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家及国际机构。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为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其理论基础就是新古典经济学。
面对依旧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目前已放弃华盛顿共识，转而强调全面提升社会能力和增长的质量。面对金融危机在多个国家频频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愈来愈重视经济的结构改革。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那20多年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最差的时期。不仅对全球化的幻觉破灭增强了，对华盛顿共识的醒悟也同样增强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但库珀没有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的深刻内涵。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处于“人人都在谈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的状态。我在中央部委短暂工作过，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对中央政府的改革感到敬佩；我在地方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地方的创新感到惊讶；我接触到了中国顶级企业家，也接触到了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和普通老百姓，感到个人创业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基于我在国内外比较广泛的观察和体验，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成功的模式，我将这个模式称之为“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那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是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有效方式，提供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创新。
在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时，如果中央政府不愿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变迁”，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可能都没有中国政府如此强烈执著的改革意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判断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基于这样一个对经济根本问题的判断，中国政府积极提供“制度供给”；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很少有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具有激情和创新精神，面对异常复杂和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社会环境，往往能找到一个与中央大政方针一致又适合经济全球化和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综合各种要素创造有效供给。中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创业，商业才能得到了发挥，亿万创业者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常规创新和革命性创新，勇于“创造性的破坏”，发动了商业领域的“人民战争”，培养着商业文明，推动经济体制的转轨。
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济史闯入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制度因素最终被纳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发现，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但此期间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这期间技术没变，由于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降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林毅夫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该文章的核心发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化可以解释约55%的农业生产提高，而化肥、农业机械和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则是次要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生产技术、资源的相对价格和交易费用等因素一旦发生变化，人们就会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原有的制度均衡将被打破，出现制度失衡；当存在制度失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不至于过高，那么制度变迁甚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制度的供给者可以通过集体选择来推动一项新制度的变革。不过，集体选择的制度变革有时会遭遇集体行动问题，如“搭便车”，可以克服这一问题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制度的供给者也可以是政府或经济主体等。
按照诺斯的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有两个“集团”，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对方案进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这个模型的缺陷是忽视了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模型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理想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不进行制度变迁试验，很难评价收益和成本，在成本收益不清楚的情况下，第二行动集团的加盟是有困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设计的改革，实施“休克疗法”改革后，才发现市场经济的主体即企业还没有培养出来。同时，这个模型假设要求第一行动集团发起改革，第二行动集团来跟进。这否认了第二行动集团发起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造成制度变迁的多样性不足。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三个“行动集团”，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几乎囊括了经济供给的所有主体，常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是利益共同体。中央政府锐意改革，追求全体人民的长远福利最大化；各级地方政府推波助澜、主动创新，打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亿万人民勇于创业，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中国模式”能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根据萨伊法则“供给创造需求”，有效供给能够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提供投资机会，带来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用制度创新适应生产力革命，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制度下完成的。“中国模式”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它既有中央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的创新，还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在“中国模式”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华盛顿共识”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中央推动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改革是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如果中国只有中央政府改革，那么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试验范围就会受到大大限制。
中国用分散区域经济来减少整体性风险，允许的地方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其他经济体制允许的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好。比如，英国经济很难有中国的多样性，因为伦敦占英国的经济总量比重达60%以上，其他地方经济无足轻重，所以，伦敦的创新就是英国的创新，伦敦的风险就是英国的风险。东京在日本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特色不明显，所以日本的经济多样性也是不够的。我1996年第一次到美国时，惊叹于各州的多样化；10年后，我在国内出差，发现国内的经济社会变化速度和多样性要远胜于美国。无怪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中说“在中国，到处都涌现出创新性城市”。
“中国模式”使“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至少完成了3个国际上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艰辛复杂，从1995年开始，中央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攻坚，1995年推出一系列政策，如“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和“改组、改制和改造的战略性重组”，1998年打响“国企基本走出困境”的战役。如今，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出现的是“新型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国际舆论引人注目，其最有根据的理由是中国银行系统坏账达总资产的60%以上，已经技术上破产，要想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资本自足率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海外成功上市，银行系统获得了新生。中国农业银行将进行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IPO。
