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主要是由中国的生产和美国的消费拉动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和美国。中国的出口是全球化现象，而美国则是世界产品最主要的消费国。开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表明，美国消费者不能永远具有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华尔街的金融企业也不能无休止地从房地产信贷中获得增长。然而，2004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就是靠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联系在一起的支柱共同推动的。
其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中国的生产和美国的消费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生产和美国消费的确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知道，数据和模型的建立是为了解释和检验先前的假设，它们对那些未知的事情无法给出答案。
在中国成为低价格产品的头号生产国以前，美国早已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了，它的地位确立于20世纪中期。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新兴市场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发展机会。但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各种情况总是呈现双向态势。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也成为向美国出口货物的生产基地。它在吸引数额庞大的国外资本投资以外，还依靠固定汇率制拥有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向美国出售商品，然后用大量的货币储备向美国人贷款，以使他们购买这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国通过生产廉价商品赚得利润，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他们的收入和欲望与日俱增。中国中产阶层的巨大需求为美国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机遇，从长期来看，美国作为最大消费国这一现状是很有可能被改变的。
中美两个大国的融合并不是某一个因素促成的。国外直接投资、低成本的商品生产、不断涌现的中国中产阶层、美国的强大购买能力、两国货币兑换汇率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成为中美融合的唯一原因。其中某一个因素只能说是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才可能推动两个大国走向超级大融合，才可能将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变成一个经济体。
前所未有的商品流通和资金流动意味着曾经被普遍接受的收益增长、利率和工资等多个模式的适用性遭到质疑。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可是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并没有改善，工资也没有增加。这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情况。然而，工资没有增加所带来的结果并没有以前那样糟糕。人们依然支付得起商品、服务和住房的费用，因为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使美国国内价格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还因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利率始终在中国的掌控之中。2008年，这种均衡的系统被打破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因不在于中国和美国的超级大融合，也不取决于中美两国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
一部分资本持有者从金融信贷衍生工具上看到了巨额的利润，而更多的人则从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大融合中看到了发展前景。在2004年之前，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100多家企业，在它们的利润中有20%～40%来自美国境外。这100多家企业都是美国有实力的大企业。近几年，500家企业中有400多家声称，在它们的利润中，有40%以上的利润都是在美国境外创造的。美国、欧盟和日本，占全球产出的3/4，增长率不到3%。而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大企业的平均收益增加了20%、30%，甚至更多。这种收益增加部分源于企业生产效率和员工工作效率的提高，但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强大的增长动力促使这些企业收益增加。
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美国和“中美国”的形成上，从巴西到澳大利亚，从韩国到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拉动。中国工业化建设提速，内陆地区和原先相对落后的省份也加快了发展速度，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很快，中国的需求将促使全球物价水平提高，并引起世界各国新一轮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警惕。铜、铁矿石、镍、石油和钢材的物价水平温和提升。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与那些出售高端设备给中国的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这些国家的经济也较为乐观。
由中国驱动的全球经济增长是使跨国公司收益增长率超过自己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原因之一。实际上，驱动全球经济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中美国”。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使中国产生了对高端设备和工业品的需求。每年1500亿美元通过沃尔玛、耐克、家得宝、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公司从美国人的口袋流入中国人的钱夹里，这些钱被用来建造了连接上海新机场与市区的磁悬浮列车和通向西藏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中国从美国中低阶层手中赚得的钱被用来修建大连和天津的发电站和港口。还有很多钱流入了中国数千万城市居民的手中，这些人又用赚得的钱来购买耐克运动鞋、沃尔玛的辣鸡爪、乐购的香皂和宝洁的玉兰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还会光顾一下麦当劳快餐店，他们回家后看的电视机是中国的品牌，如tCL，但是电视机所用的屏幕却是美国康宁公司生产的。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跨国公司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它们能够进入多个市场，而且不存在对国家和政府造成影响的负担。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的市场上，它们从发展停滞的市场抽身，向这些发展势头好的市场大举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负责员工的医疗保障，它们还会以某一国的税制为衡量标准应用于自身，从而方便避税。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演说中，可能有很多判断是错误的，但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未来的受益者是资本持有者，而不是劳动者。企业和资本都可以从流通性和灵活性中受益，而相比之下，劳动力在这两方面要差很多。
