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史世用讲完他去日本见许仪后和郭国安的故事以后，茅国器很是吃了一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能帮忙不？”

    “能！他在日本就有报效祖国的心志，这次可以作为咱们的内应。”史世用很有把握地说。（郭国安,

    华人也,往与共在日本,誓自效于本朝,今在兹,可以间矣）

    “那你赶紧去吧。”

    茅国器没说完，史世用蹦蹦达达地就走了。

    史书里没有提及这两个人是如何接上头的，，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乃谋调之”。然后两位秘密战线上的老朋友终于接上了头。

    郭国安一点没客气，把日军的兵力部署详细地告诉了史世用。史世用这才知道，整条南江防线的最高指挥官，是岛津家大将寺山久兼。

    “你能配合明军内应外合，把望津峰搞乱不？”史世用问。只要望津峰一乱，就赢定了。

    “能。”

    史世用又问：“望津峰是防线核心，守营大将必然是岛津心腹之人，你有把握骗过他吗？”

    “我就是守营大将。”

    “…………”

    史世用知道郭国安在岛津军中很吃得开，但他实在没想到，郭国安的地位居然混得如此之高。

    那这望津峰离间之计，岂不是让郭国安自己祸害自己？他回去以后，岛津义弘能饶得了他吗？

    郭国安的回答一点都不含糊：“你们甭管了，赶紧来打就是。只要你们一渡江，我就把营里的粮食烧了，到时候军心动摇，可以不战自胜。”

    董一元、茅国器听了，泪流满面。从古到今，给别人做内应做的这么贴心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至于丢了望津峰以后，他这位主帅会不会被责罚，郭国安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有足够的把握让

    岛津义弘不会惩罚他。

    九月十九日，明军中路军蓝芳威部开始渡江。寺山久兼看到明军开始，也纠集人马，打算半渡击之。可是当明军渡河渡到一半，在江边围观的明军将领们都欢呼起来。

    只看到日军望津峰营寨上空，慢慢飘起来几缕青烟，然后烟气变大，逐渐变成了几条黑烟柱，熊熊的火势肉眼可见。寺山久兼跟他麾下的萨摩兵完全没预料到这种意外状况，阵容开始骚动起来。

    明军抓紧时间，一举渡过南江。等他们冲到营寨前，日军已经不战自溃，朝着晋州跑去。蓝芳威尾随敌人追击，斩杀五十余级，连破两座大寨，烧毁营房二千多间。

    董一元一见郭国安果然言而有信，大喜过望，挥军猛进，刚刚渡江的数万明军毫不停歇地直扑晋州城下。

    晋州城里的日军都慌了神了。南江如此轻易被突破，让他们毫无心理准备，陷入无法防御的窘迫境地。

    怎么会无法防御呢？晋州城难道没有城墙？

    有，或者说，曾经有。

    不要忘了，在数年前那场大屠杀中，晋州的城墙曾经被日军火烧脆，被大雨生生泡塌了一段。这一段一直没有被修复。对于攻击方来说，这段城墙是最好的突破口。对守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守军了。

    晋州守军见明军来势汹汹，干脆的很，一点抵挡不做，直接弃城而逃。明军顺势收回晋州。

    晋州拿下来以后，董一元立刻派遣两支别动队前往东方的永春和西方的昆阳，与此同时，董一元带着主力部队从晋州一路南下，长驱直入，气势汹汹地近逼泗川，让岛津腾不出手来救援。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二十日当晚，永春被明军打破；二十二日凌晨，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昆阳也被焚毁。这两处的守军惊慌地朝着泗川城里跑去。明军的外围侧翼威胁，被一扫而光。至此岛津苦心经营的外围防御体系，被明军践踏得不成样子。这一战，首功绝对要推郭国安。

    《征韩录》里说岛津义弘是为了诱敌深入，这才故意放弃望津、永春和昆阳三寨，这显然是在为尊者讳。因为从其后的战事发展来看，岛津义弘在“诱敌深入”以后没有安排任何后手，只是窝在城里画圈，如果不是运气好捡了一个大漏儿，胜负还真不好说。

    董一元扫清了外围势力以后，兵临泗水城下，他观察了一下地形，有点嘬牙花子。

    这些小日本儿别的本事没有，修乌龟壳倒真是有一套。

    就好像蔚山分为蔚山旧城和岛山倭城一样。泗川也有两个城，一个是朝鲜旧城，还有一座是岛津新修的倭城，地点设在旧城附近的法叱岛上。

    法叱岛名字叫岛，其实是个伸入南部海域的半岛，三面环海，一面陆地，有港口可以保持在海上的运输线路。这里的城防不仅有传统的石墙木栅，而且还利用海水挖了一条护城的壕沟，彻底把倭城变成一座岛城。

