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超开缺调理的奏折到京，汪元方认为他别具用心，批复的上谕，还有“鲍超一军，追剿正当吃紧之时，遽请开缺调理，未免近于要挟；该提督素知大体，所向奋勉，何以亦沾军营习气”的话。也就是这通廷寄发出的第三天，宝鋆接到南方的来信，彻底了解了尹隆河之役的内幕。

    事无巨细，宝鋆无不告诉恭王，这样一件“异闻”，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处理不善，可能激起霆军的哗变，也关联着恭王所庇护的李鸿章的前程。所以虽然接信已经在晚饭以后，他仍旧坐车赶到恭王府去。

    看完信，恭王半晌作声不得，心里懊恼万状，好半天才说了句：“这要怪谁啊？”

    李鸿章偏袒部属不足为奇，责任是在枢廷失察，如果不是那样偏听一面之词，或者派员密查真相，或者不了了之，都不致于会引起这样的麻烦。

    “咳！”他又叹口气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好悔！”

    宝鋆知道，是失悔于不该听信李鸿藻的话，举荐汪元方入军机。不过用汪元方也有好处，他除了无缘无故找上鲍超的麻烦以外，其他都能将顺意旨，不露棱角，有这样一个人“备位”充数，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样答道：“汪啸庵也不过一时之误。好在事情已经明白，曾氏兄弟和李少荃总有弥补的办法，大家心照就是了。”

    恭王想了想，把信还了给宝鋆：“你给汪啸庵去说一说，请他以后多节劳吧！我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件事。一个‘同文馆’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呃！”宝鋆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转念又觉得不宜说给恭王听，所以欲言又止。

    “怎么回事？”恭王的神色很认真，“外面有什么话，你别瞒我！”

    “也没有别的，无非文人轻薄而已。”宝鋆答道，“有人做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还有一副呢？”

    “也是四言句，”宝鋆念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挺好！”恭王冷笑道，“还是嵌字的！”

    嵌的就是“同文”两字。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章程，奏准设置，这是恭王自觉办洋务以来的一大进境。从同治五年开始，最初是派遣官生赴欧洲各国游历，接着在福建马尾设厂造火轮船，并且特别打破省籍回避之例，简派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得以专折奏事，此外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在上海等处设立机器局、制造局，讲求坚甲利兵，“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这样就必须自己培养人材。因此在恭主看，设立同文馆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想会遭致守旧卫道之士，群起而攻！

    也许是章程订得不妥。原奏是“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在正途人员看，这是极大的侮辱。两榜进士出身是正途，而翰林则金马玉堂，更是清贵无比，三年教习期满，开坊留馆，十年工夫就可以当到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是指顾间事。不然转为言官，翰林出身的“都老爷”，王公勋戚也得卖账。至不济大考三等，放出去当州县，也是威风十足的“老虎班”。现在说是要拜“鬼子”为师，把“正途人员”真糟蹋到家了。因此老早就有一副对子，把军机大臣连恭王一起骂在内，叫做：“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同时又有个御史张盛藻奏谏，说是“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京朝士大夫间，传诵甚广，认为是不可易的“玉论”。

    这些笑骂反对，原也在恭王意料之中，使他动肝火的是，倭仁领头反对，“你看看，”他对宝鋆说，“不都是讲理学的吗？

    为什么曾涤生就那么通达，倭艮峰就那么滞而不化？”

    “也不能怪倭艮峰。”

    “怎么不怪他？”恭王抢着说道，“有些都老爷哗众取宠，不足为奇，他是大学士，不就是宰相吗？一言一行关乎大计，怎么能这么糊涂——真是老糊涂！”

    “也别说他，七爷年纪不是轻吗？一样也有那么点儿不明事理。”

    “哼！”恭王冷笑一声，不说下去了。

    “说正经的。”宝鋆又说，“倭艮峰那个折子，已经搁了两天了，听说还有一个折子要上，该怎么办？得有个定见。我看先要驳他一驳！”

    “当然要痛驳！”恭王想了一会，嘴角浮起狡猾而得意的笑容，“他不是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吗？那就让他保举好了！”

    “妙！”宝鋆抚掌笑道，“请君入瓮，看他如何？”

    “还应该这么说，他如以此举为有窒碍，当然另有制敌的好办法，请他拿出来，我们追随就是了。”

    “这个说法也甚妙。不过，我看此事要跟博川仔细商量一下。”