中央政府既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优势地位，又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制度创新的主导性，还尊重个体的创造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认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据此，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运动，尽管后来陷入“放放收收”的循环，毕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重大的改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创新和个人创业愈来愈重要。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对于那些创新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制度的地方而言，经济发展更快。其他落后地区通过模仿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实现经济的快速追赶。各地区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都在快速汲取经济发展的最佳实践做法。结果导致制度扩散的速度快得惊人，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短短两年内从安徽小岗村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这场变革波澜壮阔，蔚为壮观，使中国农村改革的速度震惊世界。除了《纽约时报》等几大报纸外，美国的大部分报纸是不太关心国际新闻的，除非是特别重大的国际事件。而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毅夫不是从国内听到的消息，而恰恰是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消息，并敏锐地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这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在短期内成功已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体制创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创新开始时成功，后来证明属于过渡性创新。乡镇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改革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1978～1998年的20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成为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因此，尽管因素众多，农村工业化成了这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突破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造就出“苏南模式”。然而，乡镇集体企业作为转轨阶段的微观制度创新，本身带有产权不清的隐患。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竞争不过以公司为更清晰的治理结构的民营企业。于是，乡镇企业在20世纪末出现前所未有的重重困难，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在1997～1998年后持续下降。中央政府提出“抓大放小”企业改革战略，地方政府开始对中小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创新，相当数量的乡镇企业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为中国经济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和企业家精神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央改革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里一如既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示了坚强意志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获得了巨大成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属于市场化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采取试错的方法，摸索前进。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清楚，对市场经济没有感性认识，对于价格体系的运作理解甚少，改革的不确定性很大。第二阶段，1984～1992年，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巨大沟壑之间，中国巧妙搭了一座“桥梁”，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价格“双轨制”带来大量的寻租机会和滋生了大量腐败，而且1987年价格“闯关”被“闯关”本身诱发的高通货膨胀预期打败，但总体上转轨是成功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第三阶段，1993～2003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这个阶段不再是渐进改革，也不完全是激进改革，而是激进的“整体推进”和渐进的“重点突破”相结合的阶段，在雷霆万钧之后是和风细雨。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是完善市场经济阶段。针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和改革中遇到的“二元经济”等问题，进行了重要的修补。与这4个阶段有关的是3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重要和经典的经济政策文件，那就是3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成功转轨的“三级火箭”，使中国经济体制上了3级台阶：第一级是商品经济，第二级是初步的市场经济，第三级是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若结合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现在回头重读这3份文件，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我的看法。3份文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典文件，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我把这3份文件的要点罗列出来，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而是与读者欣赏其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性和原创性。
商品经济：理论创新
从1979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亿万个体从实干中学习，逐渐积累市场经济的经验。在这样实践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等于明确告别了计划经济。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体制选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都没有根本上脱离这个思维定式。所以对国际经济界来说，中国的这个决定带来的震惊，可谓是“石破天惊”，不亚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世界的巨大震撼。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没有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强调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抓到了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决定》作出了经典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该《决定》在理论上不光是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本质内涵，也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就是生产力是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必须适应生产力革命。
《决定》把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了商品经济上，而不是其他要素上，是务实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全面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作了必要的过渡。《决定》总计10个部分，其中经济方面的有11项内容：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非僵化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三、中国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规定的改革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就清楚指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对它进行修补，而是需要对它进行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四、以往之计划经济的体制有诸多弊端，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能适应：五、经济体制之改革须以城市企业为重点，其要旨在于解决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六、“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七、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八、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少数具有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经济部门，也须简政放权；九、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全社会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十一、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以摧枯拉朽之势，激励亿万人民从实干中学习，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涌现出来，其结果是从1984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针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的评价是赞扬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决定》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原理，奠定了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为长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意义极为深远。
市场经济：整体大于局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人类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商品层次上，对市场经济理解仅处于概念性的阶段。我记得当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来定义市场经济。至于什么是“市场”，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强调的是适应性效率。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市场经济无论在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上都比计划经济高。所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完美结合。
