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马伯庸汗青 本章: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日军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全州以后,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这一次屠城相当之惨烈,整个全州城为之一空,不逊于晋州大屠杀。

    事实上,日军在丁酉之乱的表现,和以往大为不同。壬辰期间,他们好歹还会打起安民的旗号做做样子,这一次连样子都不做了,无论是左路军还是右路军,在全罗道的行军路上都是一路烧杀一路血痕,以至于联军都可以从村镇被焚的烟火来判断日军部队的动向。在各方史料中,“尽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日军随军的僧侣在日记里感慨,说整个全罗道简直变成了“赤国”。

    日军把这些被屠杀军民鼻子割掉,用盐浸好,作为军功送回日本。秀吉在大阪城附近的大佛寺旁边立了一座鼻塚,向来访之人炫耀。

    日军这种残暴行径只说明一件事:无论秀吉是怎么做梦的,日军的将领和下层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早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考虑日后占领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趁机会发泄兽欲,掠夺军功,为日后归国张本。

    这是壬辰战争与丁酉再乱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处心积虑地占领,甚至还有兴趣搞八道国割,建立统治秩序;一个则是彻底地丧心病狂,纯以破坏为目的。这个特点,就注定了日军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

    闲话少提。且说日军占领全州以后,按照事先制订好的方略,让小西行长停止北进,转向全罗道沿海地区,彻底扫清朝鲜水师势力;其他日军则兵分两路,同时向京畿道和忠清道进军,务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汉城。

    日本人杀气腾腾的攻势,让朝鲜君臣回忆起了壬辰战争中的惨剧。他们吓的手忙脚乱,打点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贵当时在汉城手里只有八千兵马,自度防守太难,也有弃守的打算。

    杨镐当时在平壤筹粮,听到朝鲜人又要跑,当即快马加鞭,在九月三日单骑闯入汉城。李昖一听杨镐来了,不喜反惊,低着头嘟囔着说这兵荒马乱的,杨经理您跑汉城来多危险啊,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还不如回平壤呆着呢。李昖嘴上说的是杨镐,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安危。

    杨镐到了汉城以后,先找到麻贵,批评他消极避战,还带来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军不许从汉城后退半步。麻贵心里有些委屈,不是他不退,而是朝鲜人实在不配合。整个全罗道就靠明军撑着,朝军连影子都看不到,前头溃败的溃败,投敌的投敌,后头哭哭啼啼整天无心防守,光靠他手里头八千多人,这仗真没法打。

    很快麻贵不委屈了,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还惨。杨镐给李昖带来一封来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开一看,脸色登时变了。

    在这封咨文里,邢玠一改从前客客气气的态度,把朝鲜君臣从上到下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尤其是对李昖的小聪明骂的格外狠:‘若自亲社稷,窜伏草莽,求缓须火,中国岂得代为尔戍?即当还师境上,自固定封疆,尔东西南北自在也。该国自计归着之地,务吐由衷,从实详答,勿持两端,误我军机”。

    我们大明为你们浴血奋战,你们就这么配合的?再说逃跑的屁话,我们回国,你爱滚哪儿凉快滚哪儿凉快去!

    可见杨镐申饬麻贵,不过是个铺垫,只是为邢玠痛斥李昖张本。这一篇咨文骂将下来,把堂堂朝鲜国王骂的无地自容,羞愤交加,捂着脸说:“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个大明官员在咨文里用这种口气骂外藩首脑,十分罕见。邢玠之所以敢这么说,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这个小细节表明,北京的万历皇帝对朝鲜如此无能的表现,也已经很不耐烦了。

    李昖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不敢再提什么北逃的事儿,乖乖跟明军配合,打一场汉城保卫战。

    此时在一线的明军,只有两万不到,汉城附近不过一万,多是宣大、保定蓟镇、延绥遵化的部队,李如梅、李芳春、祖继训等辽东军还在赶来的路上。面对日军的虎狼之师,联军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机反攻。

    此时朝鲜军的精锐都被甩在了庆尚道,留在汉城附近的只有数千人,算上平安、黄海两道的勤王部队,也没超过一万人。他们战斗力有限,麻贵不敢把他们派往前线,只能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李元翼,通过鸟岭靠近清州地区,保护汉城侧翼;另外一部分交给柳成龙,负责把守汉城附近关隘津口与汉江上游。