    在泗川城左右，除了永春、昆阳，还有在金海、固城等地驻守着立花宗茂的军团。

    在这种密集防守面前，董一元暂时不想强攻，那样损失太大。

    就像麻贵围住岛山城以后，暂时不攻，先转头看中路的动静一样；董一元也决定按兵不动，转头往西边看去，打算看看刘綎进攻顺天的进展，再做决定。

    于是，明军把泗川倭城团团围住，却没急着攻城。

    明军不动，岛津义弘也乐得不动。他知道明军的战斗力，没有跟明军正面交手的打算——他实在不想把岛津家的最后的家底在朝鲜挥霍一空。这时候德永寿昌作为特使已经抵达泗川，向他通报秀吉去世的消息，岛津义弘更不打算打了。

    双方就这样陷入了对峙，一对峙就是六天。

    在这期间，最着急的不是岛津，而是赶来助阵的郑起龙。

    郑起龙算是朝鲜军中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一直保持着一项国内纪录——他是唯一一名指挥明军作战的朝鲜将领。当初李宁战死沙平驿的时候，郑起龙正在附近，他收拢了败退下来的明军，带着他们摆脱日军威胁，逃出生天。后来万历皇帝听说以后，颇为赞赏，下了一道旨意，允许他保留着这一部分明军在麾下，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郑起龙一看明军不动了，很着急，生怕这一次进攻又无疾而终，屡次请战。他是受到万历皇帝夸奖的，董一元不好驳他，有得说敌人固守，我军进攻徒增伤亡，如果敌人有出城的动静，我派将军当先锋。郑起龙听了董一元的允诺，天天在泗川城外溜达，寻找战机。

    到了九月二十七日，郑起龙一直等待的机会出现了。

    当时岛津家在泗川旧城里，也派驻了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两员将领，加上三百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守住旧城以及旧城附近的东阳仓。当明军云集之后，岛津义弘怕他们又什么闪失，叫他们把东阳仓里的粮食收拾一下，运入泗川倭城。

    川上忠实、相良赖丰接到命令，连忙收拾部队，点齐兵马，准备出城。

    他们的动静被郑起龙看见了，立刻飞报董一元：“董总兵，敌人要出城啦，咱们快去打啊！”董一元一看，不好反悔，便从诸营里抽调了两千步兵、一千骑兵，让郑起龙带着先去，然后自己又亲自率领四千精锐随后赶到。

    这八千多人（还要算上郑起龙所部）黑压压地朝着泗川旧城压过去，杀到城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率先发起攻击的，是明军冲在最前头的一员将领，叫李宁。他冲到城下的时候，后继部队还没跟上。

    李宁在夜色里模模糊糊看到，好多日本兵抱着稻子在城外跑来跑去。这些日本兵看到李宁，吓得扔下稻子，转身就往城里跑。

    李宁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被日军发现了行踪；喜的是日军果然是打算搬家，必然防御会非常薄弱。他心想索性趁夜色敌人不知虚实，杀进去，一份先登之功稳稳到手。

    计议已定，李宁遂带着几名亲随杀入城中。

    等到他一进城，才发现自己算错了。城里日军听到示警，纷纷放下辎重，拔刀准备战斗。李宁再想往外跑，后路已经被截断。结果李宁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死，英勇牺牲。

    这里多说一句。壬辰战争里有很多疑问，“李宁的身份之谜”也是其中一个。史料上记载的李宁，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辽东军副总兵李宁，还有一个是大同参将李宁。前者战死居昌，后者参加了西路军的围攻，一直活到战后。

    而此时出现在中路军的第三位李宁，也是大同人，职衔也是参将，唯一的区别只是他战死在泗川。这第三人的事迹，只在《两朝平攘录》里有简短记载，其他史书均未提及。不知道是真的在朝鲜战场上同时出现过三个李宁，还是出于某种误记

    李宁一死，不仅挫动了先锋锐气，而且惊动了准备撤退的日军。川上、相良两将一看，明军居然先拿泗川旧城开刀，当即也不敢跑了，就地准备守城。

    可是这泗川旧城，已经不是那么好守的了。要知道，日军本来是打算偷偷撤退的，粮草辎重都已经搬出一大半在城边，大片大片地摆在东阳仓和泗川城之间。明军这一来，让撤退变夹生了，跑也不是，守也不是。

    到了凌晨时分，董一元大军赶到。川上、相良一看敌人的阵势，面色都一片苍白。这时候一员锦袍金铠的小将站出来，说我愿意带人去把明军阻挡一阵，两位将军快撤。

    他带齐人马，跨马出城，对着明军的阵势大叫大嚷。嚷到一半，忽然不喊了。

    原来明军中军里有一位名叫方时新的副将，看这个日本将实在太聒噪，一箭射去，登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气绝身亡。

    这一下子，明军的士气都旺盛起来。董一元一看军心可用，立刻命令开始突击。游击卢得功率领骑兵冲在最前头，把许多来不及准备的日军踏翻在地，泗川城下立刻大乱。城头的日军急忙举枪反击，乱射一通，卢得功因为冲得太前，被冷枪打中，当即阵亡。

    但此时明军的优势已经不可动摇，茅国器已经带着浙兵步兵扑上了城墙。川上、相良所部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几下反复，城墙即告失守。其余明军一涌而入，守城战变成了巷道战。巷道战又变成了击溃战。

