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上次讲了时局的问题，今天讲讲延安现在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的问题。现在教育工作的意义很大，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现在的时局是一个国民党反共高潮可能到来的时局。反共高潮来了，我们的困难更大；反共高潮不来，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国民党说我们在转变作风，整顿内部，巩固内部，这是说得完全正确的。为了现在，我们必须这样；为了将来，我们也必须这样。时局的黑暗只是暂时的，是要变化的。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变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中央学习组[2]在座的同志们，整个延安的工作干部，进行学习，这个意义不是局部的。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作全国性的工作的。二来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到这里来了，这些干部本来是全国各地的，他们之所以到延安来，或者是因为在原来地方立不住脚了，或者是因为有事情要到延安来办，或者是到延安来学习的。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还有，延安这样一搞，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现在我们还只是在这里干，我们要经过《解放日报》，经过新华通讯社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现在新华社应该主要是广播教育材料，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3]、斯大林论检查、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这些文件。当然，现在世界处于战争形势下，战争消息不能没有，但可以少播一些，比如印度打仗的消息可以少播一点，苏联打仗的消息也可以少播一点，而教育材料要多播一点，延安整顿三风的报道也可以多播一些。华北送来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可以由延安转播出去。可以多做一些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现在，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但我们还要继续反下去，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中央各个部委除了一些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是否能做好，当然现在还不能断定。现在各机关各学校也还有一些同志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重要事情，没有把这个工作当成一项中心工作。我们说在最近三个月内要把它当作一项主要的工作，其他工作是不是停止呢?日常的、必要的工作那是不停止的，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条件下把它当做一项主要的工作。不紧要的工作怎么办?不紧要的工作就把它暂时停止。学校里面有许多课程，那些不紧要的也可以停止。比如在中央党校，就是把全部精力来搞这个事情，十八个文件[4]，加上四个[5]，共二十二个文件，要学两个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课程学这些文件。其他学校，按照不同情况，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课程。各个机关也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况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二十二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学校规定用两个月，机关规定用三个月。学校两个月如果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再来一个三个月的突击，在突击以后，就要转为经常的工作了。在突击之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统统停止。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现在的主观主义的毒害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都相当深。历史的毒害是遗留下来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呢?没有人指破这一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种干部，新干部，老干部，男干部，女干部，文化人，各个地方来的干部，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的人在一起，就有了毛病。这毛病，如果不经过这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这二十二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要在这次教育中、检查中去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则，这个目的也就达不到，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要能对付以后的困难就得赶快搞，我们现在就要读这些文件。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看文件一定要动手写笔记，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动手写了笔记，有许多在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写了笔记。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不要把功劳变成一个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这样，只会把功劳变成一种很重的负担。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也许又有人说，我天文地理都懂得，三角几何都晓得，看这么几个文件还用得了三个月，我三天就看完了。还有的人说，这算什么，我不用看也可以考。能够这样当然是很有成绩的，但我说不然。为什么说不然?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斯大林的十二条是十七年前写的，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斯大林能不能够写出十二条呢?不能的，不然为什么马克思的时候就没有写出十二条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是积近百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实行这个报告所讲的，必须实行干部政策的四条[6]。世界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算起，中国革命是从共产党产生的那一年算起，五四运动就没有算进来，只讲二十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经验也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不要看得那样容易，没有二十年的曲折，没有二十年的斗争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中央今天的这些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的那个决定。有同志说，这些决定好得很，早五年出来就好了。我说你的话不错，早二十年出来就更好。如果中国共产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宗派主义，没有党八股，那岂不是更好，那岂不是上策。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上策?没有的!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刚刚读了几年书的青年，就神气成那样，说什么三天可以读完，不看也可以考，不需要学两个月三个月。又有人说什么自己走过了二万五千里三万五千里，还学什么，我说走得再多也不行。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单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中央制定一个文件有时要搞六七个月，至少也得几个星期，好像我们这些人总是蠢些，人家总是聪明一些，我们写起决议来总是不能很快搞出来。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许多同志轻视斯大林的十二条，轻视中央的决议，轻视马列主义，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要轻视它，要写笔记，要讨论，要反省。康生[7]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什么人都要这样做，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我们对这些东西要表示态度，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合马列主义原则，那就应该提出意见。如果以为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没有违反党的政策、党的原则而是合乎党的政策、党的原则的，便应表示拥护，表示赞成。要把中央的决心、高级干部的决心、中央学习组同志的决心带到下面去。一定要这样做，并且要进一步实行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不要像在江西时反对“机会主义”那样，说什么吃辣椒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而要反得正确，反得彻底。我们中央的同志商量，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帮助整个延安整顿三风，许多干部去帮助各机关各学校。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不停止外，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整顿三风。中央机关如此，各机关学校更应该如此。三个月研究文件，一个月检查工作，开他几次会议，如组织会议、宣传会议、其他会议等。这次整顿三风，由中央的同志分头领导，边区一级由任弼时[8]同志负责指导，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9]同志负责，中央直属各机关由康生、李富春[10]同志负责，学校(党校除外)由凯丰[11]同志负责，党校由我负责。在这次学习检查中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改变作风，团结内部，就是决定上写的改变观点，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在研究、讨论文件和检查工作中，会有许多干部表现积极、热忱，会有那么一些人也热心，也搞，但和平常差不多，也会有少数人比较更差，叫做落后的。大多数地方大体上都有这三种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这些人我们不能平均看待。在干部中间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好的，平均主义是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我们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没有这样的引导，使积极的和落后的混同在一起，对积极的没有鼓励，和落后分子一样看待，这是错误的。那谁愿意积极呢?那便没有斯达汉诺夫[12]了。苏联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斯达汉诺夫?因为他积极，要使别人向他看齐。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号召所有的人向积极分子看齐。当然在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夸奖得太厉害、不适当，使人以为某些人领导特别喜欢，某些人领导特别不喜欢，那就搞不好。要使全体都向前，向积极的看齐，要有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精神。

