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这一场快雨，似乎把大家心头的火气浇灭了，倭仁已经销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评同文馆的话，也不大再听见。这对恭王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他与文祥相约，希望文祥多关注各地的军务，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务上。

    同文馆的事是不碍了，另一项“船政”却还有麻烦。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设厂造轮船，原是左宗棠的创议，未及开办，左宗棠调督陕甘，上奏荐贤，说非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不能胜任，沈葆桢诚然是人才，但说非他不可，则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与曾国藩不和，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生擒洪福瑱，给了左宗棠一个足以攻击曾国藩的口实，以此渊源，最喜闹意气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桢当“总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写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气大，所以认白字的笑话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广州的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何缘故？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

    不过他为人憨厚，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个姓宓的同知，分发到省，初次谒见总督时，他拿着“手本”老实说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请你自己说吧！”听见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这些笑话，朝廷当然有所闻，他在广州的“官声”，朝廷更有所闻。但是他“好官自为”，能屹然不倒，这不仅因为内有慈禧太后的眷顾，而且从恭王以下，凡是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愿意维持瑞麟。这固然由于他出手大方，人缘极好，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十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及至官文为曾国荃不顾一切，断然奏劾，由查案的谭廷襄接署以后，瑞麟更成了一名硕果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吴棠接替，则天下总督，尽为汉人，满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贪墨，仍旧要维持在位。诚然，瑞麟不足以胜任此职，但满洲大员，几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顺从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这是内幕中的内幕，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此“极少数”的人，连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内，包括在内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广州查案的上谕，吴棠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回任了，所以离开福州时，就象奉调那样，把眷属行李，扫数带在身边，并且亲笔点派两百名兵丁护送。由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属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后由上海再坐轮船到香港，转道广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时候，吴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样，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占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为如此，他把广州查案，当作珠江揽胜，从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广州，也不讲钦差大臣应有的“关防”，虽然表面上不便公然与总督酬酢，暗地里却是轻车简从，日日欢叙快饮。

    瑞麟和吴棠都是天生福人，健于饮啖，瑞麟家厨所烹调的鱼翅，是连“食在广州”的富家都自叹不如的，所以吴棠大快朵颐之余，对瑞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案子当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蒋益澧有左宗棠撑腰，借裁陋规与总督争权，而杯酒言欢之间，得知瑞麟亦无意与蒋益澧为难，只要他离开广州，余非所问，于是吴棠奏复：“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

    吏部议复，请将蒋益澧降四级调用，慈禧太后知道蒋益澧在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级，由巡抚变为候补按察使，发往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差委。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不用说，当然由吴棠调补。空出来的闽浙总督一缺，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他是山东的荷泽人，李鸿章的同年。在陕甘回教内部大起纠纷之时，马新贻的新命，颇为人所瞩目，因为他是清真。

    对于这番调动，大家的看法是，吴棠的终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却要遭殃。以吴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负来说，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会调两江或两广总督，这样以天高皇帝远的四川总督终老，尽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说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鸿章来说，让他暗暗惊心的，却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疆臣调动的消息，曾国荃的湖北巡抚垮了，说“因病辞职”，是朝廷看他长兄曾国藩的分上，为他留面子。直隶总督刘长佑就没有这么便宜，硬是革职的处分。曾、刘二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都是因为剿匪无功的缘故。专责剿治东捻，现驻山东济宁的李鸿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场切切实实的大胜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将会成为刘长佑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