    至于主战任务,还得靠明军自己。

    作为与李如松齐名的大将,麻贵知道如果等到敌人杀到汉城城下,一切都完了。但固守不是死守,不是龟缩在汉城等敌人悠哉游哉地过来。明军必须主动出击,及时遏制敌人的攻势,才能打乱其部署,给后续部队集结争取到足够时间。

    在十六世纪,全罗道连接忠清道与汉城只有一条坦途大道,即从全州一路往北,经公州至忠清道的天安,再向北至平泽、鸟山、水原,最终连接到汉城。天安位于这条枢纽大道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日军攻克天安,那明军的活动空间将被极大压缩,别无选择的麻贵只能在水原背靠汉江御敌。

    计议再三,麻贵派出了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员健将,连夜秘密南下,前往天安驻屯。他又觉得不放心,又派了摆赛带两千骑兵从后面接应,前往葛院、介川一线。

    解生、杨登山、颇贵、摆赛,三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号称“宣大四将”,是麻贵的嫡系部队,这一次麻贵一口气全派出去了。

    把宣大四将撒出去之后,麻贵亲率明军主力,进军水原以为汉城屏护。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要在汉城以南打一场运动防御战,在稷山、介川、水原之间设置多道防线,对日军进行层层阻截。

    作为配合,杨镐甚至还打算请李昖御驾亲征,也去水原鼓舞士气,这个建议吓得李昖抱着柱子死活不放手,最后只得作罢。

    就在明军心急火燎地南下时,日军也在心急火燎地北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左路与右路军全州会师以后,黑田担当北上先锋,一直追着陈愚衷屁股后面穷追猛打,一路占领了公州,渡过锦江,逼近天安。在壬辰战争初期,黑田没参加军中二宝的那场极速狂飙,走的正是从天安到水原这条路,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

    最先抵达天安地区的,是明军。不过他们到了位于稷山山麓的金乌坪之后,就不走了,没急着进天安城。解生知道自己这点兵力不足以抵挡日军兵锋,与其在城内呆着,不如利用稷山的险要地形与敌周旋。这个决定,完全符合麻贵的动态防守策略。

    解生勘察了一圈地形,跟几位同僚一合计,觉得稷山是个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应该把战场选在这里。于是他们把位置摆在了素沙坪以北,将部队分成三协,左右两协分别埋伏在西山附近的柳浦、灵通,中间一协当大道而立。素沙坪以南是一条小河,叫弓溪,倭寇只能通过河上小桥通行,才能进入素沙坪。如果能派别动队把桥砸断,那就是瓮中捉鳖。实在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这虽不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不过解生等人的兵力本来就十分有限,集中了也无大用,还不如分散以壮声势。

    明军刚摆完阵势,日本人就到了。

    九月初七清晨,黑田军出现在稷山南侧的全义馆,他对于天安小城毫不放在心上,扔给后队毛利秀元去解决,自己引军北上,先派遣了大将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和毛屋主水去稷山,带领两千人先期抵达素沙坪。

    这一千人都穿着白色军服,当道的明军士兵这么一看,还以为是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不以为意。栗山四郎倒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不过他看到大道上只有一协兵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也懒得回报黑田长政,下令士兵举枪射击,驱散这一小撮挡道的家伙。

    一听到铁炮声响,明军都跳起来了。这不是朝鲜军,是如假包换的倭寇!

    怎么办?

    打!

    明军左右两路同时从两侧杀出,摇旗呐喊,弓弩雨下,还用预先设置好的各种口径大炮对大道上的日军进行轰击。日军只顾着注意大道上的明军,被两翼突袭杀了一个猝不及防,队形登时大乱。在遮天蔽日的炮火压制下,日军士兵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顾不上反击。

    硝烟尚未散尽,急促的马蹄声又由远及近地传来。日军惊恐地抬起头,发现有数百名骁勇骑兵从大道冲了出来,凭借着强大的突击力,一下子就突破了日军的队形。左右两协也毫不示弱,四将一马当先,英勇地亮出武器,跟凶残的倭寇展开白刃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埋伏,黑田军毫无心理准备,在大道上乱成一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黑田图书助和栗山四郎右卫门位列“黑田八虎”,此时也都傻了眼。多亏了毛屋主水脑子反应快,一把抓起面大旗跑到高坡上,拼命摇晃,给混乱的部队一个明确信号。总算黑田军士兵纪律性也不错,虽乱不溃,依照毛屋主水的指挥勉强收拢队形,暂时退后。