    泗川旧城的日军在明军的逼迫之下兵败如山倒，这些勇猛的萨摩兵彻底丧失了战意，纷纷扔下辎重，朝着他们唯一的希望——泗川倭城跑去。明军自然毫不客气地从后面掩杀追击，杀得倭寇哭爹喊娘，一直追到倭城下才被铁炮射回来。

    在乱战中，日军一员叫做伽麻可末余九业的大将被斩杀。这个名字出自于朝方史料，已经很难还原成日文名字，从读音分析，应该是川上家的某一个族人。

    他算是最倒霉的了，可两位主帅也好不到哪里去。

    相良丰赖身负重伤，几乎死在半路；川上忠实更惨，他爬进城里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事后一清点，居然身中三十六箭，快成刺猬了。

    明军驱散了日本人，占领了泗川旧城，取得了一场胜利。不过董一元知道这场胜利无足轻重，因为明军是进攻方，对他们来说泗川旧城是鸡肋，守之无用，弃之可惜。他真正的目标，始终只有泗川倭城一个。

    董一元不想在这个地方呆太久，他下令把旧城和东阳仓里的所有粮草都付之一炬，然后收兵回营。东阳仓里是岛津家多年积蓄下来的粮草，连续燃烧了两天两夜，烟雾才徐徐散去。岛津义弘在城头看过去，心疼的不得了——可就算是难受到了这份儿上，他还是不肯出城与明军作战。

    关于这一场战斗，有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明军的作战记录，是说斩敌一百三十余级，而日方的记录则是损失一百五十人，数字差别不大。

    可是，明军的参战部队总数，是七千人，算上朝鲜人，八千出头。以八千人追击三百人，居然只干掉了一半，明军的战斗力，是不是太弱了？

    可再仔细一想，泗川旧城关系到东阳仓数万石粮草，岛津义弘坐拥万余大军，却只派了三百人去守卫粮仓重地，未免太过儿戏了。

    三百守军这个数字，出自于《征韩录》，同样是这本书，还提及到了另外一个数字，即寺山兼久在望津峰南江防线的兵力，总数是两百人。

    要知道，明、朝史料里都提及，日军在看到明军渡江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撤退，是堵截。寺山兼久不是军神，他如果麾下只有两百人的话，怎么可能会试图对抗明军近四万人的渡江？

    再回想一下《征韩录》里对岛津放弃望津、昆阳、永春三营的解释，我们便会释然了。

    《征韩录》一直在拼命为岛津义弘在初期的不利找借口，它为了证明岛津义弘不是战败而是诱敌深入，必须要把日军在泗川外围部署的兵力数写的很小——你既然要诱敌深入，当然不会设置重兵在外头。

    《征韩录》里的数字，可信度非常之低，为了政治服务可以信口胡言。比如他们会说泗川之战明军总伤亡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有零有整，都快接近中路明军的总数。

    这些伤亡数字都可以胡吹，为了证明岛津义弘的英明，修改一下防守兵力的数字，根本不算什么。于是就有了“望津两百人”、“泗川旧城三百人”这种奇特的数字。

    最直接的反驳证据，是明军在突破南江的时候，焚烧了日军营盘里的倭房两千余间。如果日军守兵只有两百的话，平均一个人要住十间房，实在荒谬。

    也许有人要说，日军是故意设置很多空营，来迷惑明军也说不定。

    这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战例。可是不要忘记，岛津义弘如果要搞诱敌深入，应该是让明军感觉日军越弱小越好，而不是虚张声势。设置出这么多空倭房来，根本毫无必要。

    而在泗川旧城下的这场战斗，明方史料《两朝平攘录》亦有与《征韩录》相矛盾的地方，明确记载“数千倭仓皇出战”。

    两者谁更可信，想想就能明白。面对区区三百名倭寇，董一元绝不可能置倭城大军于不顾，派八千人去围攻。

    而实际情况是，董一元确实动员了八千人赶到泗川旧城，那么原因只有一个：此处的敌人数量很多，必须要有八千人，才能确保胜利。

    因此，我认为临津与泗川旧城两处的守军，都在数千人以上，前者大概是一千五到两千人，后者大约两到两千人到两千五百人。

    《征韩录》在这里，玩的是一个数字花样，只记录了寺山兼久、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三个人的直属兵力——他们三个人的领地石数确实不高，带来朝鲜的兵力大概也就数百人左右。

    可惜的是，这时候不是战争初期，而是战争末期，日军处于极度的战略劣势，非常时期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穷讲究“武将兵力以领地石高为限”的原则。岛津为了加强防守，从其他家臣麾下抽调部队，给他们三个人配备了超出石高数的兵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附近就有一个例证：立花宗茂的额定兵力是三千人，但在这个时期，他带兵数达到了七千人。

    明军八千人对两千五百人进行了短暂的追击战，一共获得一百三十余级的斩获，实际歼灭一百五十人。这一系列数字，比起《征韩录》里给出的数字，更为可信一些。

    打赢了这场仗以后，明军全体士气高涨，现在董一元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是对泗川倭城围而不打，先去攻破东翼固城的立花宗茂。

