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二十年小西行长进攻釜山开始，这场战争已经足足持续了六年多。

    别说日本与朝鲜被拖得民生凋敝，就连大明也感觉到一丝疲惫与不耐烦。朝中已经有很多人议论，认为朝廷应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不能再拖了。万历皇帝本人也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让国家财政喘一口气。

    本着这一诉求，大明朝廷在丁酉之乱一开战，就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原则：增兵，增兵，再增兵。

    李如松和杨镐的两次出兵，总兵力都只有四万左右，部队成分也以辽东、南兵与宣大为主，相对比较单纯。但如果要扩大增兵规模，势必不能继续从辽东与宣大抽调——这两处肩负着守卫大明北方的重任，不可能为了朝鲜削弱京师的防御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全国海选合适的参战部队与指挥官，而且还要设计更庞大、更复杂的后勤补给计划，这些工作都无法一蹴而就。

    所以在开战之初，明军一直处于兵力不足的窘境。这种窘境，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六年蔚山之战结束以后，才得以缓解。

    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开始，以游击将军蓝方威的四千浙兵、前营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延绥为开端，开始了明军的增兵大浪潮。来自辽东、宣大、保定、江浙、四川、广东乃至广西、云贵的土兵相继汇聚到朝鲜来，道路上的车马络绎不绝。

    在这些援军中，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提一提。

    一个是刘綎。刘綎也算是抗日援朝的老面孔了，他在第一次援朝战争中赶上了尾巴，没打什么大仗，打了两年酱油就回国了。

    刘綎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毛病，贪财——其实贪财不算怪，怪的是刘綎总认为别人跟他一样贪财。本来他从朝鲜回国，一桩稳稳的大功已经到手，刘綎还想再多捞点，就去贿赂御史宋兴祖，结果被一状告到部里，朝廷念在他在朝鲜呆了两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深究。后来朝鲜战争打完以后，他被派去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在总督李化龙的强烈支持下，刘綎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他老毛病又犯了，去贿赂李化龙的父亲，结果又被捅上朝廷，功过相抵……你说这人到底图什么。

    这些都是后话。且说这次援朝大增兵，朝廷想起刘綎的资历，觉得是个好人选，就命令他带领他麾下那支“多国部队”再次出征。刘綎出发的很早，在二月份就抵达了前线，驻扎在全州负责西线防御。

    第二个人是董一元。

    董一元和麻贵同属宣大系，也是将门出身，远祖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父亲董旸和哥哥董一奎都是一代名将。董一元本人长期驻守在蓟州、宣府、宁夏、延绥等地，战功累累，是个精熟于边事的老将。

    在万历二十二年，就在朝鲜战场上谈判谈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董一元被调到了辽东担任总兵，接替李成梁之位。他跟杨镐、李如梅等人合作，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蒙古部的把兔儿，消除了一大威胁，大受万历皇帝褒奖。二十五年被弹劾去职，接替他的恰好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

    现在杨镐被弹劾丢官，李如梅又因为李如松之死而留在辽东。董一元战功卓著、资历老，又同时拥有宣大、辽东背景的将领，能镇得住场子，于是他被选中担任御倭总兵官，三月份抵达朝鲜，独带一路。

    第三个人叫陈璘

    这个人特殊在何处，只要看他的头衔就知道了：钦差统领水兵御倭总兵官。

    他的到来，只意味着一件事：大明水师出动了。

    在漫长的抗倭战争战事中，大明水师一直保持着沉默，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战争初期，朝廷无法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生怕他们佯攻朝鲜，实袭沿海，因此各地水师都以保卫地方为第一要务，不敢轻易北上集结。第二：等到日军的战略意图清晰了以后，又横空出世了一个李舜臣，打得日本水师七荤八素，朝鲜水师足可以应付，不需要大明水师千里迢迢赶过去。

    所以在长达数年的战争和对峙中，一直缺少大明水师的身影，不是没想到，而是不需要。

    在这期间，大明水军只有两次登场的机会。一次是在李如松攻克平壤以后，为从山东、天津等地向朝鲜运送补给物资的船队提供护航；一次是日军从汉城撤退以后，一支舰队在宋应昌的要求下南下全罗道，试图配合他偷袭釜山的计划。后来和议声起，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于是这支舰队也就撤退了。

