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本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2]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3]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4]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的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全国代表会议[5],八月开了洛川会议[6],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为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的,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p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我们蚀本了没有?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7]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8]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9],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了呢?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10],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响不去,他们的影响就不走。所以说,国民党的影响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势力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11]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万岁的,有九千岁的,有八千岁的……。就是从我们党员来讲,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最近华北、华中开了很多座谈会,反映出来不但在党外人士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而且在党员中间也有些人,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我看是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有,虽然万岁也有。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比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加旧金山会议[12],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我们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13]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14]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15],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关于这一部分,最后我讲几句,结束一下。

    第一、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八年以来也好,二十四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非常欢迎像我刚才所讲的政策。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6]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第二、小资产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第三、自由资产阶级怎么样?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是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样。最明显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这样的事,多得很,现在时间有限,一下子说不完。总之,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样?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17]一样。昨天报纸上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篇文章[18],同志们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号是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成立联合政府,在下次大选当中用选举来推翻丘吉尔。他说的“推翻”在我们中国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的特点和外国不同,在我们这里,“推翻”就是要争取领导权,过去我们曾经“推”过一次,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19]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最后,讲到外国。外国怎样呢?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其他外国,几个大国,同盟国[20],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为什么《解放日报》上没有登这个话呢?没有登不是永远不登,并不是否定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报告中提醒了这个意思。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现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变化了,这一方面在我的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关于黑暗的一面,我写得很少。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

    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叫形势与路线。

    二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第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21],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22],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23],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党发布过很多对时局宣言,都是具体的纲领。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24],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25]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她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已。再有还可以叫保守党。但是,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账挂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称。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从前有许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个坏的名字叫猫,叫狗。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26],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爱金生[27],多少带点自由主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称我们为“温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见我们并不那样“红”。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尖锐地批评它,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他们有一点好处,我们也要给他们挂在账上。可惜国民党的好处不多,虽然想挂,却是很难,只能挂几笔,而且还拖了一个尾巴,要委员长洗去脸上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说过打倒委员长没有呢?没有。在我的报告里,就连一个委员长也没有提。这位委员长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本来应当提一提,但还是没有提,这实在是可惜。我的报告里提到的,去世的人有孙中山,现在又加上一个罗斯福[28],活着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为妙。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了,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要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29],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这个方针,就会犯错误。麻烦是很多的,我们和国民党的麻烦更多得很。

    第六个问题,关于改造旧军队。改造旧军官,利用旧军官,这里有思想问题,要在我们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军队多得很,这中间有很多的军官需要改造,不能个别地对付,要有整个的政策。除彻底的反动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不相信旧军官能改造,认为旧军官不好搞,旧军官没有马列主义,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许多旧军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饭吃、找出路的,到我们这里才有出路,我们不怕他们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两种,一种是公开造反,一种是秘密造反,搞特务。公开造反我们有准备,而且公开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结果来。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惕性。另一个就是走人,如果他带了枪走,我们并不蚀本,因为枪支是他带来的又带走了。你要走,送你几块法币,开个欢送会,并且告诉他将来要来还可以来,这就叫做政治。对比较进步的军队,要适当地帮助,从前我们对这些军队也有过帮助。有两种极端思想,一种是对旧军队一个都不要,不信任还要缴枪,这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对比较进步的军队,什么东西都送给他,这叫帮倒忙,也是不好的。我们改造旧军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七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30]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历来我们军队中的党员最多只有一半,经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党员是占少数的。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所谓“人士”就是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些人听说无,产阶级领导他,他就不高兴。有些人却偏要喊你要归我领导,如果你不归我领导那就不正确,路线就发生问题。这种神气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欢迎。在这里,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已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第八个问题,扩大解放区。在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但是我们要注意防御敌人的进攻,敌人进攻我们就粉碎它,我们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在抗战初期,是进攻的,到处发展。在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缩小,以防御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发展。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规定了这样两条:第一条是进攻,第二条是防御。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损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就怕。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各地作的关于一九四五年任务的计划,第一条就是进攻,第二条就是防御。这不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讲是在可能条件下,不是讲在没有可能的条件下去进攻,而且还讲了敌人有可能来进攻我们,要注意巩固根据地,所以这不是冒险主义。

    第九个问题,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我们提出过,但那时只是一种希望。那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那时我们前面的敌人是日本人,后面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我们被夹在中间。我们的力量在那时是个小手指头。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是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动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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