,一个一个都被踢出局了。

    宰相曾公亮也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辞去相职,赵顼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司空兼侍中,并集禧观使。

    熙宁初年,赵顼任命的五位相臣:王安石、曾公亮、唐介、富弼、赵抃,时人戏称五人为“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年近古稀;“病”指富弼,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变法刚开始就被气死了;“苦”指赵抃,心里很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虽是诙谐之词,却也说得贴切。

    3、王韶献《平戎三策》

    王安石正在排除异己,大力推行新法,忽然,西部边陲传来警报。

    夏主秉常率兵大举入宋,环庆路烽烟遍地,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往汴梁,直达中书省,摆上了皇上的御案。

    王安石请求到边塞督战。

    韩绛上奏说,朝廷离不开王安石,不能让他丢下朝廷的事务到边陲去打仗。请求由他到西陲督战。

    西夏入侵,两位重臣抢着前去御敌,赵顼当然高兴。他也觉得离不开王安石,便命韩绛为陕西宣抚使,还给了他几份盖了印的空白任命书,让他自己任命手下的官吏。赵顼这也算是用人不疑,对韩绛格外地信任了。

    赵顼继位之初,西夏王谅祚就曾侵扰宋的边境。后来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赵顼仍然册封秉常为夏国王,两国才算相安无事。

    这次宋、夏两国发生的军事冲突,缘于一个名叫王韶的人。

    王韶是建昌军司理,曾到陕西了解边境的情况,回京后写了一篇名为《平戎三策》的调查报告,这篇《平戎三策》对赵顼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在《平戎三策》中提出一个大胆的主张——建议朝廷先收复河湟,使西夏腹背受敌,再控制吐蕃与羌族各部;然后再攻打西夏。这样,就可一举收复西夏。

    王韶认为,自武威(甘肃武威)以南,至洮、河、兰、鄯(青海乐都)等州,都是汉族政权原有的统治区,那里有大片可耕的土地,大批可供役使的百姓。然而,这些地区都被羌族部落瓜分,四分五裂。他建议朝廷采取行动,收复被羌族部落瓜分的土地,西夏李氏也就在宋的掌控之中。

    他还建议恩结羌族,命他们团结族党,为我所用。因为羌族是角厮罗的子孙,在太宗朝曾协助宋攻打李秉常的祖上李继先,西夏人最怕这一族,将他们收为己用,我得强援,夏失劲旅,这就是平戎的上策。

    赵顼很重视王韶的《平戎三策》,立即征求王安石的同意。

    王安石看了《平戎三策》之后,立即投了赞成票。

    赵顼命王韶为当地经略,又封角厮罗的儿子董毡为太保,承袭保顺军节度使。

    王韶到了秦州,请求修筑泾、渭上下两城,屯兵以抚纳洮河诸部落。

    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王韶的建议。王安石便以阻挠王韶经略边境之罪,削夺了李师中的兵权。

    王韶又上书,请求设置市易司进行边境贸易,盈利作为垦荒的经费。

    王安石正要推行市易法,哪有不从之理?即请旨:命李师中拨付资金作为买办货物的本金,并命王韶管理市易之事。

    李师中再次上书,说这样搞下去,一定是得不偿失,并说王韶所说的良田实际上是士兵们训练场地,沙石地,根本就不能垦殖。他说在古渭设市易司,实在是扰民之举,秦州的百姓从此恐怕就不得安宁了。

    王安石见李师中两次持异议,心下大怒,便参了李师中一本,说他故意阻挠变法。

    变法在当时是头等大事,谁阻挠变法,谁就得倒霉。李师中也不例外,一纸调令马上就到了,罢李师中秦凤经略使职权,降职到舒州去做了个知州。

    李师中免职后,窦舜卿出知秦州,赵顼命他与宦官李若愚查勘荒田。

    窦舜卿、李若愚经过实地勘察,得出可开垦的土地仅一亩,并且还是有主之地。他们将勘察情况如实向朝廷作了报告。

    王安石说他们隐蔽实情,奏请赵顼,将窦舜卿贬谪,命韩缜前去接替他的职务。

    韩缜到了秦州,经勘察发现,窦舜卿说的都是真话。

    韩缜知道,窦舜卿因为说了真话而招祸,自己如果说真话,下场可能比他更惨。为了保住乌纱帽,他只得顺着王安石的意思,以无为有,附会王韶的说法,做了一份假报告上报朝廷。

    赵顼收到韩缜报告后,立即提拔王韶为太子中允。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西夏修筑闹讹堡,在宋夏边境屯兵。