    还有搜集问题、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和检查工作的问题。各机关学校自己开会讨论，解答问题，同时把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来。我们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把这两种意见两种情况报告中央。学习中发生的问题各单位自己解答，解答不了的开会讨论，再解决不了交与中央答复。关于搜集问题回答问题便是这样。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采取和他们个别谈话的方法。这个方法西北局实行过，还有许多机关实行过，产生很好的效果。再一种方法是开干部会。进行个别谈话，开干部会，用这两种方法来做工作。干部会怎样开呢?我昨天和王首道[13]同志谈了，他所在的机关中，小组长、科长等有二十多人，其他干部有六十多人，一共八十多人。我以为可以两星期开一次二十多人的会，一个月开一次八十多人的会。在二十多人的会上，把中央学习组的精神、要讨论的内容系统地告诉他们，可以展开讨论，大家发表意见，按机关的情形也可以十多人或八九人来开这样的会，一星期一次最好，不能的话便两星期一次，这些人是其他人的直接领袖。其他的人一月一次会，这样的会人太多，讨论恐怕很难，可以报告一下，把二十多人的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们说明，须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开会。同干部发生联系，一种是和干部谈话，一种是开会。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同志想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什么事他们不满意，什么事他们满意。现在还没有到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些事到那时才能讨论，比如讲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样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次邓发[14]同志报告职工会的经验，先批评领导者的缺点，大家肯讲话，如先批评被领导者，便把大家吓倒了，不敢说话了。检查工作要鼓励大家发言，如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15]讲的，大胆说话，有的放矢，只要不违犯法律，又是在规定的范围以内的，说话是许可的。正确不正确是指说话的内容，有的对，有的不对。说得不对，是在说的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允许，说错了的，以后可以纠正。在讨论中发生了问题，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个方式比较好，像职工会的办法。总的责任，这次搞得好不好，整个归中央负责，搞好了算一功，搞不好有过。各部门搞得好不好，行政首长负主要责任，不是按照过去办法由党支部负责，这次规定行政上负责。个别谈话解决了问题没有，干部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写了笔记没有，检查工作没有，作风改变没有，讨论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成绩少或者没有成绩，这责任归行政首长负。今天在座的同志都要负责任，希望好好考虑一下，研究一下，同自己领导的部门的干部好好商量一下，交换意见，达到整顿三风的目的。别人整三风，我一风也不整，如果党员是这样，那是不好的。你是共产党员，便应服从党的决定，你一风不整，行吗?整两风也不成，我们讲是一定要整顿三风。要整顿三风，一些偏风也不让有的，整了两风半，还剩半风，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整三风，这叫搞到底。我们要担负这个责任。这里方法是重要的，首先要宣传，宣传部的决定提供了方法，即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讨论二十二个文件，检查工作，这样才能搞好。这不是容易的事。

    听说有个别机关学校安排得很紧，一个文件研究两天就过去了，这是走马看花。许多文件须要一条一条加以分析研究，一个搞完再搞第二个，这时候别的先不要看，专讨论这一个。有些可以两三个合起来研究，但也要先一个一个地研究。斯大林的十二条搞通了很不容易，许多人想一把抓，结果没有抓到。要一条一条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条，再搞第二条，这样搞下去，先剩下十条，再剩下八条，最后全部“消灭”。先逐条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全部才能明白。这次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面目为之一新，这就须要在座的同志负起责来。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

    [2]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是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决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3]指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二月同德国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谈话中阐述的各国共产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十二个基本条件。（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313页）

    [4]指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的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一、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八、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5]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增加的四个整风学习文件：一、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二、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三、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四、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6]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中提出的正确选择干部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第二，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第三，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第四，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7]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县（今胶州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学委副主任。

    [8]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

    [9]王稼样，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10]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11]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12]斯达汉诺夫（一九○六——一九七七），苏联顿巴斯的采煤工人，煤炭工业中的著名革新者。由于他运用新技术和改进劳动组织，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创造了在五小时四十五分钟内用风镐采煤一百零二吨的纪录，相当于当时生产定额的十四倍。这一先进事例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称斯达汉诺夫运动。

    [13]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14]邓发（一九○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5]指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范文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