这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积蓄着能量，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融合，那么结果对于美国的劳动者和工人来说也许会更加糟糕。我们就以卡特彼勒公司来举例说明。每台卡特挖掘机上好像都戴着一个印有“CAt”字样的“帽子”，这是公司用拟人化的手法来诠释“人超越自然”的思想理念。正是这样的企业理念使卡特彼勒公司成为西方挖掘机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生产土方设备、卡车、反铲挖土机、垃圾装卸车、筑路机、挖掘机、起重机、柴油发动机等，这些机械可以帮助人们挖土、开矿、进行建筑物的拆除或重建。这些虽然都不是环境主义者所追求的，但进行这样的工作却可以为人类从自然界中摄取原材料和建造基础设施提供方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特彼勒公司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业绩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而为其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卡特彼勒公司在世界上鲜有竞争对手，只有日本的小松公司和日立公司与其规模和水平相当。无论在美国的建筑工地，还是在澳大利亚的矿山或是巴西的农场，都可以看到卡特彼勒公司生产的机械设备在工作。对于卡特彼勒公司来说，唯一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价格较高，当然，这一点非常关键。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成为卡特彼勒公司的目标市场，但还不是最大的市场，不过中国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城市建设步伐在加快，很多工程需要借助机械设备的帮助才能够进行。当时，中国的煤炭工业规模还很小，一般的采掘机就能够满足作业的要求。卡特彼勒公司的第一家中国客户就是中国政府，购买过程均需进行信用担保。1994年，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开设了第一家工厂，但是10年之后，公司的设备生产总数却仅有5000台。然而，接下来公司经历了一轮飞速的增长，仅2004年全年，卡特彼勒公司就又生产了5000台机械设备。2005年，公司生产量进一步增加，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卡特彼勒公司也开始向中国地方企业进行技术与设计转让，以此来加速提升公司业绩。与很多公司一样，卡特彼勒公司以牺牲知识产权的长期价值为代价，去换得短期快速增长的市场份额。
虽然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猛增，但是它没能完全享受到胜利的果实，作为一个过于谨慎的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在改进和维修其生产线方面的行动迟缓。在它的生产工厂里设备比较陈旧，跟不上市场多变的需求。这不仅增加了卡特彼勒公司的运营成本，还使其在应对灵活多变的市场需求时遇到诸多挑战。公司对未来的需求预测也比较谨慎，它习惯于从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中寻找规律，并根据分析判断的结果决定产量。因此，卡特彼勒公司的生产活动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所有国家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密切相关，其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报告，以及公司自己的经济预测。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比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要高。因此，对于卡特彼勒公司来说，实际的市场需求比它的预测值要大很多，那些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需要大量的采掘机。2004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原材料产品消费国，包括铁矿石、镍、锌、水泥、铜和铝等。虽然经济总量不足美国和欧盟之和的15%，但中国几乎独自推动了世界原材料消费的增长。这种增长的势头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为中国提供原材料的企业都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有如此大的需求。卡特彼勒公司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它一向偏保守的企业文化和生产理念使得它没能跟上市场的快速发展。产品供应不足，也使卡特彼勒公司的市场范围受到了限制。
虽然说卡特彼勒公司在赚钱的道路上并没有能够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但是它仍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和利润，尤其是当2006年和2007年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发展出现停滞时，卡特彼勒公司的财务业绩就显得更加耀眼。在美国国内对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大肆攻击之时，来自中国的需求不仅能够帮助卡特彼勒公司保持几十亿美元的收益，还能让位于密西西比州牛津市的生产工厂保持较高的就业率。
牛津市的工厂制造的是高压泵联轴器，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家生产高压泵联轴器的厂家。卡特彼勒公司对这种小型化的关键零部件采取了集中生产的方式，然后再把它们运输到世界各地，比如巴西和中国无锡。虽然发达国家的需求骤减，但中国的需求仍旧保持着旺盛态势，因此，牛津市的生产工厂能够继续正常运转。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只有工厂没有受到密西西比州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即使这样，卡特彼勒公司还是受到了美国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发展势头走弱。2008年2月的龙卷风使卡特彼勒公司和工厂遭受了沉重打击，工厂设备的损坏极其严重，工厂曾经一度停产。美国的经济没有拖垮卡特彼勒公司的生产工厂，但自然灾害把它的繁荣摧毁了。
由于全球市场的存在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在美国国内有几百个像密西西比州牛津市这样的地方，有无数生产厂家在经济萧条时期仍然正常运转着。在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下，很多企业倒闭了，又有很多企业顺势而生了。前者可能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也可能诱发政治运动；后者则在默默无闻中进行着正常的生产活动，就像卡特彼勒公司在牛津市的生产工厂一样。
2004年的政治言论中，很多涉及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并且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国政府应对美国的谴责时释放出一种信号，即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对全球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必然增加与美国的冲突和摩擦，中国政府会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减轻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中国经济在特殊的体制下运行，国内对一些问题的争论也反映了中美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中国政府总是在说“我们的人民还很贫穷，而美国人很富有”。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制度和抢夺美国人工作机会抱怨的话，那么也只能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家们不想解决国内这些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罢了，而不能归罪于中国。其实，事实也是如此。
当两国的经济联系变得密不可分时，人们对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认识会更加深刻。经济学家在发表的报告中对中美两国的未来进行了预测。每个人都喜欢把“世界变成地球村”、“商业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等字眼挂在嘴边，然而却很少有人会预测在新的经济体系下以什么样的方式运作会有巨大的产出。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统计数据令人惊诧，这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或者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是一种失衡现象。无论中国消费多少，它总是会被美国视为低成本商品的生产者；无论中国为美国创造多少利润，美国人总是会把中国当成潜在的威胁。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进入紧张时期，人们对这样的结果应该不会感到惊奇。
从某些方面而言，中美两国的不断融合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少有人完全理解中美两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两国政府和两国不同的文化会想当然地认定对方是自己的威胁。统计数据也不能充分说明所发生的一切，但是能够让人感觉到肯定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与以前发生的事情不同。2004年至今，人们对中美之间的融合普遍没有好感，相反，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中美融合的前景还是没有定性的，但人们心中非常清楚一点，那就是都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中国的某家国有企业要与美国争夺市场时，那些美国国内对中美融合的担心就会爆发，而且反对之声所产生的排外情绪也会淹没支持中美融合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