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当然也知道皇帝这样子留恋“东边”，一定有些什么花样在内。但此时她还没有工夫来管，因为剿捻的军务，正在紧要关头。西捻一直流窜无定，朝廷主张追剿，而李鸿章以剿治东捻的经验，认为“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嘉庆年间川楚教匪，因用此策而收功，东捻流窜数省，畏圩寨甚于畏兵。同时又上疏指出：西捻“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每人二三骑，随地掳添，狂窜无所爱惜，官军不能也。又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劳逸饥饱，皆不相及。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赶紧坚筑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贼至无所掠食，其技渐穷，或可克期扑灭”，因而提出八个字的方针，叫做“防守黄运，蹙贼海东”。

    这八个字快要做到了，各路官军四面兜剿，把西捻张总愚所部，撵到了沧州以南，运河以东的地区。西面运河，东面是海，南面黄河阻隔，象个朝天的口袋一样，如果能够把北面锁住，西捻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恰好有一处地形可以利用，沧州南面有一道坝叫做“捷地坝”，连接一条河叫做“减河”，这条河的作用，本来是在调剂运河的水位，运河水涨则启捷地坝宣泄洪流，通过减河，往西由“牧猪港”入海。但是减河久已淤塞，不能发生作用，李鸿章的办法，就是加紧疏浚减河，趁四、五月间涨水之时，灌满了减河，同时在减河北面筑墙，限制西捻北窜。

    限制西捻北扰畿辅的任何办法，朝廷都是全力支持的。这年有个闰四月，雨水特多，天时配合地利，收功在望，李鸿章格外起劲，因为朝廷隐隐然悬了一个“赏格”在那里，如果他不起劲，这个“赏格”就会落到左宗棠手里。

    这个“赏格”就是一名协办大学士。从同治元年以来，军机处和内阁都建立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军机大臣五员，除掉恭王领班以外，其余四员，两满两汉。两汉则又分为一南一北，汉人当军机大臣的，此时只有沈桂芬一个，他虽生长在京城，但寄籍宛平，原籍是江苏吴江。王公宗室对汉人，一向亲北而疏南，所以把实际上是北方人的沈桂芬，抵用“南缺”，还留着一个“北缺”等李鸿藻丁忧服满补用。

    内阁大学士历来是两殿两阁，一共四员，协办大学士两员，都是旗汉各半。上年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出缺，遗缺由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升补，空出来一个协办，给了四川总督骆秉章。到了年底，骆秉章病殁，于是吴棠终于如愿以偿，当到了方面大员，而另一个协办大学士的遗缺，以资望推论，由吏部尚书朱凤标升补。他的官运很好，不久就有了一个大学士的缺——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告病，当悬缺未补之际，慈禧太后和恭王商量，决定拿一个协办大学士作为“赏格”，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中，谁收平西捻的全功，就是谁当协办，因而便宜了为醇王启蒙授读的朱凤标，得以早日“扶正”。

    为了“入阁拜相”之荣，李鸿章一面请他老师曾国藩劝刘铭传销假赴援，一面督饬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的部队，会同征发来的民伕，日夜赶工疏浚那条从捷地坝到海边，全长九十里的减河。而且他自己也不时轻装简从，到沧州去视察开河筑墙的工程。

    这年初夏的雨水特多，运河涨水一丈三四，等减河疏掘完工，打开捷地坝，顿时洪流滚滚，半天工夫就灌满了减河，加上北岸的长墙，从此可以限制西捻北窜。就这一番“拱卫神京”的功劳，便知道左宗棠争不过李鸿章了。

    减河沿岸由潘鼎新、杨鼎勋两军扼守，但还有西面自山东到河北六百里长的一段运河，由李鸿章主持，议定淮军、皖军、东军及直军分段防守。由于黄河水亦大涨，于是浚深张秋一段的运河，引黄入运，使得楚军的水师炮船，亦能由张秋、临清，驶入运河，直抵德州。