    文祥此时已从关外回京，他不但剿平了马贼，而且把所带去的，那些久已成为笑柄的神机营的士兵，磨练得换了副样子，原来白而瘦，现在黑而壮，吃得苦，耐得劳，为人视作奇迹，因而圣眷益隆，声望益高。设立同文馆一事，实际上即由他一手策划，命太仆寺正师徐继畬开缺，“管理同文馆事务”，亦出于他跟沈桂芬商量以后的保荐，所以，宝鋆才这样说。

    “当然。”恭王答道，“你那里派人通知他，明儿早些个到里头，大家先谈一谈。”

    第二天刚亮，恭王就已进宫，而文、宝、汪三人比他到得更早，看样子已经谈了一会。

    汪元方面有惭惶之色，想来刘铭传讳败冒功，鲍超愤郁致疾的内幕，他已尽悉。恭王秉性厚道，不忍再作责备，便只谈同文馆的事。

    这一谈又谈出许多新闻，正阳门城墙上，居然有人贴了“无头榜”，什么“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之类谩骂的文字，而各衙门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官员，都不愿赴考，翰林院编修、检讨各官，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恭王一听，益发动了肝火，只不便破口大骂，一个人坐着生闷气，脸色非常难看。

    “这里面情形复杂得很。”文祥皱着眉说，“也不尽是功名利害之念，还有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加上艮翁门下有位守旧守得莫名其妙的人在，事情自然更难办了。”

    大家都意会得到，那“莫名其妙的人”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大学问的徐桐，“此人何足挂齿！”恭王满脸不屑的神情，“翁叔平怎么样？”

    “他？”宝鋆轻蔑地说，“只看李兰荪不肯夺情那件事就知道了，凡是可以标榜为正人君子的事，他是没有不赞成的。再说，他那清华世家，叔侄状元，肯‘拜异类为师’吗？”

    “这就不去谈他了。”恭王转脸又问文祥，“怎么说还有‘门户之见’，什么‘门户’？”

    “‘朱陆异同’不是‘门户’吗？”

    “啊！”大家同声而呼，说穿了一点不错。理学向来以程、朱为正统，视陆九渊、王阳明为异端，学程、朱的只要能排斥陆、王，就算卫道之士。倭仁是程、朱一派的首领，而徐继畬是讲陆、王之学的，博览通达，不肯墨守成规，无怪乎那班“卫道之士”跟他水火不相容。

    “事情总要设法办通。徐牧田是肯受委屈的，不妨另外找人管理同文馆，作为让步，如何？”文祥说。“牧田”是徐继畬的号。

    恭王勃然作色：“这叫什么话？打我这里就不能答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贵乎实践，请他们来试试看！”

    宝鋆和汪元方也认为既要考选编检入馆，非徐继畬这样一个前辈翰林，笼罩不住，而且除他也别无一个前辈翰林肯干这差使。所以文祥的让步之议，不能成立。

    文祥的建议虽归于空谈，而文祥的态度却为恭王所接受了。众议纷纭，且不论是非，要消除阻力，亦不是一味硬干所能济事的。而且倭仁是慈安太后秉承先帝遗旨，特简入阁的大臣，不到万不得已，亦不宜予以难堪，因此忍一口气，听凭文祥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

    商定的办法是希望倭仁能够不再固执成见，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设立同文馆的原奏，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有其他各省督抚赞成此举的奏折及致军机大臣的函件，交给倭仁去看，让他知道疆臣的意见与眜于外势的京官，大不相同。至于倭仁的原奏，不妨发交总理衙门议复，如果倭仁不再作梗，也就算了，否则就照恭王的意思，出个难题目给他去做。

    这番策划，可进可退，而目的在使事无扦格，大家都觉得很妥当。当天便由恭王照此入奏，慈禧太后立即点头认可，她对这方面完全信任恭王，因为她虽讨厌洋人，但总理衙门原奏中“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以及“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几句话，却很合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而且洋人枪炮，足以左右战局的情形，她也非常了解，所以赞成“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宗旨。

    从养心殿退了下来，文祥、汪元方两人，衔命到懋勤殿去访倭仁，传达旨意，把一大堆文件交了过去。倭仁拙于言词，开口“人心”，闭口“义理”，谈了半天，不得要领。如果换了急性子的宝鋆，早就不耐烦了，但文祥通达平和，汪元方刚刚为尹隆河之役，受了“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教训，特具戒心，所以都还敷衍了半天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