    一直到丁酉再乱的漆川梁海战爆发，朝鲜水师全军覆没，经略邢玠才惊觉水师对于战局的重要性。尤其是蔚山之战后，日军在水面来去自如，让邢玠更痛感需要一支强大的水军来配合陆上攻势。李舜臣确实很能干，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手里就那么几条船，袭扰可以，正经打仗就不够力了。

    朝廷对邢玠的要求回应非常迅速，很快就派遣了以陈璘为首的广东水师前往助战。

    陈璘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尤其是擅长水战，在广东声名赫赫，声望连在北京的万历皇帝都有所耳闻。可惜他性格不是特別好，为人贪渎，曾因虐待士卒而引发哗变，屡遭弹劾，在官场一直上上下下，经历颇为坎坷。

    陈璘与抗日援朝的结缘，比任何将领都早。早在万历二十年，朝廷还没决定出兵的时候，万历已经在全国提前开始挑选将领。两广总督萧彦力荐陈璘，把他夸得无比英勇。于是在当年的八月份，北京下文，把陈璘从南方召到京城，担任神机七营参将，以备咨询。

    陈璘一看居然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欣喜若狂，他从家乡招募了五百多兵子弟，配备了精良火器，奔赴京城而去。战争开始以后，陈璘很快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防备日军登陆。

    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的时候，陈璘却倒霉了……

    陈璘是个彻底的主战派，他一直强烈要求带着水军上战场，不停地给上峰上书。你说他是真心要为国效力也行，说他是为了故意表现自己的勇气也行，总之闹得是全军皆知，谁都知道有个陈姓大将跃跃欲试，要求带着水军入朝参战。

    这个请求在战争初期一直被人忽视，因为李如松打得一直很顺利，用不着水军。到了碧蹄馆之战后，宋应昌深切地感觉没有水军，不能成事，他一下想起来陈璘，一纸调令让他过来助战——但这一举动，却惹恼了兵部尚书石星。

    大家都知道，在万历二十一年之后，石星逐渐变成了主和派，与宋应昌龃龉频生，两个人就战和问题分歧很大。现在宋应昌要调陈璘入朝，摆明了是要扩大战争规模啊，这与石星的方针完全相左，必须要阻止！

    当时封贡之议刚起，对日方略朝廷还没取得一致意见，和谈的气氛尚不浓烈。石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挠，于是他玩了一手阴的：举报陈璘向自己行贿。

    其实驻京武将向文官敬献礼物，在大明已成了官场潜规则，人人皆是如此。陈璘到北京以后，也未能免俗，送了石星几件绒毯和几个琉璃杯子。他万万没想到，石星为了打击宋应昌，居然拿此事发难。

    行贿证据确凿，陈璘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撤了职，带着陈家军灰溜溜地被调回广东、福建一线去了。他可真是躺着也中枪。

    现在邢玠提请水师助战，万历皇帝一下子就想到了陈璘，跟内阁议了议，着兵部发下一纸调令，让他带着广东水营北上抗日。

    陈璘带着自己的几个心腹和儿子陈九经，带着八千六百人浩浩荡荡开赴朝鲜而来。这八千多人里，有陈九经率领的两千人是两广水兵，还有两千广东步兵以及四千六百名狼土兵。

    狼土兵是明代抗倭的一段传奇。早在嘉靖年间，抗倭名臣张经就曾在俞大猷的建议下，调派广西田州等地的壮族土兵，谓之“狼兵”，又叫“俍兵”。与湘西土家族士兵合称为“狼土兵”狼兵作战极为悍勇，曾经在王江泾一战剿灭倭寇近两千人，是戚家军之前的明军抗倭主力。陈璘带的这支狼土兵，其成分已经不同于嘉靖年间，混杂了壮、土家、苗、瑶等西南少数民族，不过战斗力丝毫不减。

    邢玠大概觉得只有两千水军太过单薄，又向朝廷发问，调来了邓子龙的三千水军，归陈璘统一管理。邓子龙是一员老将，这一年都七十了，他在福建抗过倭，在江西平过乱，还在边境跟缅甸对峙了十二年，打得缅甸人不敢北望。他的出席，让陈璘的水师如虎添翼。