    庆州知州李复圭听说朝廷要进攻西夏,想立头功,派裨将李信、刘甫率领三千番、汉士兵进攻闹讹堡,被夏兵杀得大败而归。

    李信、刘甫率残兵逃回之后,李复圭不作自我检讨,反将战败的责任推到二人身上,将他们推出营外斩首示众。并率领大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病残的夏兵二百名,随即上书朝廷,报称庆州大捷。

    西夏人本来就桀骜不驯,他们与宋对峙,只想占便宜,从来没有想过要吃亏。他不到宋境内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哪轮到他们吃亏呢?这一次,是宋军先挑起祸端,而且还杀了他们的人,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西夏大举兴兵来犯,也就理所当然了。

    韩绛受命为陕西安抚命,到西线督战,日夜兼程赶到陕西前线时,钤辖郭庆、高敏都已先后战死沙场。韩绛便在延安开设幕府,选番兵为七军。

    韩绛是个文人,对军事并不在行,他任命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众将都归种谔指挥。

    种谔就是宋朝大将种世衡的儿子,他承袭父荫当上军官,熙宁初年,赵顼刚即位时,他因轻开边衅挑起西夏与宋战祸,获罪罢官,贬到随州。

    陕西前线的将士们对种谔知根知底,现在却要听他的指挥,心里当然不服气,很多人都口出怨言。

    韩绛与种谔计划进攻横山。

    安抚使郭逵坚决反对攻打横山,他说种谔只是一个狂生,根本就不会打仗,他是靠种氏的家世,赐荫子孙才当上军官,这样的人带兵打仗,一定会误大事。

    韩绛不以为然,仍然是我行我素。

    4、韩宰相错用种谔

    十月,宰相陈升之母亲去位,辞职丁忧。此前,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已经辞职,陈升之再丁忧,宰相之位出缺。

    十二月,赵顼提拔王安石和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安石终于修成正果,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国者。

    韩绛人还在陕西前线。当他得知自己晋升为同平章事时,兴奋异常,准备在战场上再大显身手,使自己成为一代儒将而名垂青史。他上表弹劾郭逵,使郭逵被召回京师。因为郭逵瞧不起种谔,也反对攻打横山的作战计划,拔去这个眼中钉,便少了一个掣肘。

    郭逵虽被召回京师,却也是因祸得福,因为此后战场上的一些烂事,与他毫无关系。

    韩绛逐走了郭逵,便命种谔率兵二万占领了罗兀,并在罗兀修筑城堡驻守,又修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分派都监赵璞、燕达修葺抚宁老城,在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各建立一处军寨,每寨相隔四十余里,在边境集聚了雄厚的兵力。

    韩绛还在那里厉兵秣马,西夏军队已经攻陷顺宁寨,包围了抚宁。

    种谔在绥德,得知夏军长驱直入,吓得魂飞魄散,不知如何应敌。运判李南公在旁,见种谔如此模样,劝慰说,大不了放弃罗兀,何必害怕呢?

    种谔此时完全没了主张,一言不发,竟然抱头痛哭起来。仗才刚刚开打,种谔竟然吓成这样,可见郭逵骂他是一个狂人,根本不会带兵打仗,绝非虚言。

    李南公见种谔毫无主张,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退了出去。

    接着,警报纷至沓来,所有新筑的城堡、军寨陆续被夏军攻陷,数千名将士成了夏军的刀下冤魂,种谔仍然是束手无策。

    韩绛知道大局已去,想隐讳已无可能,只得上书弹劾种谔。他也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自请惩处。

    朝廷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放弃罗兀城,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罢免韩绛的相职,降为邓州知州。

    韩绛当同平章事才几个月,还没有正式在京城平章事的官署坐一会儿,便被罢免了。这都是他错用种谔惹的祸。

    西夏收回了罗兀城,也自收兵退去。

    宋、夏这一场争端,以宋灰头土脸地收场而告终。

    先有王安石赞许王韶的《平戎三策》,后有韩绛误用种谔。韩绛、种谔因战败而遭贬,王安石却逍遥法外,一人独大,坐上了宰相那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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