    这一来圈制西捻的部署，全部告成。

    张总愚所部，真是成了瓮中之鳖，局促在黄、运相交的张秋北面，济南以西、临清以东的禹城、高唐一带。李鸿章估计形势，早则三月，迟则半年，一定可以扑灭西捻。论兵力也可以够用了，但将来的功劳，必为各省援军所分，想独建大功，无论如何先要造成淮军倾全力以当艰巨的声势。而淮军的大将，人人知道是刘铭传，如果刘铭传不出，以后铺叙战功，就很难着笔。一定会有人说：“淮军大将亦未出，即能收功，可知西捻并不如传说中那样难办！”这一来，心血就一半虚掷了。

    为此，李鸿章下定决心，非把刘铭传找出来不可。刘铭传对他有意见，他是深有所知的，所以除了请老师帮忙以外，特别又上一道奏折，请旨“令刘铭传总领前敌马步各军。”

    李鸿章的奏折中说：“刘铭传与臣生同乡里，少负不羁之材，血性忠勇，智略明达，近时武将中实所罕见。苏省肃清非臣之功，刘铭传与程学启之功为多；任、赖捻股，蔓延数省，幸而殄灭，亦非臣之功，刘铭传一人之功也。”又说：“现在营中生擒贼党，皆供称张逆惟恐刘铭传复出，时时探问。微臣文弱，办贼之才，自愧不如。”这样大棒刘铭传，一方面是为将来铺叙战功作张本；另一方面是有意贬斥左宗棠，意思是说，左宗棠自以为威望盖世，而西捻怕的是刘铭传，不是以诸葛亮自命的左宗棠。尤其请旨以刘铭传总领“前敌马步各军”，原是朝廷赋予左宗棠的任务，现在由淮军部将接手，等于表示左宗棠只好做供李鸿章驱遣的部属。

    这道奏章，除了如请降旨以外，照例抄发有关的统兵大臣“阅看”。左宗棠第一个看不起的就是李鸿章，所以看了这个“抄件”，那一气非同小可，但眼前无奈其何，只好先忍口气，找机会翻本。

    机会很快地来了。刘铭传自蒙“恩旨”，曾国藩又派人“劝驾”，加以李鸿章另有密札，动之以情以外，词气间隐隐表示，收功在即，不可放弃此可能封爵的难逢之机。于是刘铭传心动了，延聘名医，把两只脚上的湿气治得略微好些，勉强能上马了，随即动身到山东德州去见李鸿章，出动铭军助剿西捻。

    十万大军，四面河海，围剿万把人的西捻，自无不能收功之理。就在刘铭传到达前线的一个半月，张总愚所部投降的投降，被斩的被斩，最后左右只剩下八骑，逃出重围，被阻于山东聊城东面，运河支流的徒骇河。

    等官军赶到，张总愚不见踪影，那八个人被杀了六个，留下两个活口，白刃加颈之下，那两个人说，张总愚在徒骇河畔，与他们八个人诀别，自道罪孽深重，然后悲呼涕泣，投水而死。

    这天是六月二十八，李鸿章以六百里加紧的专差，飞章报捷，朝廷在七月初一就得到了消息。国有大庆，王公大臣及内廷行走人员，照例要“递如意”祝贺，两宫太后加上皇帝，一递就是三柄。珠市口的珠宝店、玻璃厂的古玩铺，各式各样的如意，被搜购一空，拜受张总愚之赐，凭空做了一笔好生意。

    于是论功行赏，李鸿章的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还赏双眼花翎，另外赏加太子太保衔。

    而那个“赏格”，也毫不吝惜地颁了下来，李鸿章步官文的后尘，以湖广总督当了协办大学士，封爵拜相，读书人的第一等功名，李鸿章都有了。

    对左宗棠的“恩典”，跟李鸿章一样，只是没有那个“赏格”。最气人的是，刘铭传到前线不过一个多月，因为湿气未愈，不良于行，几乎没有上过火线，结果由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晋为“五等爵”中的一等男。此外淮军将领，皆膺懋赏，在左宗棠看，都是侥幸。

    相形之下，以刘松山自陵西回师，首先入援畿辅的功劳，只得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显失其平，更令人不服。

