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

    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

    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

    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臣则臣。纵如所言，我辈能谨守臣道，善尽辅佐，让皇上能畅行大志，这才算是全了君臣一伦。”

    “说得是！”松溎看着孙家鼐说：我辈亦唯有以此上慰圣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