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整体设计。中国迫切需要从商品市场组成的平面体制走向由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组成的立体体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制定了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如果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是选择了当时较容易的商品领域推进，那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恰恰相反，不但全面勾画了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而且全面设计，闪电般地整体推进。2008年，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改革战略及其选择”的回顾与检讨》一文中说，“在中国改革过去15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集中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一年时间内同时推出”。
尽管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只是部分完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发达，但这次改革取得了整体大于局部的“米格-25效应”。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1984年以来，有了10年在局部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十四大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整体设计和规划。《决定》共五十条，这五十条很解渴、很全面。可以把《决定》归为10个方面：一、改革的理论指导；二、企业微观制度；三、市场体系；四、宏观政策；五、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六、传统部门改革（农村经济）；七、对外贸易和投资；八、科技和教育体制；九、法律制度；十、改革的推动主体。这10个方面从供给方面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又关注需求管理，与强调需求方面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决定》把科技和教育体制纳入经济体制改革范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留下伏笔。这些具体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决定》颁布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等全面推进。例如，中央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大胆改革。人民币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稳定，约为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1982～1994年，人民币持续贬值，逐渐贬值到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1994年1月1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东南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金融市场普遍担心人民币会大幅贬值，但中国政府显示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负责任的态度，冒着出口衰退的巨大风险，勇敢地将人民币汇率稳定保持了将近8年。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大了人民币的浮动范围。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公告，即日起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中国初步建立一个外汇市场，引入市场供求信号、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再一次勇敢地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基本稳定，为大幅度货币贬值的贸易伙伴提供出口增长的机会。
从1980年起，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根据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从1994年起以闪电式地推进的“分税制”改革，在半年之内取得成功，解决了中国自汉朝以来一直困扰经济发展的中央和地方不稳定的财税关系。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曾到清华大学给学生作讲座，我有幸聆听，受到了大胆财税改革的“电击”。当时项怀诚自豪地说，税制改革中引入了个人所得税，虽然此项税收的预期收入很小，但是开了个头。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落实难度是不一样的，最难的是构建资本市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指出，“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目标，“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充裕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就业的压力，要把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出发点。广开就业门路，更多地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发展多种就业形式，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就业结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一个灵活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是将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大国的制度性保证。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刺激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从1994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0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整体上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米格-25效应”，刺激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增长中彻底摆脱了计划体制，建立了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其他要素市场开始发展。仅仅10年，亿万中国人民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创业中学习”，以创造性的实践，取得了整体上转轨的成功。
完善市场经济：补短板
如果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比作一只木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就如同一只完整的木桶，用这只能装水的木桶取代了计划经济的木桶。然而，市场经济“木桶”最多能装多少水，那时还考虑不到。
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对中国经济来说，决定这个体制整体强弱的不是那个最强、表现最好的部分，如商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恰恰是那个能力最弱的部分，如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最短的木板在对最长的木板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决定了这个体制的适应性，影响整个经济体制的综合实力。也就是说，要想方设法让短板达到长板的高度或者让所有的木板维持足够高的相等高度，才能完全发挥体制整体作用。
从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自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tO）以来，中国全面履行多边规则和对外承诺，继续扩大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大提高。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与1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其历史意义就是“木桶原理”的“补短板”。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次通过的《决定》分12个部分：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四、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五、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六、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七、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八、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九、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十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十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了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5方面的要求；规定了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机制等，特别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方面提出了努力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经济，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等一系列新观点。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国有资产从经营者的层次上升为战略投资者的层次，提出了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表述是继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之后，经过实践探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国有资产从管理者向投资者身份转化，是国有企业改革获得的重大突破。
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体系为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存在着争论。由于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银行体系不可能也不应该承受过高的系统风险，所以中国必须走资本市场为主的路径。可喜的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资本市场方面认识更深刻了，不再提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而是表明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积极拓展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发行程序，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这个意见引领中国逐步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向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过渡。
