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年到公元1839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1840年到1948年这108年中，这个千年均衡并没有被打破，而且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个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冲出持续了近2000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第一次持续提高了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奠定了基础。
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1）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实施了“第一推动力”，走出了“低人力资本，高生育率”的贫穷陷阱；（2）中国初步工业化，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1952年，中国工业就业人数为1531万人，到1978年，这个人数增加到6945万人。在25年中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是5100万人以上。而从1952年至1978年，生产性人口从21106万人增加到40682万人，净增2亿人。中国工业化使得每4个人中有一个能参加到工业部门的工作。尽管这个机会远远不够，但对普通家庭投资人力资本仍然会产生吸引力。例如，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转非”是极为困难的，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只要考上中专或大学，就自动“农转非”了，毕业后可留在城市的工厂里。尽管农村孩子升学的概率并不高，但也刺激了农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3）1972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中国制订和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项是最根本的。
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力资本得到大量积累。毛泽东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人力资本投入阶段，同时，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鼓励人们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政府直接投资教育事业，降低了普通家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当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出生率开始下降，中国经济开始由“高水平动态均衡”向“高人力资本、低出生率、高增长”的状态转型。如表3-2所示，随着育龄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未上过学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是2.21个，而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育龄妇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数量仅仅为0.44个。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书关于人力资本与生育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基本假设。
如图3-5所示，中国的教育经费除了在“文革”初期大幅度减少外，基本保持了稳定，维持在政府财政支出的7%左右和GDP的2%左右。这比1840～1948年期间的历届政府对教育的实际投入都高得多。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比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多，但也只是财政支出的3%左右和GDP的1%左右，而且仅仅持续了7年时间。从1952到1978年，中国的公共教育花费996亿元人民币，与固定资产投资花费7722亿元人民币相比，占近1/8，说明中国政府对教育是比较重视的，没有因为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而牺牲对教育的投入。当然，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而使教育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1949年前，中国保持着人口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建国后，因为社会安定、生活改善及迅速普及的基本医疗，使中国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仍很高，人口基数又很大，这导致人口剧增。图3-6显示死亡率从1950年起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明显超过印度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和最贫穷国家。
从1959年开始，“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以致1960年出现了罕见的人口负增长。由于经济的恢复，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反弹，1964年出生率创历史最高点，达4.2%，构成一个异常明显的人口波峰，我称之为“中国婴儿潮”。1964年的人口高峰是中国在人口转型后的最后一个婴儿潮，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有标志性意义。1964年后出生率开始稳步下降，这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生率持续下降。这个下降发生在1972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图3-7表明，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从1950年起基本是直线的，人口转型比印度、其他欠发达国家和世界最贫穷国家都成功。
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过程是艰辛曲折的，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应该说，当时世界经济学前沿还没有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出人口质量问题。直到1960年，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才开始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革命。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忽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949年建国后，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经济决策层对中国人口问题都缺乏思想准备，1952年开始基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搞计划经济时，人均教育水平是较高的，人口是较少的，对人口问题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探讨。而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建国初期空前高涨的热情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多是好事”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由于没有经济思想准备，人口政策在短期内的大转变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试图推动计划生育，但遭到了印度社会广泛的抗议，只好放弃，直到最近几年，计划生育才开始被逐渐接受，但2000年通过的防止全国人口超过11亿的计划已经落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2008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估计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达16.58亿人，超过中国同年的14.08亿人，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中国近代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的认识没有超前于时代，为及早控制人口提供充足的经济思想准备，留下历史遗憾。马歇尔在他的一书中写道，“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新中国的第一代经济学家无愧于他们的历史使命。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提交了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马上遭到了很多批评。马寅初坦率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完全是因为人口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太重要了，我既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在当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新人口论》不是关于人口的论文，而是一篇超前于时代的经济巨作，如长空惊雷。马寅初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新人口论》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
但在当时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和人均教育年限2～3年的中国，这种提法无疑是违背社会共识和无法被大多数人理解的。马寅初受到广泛的批判，也正是因为这种批判，使他的政策建议得到广泛地传播，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事实上，也因此使中国完成了关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思想准备。15年后，即1970年以后，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国开始逐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提倡优生优育，遏阻人口爆炸。1972年8月，卫生部在向国务院提交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首次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方针。所谓“晚”，指男女双方在25岁以上结婚；“稀”，指婚后生育间隔长一些；“少”，指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应该说，在1972年开始控制人口，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1979年9月14日，马寅初得到了彻底平反和应有的承认。没有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国就没有经济理论准备和严肃的政策思考，实行计划生育的时间可能会更晚。
中国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均衡，成功完成了人口转型，比印度和其他欠发达国家提前了20年。如图3-8所示，从1964年开始，中国人均收入就逐渐摆脱了千年的停滞状态，开始了缓慢增长。中国人均收入在经过了千年的停滞不前和百年的沉沦后，终于开始增长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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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