    二是立刻展开对泗川倭城的进攻，赶在立花宗茂赴援之前干掉岛津义弘。

    茅国器坚决认为应该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对董一元说，倭城坚固，攻打起来旷日持久，万一敌人援军从侧后杀来，就会变成另外一场岛山之战。不如先击破立花军，让岛津义弘彻底陷入绝望，然后一战可下。

    董一元捋着胡子摇摇头：“不然不然，兵贵神速，只要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泗川，固城之敌必然胆落。”

    这不是废话么？我担心的，就是无法迅速攻克泗川呀！茅国器听到这里，有点抓狂。

    “攻城这事交给我好了！保证旦夕可下！”

    一员将领忽然站出来拍着胸脯说。众人一看，原来是一员叫彭信古的将领。他是京营出来的军官，跟诸将平时关系一般，手底下的人也不太规矩。

    彭信古说我亲自去城下查探过，敌人城中炊烟很少，可见兵力不多。如果以我为先锋，一日强攻就能打下来——不过得给我一天准备时间。

    人总是相信自己愿意听的话。董一元听到彭信古这么说，心里乐开了花，当即拍板，就这么干。茅国器觉得不太靠谱，可是军令如山，他也只得领命而去。

    彭信古、茅国器走了以后，郑起龙又来了。

    他给董一元带来一份很关键的情报：泗川倭城里，没有水源。

    之前岛山倭城里，就是因为没有水源，才被明军困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岛津义弘没长记性，仍旧把水井修到了城外，结果明军一围上来，汲道立断。

    郑起龙建议，敌人既然缺水，我们不妨围三阙一，让他们有机会逃出去，再于半路围歼。董一元大手一摆：“不用这么麻烦了，明天攻城，一日可下。”

    这几乎就是岛山之战中吴惟忠向杨镐建议的翻版。可是董一元和杨镐一样，拒绝接受。

    其实这时候岛津义弘在城里，已经是坐困愁城。城中无粮也无水，外头大军云集，正是内外交困之局。有人向他建议，说如今海路还算畅通，不如大人你赶紧坐船离开吧。岛津义弘苦笑一声，说我若是这么逃回去了，岛津家就完蛋了。

    此时城中一万多人，都是萨摩精锐，岛津一走，这些人必死无疑。等到他回到日本，也会被严厉申饬，削藩减石不说，岛津家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丰臣家的新兴势力领地都在九州，紧挨着岛津家丰腴的土地，正愁没理由扩张呢。

    想到这里，岛津义弘就地挖了一个大坑，自己坐在坑里感叹：“这里，就是我的坟墓啊。”

    十月一日早晨七点多，吃过早饭的明军开始朝着泗川倭城聚拢而来。

    按照董一元的安排，彭信古作为先锋，先发出阵，茅国器、叶邦荣、郑起龙三营步兵策应援护；马呈文、师道立、郝三聘、柴登科四部骑兵在倭城左右驰骋飞射，牵制敌军；蓝芳威、祖承训进攻倭城东北的木门。

    明军这边熙熙攘攘地摆开阵势，日军那边却是按兵不动。

    不是镇静，而是傻了。

    他们准备了滚木巨石、铁炮弓弩，打算打一场惨烈的守城战，可是明军先锋部队根本没靠近，远远站开，不知搞些什么明堂。

    岛津义弘觉察到了这种异状，赶紧登上高处，往城下看去，结果他看到了两排黑漆漆的东西。

    第一排黑漆漆的东西，是炮口。这炮口比碗口还大，炮身极长，上面有九道铁箍，两侧两个车轮。虎蹲跟它相比，就像是一只狮子狗；铁炮跟它相比，就像是一根牙签。

    有日本人认出来了，这是大将军炮。这种炮威力无俦，能射七斤的铅弹，一炮出去能糜烂一大片。当初李如松攻打平壤，就是用这种炮远远轰击，最后把小西行长生生炸出城去。

    大将军炮别的都好，只是特别沉重，足有五百多斤，在朝鲜山地移动起来极其缓慢。明军攻打蔚山的时候，这些大炮就没赶上参加，不然加藤清正吃的苦头会更多。

    而此时这大将军炮总算赶到战场，一字排开，足有几十门之多，都对准了泗川倭城的城垣。

    而第二排黑漆漆的东西，更可怕。

    这是一群黑漆漆的人。

    不是云贵山民或者草原牧民那种晒黑了皮肤的黑，而是彻头彻尾的黑，黑到只有双眼眼白和牙齿是白的。

    这究竟是妖怪，是妖怪，还是妖怪啊？

    这些士兵是彭信古的亲随卫队，也是他区别于其他部队最大的特色。当然，对现代人来说，他们的身份毫不出奇。

    这些是来自非洲的黑人，他们被葡萄牙人当成奴隶贩卖到东亚，又被大明买下来。

    大明对黑奴的评价很高，认为这些人擅长搏击、力大无穷，对主人非常忠心，是天生的保镖材料，很多海商都会带着两三个，一来炫耀财富，二来看家护院。这些黑人擅长潜水，能带着刀去凿船，因此又被称为“海鬼”。他们的祖先在唐代被称为“昆仑奴”，现在改了个更炫的名字，叫做“异面神兵”