2004年，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是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实现制度创新的一个成功例子。自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引发了“股市全流通”，也就是后来通称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大讨论，也使“股权分置”改革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6月14日～10月22日，上证指数跌幅达30%。2001年10月22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被叫停。如图3-11所描述的，从2001年到2006年是中国股市长达5年的漫漫长夜。
2004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明确了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按照这一目标，中国证监会在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加快产品和制度创新以及健全资本市场法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一场深刻革命的序幕。股权的关键是怎样确定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对价，非流通股的股东必须给流通股股东一定的补偿，补偿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时通过。给多少补偿，即“对价”的多少，这涉及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债券领域的集体谈判。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很难进行债务重组，因为只要有少数债权人不愿意在多数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的价格进行重组，就达不成协议。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就是这个原因。
由于上市公司越多，对地方经济发展越有利，所以中国地方政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非常积极推进本地区的股改工作，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债务重组的主持人和调节人，同时，非流通股股东和股民也很配合，积极寻找走出僵局的途径。在“中国模式”的推动下，地方试点破冰。2005年5月9日推出了首批股改试点公司。2005年6月，42家公司进行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两批试点很快获得成功，2005年9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相关的操作规范和指南。而恰在此时，中国股市处于历史最低谷，成就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2005年6月6日大盘跌穿千点，曾被广泛抨击的“千点论”预言变成现实。2005年12月，第12批股权分置改革公司亮相。2006年年初，在看到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国务院将“基本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纳入2006年工作要点，全力推动。到2006年9月，随着9月14日中国石化股改的启动，已有1151家上市公司进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已经占到股市总市值的90%以上。2007年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圆满完成，中国股市步入“股权分置改革”后时代，国内外惊呼“中国资本市场的春天到来了”。如图3-11所示，2006年6月，中国股市在5年多的持续下跌之后，突如其来地爆发，并在2007年10月扶摇直上到6000点。
中国A股2007年市盈率为30倍以上。从国际上看，美国标准普尔500在过去近50年中的平均市盈率为15倍，最高的年份也只达40倍。中国股市是非理性繁荣吗？2007年10月后股市“飞流直下”，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股市暴涨暴跌都与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传导到中国之前，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可以预期。也就是说，假设企业红利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债券市场的收益曲线就是中国股市的主要决定因素。
什么决定中国债券市场的收益曲线呢？目前，金融界没有一个很好的模型。我用两个因素来模拟股市平均市盈率：一是短期利率（3个月～2年），这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二是中长期利率（5～30年），这是由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增长率共同决定的。
从表3-5简单模拟计算，可以预计股市对货币政策作出强烈反应。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提高短期利率，中长期利率随着提高，可以看到平均市盈率从52降到18，呈大幅度震荡。的确，央行在2006年多次加息，股市指数下跌。而在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中国股市对货币政策基本是不敏感的。2009年，“大小非”的解禁成了悬在股市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但比起2006年以前股市制度性困境带来的“漫长的黑夜”，真是小巫见大巫了。2009年后美国经济终将从危机中复苏，世界金融危机会结束，中国高储蓄率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的“万般宠爱”，中国新一轮大牛市可以期待。
按照“国九条”的规划，中国股票市场可能逐渐演化为4个层次：一、上海主板市场，将代表中国制造；二、深圳中小板市场。中小板定位可能趋向“中国消费”；三、深圳创业板市场代表“中国新经济”成为推动自主创新战略现成的重要平台；四、天津和一些国家级开发区建立的风险和私募投资场外交易平台，将加强高科技企业与投资公司的对接。
“国九条”指出，“积极稳妥发展债券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改变债券融资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丰富债券市场品种，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制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资产抵押、信用担保等偿债保障机制。逐步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必须指出，建立一个企业债券市场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国际上的一个难题，涉及国债市场的发育，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具有社会信誉的评级机构的出现和资深投资者，还需要法制建设的配合。从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先后次序上看，应先股市后债市。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还远远不到位，需要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
地方创新
中国国土辽阔，中国的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面积的大小。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弊端，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对地方政府采取了适度经济分权的方式，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事务中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收益。中央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地方制度创新。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指出，“领导层对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或许会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此外，关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点，领导层也没有异议。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团结在一个叫做“市场联邦主义”的政策周围。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会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决策的过多控制，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效竞争，抑制寻租行为，并刺激创新型的地方企业的发展。这种联邦制在税收体系方面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它可以避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在1994年的税收改革中，中央政府的权限限制在了增值税和中央下属的企业的所得税方面。此外，还建立了归属地方政府的地税局。尽管在财政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要缩小地方发展的不平衡，但这些问题都已经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改革日程。中央领导人同样明白地方自治权过多的危害和副作用——可能导致寻租、道德风险及其他形式的腐败，他们知道必须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管，同时在必要时对腐败给予处罚。要成功实现自治权的下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既能够将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又能很好地约束地方政府那些危害改革进程的腐败行为，同时还能对推动改革进程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
福格尔“市场联邦主义”看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仅仅是局限在财政方面，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在创造有效供给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中央政府有很多国家级经济政策，同时，也很注意给地方政府留下充分空间。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中央权限，“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这是保证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统一的需要”。关于地方权限，“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必须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执行力是很高的，同时注重把中央的大政方针与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地方实际情况相结合，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积极寻找清晰定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可持续地发展。
