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长达800年，然后文艺复兴来了，科学革命兴起了。李约瑟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科技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就像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令历史学界痴迷一样，“李约瑟难题”似乎也让各方面的学者着迷。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自己的答案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过去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由于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不大，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是“李约瑟难题”有些避重就轻。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工业革命爆发是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换句话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有很大的偶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民航客机有两个驾驶员。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个驾驶员出错的概率是百分之一，而两个驾驶员同时出错的概率只是万分之一！尽管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正常的，但两个同样事件出现的概率通过乘数效应，就变为小概率事件了。
要知道技术研发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在100家新公司中只有1家最终能存活下来。而且，要造就一个产业，需要大量的相关企业。下面，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为纺织业写一个商业计划书：（1）工业纺织品必须有一个广大市场。（2）纺织工厂必须获得原始创业资本，要知道，农业经济的储蓄率是低于10%的。（3）必须能把储蓄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投资，即要有一个银行体系。（4）纺织工厂必须获得充足的劳动力。（5）纺织工厂必须有合格的企业家。（6）技术上的可行性，即能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生产出纺织机。（7）政府政策必须允许企业生存，如税率不能超过利润率。这7个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在一个国家得到满足。假如每个事件的概率是四分之一，那么出现纺织产业的概率是4的7次方，即16384分之1。所以工业革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小概率事件，是黑天鹅事件。
英国恰好具备了这7个基本条件：（1）英国的海外贸易活跃。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拓展了外部市场，除了在美国的13块殖民地以外，它还拥有印度等殖民地，给工业布匹带来现成的市场，同时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他国家。（2）原始资本积累。英国重商主义者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他们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求得贸易顺差。贸易的顺差必然会使贵金属流入国内，从而增加国内的财富。早期的重商主义为吸收和保存国内所需的金银，除了主张通过对外贸易吸收国外贵金属外，英国海军同时从海外抢夺了大量黄金和白银，完成原始创业资本的积累（另一种解释是英国人的节俭促进了储蓄，这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3）英国银行体系已经存在，如1694年英格兰银行就成立了。（4）英国进行了残酷无情的圈地运动，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到纺织厂劳动。（5）英国人比较重视商业，在贸易活动中培养了一批企业家。（6）1765年珍妮纺纱机发明。纺织机的发明并不是由于科学推理产生的，而是由能工巧匠发明的，科学首先应用的领域是航海，直到很晚才显示出对技术的主导作用。珍妮纺纱机的制造简单，可以批量生产。（7）18世纪的英国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完全放弃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自由贸易。英国征税较少。可能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英国政府对企业基本上是放任的，税收负担没有过多侵蚀企业利润。1846年正式废除《谷物法》，英国自由贸易取得了胜利。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正是在不知不觉中同时满足了7个条件，点燃工业革命的纺织业才在英国出现。若少一个条件，纺织业都可能不会出现。换句话说，英国撞上了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大运，事后才发现是一场经济革命。亚当·斯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可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却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显示出他作为经济学大家的洞察力。可是，亚当·斯密也没有预言到工业革命的来临，即使他置身其中。
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原创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适应工业革命冲击的角度来探讨。“李约瑟难题”避重就轻，不能仅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地开创工业革命，也应问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因为没有文艺复兴而没有工业革命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同样沐浴了文艺复兴春风的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英国和法国最相似。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中说：“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但是，工业革命最终并没有在法国最先发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也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不参与雄心勃勃的欧洲政治，对其他欧洲国家经济文明长期经验的积累和享受到地里大发现的果实，英国是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无法相比的独一无二的情况。如果当时的情况真像上述的一样，工业革命不可能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时发生，更不用说是世界其他地方了。”
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随后扩散到其他国家。真正的难题不在于能否产生现代科学，而在于适应工业革命。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英国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扩散。近代科学随后传播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整个欧洲大陆，并于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美国曾经被广泛指责为从欧洲“偷技术”，实际上代表了工业技术在美国的传播。法国1778年引进瓦特的万能蒸汽机，1815年后，开始自行生产蒸汽机，1840年法国铁路热兴起，炼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图2-4所示，英国和法国人均收入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都相持不下，但在1820年后明显拉开距离。到1900年时，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明显地高于法国。
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适应工业革命？在费正清看来，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外来势力。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那种意识、心态与教育制度，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以外的发展漠不关心。我认为，费正清的解释没有抓住关键。文化往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如影随形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中国在1800多年里处于“高水平动态均衡”，人均收入达到了农业经济所能创造的高端水平，经济总量长期第一，自然而然表现出天朝大国心态。中国近代沉沦的最根本原因是错过了生产力革命，在工业革命爆发前期，没有能大规模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当工业革命爆发后，又没有能力迅速适应工业革命，走出“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
生产力革命一定来自现有经济的外部，与当前的主导产业可能毫无关系，是“想象力经济”。可是，当时的中国想象力严重衰退了，犯了“魁奈错误”，以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想象不到工业也能创造财富，更不能及时理解工业经济的全新商业模式，再加上失去了千年“中国梦想”的创业精神，对外界的变化缺乏敏锐度。由于想象力不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性失误就是禁海。从秦国统一中国到明朝，都以为威胁只可能来自陆地，于是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之免受外部冲击，没有想到比陆地冲击更大的威胁也可能来自海上。在郑和最后一次航海的60年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
“中央之国”没有想到郑和发现的世界不是永远“平”的，会出现工业海啸。由于这样的变故和之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工业经济大国的有利时机，被“煮青蛙”了。1874年，李鸿章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对中国面临的海上威胁和工业革命的效果作了“千年变局”的判断：“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怎样才能打破“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经济改革是第一步，随之需要有经济增长，让“蛋糕”越做越大，社会各方都可能收益，没有人受损，从而达到帕累托改进。这样的改革才会被广泛拥护，促使经济社会思想转型。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是互相加强的两个过程。印度经济增长和经济思想转变的“正反馈”循环就是典型的例子。畅销书《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描述了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作者描写的“奇怪崛起”有点儿令人困惑不解。
但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内在的冲动，一旦机会来了，就会努力抓住。1991年，印度对经济改革普遍持怀疑态度，若不是当时印度遭遇经常性账户危机，财长曼莫汉·辛格的大胆改革根本推行不下去。1996年，拉奥政府下台时，印度经济已经开始快速增长，印度各界对辛格的贡献开始给予承认，他本人逐渐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2003年我在孟买短暂停留，发现印度各界对改革有高度认同，感到克服贫困只是时间问题。2004年5月19日，在曼莫汉·辛格下台8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进一步表明对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广泛共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跨越时空和国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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