    彭信古家里大概很有钱，他不知从什么渠道弄来了一大批黑人，安排在自己麾下，带来朝鲜。就连朝鲜国王听说以后，都特意叫他过去演练一番，好开开眼界。

    现在要攻打泗川倭城，彭信古故意把这些黑人拉出来，摆在阵前吓唬日军。

    于是在十六世纪的朝鲜战场上，一大堆穿着明军甲胄的非洲黑人与日军直目相对，这番景象实在是很有趣。要知道，这是黑人军团第一次出现在朝鲜战场；第二次大规模黑人士兵出现在朝鲜，还要等到几百年后的美国大兵……

    在大将军炮和黑人之后，是一个简易的营栅，营栅里全都是堆积如山的火药与炮弹。这就是彭信古要求有一天准备时间的原因。他欺负日军不敢出城，偷偷摸摸地把火药库直接扎在了炮兵阵地后面，当火炮开始怒吼的时候，炮手们将从这个营栅里就近得到补给，保持火力的持续性。

    他不担心靠得这么近会被日军突袭，茅国器、叶邦荣和郑起龙三营把炮兵团团围住，遮护得密不透风。就算日本人铁了心倾巢出动，更好，董大帅的中军铁骑正盼着跟日本人打一场野战呢。

    朝方资料说彭信古带来了一千人，明方资料却说是三千。我认为这是着眼点不同的缘故。彭信古带入朝鲜的京军是一千人，炮营两千人。但这个炮营，理论上不归彭信古直辖，而是统属于董一元，只不过在泗川时临时配属在彭麾下。

    彭信古看看炮兵都准备好了，一声令下，几十门大将军炮开始怒吼。

    火炮齐射的气势震慑了所有人，大团大团的硝烟自阵地升起，几十枚炮弹呼啸着重重砸到泗川倭城的城垣之上，刹那间地动山摇。平壤的噩梦仿佛回来了。

    当惊魂未定的日军抬起头来，耳中轰鸣尚未停息时，第二轮射击又开始了。如雨的炮弹噼里啪啦地砸将过来，有的轰在城橹之上，削去一片碎石瓦砾；有的落入城中，砸塌了几间藏身房屋。整个泗川倭城沐浴在一片火海之中，惨呼声连绵不绝。

    日军试图还手，很快倭城城头发出了怒吼。

    原来日军也有火炮，这种大筒虽然威力不及大将军炮，数量也不多，但毕竟是“炮”而不是“铳”。

    两军的炮击从七点多一直持续到了十点，整个倭城彻底被火与硝烟所笼罩。大将军炮没有瞄准器具，准确度欠缺，不过密度和频度弥补了这一缺憾。经过一个半时辰的轰击，看似坚不可摧的倭城被轰得七零八落。史书上说“打破城垛数处。”足以说明炮击的效果。

    忽然一声沉重的倒地声传来，明军一阵欢呼。

    原来泗川倭城的城堡大门，终于抵受不住明军的猛烈炮击，轰然倒地。

    通向倭城内部的通道开启了。

    当初在平壤之战里，明军也是这样轰开城门，杀入城中。只要现在杀进去，一次堪比平壤的辉煌胜利，唾手可得。

    所有的明军都把目光集中在了城门。

    没想到的是，最先动的，不是茅国器或者叶邦荣，而是彭信古。

    彭信古的麾下除了黑人以外，其他都是京营官兵。京兵的军纪一向很差，是明代积弊之一，《两朝平攘录》里干脆斥他们是一群无赖。此时看到有大功摆在眼前，这些人按捺不住心中兴奋，抢先离开炮位，向大门冲去。

    茅国器和叶邦荣有点吃惊，他们没想到彭信古居然擅自离开阵地，要来抢攻以及抢功。但他们已经阻拦不及，只得约束部众，准备尾随而入，打一场巷战。

    就在这时，朝鲜战争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彭信古的部队冲入泗川倭城的一刹那，阵地上的一门大将军炮突然发生了爆炸。

    这门大炮的炸膛，究竟跟彭信古擅离战位有无关系，很难说，也许只是因为持续射击时间太长，不及冷却。但是它突如其来的爆炸，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这门大炮的后面，是堆积如山的火药与炮弹。

    按照常规，火药库与炮兵应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彭信古为了方便开炮，把两个地点设置的太近了。

    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爆炸，更不要说一尊大将军炮炸膛的威力。

    明军的火药库瞬间被引燃，发生了极其剧烈的爆炸。站在远处的人先是看到，一团耀眼的火光在炮兵阵地中爆开，巨大的黑云腾空而起，然后刺耳的轰鸣声才传到耳中。炙热的火焰与冲击波向四周无差别地扩散，附近明军的残肢断臂被高高抛起在半空，再落到滚烫的地面。几乎没有血，因为所有的液体都已经被高温烘干。

    硝烟遮天蔽日，整个战场的天空陡然暗了下来，所有人，无论日军还是明军，动作都在这一刻停滞了。

    没人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次剧烈的爆炸，是发生在明军的阵地之中。

    无论是前方冲锋的士兵，还是后方的将领，都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爆炸的原因，只能下意识地认为己军遭遇到了可怕的攻击，数百名袍泽瞬间被吞没。求生的欲望，驱使他们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纷纷转身逃去。