在生产力革命发生后，供给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有效供给的发展能够促进和刺激需求的增长。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创新中遇到的困难。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新组合的实现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创新者没有关于新组合的经验、习惯，因此他难以根据熟知的数据来进行决策和制定行动规则。他只能根据自身掌握的有限的数据进行预测和估计。……第二，创新者会受到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长期按照习惯的轨迹行事，会形成一种下意识的固定思维习惯。……第三，社会环境对创新者的影响，也就是反作用。它首先可能通过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碍表现出来。即使忽略这些障碍，一个社会集团成员，他的行为一旦偏离常规，就会受到谴责，从而对个人造成压力，而这种谴责所带来的社会的排斥，又给人造成身心障碍”。地方政府的创新降低了企业新组合的成本。
一个创新型区域经济是产业、劳动力、研究机构、金融、中介组织、政府政策与服务的多种要素聚焦和产生聚变的地方。中国地方政府在培育创新型经济区的过程中促进要素集聚，扮演着为企业提供“新组合”的角色。区域经济协作是进行这些区域的要素的大范围组合。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产业集群与传统工业的显著区别在于，将地区内的相关产业组合起来，可以加快创新步伐并可依据市场需求迅速进行调整。针对特定的地理区域和个体企业，中国地方政府制订出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通常包括为开发工业区或科技园区而购置和获得土地。
开发区建设的努力还包括地区内的硬件基础设施，结合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改善道路和用水、下水管道等服务。为了吸引企业入驻这些开发区，地方政府还提供支持以帮助企业进行行政许可申请、帮助企业招募和培训员工。企业的发展又在资本投资、劳动力、创新和供应链等方面加强了开发区的优势。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它们向国家和地区缴纳的税收也增强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资源（如熟练劳动力、研究能力、能源、水、废物处理和运输设施）的能力。这种良性的经济反馈环通常又称为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正馈环”。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天津的滨海新区和江苏的苏州工业园等是典型的例子。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注重大项目的地区分布，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1978年以后，在经济总体布局上，中国政府先后确立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措施，逐步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群雄并起，三极鼎立”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群雄并起”指的是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格局，“三极鼎立”指的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国际性都市圈。这样一种同时拥有多个增长中心的经济体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多见，这种多样化也远远超过美国经济。美国经济主要是以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走廊为核心的东部经济区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以及以加利福尼亚为主的西部地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海湾地区就是一个经济中心，著名的硅谷就在此地。硅谷中的劳动力来自于整个旧金山海湾地区，这一区域覆盖4县9市（美国县比市大），每天往返于硅谷地区的工人随着距硅谷越远，人数也在不断下降。
与美国三个经济中心相比，中国出现多个经济中心增长模式，而且各有千秋，分散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风险。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高度赞赏中国的区域经济多样性。他认为，“放眼当今天下，世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如此众多不同的经济中心。美国是一个具有多经济中心的国家，如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各有特色。大部分亚洲国家实际上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如汉城（今首尔）、雅加达与曼谷。即使日本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主要以东京为主。中国大陆目前拥有166个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而且各自拥有独特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6大经济圈”。
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GDP占到全国总量的近40%，其中长三角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超过了20%，这些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的世博园和迪士尼乐园将有“买一送一”的效果，每年让数千万人流连忘返。
长三角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群之一，近年来超过在改革开放中起步较早的珠三角。珠三角也不示弱，拿出“两个珠三角”的应对战略：一个是广东珠三角；另一个是近几年兴起的“泛珠三角”。目前广东珠三角已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高度外向的轻纺加工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粤港澳珠江三角洲”经济综合体直接腹地，成为拉动珠江流域经济共同发展的龙头。“泛珠三角”是东中西部联动合作，互补性强。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于2004年6月在广州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依然是我国投资活动最为活跃而集中的区域。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加速调整、振兴的战略决策为东北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东北地区从2003年以来迅速发展，正开始走向全面振兴。从中国经济的全局上看，东北振兴是以较小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换来了巨大成功。2007年8月国务院批复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目标可以概括为“4个基地一个保障区”定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可以说，东北地区有望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
中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和江西6省，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物资和产品集散交换中心和交通枢纽。从2005年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已经摆脱了“中部塌陷”的阴影，发展突飞猛进。例如，安徽是中部地区靠东的省份，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左右逢源”；河南在农产品深加工上取得重要突破，形成双汇等一批龙头企业，河南安阳开办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显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心；湖南以三一重工为龙头，带动一批装备制造业企业上市，同时在传媒文化业也有不可忽视的竞争力。
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指导下，地方政府正在进行三项制度试验。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试验区是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与南汇区合并，演绎一个区域合作的大手笔。2006年4月26日，天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争取到股权交易平台的试点机会，并率先举办“中国投融资洽谈会”。二、“统筹城乡”试验。试验区是重庆和成都。2007年6月，重庆市、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进行城乡一体化的实验。2009年5月，全国第一份土地流转合同在成都诞生。三、“两型社会”试验。试验区是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北武汉1+8城市圈。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已经开始进行同城化的试验。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发现并赞扬了地方的创新精神，“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中国创新先锋：深圳
深圳是“中国创新先锋”，以敢于突破和敢于反思的特区精神，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杀出重围，终于找到了它的定位。在短短30年内，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着1400万人口，活力四射的国际化城市，如果这不是奇迹，就一定是魔幻！深圳特区从诞生起，以“摸着石头过河”和“敢闯敢试”的精神，不断改革创新，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率先发行股票、率先取消票证放开价格、率先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冲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藩篱。
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采纳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并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了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建设者们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1984年的流行语。当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财务部，发展成为现在的招商银行。
2003年深圳讨论它的发展战略，反映了深圳的睿智。2003年年初，一篇2万字、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在网上火热传播。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件和现象，认为深圳可能被上海所取代。文中写道：“谁抛弃了深圳？从地缘条件和时代背景来看，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所在，因为时空因素的限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深圳特区却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却是有更深层次原因的，那就是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作者警告道：“看来，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中国第一部民间版城市蓝皮书《十字路口的深圳》认为，从1998年至2003年，可以称为深圳的“迷惘时代”，认为“不要说倒霉，这是成熟的代价”。