    同时开赴朝鲜的，还有一支一千六百人的广东军团，由陈璘的老战友副总兵吴广率领，编制上归刘綎管辖，是独立于陈璘的一支部队。

    等到陈璘进入朝鲜后，又有一支来自南直隶的水师与之会师。这支水师是由游击将军梁天胤和把总李天常统领，兵力数千。

    仅仅只是陈璘这一支部队，就超过了朝、日两军水师的总和。

    陈璘的先头部队早在二月底就抵达了朝鲜，驻守在鸭绿江口，他本人在四月份入朝，而广东水师的主力抵达的时间，是在五月十六日。陈璘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就地熟悉朝鲜附近水文情况。恰好这时候丁应泰弹杨镐案爆发，明军陷入停顿状态，一直拖到万世德接任经理一职以后，陈璘的水军才在七月二十六日向全罗道开进，一共五百多条船——注意，大明的“船”，和日本的“船”无论是吨位还是威力可都是截然不同。

    陈璘到了朝鲜以后，很得朝鲜君臣欢心。朝鲜国王李昖接见他的时候，陈璘什么礼品都不要，只要求提供诸如解硝、瓦罐、石灰之类的作战物资，慷慨表示不干掉日本人我就不回去了。这种态度，让李昖十分欣慰。

    他们的高兴劲还没过呢，问题就出现了。

    李昖在汉城设宴款待陈璘，吃饱喝足以后，一群人出走消化食儿，走到一处叫青坡野的地方，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惨叫声。朝鲜君臣和陈璘凑过去一看，傻眼了。

    一个叫李尚规的朝鲜官员被一根绳子系住脖子，在地上像狗一样拖来拖去，绳子那头，是陈璘的一名部下，一边拖曳一边还骂骂咧咧。

    虽说大明将领虐待朝鲜官员不是第一次，但当着国王的面这么干，可实在是太打脸了。陈璘也觉得不太合适，喝叱部下赶紧住手，跟李昖告罪，然后匆忙离开。

    陈璘走了以后，李昖和几位大臣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们派人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陈将军是以脾气暴烈而著称的，发起火来什么都敢干，手底下养出来的也全是骄兵悍将。他带兵北上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因为拨粮稍微迟缓了一点，陈家军一齐鼓噪，把当地的旗鼓官给打了一顿。这事一直闹到朝廷，可是水军集结在即，朝廷也不好深加惩处，只得口头申饬了一番。

    陈家军对付自己人都毫不手软，更别说对待朝鲜人了。

    柳成龙一听到这些事迹，面如死灰，连声道：“这回麻烦大了，这种人去了李舜臣的营中，肯定会骑到他头上拉屎。李舜臣若是反抗，水军内讧，不战自败；如果不反抗，反而滋生了陈某人的骄横，早晚也要败。”

    朝鲜人嘀咕的小话，陈璘才不在乎。他离开汉城以后，带领水军直奔古今岛。他一进水营，就看到李舜臣带着全体朝鲜水军列队相迎，摆下许多山珍野味和酒水，专候明军到来。

    伸手不打笑脸人，李舜臣如此谦抑，陈璘也不好摆什么谱儿。主宾相见，互相寒暄，相谈甚欢，。陈璘的部下见有酒喝，不用劝，也纷纷自斟自饮起来，现场气氛颇为热烈。

    喝完酒，果然出事了。

    鸣梁之战后，李舜臣招募了大量壮勇，他们的家眷也都随军驻扎在古今岛附近的陆地上，逐渐形成了几个小村落。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明军士兵在岸上到处溜达，看到有村子就一头闯进去，骚扰百姓不说，甚至还发生了数十起抢掠事件。

    李舜臣一看，面色大寒，当即下令部属拆除帐篷，准备上船。陈璘喝得不算多，他看到李舜臣要走，连忙过去问怎么回事。李舜臣说：“我们是盼着天将来助战的，结果您的部下到处劫掠，把好不容易聚拢在的百姓都吓跑了。我这个当将军的，没脸留在这里。”

    他这一番话绵里藏针，让陈璘有些无地自容。好在陈璘是一代名将，轻重缓急还能分清，他没一脚把李舜臣踢开，反而向他道歉。李舜臣趁热打铁，说如今两家合兵，最好统一管理，大人您是最高统帅，军纪这类事情，就让我来代劳吧。