    明军大乱。

    假如是西路军或者东路军遭遇到这种事，刘綎和麻贵会约束部队，至少能保持乱而不溃。

    可是中路军却做不到。

    因为西路军以川军为主体，东路军以宣大军为主体，平日配合默契，将知兵，兵知将。

    中路军却不一样。 它的成分非常复杂，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祖承训是辽东军出身，带的是遵化的兵；马文呈是宣府人，他带的却是四川兵；其他的诸如浙兵、京兵、宣大兵、密云兵、蓟州兵、保定兵、川兵，来源诸多，配属复杂。

    这些部队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更没有默契。所以董一元当初一接任，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无法驾驭，宁可跑回辽东去招募家丁，也不从这些部队中挑选亲随。

    现在突然遭遇到了这么一次大爆炸，中路军缺乏主心骨的恶果终于暴露了出来。诸部各行其是，都觉得大难临头，只能顾自己了。

    岛津义弘到底是员老将。他在度过了短暂的惊讶之后，立刻意识到这是绝佳的反击机会。龟缩在城堡里的日军纷纷杀了出来，趁着明军军心动摇的时候发起了反攻。岛津义弘的儿子岛津忠恒一马当先，要去痛打落水狗。

    关于这次神秘的爆炸，赵庆男的《乱中杂录》里写到：“义弘募兵，持烟硝数斛，潜埋城外，掘旁穴，持火潜兵……俄而火发，军中士卒烧尽”；《朝野佥闻录》载：“义弘伏烟硝数斛，傍置火具……”《朝野会通卷》说“贼伏硝城外而置，火具自出。”

    听起来，明军的“被爆炸”似乎是岛津义弘设的计谋。

    可是岛津义弘不是神仙，他怎么能预先知道明军会把火药库设在那里？怎么能预测到彭信古将大炮推近城前射击？又怎么能预感明军会因为这次爆炸而彻底惊溃？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如果因这一奇谋而取胜，又怎么会不大吹大擂？

    事实上无论是《岛津家记》还是《征韩录》，都对这个最能体现岛津义弘谋略过人的事例略过不提。正相反，他们引用茅国器的话，“予又谓彼军无大炮而彼以大炮击之，且烧药柜，出我不意”。这句话似乎在暗示，明军火药库被引燃，是因为日军炮击的缘故。

    而《宣庙中兴志》和《两朝平攘录》里明确提出是“误失火于药柜”、“忽木杠（火炮）破，药发冲天”，是明军自己的失误。

    究竟爆发原因为何，已经无法考证。对于当时的明军来说，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果。

    最先崩溃的，是已经进城的彭信古部。他们一时间还无法接受从大胜到大败的转变，被日军一冲既溃，从城门倒退着逃出来。

    茅国器和叶邦荣是两员优秀的将领，他们在爆炸后没有让部队惊溃，还在忠诚地执行着作战任务。当彭信古的部队大溃而退的时候，他们英勇地迎了上去，试图保护友军。

    这个动作让彭信古得以逃出生天，却让茅、叶两部陷入日军的重重围。

    在城外负责外围牵制的郝三聘、马文呈和师道立三部骑兵，刚才被爆炸声惊扰得十分不安，这时看到彭部明军惊慌退回，茅、叶被围在垓下，他们不是抢前助战，反而转身就逃。

    数千匹战马跑起来，声势相当惊人。看在其他明军眼中，就像是全线崩溃一样。整个中路军的阵势一下子就完全乱掉了。

    这时候唯一还保持镇定的，是董一元和他的辽东家丁们。他退到一处相对较高的地势，把刘时新、柴登科等还未溃逃的部队收拢过来，编列成军。

    董一元注意到，日军其实这时候也特别混乱。岛津忠恒冲的太快，身边士兵不多，更多的日军被堵在了泗川城前，与茅、叶两部拼命死战。他带着骑兵越过岛津忠恒，绕入城下，先把茅、叶两部救了出来，然后转身杀向岛津忠恒身后。

    岛津忠恒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朝旁边退去。好在董一元无心恋战，直接向北方遁去。

    此时三万多明军已经跑了一个漫山遍野，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朝着晋州奔去。那一声彭信古营中的爆炸声，成了明军的催命符，跑到这会儿，他们已经不是因为战败或者恐惧而跑，而是别人也在跑，自己不得不跑。

    这时候，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落了下来。

    固城的援军立花宗茂已经赶到了战场，这一支生力军正好冲到明军的右翼。立花比岛津还狠，立刻撒开了手下开始屠杀。日本人像发了狂的野兽，挥舞着枪矛扑了过去。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追歼战。明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抵抗的意志，从一支成建制的军队沦为一个个惊慌失措的孱弱个体，任由日军像杀鸡一样肆意杀害，割去首级与耳朵。从泗川到晋州之间的广阔地点，变成了明军的地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茅国器一路退到望津峰以后，清点了一下兵力，发现自己伤亡了六七百人，同僚徐世卿遇难。而彭信古更惨，只余五六十人——那只黑人军团，也在爆炸和溃逃中十不存一。这还是在有组织撤退的情况下，那些一路跑成散沙的部队，还不知伤亡有多少。