现在看来，2003年的担心是多余了。深圳已经找到了其自身定位。199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针对股市、贸易、房地产三大行业产生剧烈滑坡的情况，“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还很红火的时候，主动进行结构调整，避开香港和上海在金融领域的优势，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方针。以后的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并不断把它推向新的高度。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散的时候，深圳抢先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经过9年的努力，终于把虚的事情逐渐做实了。深圳已经培育起了难得的创新文化，容忍失败，敢作敢为，孕育了大量中小科技企业，研发活动成为企业的核心业务，创新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了“90%以上的科研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科研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科研经费由企业投入、90%以上的专利发明产生于企业”的格局。两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总部都在深圳。200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获准推出中小企业板；2009年又“十年磨一剑”，争取到创业板，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形成错位，赢得长期的发展空间。
创新的深圳逼迫人们在创新的“刀尖”上跳舞，引领中国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一部电视剧红极一时，其中的经典名言是：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地狱。而今天，中国的深圳堪比美国的纽约，如果你爱一个人，不用送他（她）去纽约了，失业率太高，送他去深圳吧，因为那里是他永远的故乡；如果你恨一个人，不用送他（她）去纽约了，成本太高，送他去深圳吧，那里永远都不会是他的故乡。
中国经济的鲶鱼：浙江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浙江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把它活着运回港口，卖价就会比死的沙丁鱼高好几倍。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不爱活动，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回到港口时就已经死了。在捕鱼的船中，只有一位船长的沙丁鱼在回到港口时仍是活蹦乱跳的，所以他赚的钱也比别人多得多。由于这位船长严守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的鱼槽中只不过是多了一些鲶鱼。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群发现这一不同类分子后，也会紧张起来，开始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便能活着回到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浙江正是“中国经济的鲶鱼”。浙江又是“浙江人经济”，大量浙江人走南闯北，可以夸张地说，1/3浙江人在省内，1/3浙江人在省外，还有1/3浙江人在国外。本来缺乏商业传统的许多内陆地区，都被浙江创业家们搅动起来了。正可谓“浙江舞动中国，中国舞动世界”。在浙江，人们并不在意个人创业的失败。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办过8家企业，其中7家失败了，但最后一家让他变成了亿万富翁，因为他们知道，办一家企业的失败不算真正的失败。浙江上市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另外还有大量的较有规模的民营企业正在寻求上市。
提到浙江就必须提到温州。温州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勇于开风气之先，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如今，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遍布着温州人拓展发展空间的足迹，享有“中国犹太人”的美誉。2007年温州人均GDP达到3730美元。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发展速度全国领先，“陆上温州”取得实效，以洞头县打造的“海上温州”规划宏大，国际化已经初见成效，具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优势。温州市坚持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出现了大企业“井喷”的现象。2007年，温州市拥有产值超亿元的企业641家，其中产值超5亿元企业70家，超10亿元企业33家，17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产业不断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子快，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的芝加哥：重庆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4个直辖市。直辖12年，重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区域形象设计中，整体形象简洁清晰，准确的区域形象定位反映重庆的战略地位定位。重庆和美国的芝加哥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美国的芝加哥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和城市转型的好例子。如果说上海相当于美国的纽约，那重庆就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
重庆正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的功能定位。重庆实施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和三个功能定位(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实现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目标分三个阶段：第一步，2006～2010年，城市基础建设的成熟期和支柱产业的培育期。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超过工业投资；第二步，2011～2015年，城市的功能培育期和产业升级期，重庆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同时，重庆主城区出现都市型产业集群；第三步，2015～2020年，城市的功能发展期和主导产业更新期，完善与强化中心城区信息、金融、商贸功能，集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型工业。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业将占总投资的50%以上。
重庆在努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同时，竟然“异想天开”，打破电脑制造项目只能布局在沿海外资投资区域的分布格局，跳跃式地整合和重塑了信息产业。2008年12月13日，全球著名的电脑公司惠普在我国设立的唯一一个集台式机和笔记本于一体的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在重庆正式开工，预计2010年正式投入运行。惠普在重庆建电脑工厂后，将对重庆信息产业发展乃至重庆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有望再造一个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惠普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后，台式机与笔记本电脑的年产量将达到400万台，年营业收入将达到320多亿元。该基地的建成和运行，有助于提升重庆信息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而400万台台式机与笔记本电脑，不仅将提供给重庆及其他省市消费者，全球市场也将出现“重庆制造”的电脑的身影。惠普生产基地开工建设后，重庆还有望吸引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一大批配套企业跟进，形成整机加配套一体化的产业链，重庆市民也将体验到更完备、便利的电脑硬件市场服务。
中国经济未来的脊梁：黑龙江
黑龙江省厚积薄发，是中国经济“未来的脊梁”。黑龙江省具备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它是绿色粮仓、生态屏障、动力之源、制造工厂、文化熔炉、旅游胜地。大兴安岭生态区是“绿色粮仓，生态屏障”；东部煤电化基地是“动力之源”，“哈（哈尔滨）大（大庆）齐（齐齐哈尔）工业走廊”将是制造工厂，哈尔滨国际大都市是“文化熔炉”，全省都是旅游的胜地。
黑龙江省到处涌现出创新城市。哈尔滨市创造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国际冰雪节，而30年前，哈尔滨市只有在兆麟公园的冰灯会。2009年在哈尔滨举行的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点火仪式极具创意，运动员掷出冰壶，在冰壶的撞击下，燃烧的雪球飞向丁香花造型的火炬塔，点燃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主火炬。大庆市在一个石油之城上，竟兴起了一个服务外包产业，2006年商务部的领导也颇为惊讶和惊喜，破格授予大庆市为全国第13个服务外包基地；齐齐哈尔市把名不见经传的丹顶鹤塑造成准国鸟，切中中国文化对“松鹤延年”的千年向往；伊春市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中国印象派画家们的理想创作之地，拥有中国“天然大氧吧”之称；佳木斯市开展全民创业，颇有成效；牡丹江市培育全国“木业博览会”，初步造就木业集聚区；七台河市着力培育企业，“双叶家具”由一个小作坊成长为全国著名实木家具企业；双鸭山市整合资源，引入山东钢铁巨头；黑河市利用便宜的俄罗斯进口电力打造生产基地；鹤岗市抢先建立“黑龙江流域博物馆”，为煤城增添文化色彩；鸡西市打造生态旅游；绥化市开发绿色食品基地；大兴安岭地区建立“北极村”。
为应对日益凸显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黑龙江省按照主体功能区和经济功能区明确功能分区，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在区域经济联系，本着优势互补、各展所长、资源环境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在近年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作战略和措施，形成廊带辐射互补、板块耦合互动的区域经济新格局。黑龙江省着力建设“八大经济区”：一、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区；二、东部煤电化基地建设区；三、东北亚经济贸易开发区；四、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五、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六、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七、哈（哈尔滨）牡（牡丹江）绥（绥东）对俄贸易加工区；八、高新科技产业集中开发区。