    陈璘琢磨了一下，答应了。

    李舜臣治兵的手段，那是没得说。他得了陈璘保证以后，连续严厉处理了数起滋扰百姓事件，于是明军都知道这位朝鲜将军的厉害，军纪比入朝时强了不少。

    明、朝水师联军会师以后，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联合作战。八月十三日，联军出征折尔岛，击溃日军一支小舰队。这是一场小规模遭遇战，是战朝鲜水师斩级百余，而大明水师因为还未习惯朝鲜海面与日军战法，基本没怎么跟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一仗下来，一无所获。

    陈璘面子有些挂不住，把手底下人叫过来痛骂了一顿。他正骂的唾沫横飞之时，忽然来了二十几个朝鲜使者，手里拎着四十多个倭寇脑袋。为首的对陈璘说：“我家提督说了，朝鲜水师的胜利，就是大明的胜利，所以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献上四十个首级，请您笑纳。”

    看来李舜臣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终于不再是那个官场楞头青，也懂得人情练达之道了。

    李舜臣这种友好态度，让陈璘十分感动。

    一般脾气暴烈之人都有个特点，好走极端，对你坏起来，恨不得把你吃了；对你好起来，恨不得把你供起来。李舜臣的谦折态度，让陈璘感觉非得投李报桃不可。他先劝李舜臣移民大明，担任高官，遭到婉拒以后他还不死心，专门给万历上书，盛赞李舜臣的各种光辉业绩，最后竟替李舜臣讨来了一枚九叠篆文铜铸都督印，规格高得惊人，还附赠了虎头令牌、鬼刀、斩刀、督战旗、红小令旗、蓝小令旗、曲喇叭、号称“八赐”。除了八赐以外，还赠送了长柄镰刀和龟船。

    其他都好理解，唯独这个龟船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龟船不是朝鲜的独门武器么？怎么还用得着万历赠送呢？我推想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朝鲜物资匮乏，难以再建造大规模龟船，因为万历特意在大明境内建了几艘——或者说备好了物资材料——再转赠给李舜臣。

    李舜臣得了这些赏赐，面色发光，把它们高高挂起在军营里来，谁来了都要带过去炫耀一番。

    有了这一番交情，陈璘和李舜臣的关系从最初的互相忍让，变成了互相欣赏，见面彼此都要道声爷，没事就作诗唱酬，出门乘轿都是并驾齐驱，关系比蜜都甜。

    这种意外发展，让汉城以柳成龙为主的悲观主义者们眼镜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如果他们有眼镜的话。

    刘綎、董一元、陈璘分别来自于大明西南、东北和东南，他们代表了援朝部队的三个主要来源。他们的入朝，表明大明朝廷终于下了狠心，决定动员全国之力，把苟延残喘的日本人直接碾压过去。

    刘綎、董一元、陈璘分别来自于大明西南、东北和东南，他们代表了援朝部队的三个主要来源。他们的入朝，表明大明朝廷终于下了狠心，决定动员全国之力，把苟延残喘的日本人直接碾压过去。

    就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明军在朝鲜的总兵力激增到了十四万两千七百人！一线兵力达到了九万多，军容前所未有之盛！可谓是兵多将广。

    兵多，这个好办；将广，却有麻烦。在朝鲜这么一个狭窄的地方，却聚积了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总兵、副总兵，管理起来是件麻烦事。

    董一元是老资格，不必说，肯定地位不能比麻贵低。刘綎和陈璘两个人如今也是独领一面的主军人物，头衔上都有个提督。这些人凑到一齐，如果搞不清尊卑，早晚得出事。

    于是明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仍旧以邢玠为经略，统筹全局，由杨镐（后被万世德代替）经理布置战略。下面则分成了麻贵、董一元、刘綎三个战区，每个战区除了这三位最高指挥官以外，还设有一名监军。负责西路军的是参政王士琦；负责中路军的是按察副使梁祖龄；另外还有一个负责东路军的监军徐中素，可惜他五月份来到朝鲜，六月份就奔父丧回去了。也没人来接替他，位子就一直悬在那里——别说这三个战区，就连邢玠身边，都有一个御史陈效盯着。陈效不直接管辖那三路监军，但他手底下有两员金牌狗仔队，一个是丁应泰，一个是徐观澜，专门盯着诸将举止。