    茅国器看着望津峰，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惭愧。沮丧的是数万明军，居然是这么溃败了；惭愧的是，实在是枉费了郭国安一番苦心。

    要说浙军，不愧是朝鲜战争第一靠谱的部队。茅国器对部下说，泗川咱们是败了，可望津峰是一处天险，还不容易才拿下来的，如果这里丢了，下次再打过来就难了。败退到此为止，无论如何，这里得守住！

    茅国器就地扎营，收拢散落的明军，准备打一场防守战。赶过来会师的有祖承训、蓝芳威、郑起龙，这些人的部队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这时候董一元也跑过来了。茅国器把话重复了一遍，希望董帅同意，可没想到被拒绝了。董一元认为这里孤悬敌后，背靠南江，如果泗川和固城从两个方向进攻，就是背水一战的死地。

    茅国器问那咱们怎么办？董一元说：“回星州。”

    回到星州，就意味着中路军这几天的辛苦完全付之东流。存在临津峰的一万两千多石粮草，要全部丢弃。

    但董一元执意要回，谁也劝阻不了。

    于是明军在望津峰稍事停留，渡过南江，往北撤去。他们携带的辎重、粮草都丢弃一空，马匹也都死去不少，万分艰苦地在群山之间跋涉。许多士兵又冻又饿，惨号声和哭泣声不绝于途，还有人走着走着，一头倒毙在路边，连收尸的都没一个。

    居昌本来有八千石粮草，也因为不及运走而全扔了。

    到了三嘉以后，董一元唯恐日军尾随追击，留下了祖承训、茅国器、杨绍祖、蓝芳威、彭信古、秦得贵六将防守，其他人继续往北撤。

    一直撤到陕川，明军这才能得以停下来喘口气。董一元正想休整一下，死里逃生的彭信古告诉他：“殿后的郑起龙全军覆没啦！”董一元大惊，连忙拔营而走，一路撤到星州方停。就在这一路逃亡之中，方时新染病身亡。

    再一问，彭信古根本就是胡说，日军根本没有越过南江追击。

    日军没有追击的原因有二：一是粮秣不足，不敢轻进；二是没时间，他们要忙着庆功。

    对于泗川与固城的日军来说，这一天是盛大的节日。人人都砍到了明军首级，人人都立了大功，每一个人都笑逐颜开。从濒临全灭到大获全胜，这样的惊喜实在令人兴奋。

    岛津义弘事后清点战果，把所有割下来的明人鼻子装了十个大樽，特意运到名护屋去。至于割下来的首级，在清点完以后统统埋入一个大坑，填埋成土包，当作京观来炫耀武功。

    这个首级塚的具体位置，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考古学者确认。韩国在此设立了朝明联军战殁慰灵碑，来祭奠这些不幸战死的战士们。

    泗川之战，是明军败得最惨的一场战役，也是最让人惋惜的一战。

    明军凭借着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以犁庭扫闾之势开局，在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居然因为一次意外的爆炸而中道崩溃，演成大败，这实在让人扼腕。

    董一元和彭信古虽然是战败的两个罪人，可是他们的决策，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

    毕竟如果没有那门大炮的意外炸膛，明军便能顺利攻入城内。他们的计划很好，只是运气太差。

    这种说法，是在暗示，明军的胜负完全取决于一门大炮。这么说，是否公平？

    也不尽然。

    泗川之战确实是因为一个偶然性的意外而转折，但这偶然之中，又蕴藏着必然。

    如果董一元肯听茅国器的建议，先攻固城，局面或许会大不相同。

    如果郑起龙的建议被采纳，围三阙一，说不定岛津会选择出逃，而不是困守。

    如果彭信古的部队严守纪律，不抢攻入城，而是留在阵位上照顾大炮，说不定那门炮便不会炸膛。即便炸膛，也不一定会引燃火药库。

    如果郝三聘、马文呈与师道全三部骑兵在事发后没有逃走，而是前进支援，说不定日军的反攻会被扼杀在萌芽中。

    如果明军诸部都像祖承训、茅国器等人治军有方，虽惊不乱，一营一营徐徐后退，日军便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展开屠杀。

    这一连串“如果”说明，中路军在进攻之前，已经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诸部各行其事，打顺风战就一窝蜂地冲，战况不利就一哄而散，缺少整体的协调性。

    日军面对的，实际上不是数万人的大军，而是一大堆支离破碎的小部队。这样一支军队，面对少数敌人会发生溃败，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泗川大捷的消息传到日本，五位托孤大老都大为欣喜。他们正在发愁怎么撤军，岛津的这场胜利，为最后的撤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等于帮了他们的大忙。

    有鉴于此，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两位实际掌权者给了岛津家丰厚的赏赐：岛津义弘受赐长光刀，以及四万石的封地；岛津诚恒受赐正宗刀，封近卫少将，出水地区为封邑。