黑龙江省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植物、动物、生物质和中药资源丰富。全省共有高等植物2532种，野生脊椎动物599种，各种中药材物种856种；中药材种植、养殖品种40多种，中药材保护区36处。因此，黑龙江省具有巨大的生态资源和科技能力，提出将生物产业作为全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来抓，经过10～15年的努力，使之成为支柱产业，力求为中国的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提供强大支撑。2030年左右的哈尔滨“冬奥会”将是继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东北振新”成就和与世界交流的又一机遇。
个体创业
创业家是创造有效供给的微观主体。创业家的英文词是entrepreneur，也可以把entrepreneur翻译成企业家。但我感到，“创业家”这个翻译更贴切，因为创业意味着承担风险和变革。创业家大多数是企业家，但企业家未必都是创业家。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最早对创业家进行探讨的学者。早在1800年，他就创造了“创业家”这个词。他写道：“创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认为，创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均衡，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熊彼特着重研究个体与经济的互动如何引起经济变化。他强调创业家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给了个人几千年都没有的机遇。就个体而言，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所世界最大的学校，十几亿人民从实干中学习，迅速唤起了创业的激情。中国人的商业才干在过去30年里得到了培养，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变革，从农村向城市，从沿海向内地迅速地展开。人们的创业激情和活力终于挣脱了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与桎梏，茁壮成长起来。从1989年起，民营企业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中单列为“私营企业”课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为“私营企业就业数”。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1997年民营企业数为96.1万家，2006年达497万家，2008年接近700万家。由于没有很合适的定量工具，我用人均民营企业数构造了“中国民营经济创业指数”。中国人均民营企业数量从1990年的近乎为零，增长到2008年的0.0045，年增长幅度高达25%，远远高于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中国创业精神的觉醒。从图3-12中可以看出，1990～2008年，该指数呈现爆炸性增长，在近20年里，翻了50倍。
个人创业已经形成大潮。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节目异常火暴，反映了创业已经逐渐深入人心。
民营经济已成为数量最多、比例最大的企业群体，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图3-13表明，中国民营经济1990～2008年期间，创造了近900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庞大的就业创造不仅为大量的城市下岗职工找到出路，还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截至2008年年底，民营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增加值的50%以上，上缴税收占50%以上，提供就业机会占75%以上。在从事跨国投资和贸易的2万多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到80%以上。中小民营企业正成为创新的主力军，完成了全国60%以上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已经从早期的加工、贸易等领域勇敢地向高新技术等领域拓展。
可以看到，每一个获得巨大成就的中国企业，其背后都有一个或一批具有勇气的创业者，例如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九，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创办谭木匠梳子连锁店的谭传华等。吴晓波在中用他独有的深邃眼光总结道：“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从表3-6可以看出，中国个体创业前的职业分布在过去30年中总体保持了稳定。创业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农民、普通员工和个体户的创业群体占整个创业者的近一半，精明强干的创业者虽不一定有多少高深的理论知识，却个个都是实践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从各个职业岗位上渐次上路，带着渴望个人和家庭幸福、渴望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想，汇聚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时代创业大潮。在中国创业大潮中，是只有成功者没有失败者的，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感动。2008年《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精彩地总结道：“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梦’已经成为可能——不怕你穷，不怕你没有机会，你只要有梦想，有奋斗，有生之年你就有可能成就你的梦想。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极大地释放了人的潜能。”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预测中国创业家的成长，我粗略地把中国的创业家分为5代：
第一代：野蛮成长型创业家(1979～1992年）
第一代是野蛮成长的创业者。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之际，他们以谋求生存的本能和坚韧不屈的努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扮演了果敢无畏的拓荒者角色，如早期创业者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企业家中的思想家”冯仑纵横商业江湖20年，写出《野蛮成长》一书。在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第一代企业家创业的艰难，把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浓缩为“野蛮”二字。冯仑说：“改革之初，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本身还不健全，甚至根本就没有。由于当时的制度本身的缺陷（而这正是改革的必要性所在），带来了当时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当时没有《公司法》，做生意本身就会被当成‘投机倒把’抓起来，所谓投机倒把就是做买卖，华远的任志强就曾因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投机倒把’今天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可当时就是个罪，后来新《刑法》就没这个罪了。再比如，当初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公司法》，怎么判他出资不实？”
第一代创业家的代表是柳传志。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带领几名同事用20万元在一间小屋中创办了联想。在1999财富全球论坛上，柳传志表明了他的国际化战略雄心，“在1993年前后的时候，像联想、长城，这些中国企业没法生存，逼得我们痛定思痛，要研究到底我们凭什么去跟人家竞争。所以要研究人家的优势、劣势，联想就在1993年开始并于1994年年初进行重组，选了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重新调整队伍，然后自己内部宣誓要跟外国企业打一打，就从这一天开始起我们向外国企业学了很多东西，一年一年就做起来了。到了1996年，我们就跟外国企业，跟IBM并争第一了。到了1999年，我们占17%的中国市场份额，第二位的IBM占6%。如果你不跟外国企业学习，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光在中国称老大，电脑质量不好，你光当老大有什么用？”2004年12月，联想集团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事件，说明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做低端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制造者，通过收购IBM个人电脑，联想可以借助IBM长期建立起来的声誉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这显然比联想自己打造品牌更加便捷。2008年，联想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499位，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2009年，柳传志重出江湖，担任联想董事局主席，无论怎样，都显示出中国第一代创业家志在千里，勇挑重担的可贵精神。
第二代：潮流创业家（1993～2003年）
第二代是赶潮流的创业者。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义无反顾地加速转轨，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在政府官员中出现了下海经商热。这些“潮流创业家”以对中国大趋势的准确把握，赢得商业先机。
商业机会浪潮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汹涌而来，“潮流派”得益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与第一代创业家相比，中国的企业法制建设有了从无到有的飞跃。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应该说，《公司法》是在建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大胆借鉴、吸收了一些国际公司法的成果。但同时，注册资本的门槛对普通老百姓还是比较高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一）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50万元；（三）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30万元；（四）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10万元。尽管如此，1993年的《公司法》仍开创了企业规范化建立和运行的先河。“潮流创业家”是中国公司制度的试水者和实践者，和之前的“野蛮成长”的第一代创业家相比，他们更具有公司治理结构体验和对股权的意识。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从24万家增加到300万家。
在这种大趋势下，谁先模仿市场经济中已经被证明成功的商业模式，谁就赢得了先机。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陈东升下海了，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远见，准确地预见到中国的发展趋势。在上海新锦江饭店的商务用纸上，陈东升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992年12月14日参加日中经济考察团前夕，在岳母家，听内弟谈到组建保险公司一事，受到启发，带动自己也想组建保险公司之事。”仅仅两天之后，陈东升就构思了组建人寿保险公司的方案。1996年，泰康人寿成立。今天，陈东升领导泰康人寿，率先推出家庭保险产品，不断开拓创新，稳健增长，成为中国五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2009年“中国500强”的前100位，累计为国家纳税30多亿元，提供就业机会30多万个。从上海新锦江饭店的纸上“中国梦想”到成就未来世界十大保险巨头之一，陈东升演绎了一个“潮流创业家”的英雄史诗。