    朝廷之所以派出这么多监军过来，都是因为杨镐在岛山败的太过离奇，让万历对援朝部队的行动产生疑心，觉得这些家伙可能会谎报军情，因此所有的监军身上都背着一个“查勘功罪”的任务。这些监军的权柄颇高，大战略上，三路诸将都听从经理吩咐，但具体到小战略和战术上，他们都必须得和监军商量着来。

    事后证明，这些监军的表现都很不错，不仅确保了援朝部队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在战争决策方面也起到了正面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邢玠和杨镐两个人看到明军的援军陆陆续续开到，胆气足了，便在汉城制定了一个十分宏大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明军将分成四路，三路陆军分别进攻顺天、泗川和蔚山，一路水军扫荡沿途海域，用雷霆手段一下子摧毁整条日军防线，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明军在朝鲜战场一直以寡敌众，这是第一次以众凌寡，要痛痛快快出一口鸟气。

    可惜杨镐还未付诸实施，就因为受丁应泰的牵连而离职了。在朝廷新委派的经理到来之前，明军都不能轻举妄动，只得慢慢积蓄着补给，调整部署，等待着上头下命令。

    没想到的是，万世德还没来，丁应泰又来了。

    杨镐事发以后，万历皇帝让丁应泰和徐观澜再赴朝鲜，查勘功罪。丁应泰考察了一圈，说你们这么多人堆在前线，却不肯进攻，光在那里消耗粮食，是不是不想混啦？

    前线诸将都知道这位大哥的嘴是出了名的臭，谁被他喷上一口，要倒霉三四年，都把他往邢玠那支。丁应泰也不客气，到邢玠那儿说你赶紧开打，要不然杨镐就是你的榜样。

    邢玠怕他回去又惹事，心想也别等万世德来了，差不多就开打吧。

    于是在万历二十六年的九月中旬，在一个小小的丁应泰撬动之下，数万明军兵分四路，正式打响了抗日援倭的最后一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上战役。

    关于这三路明军的兵力配置，列举最为详细的，是《再造藩邦志》。许多文章与相关研究书籍，都以这本书提供的数字为准。即：麻贵率领东路军两万四千人，再次进攻蔚山的加藤清正所部；中间一路由前辽东总兵董一元率领，总兵力一万四千人，主攻泗川的岛津义弘；西路军由刘綎率领，总兵力一万三千六百人；进攻顺天的小西行长。各地朝鲜军也分别跟随明军主力，一并南下。

    与此同时，陈璘率领水师一万三千两百人，外加李舜臣的朝鲜水师，从古今岛出发，一路横扫整个全罗、庆尚两道海域。

    这个数字，其实很成问题。

    除开水军不算，明军的总兵力才五万一千六百人，跟日军总兵力相比要少。具体到分路上，除了东路军占有兵力优势以外，其他两路都不如日军。比如中路的岛津义弘，兵力有一万人，算上固城立花宗茂的七千人，实际兵力还在董一元之上。

    这很奇怪，刑玠定下这个分路出击的核心思想，是以众凌寡、泰山压顶，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击溃敌军。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兵力上凌驾日军。他手里可动用的明军，有十几万人，何必只派出区区五万人呢？

    三路明军的兵力，是根据《再造藩邦志》提供的将领名单去查询每员将领入朝携带兵数，然后相加而成。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再造藩邦志》的将领名单，实际上不准确，有许多错漏之处。

    尤其是以中路军的情况，最为严重。《再造藩邦志》里只记载了六员参战明将，而泗川之战的关键人物彭信古（3000），却被写进了东路军的名单里；而另外一员重要将领蓝芳威，却被写入了西路军。仅这两个错误，就导致中路军少算了四千人。

    漏写的情况更多。至少还有祖承训（7000人）、杨绍祖（1780人）、苑尽忠（500）、师道立（2480）、柴登科（3400）、马文呈（2000）、秦德贵（660）、没有记录在案。他们麾下的兵马，自然也就没算出来，导致兵力偏差极大。

    把这些将领也计入中路军后，中路军的兵力达到了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几乎与第一次援朝的总兵力持平。

    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毕竟实际出动的明军数量与入朝明军并不完全等同，不过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猜想，误差不会超过三千。

    在泗川会战结束后，《岛津家记》、《毛利秀元家记》和岛津义弘写给几位大老的表功状里，都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一共杀死了明军一共三万八千七百人。这个数字和中路军总数惊人地近似。日本史料惯于夸张，他们经常会用敌人的总兵力来代替自己的歼敌数字，这个习惯，反而反证了明军在中路出动兵力的真相。