    至于明军这边。董一元撤退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在日军里还有一个大号内应郭国安，遂派史世用再度前往日军营寨，看是否能走郭国安的路子，跟岛津议和。

    史世用到了岛津营内，见到了岛津义弘。岛津义弘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没有理睬他的和谈请求，反而说：“你们等着吧。我先破星州，再取汉城，咱们到时候在辽东再相见吧。”

    史世用回来告诉董一元，董大帅居然信了……

    他连滚带爬地找到邢玠，说大事不妙大事不妙。邢玠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

    你董一元这什么智商？敌人这明摆着就是胡吹大气，你居然也信？你信也就罢了，还敢吃了熊心豹子胆，想擅自和谈？你他妈知道那些援朝大员里有多少人就栽在了“和谈”二字了吗？你害你自己不够，还要害我呀！丁应泰就在旁边支楞着耳朵呢你知道不！

    邢玠大骂了一顿董一元，然后对史世用说：“你去告诉岛津义弘，我这就整顿军队，再来相斗！”

    邢玠到底是明白人，他知道日军的痛脚在哪里。岛津在泗川是侥幸胜了，但战略劣势却丝毫没得到改善。如果明军再来一次，他真不知道能否撑过去。

    果然如邢玠所意料的，史世用三进岛津营，把邢军门的话复述了一遍，岛津义弘沉默不语，本来咧开的大嘴又合上了。

    稳住了日本人，邢玠开始下狠手处理。这次他不打算隐瞒了——事实上也瞒不住——直接把情况告诉徐观澜，汇报给朝廷。

    朝廷的处理意见很快就下来了：郝三聘、马呈文两个率先逃走的将领被枭首示众，师道立革职；彭信古念在有破门之功，死罪免去，活罪难逃，充在军中，戴罪立功；董一元革官御，降府职三级。

    茅国器后来总结泗川战败的原因，一共有五点：一是进兵太晚，让岛津从容把倭城修完；二是明军不攻固城而先攻泗川；三是陈璘水师没有及时跟进，封锁海路；四是明军没料到日军也有火炮，而且受到了火药库爆炸的影响，完全被打糊涂了；五是岛津反击及时，奋战勇猛。

    泗川之战中，明军的伤亡数字一直存在争议。有说损失三万的，有说损失过半的，这些说法都太过离谱。

    日军自称斩下三万八千多明军首级，数字有零有整，但这个数字水分实在很大，即使是真的，也很可能是日军冒杀朝鲜平民或民夫，去凑中路明军的总数——反正当时败兵跑了一个漫天遍野，谁知道你是老百姓还是明军？

    还是老办法，我们可以详细分析一下明军伤亡一般都出现在哪个阶段。

    伤亡最大的部队，是彭信古的三千人。这支部队只剩下七八十人，基本上等于是全军覆没。

    茅国器的部队总数为三千，伤亡大约是在七百人，伤亡近四分之一；叶邦荣所部伤亡率也差不多，一千五百人，估计战死者也有三、四百人.

    也就是说，最靠近泗川城的三支部队，阵亡人数在四千出头。

    中路军的其他部队里，郝三聘、马文呈、师道立早早地就跑了，又是骑兵，基本没受多大损失。祖承训、蓝芳威因为不在主战场，撤退也很及时，伤亡也不大。其他如柴登科、杨绍祖、秦得贵等人，多为骑兵，跑起来也不是日军能追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军在泗川之战前后死亡的将领包括李宁、卢得功、方时新、徐世卿等。这里除了徐世卿阵亡于大溃败以外，要么病死，要么在早期战死。中路军的指挥层在大溃败中并未蒙受巨大损失，他们还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组织度。

    也就是说，在那一场溃败中，明军不是完全地跑成一片散沙，而是以这些参将、游击为一个个小核心，拼命向北运动。伤亡情况，基本上都出现在这些小核心外围以及后面的离散明军。这些人跑得漫山遍野，看着很多，实际上数量并不大。

    彭部全军覆没，姑且不论；茅、叶以步兵深陷敌阵，伤亡率为25%，那么位于阵后的其他骑兵部队伤亡肯定不会超过这个比例，最多也就10%的伤亡率。三万明军，百分之十就是三千人。

    三千人加四千是七千人，这个数字与《宣祖实录》记录的明军伤亡数字基本吻合；另外《再造藩邦志》里说步兵阵亡者三千，骑兵也多有伤亡，步骑比例也差几近之。

    七千人，足足七千名明军士兵倒在了泗川到晋州之间的土地上，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这足可以称为援朝战争第一惨败了。

    十月初六，泗川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围攻蔚山的东路军中。麻贵一听，大为震骇。中路的溃败，意味着泗川、固城日军可以肆无忌惮地向蔚山增援，士气此消彼长，这一仗变得不好打了。

    麻贵留下四员将领在蔚山附近的毛火村监视加藤清正，然后带领大军移屯到庆州，而他的行营则移到了更北边的永川。蔚山之围，不战自解。

    麻贵不甘心就这么退回去，也不敢冒险继续作战。于是他打算停在永川观望一下形势，看看中路军失败以后，西路军的进展到底怎样。

    那么，刘綎的西路军在这期间，到底干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