1995年，张树新和她的先生投资100万元在中关村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化网站瀛海威，张树新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她无愧于“中国互联网教母”的称号。1995年，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张朝阳带着18.5万美元的海外风险投资回国创建了爱特信互联网公司，以公司创始人的威望，执著地领导企业发展，“搜狐进化论”成为一个当代中国企业管理的风范。
第三代：全民创业家（2003～2029年）
2003年和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过两次修改，使《公司法》跳跃式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2003年《公司法》的通过为标志，第三代创业家诞生了，他们是全民创业家。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全民创业的浪潮。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访问美国的时候，高度评价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创业精神。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写道：
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束缚下解放出来，迄今只有半个世纪之久，所以它的大富之家没有几个，而资本也很有限。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那样在工商业上获得过如此迅速的发展。今天，美国已是世界上第二海运国家，它的制造业尽管还要克服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但仍能每天有新的发展。在美国，经营大型工业企业没有困难，因为全国人民都参加工业活动，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愿意在工业方面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在你每天看到这个可以说并不富强的国家所举办的大型工程时，一定惊讶不已。美国人踏上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才刚刚不久，但他们已使自然界改观而为他们服务了。他们已将哈得孙河和密西西比河沟通，并在陆地上建设了500多里长的道路使大西洋与墨西哥湾连接起来。几条大铁路，已在美国建成。但是，美国使我感到最惊讶的，并不是它的某些工业企业规模特别大，而是它的企业多得无数。……美国人使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因为他们全都在搞工业。
美国新闻记者泰德·费晓闻在《中国公司》一书中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企业发展方向的生动画卷。费晓闻描述了众多低消耗的中国厂家爆发式的生产能力和13亿消费者日益膨胀的胃口，并认为两者都是因为外国资本史无前例地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内部强劲的技术进步所致。费晓闻足迹遍布中国的工厂、集市、街道、商店、乡镇和城市，亲身感受到占世界1/5的人们正在谱写着中国式自由经济的生动故事。美国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中国牛市》中观察到：
眨眼的工夫，中国人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并开始规划如何让他们的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10多亿人所拥有的惊人潜力与创业精神不可阻挡地释放了出来。每次听到新开旅馆的业主骄傲地谈起自己的业绩，发现农民用积蓄创建自己的地毯厂，看见年轻人用从路边摆台球桌赚来的钱发展更大规模的企业，看见一个好求新知的农民买下当地所有的苹果园而成为‘果园之王’时，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各地中国人都在恢复传统，而正是这些传统帮助中国引领世界贸易、科学和创新长达几个世纪。
与托克维尔一样，令我震惊的不是中国有多少大企业成为世界500强，而是中国企业“多得无数”。美国的企业数目最多不过是600万家左右，在股票市场交易的企业约1万家。但中国目前就有600万家中小企业，还有20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比任何国家的商业主体都多。这个差别背后当然有人口因素，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的企业数量自然应该多；但中国的人均民营企业数量在2008年还仅仅为0.0045，与美国在过去20年稳定保持的0.02还有4倍左右的差距，这说明中国创业的平均水平还很低，有巨大发展潜力。《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指出：“今天中国最需要创业家精神，也正在造就一大批新兴的创业家。”全民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多的企业数量，这导致独特的“中国式资本市场尴尬”。表3-7表明，由于中小企业基数如此之大，2009年进入成长型的企业至少20万家，符合深圳创业板标准的至少有2万家。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创业板的门槛是需要连续3年赢利，比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不需要赢利的最低条件高得多。如果每年有100家企业上深圳创业板，那么要上200年才能上完；如果企业发行高收益高风险的企业债券，评级机构将无力应付市场的评级要求，投资者会眼花缭乱。
从1990年到2008年的19年中，中国民营企业共创造了9000万个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增长不是通过企业人员规模达到的，而是通过企业数量达到的。图3-14表明，中国每家中小企业平均雇佣的人数一直稳定在15人左右。这个现象没什么奇特，在同一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家中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稳定在20人左右。所以，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国家战略，就是想通过增加创业家的数量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创业水平的正确选择。中国人口13亿人，如果人均企业数按2%计算，就大致可以有2600万个潜在的企业主体。每个企业的创业合伙人平均为2.5个，那么中国创业家的数量就是7000万人！而中国的注册公司约700万家，2008年人均民营企业数是0.0045，数量上还有翻两番的潜力，中国创业家有增长7倍的潜力。这个推理固然简单，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潜在企业家数量是全世界第一的。如果每2.5个创业家建立一个企业，就共有2600万个企业，假设平均各个企业能提供15人的就业机会，就是4亿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一半以上。
第四代：国际化创业家（2009～2049年）
第四代是未来的全球性公司的领导者和投资者。国际化创业家要适应中国制造从价格优势向品牌塑造的转型，坚忍不拔地培育国际化品牌。同时，中国高储蓄率长期内难以改变，流动性过剩加大通货膨胀风险，资金“走出去”是必然趋势和时代要求。“走出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种是间接投资，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中国企业需要超越跨国经营，直接进行全球性经营。可惜，全球性企业家还没有崛起。在《财富》500强中，各国500强企业中的比重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是基本相当的。根据我的预测，2029年中国经济将在总量上超越美国经济，那么2029年《财富》500强当中就应有100家中国的企业，有100位全球性的中国企业家。但2008年，位列《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家不到20人，在未来20年中中国要造就80位国际企业家，任务艰巨。
表3-8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拓展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营人才不足、经验不足和不了解海外投资环境。但老一辈中国企业家已经跨国开拓，留下许多宝贵经验。李东生率领tCL远征德国，付出惨重代价，为检讨失败而写下《鹰的重生》一文。在文中，李东生写道，“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要经历这场痛苦的变革！像鹰的蜕变一样，重新开启我们企业新的生命周期，在实现我们的愿景——‘成为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的过程中，找回我们的信心、尊严和荣誉！”tCL跨国收购的意义在于开创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欠灵活的欧洲经营的先河。时代呼唤中国的国际化企业家的冉冉升起。由于高储蓄率，“中国投资”是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之一。这就需要中国投资家开始起航。新组建的中国投资公司就承担了这一艰巨使命，怀着海外投资的中国梦想，成为中国国际性投资公司的先驱。
第五代：郑和式创业家和老年创业家(2029年以后)
第五代是郑和式企业家和老年创业家。中国在2029年后，“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逐渐由一个技术大国转变为科学大国，中国科学家将在若干领域发起科学革命。科学企业家也随着中国走向创新时代而崛起，他们是让科技与商业联系起来的复合型人才，知道怎样创办公司，擅长于与风险投资周旋。中国创业家敏锐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像伟大的航海家兼企业家郑和一样，勇于冒险，不怕失败，不断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引领世界商业和管理潮流。
与此同时，老年创业家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图3-15所示，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从建国初的20岁，将逐渐升高到2050年的45岁。古有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年创业颠覆“青春崇拜”，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65岁是人生经验和体力匹配较好的时候，退休意味着自由创业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彼得·德鲁克预言，老年就业模式将越来越重要，“人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比如50岁以上的人）不会像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全日制雇员那样一直工作，他们将以临时工、兼职工、顾问以及接受特殊任务等许多不同的新方式参加工作”。的确，体力在信息时代已经不重要，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将代替双手，财富创造最终要和体力分离。比尔·盖茨在《未来时速》中说，“我宁可活在今天而不是历史上任何时刻——这倒并不仅仅因为在更早的时代里我那一套技巧不会像今天那么有价值，以及我会是某只野兽晚餐的首选对象。工业化时代的工具扩展了我们肌肉的能力。数字化时代的工具则扩展了我们头脑的能力”。老年人依靠自己丰富的知识进行创业（如网络企业）的可能性变大，并且全球化又为这些老人提供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的机会，因此一些知识密集企业可能大量产生。
在世界上最大的“商学院”阿里巴巴，千万名网商从干中学习商业。十大网商之一的李棠华就是老年创业的榜样，他把小小的皮带部件做到了规模效益。
知识老人轻松跨入全球交易网络的门槛，走向维基经济的道路。“中国新经济”会为老年创业家提供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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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