    这一次接触战中,日军伤亡不少。明军四将里,颇贵自己斩落三级,杨登山和解生也各自获得两级,主帅收获都如此之丰,这一仗胜得可谓干净利落。

    三员日军将领带着残兵败将一路后退,其他两个人觉得敌众我寡,不如赶紧与黑田本队合流再打。毛屋主水却有不同意见:“我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见过人数最多的就是信长公对胜赖公的长筱之战。我们刚才遭遇的兵力,比长筱之战的人数还多!。敌人人多势众,咱们要撤的话,肯定要被他们追歼。我看不如一齐出动,拼死一战,说不定还有胜机。”

    黑田与栗山忙问怎么打,毛屋主水大手一晃:“明军都配备有铁盾,用铁炮造不成多大伤害。咱们应该用铁炮齐射吸引敌人注意,再派人趁乱突入排盾的守备范围,砍脚不砍脑袋。”黑田与栗山一拍大腿,说咱们打!

    他们按照毛屋主水的战术反扑,明军一下子没适应过来,暂时往后撤了撤。不过这种退却是暂时的,很快解生就反应过来日军是外强中干,他派了一支小分队,绕过日本人把素沙坪南的弓溪小桥给堵上了。这一下子,日军先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濒临崩溃。

    这时黑田长政在远处听到枪炮声,问左右到底是碰到敌人了,还是在打鸟?探子很快回报,是在打人……

    黑田长政一听,赶紧带着本队三千人匆匆赶了过来。大将黑田三左卫门大嚷说如果让敌人把先锋歼灭再过桥来打我们,咱们兵力太少,只有死路一条!他一马当先冲上桥头,驱散了正在毁桥的明军小分队,及时打通了道路。

    黑田长政一看敌人势大,赶紧命令后藤基次循西山一侧前进,他自己则大张旗鼓登上东山以迷惑敌人。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明军主力被吸引到了东山附近,后藤基次、母里太兵卫两员猛将乘时突击,击退了解生对日军先锋的围攻。黑田长政观察局势,发出了“敌兵十倍而我五后继,不可不死战”的感慨。

    过了一会儿,解生又卷土重来。原来明军来了一支后继部队,指挥官是李益乔、刘遇节。两处合兵以后恢复了战斗力,重新把后藤、母里队压了回去。

    黑田长政见状,不得不投入本部主力。这时另外一员将领竹森新右卫门建议说,敌人数量太多,硬拼难以支撑。不如我带一支部队从敌人右翼转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再带本队攻击其侧翼,才有胜机。

    黑田同意了这个提案。果然明军被竹森的诱敌部队成功地吸引走,整个阵形向右侧旋转,把左侧暴露给了黑田本队。一番冲突之下,明军不得不再次后退。这时赶上太阳落山,双方结束了在稷山的这一场战斗。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对这场战役的描述,全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和迫近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三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行将崩溃。

    第四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牛伯英、杨登山所部发生冲突,击退之。

    第五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与解生会师,再度反击。日军被击退。

    第六阶段,黑田长政本队开始进攻,以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予以痛击。这时毛利秀元所部赶到,明军不得不全线后撤。

    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一场战斗,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

    这里的“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仅仅只是把明军打得“扰乱不能成备”,最后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牛逼,竟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让我们来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而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参与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是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合理——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他们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记载,麻贵“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其他将领。

    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

    让我们再把估算的范围放大一点。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正确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则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自己已经带着两千六百人。他与解生会合后,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六百人会师,再加上杨镐又派出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黑田长政五千人对上相同数量的明军,却被打的叫苦连天,不得不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解生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说:“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同时还告诫同僚“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解生还顺便向后方的麻贵求援,麻贵命令原本埋伏在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撤退战,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出北兵的真实威力。稷山之战,算是第一次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步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进行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一下:“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这段文字出自朝方的记载,而《黑田家记》里对这一次战斗避而不提,只是说了一句“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枪槊电飞,驰突乱砍”“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战)。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镇压人心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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