    西路军也有类似的情况，至少少算了王之翰、司懋官、曹希彬三员将领。

    略去繁琐的计算，最终的结果是：麻贵的东路军，兵力为两万三千人；刘綎的西路军，兵力一万五千人；而董一元的中路军，总兵力达到了三万九千人。算上陈璘的一万多水军，明军为这次进攻出动水陆兵力近九万人。

    这个动员数字，才比较能配得上刑玠“四路并进”的宏大构想。

    以这个结果去审视这三路兵力的配置，就会发现，这才比较符合明军的心理预期。

    泗川是日军防线的中枢，日军在这里星罗棋布了大量的营寨，防守严密。岛津义弘与立花宗茂又都是令明军头疼的人物，因此在这一路，明军必须要予以特别重视。明军的中路摆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击破岛津，也是为了可以随时支援东西两路，因此需要最多兵力。

    蔚山的加藤清正已经是一只病猫，但他毕竟还是侵朝第一大将。年初的岛山之战，令明军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认为，要攻破岛山，需要不少兵力和时间，因此东路也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西路，顺天的守将是小西行长。这个人在明军眼中，政治价值很高，军事评价却很低。明将唯一记住关于他的两件事，一是被李如松打出平壤城；二是跟沈惟敬勾结起来骗万历皇帝。这样一个小丑，远不如岛津义弘、加藤清正有威胁。再说，陈璘的水军从西向东横扫，第一个能够支援到的战区，就是西路军，所以这一路不必作为重点。

    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中路军多于东路军多于西路军，是明军高层必然的选择。

    前所未有的华丽攻势，即将开始。

    让我们一路一路地慢慢道来。

    先说东路军。

    麻贵的东路军进攻蔚山，算是复仇之战。上一次他们在岛山城下折戟沉沙，饮恨而归，还间接促成了大将摆赛的死亡。这份耻辱，麻贵决心一定要让加出藤清正偿还。

    上一次进攻，是单线出击，最后因为日本水军和其他军团的援助而功败垂成。但这一次不同了，其他两路明军与陈璘、李舜臣的水师会把日军牢牢钉在各自的防区里，不会有人再来救援。如果加藤清正出击，那就正中了麻贵的下怀；如果加藤清正固守，则会彻底被围死在孤城之内。

    麻贵让解生、杨登山、颇贵三将作为先锋，带着王国栋前往蔚山先攻，然后分别把部队部署在新宁、义兴、左水营和庆州等地，一来防备日军偷袭，二来招抚朝鲜难民。

    九月十一日半夜，解生等人抵达蔚山。他们故伎重演，让王国栋、颇贵在两侧埋伏，杨登山、解生诱敌，打了一个小反击，干掉了十七个倭寇，全军进据岛山城附近的高山。加藤清正听说明军来了，虎目圆睁，怒气勃发，气得哇哇直叫，当即披上铠甲，拿起兵刃，大喝一声：“来人呀，把门给我关严实喽，谁也不许出去……”

    解生带的都是骑兵，没有攻城器械。他们一看加藤居然不敢出城，龟缩在岛山城内，一时也没辙。岛山经过加藤清正重新修葺，比从前更加难攻打。几员明将一商量，决定还是等麻总兵到来再说吧。

    解生的兵力不足以围住岛山城，加藤清正也不敢跟明军正面放对，一个围不出，一个不敢打，两边大眼瞪小眼。这一瞪，就是十来天功夫。

    麻贵在这十几天里，到底在干嘛呢？

    原来麻贵本打算速攻，先拿下温井，确保侧翼安全。但他很快发现这一带的日本人有撤退的痕迹，被占领区的朝鲜人都纷纷跑出来。如果这时候发起攻击，这些人不免要受到战争波及。麻贵虽是武官，却不嗜滥杀，他找来朝鲜翻译，说你赶紧拿免死帖，跟吴惟忠、王国栋两位将军商量一下，先派人去四处招揽一番，让他们别乱跑。

    俗话说兵贵神速，但麻贵并不急。加藤清正就在岛山城里，早一天到，晚一天到，差别不大。再说，其他几路的战况还没传过来，等确认了其他地区日军被友军彻底缠住，再开打不迟。

    就这样，麻贵悠哉游哉地在路上慢慢招抚，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抵达蔚山。

    麻贵旧地重游，少不得唏嘘一番。他把主营扎在了富平驿的旧址，步兵扎住营盘，骑兵全数出动，在岛山城前耀武扬威。

    加藤清正大概也觉得一直龟缩在城里太憋屈了，派了好几股部队忽进忽出，迷惑明军。等到明军有点习惯日军的运动模式，不以为备的时候，加藤清正亲自带队，大部队猛然杀出来，与明军骑兵混战到了一处。

    没想到麻贵早安排好了后招，他让一员千总小将麻云带着两百人马，从当初吴惟忠守过的箭滩偷偷摸到岛山城，一下子从日军后背杀出来。日军措手不及，撒腿就往城里跑，砰地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

    面对乌龟清正，麻贵也有点无可奈何。恰好这时候朝鲜军金应瑞传来消息，东莱、温井两处都有捷报传来，侧翼安全。麻贵传令下去：“就地建草房，咱们跟他耗，看谁耗得过谁！”

    接下来的几天里，战斗变成了例行公事的广播体操。每天一大早，明军骑兵排好队杀出去，围着岛山城转。日本兵蹲在城头看热闹，明军靠近了，他们就噼里啪啦一顿铁跑乱轰，轰走了以后继续再蹲着继续看转圈。到太阳落山，两边都打着呵欠回营休息。

    到了九月二十六日。麻贵一看老这么僵持着没什么意思，让明军变了个阵形，卖了个大大的破绽给加藤清正。谁知道清正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了，打死也不出来。

    九月二十九日，麻贵接到了一条消息，说釜山的日军援军已经出城了，几天就到。这批援军数量不多，只有几千人，管不了什么大用。

    麻贵不是杨镐，一听到援军来了，反而计上心头。他连夜把大炮和大批粮草运到了三十里以外，派骑兵隐藏在兵营的西边，造成大军退屯的假象，一俟敌人出兵，就能立刻一口咬住。

    可加藤清正大门关得死死的，还是不上当。

    麻贵没辙，只得继续围着。釜山援军一看两边都不动如山，乖乖地退了回去。

    麻贵不是没打算强攻，可是上一次蔚山之战的惨烈给麻贵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座加藤清正不在、而且没修完的城，尚且让明军伤亡惨重。这一次敌人有了充足准备，难度会成倍上涨。麻贵不赶时间，明军的血还是少流点的好。

    就这样，截止到九月底，明军东路军在蔚山陷入了僵局。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路军的战况。

    中路军的主帅董一元在九月十八日进入三嘉以后，连歇都不歇，连夜跑了一百一十里，次日一大早已经进抵南江，逼近晋州。

    岛津义弘的本阵设在靠海的泗川城内，晋州是它的北大门，左侧昆阳、右侧永春两寨，互为犄角。这三处营盘构成了泗川的外围防线，以为拱卫。泗川城本身还有金海、固城两座卫星城，驻扎着立花宗茂、高桥统增等人的七千人马。另外泗川旧城旁边还有一处东阳仓，里面积蓄着大量粮草。

    简单来说吧，从晋州到泗川这四十多里的空间，被岛津修满了营寨，光是大营就有八个，彼此联通，步步为营。

    加藤清正是以质取胜，把岛山城修得固若金汤。岛津义弘是以量取胜，把一片弹丸之地修得密密麻麻，防不住你也累死你。

    晋州就在南江旁边，守城必守江。日军沿着江水走势，在晋州城和南江之间修了一长溜儿营盘，中心营寨背靠着望津峰，形势十分险要。明军若要威胁晋州，势必要先把这个沿江营寨拔除。

    这是中路军的首战，如果不能取胜或者拖的时间太长，都会引发不好的结果。浙军将领茅国器此时恰好被分配到中路军，他对董一元说：“欲要攻破泗川、必先取晋州；欲取晋州，必先破南江营寨；欲破南江营寨，必先破望津峰营。这是岛津防御体系的关键一处，它一破，其他皆可以连环破之。”

    董一元问他该怎么打破望津峰营盘。茅国器微微一笑：“山人，自有妙计。”

    他这一笑，笑出了整个抗日援朝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间谍故事——的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