    同时，左宗棠也不相信张总愚已经投水自杀，因为并无尸首为证。淮军以时值盛暑，尸首必已腐烂，作为找不到的理由，这样对朝廷作交代，太便宜了李鸿章。“淮军善于冒功诿过，天下知名。”他对刘松山和原隶陈国瑞的郭宝昌说，“我倒不信邪！你们好好搜一搜，谁把张总愚搜出来，我保谁封爵。”

    于是刘松山和郭宝昌部下的马队，在河北、山东边境一带，展开搜索，大乱虽平而防线不撤，大家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同在直隶布防的神机营，要求撤防，左宗棠置之不理。又上了一个奏折，说是“追剿无功”，恳恩收回奖励的成命。

    这个奏折到京，直隶总督官文和率领洋枪队驻扎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左、李失和，形成纠葛的情形，也报到了军机处。大家都知道他难惹，无奈西北祸乱，犹待平定，而曾国藩久萌退忠，李鸿章不肯出关，唯有倚重左宗棠，不能不好好笼络他一番。

    于是恭王与文祥、宝鋆、沈桂芬一连谈了好几天，统盘筹划大局，有了初步的成议。捻军既平，西北的军务，列为大政之首，而有西捻回窜的前车之鉴，则平西北与保京畿，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决定调动直隶总督，并且也商定了人眩至于西征的兵力，不妨从平捻各军中遴选，但这要先听听左宗棠的意见。因此，奉召入觐的，不是新建大功的李鸿章，而是自称“追剿无功”的左宗棠。这给了左宗棠一个“翻本”的机会，亲自挥汗动笔，洋洋洒洒写了一道复奏，把淮军将领，批评得一文不值。

    他用讥刺的语气写了一笔：“淮皖诸军皆新立功，其将领皆富贵矣！”毫不客气地指出，以淮军西征，是移“隐患于秦陇”。接着谈饷，说淮军一年只发九个月，每人不过三两多银子，陕甘粮价比内地贵得多，“穷年累月，势何能支”？倘或因此发生叛乱情事，朝廷一定责备他不善驾驭。所以他不能不预先顾虑，提出这样的看法和做法：“现在各营将领营求入陕者，未必即为忠勇奋发，无须招之使来。各省挑军入陕之举，必将有之，未必容臣挑眩臣拟俟回陕后，将陕甘饷事，悉心考究，度可养兵若干？再择营哨各官，赴安徽、河南开募。此时诚未敢草率从事。”

    接下来便是力保刘松山。刘松山在左宗棠确很得力，而出于曾国藩的派遣，这一层，左宗棠在心里是见情的，这时为了攻击李鸿章，更不得不暂忘前嫌，大捧曾国藩：“刘松山本湖南已故道员，赐谥壮武王鑫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之而未之奇也。嗣由湖南从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虽论功按阶平进，而属望有加。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虑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卒当马贼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为秦军，以各军言之，不能不目之为臣部。臣无其实而居其名，抚衷多愧。合特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主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奏折达于御前，慈禧太后大为赞赏，“左宗棠这支笔真行！”她微笑着向恭王说：“总算对曾国藩也说了一句良心话。”

    于是，恭王就在这时候提出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的建议。直隶总督，虽为疆臣的首领，但地近京畿，上有政府，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所以不算好缺。慈禧太后对官文久已不满，在吴棠入觐时，曾想把他留下，但吴棠不愿，认为四川总督天高皇帝远，可以为所欲为，因而陛见事毕，匆匆出京。现在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一则利用他的威望，坐镇京畿，再则要让他来练兵筹饷，整饬吏治。同时朝廷有疑难的大政，可以就近咨询，所以两宫太后都觉得这是最适当的安排，欣然表示同意。

    “那么，两江呢？”慈禧太后说，“这是个很要紧的地方，得有个能干的人去才好。”

    “除了曾、左、李以外，现在各省督抚，最能干的莫过于马新贻。”

    “马新贻？”慈安太后有些不以为然，“资格太浅了吧？”

    马新贻是山东荷泽人，跟李鸿章同榜，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不曾点翰林，也不曾补京官，榜下即用，分发到安徽当知县，进士出身的知县班子，其名叫做“老虎班”，最狠不过。马新贻头一天到省，第二天谒见长官，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补了广德州所属的建平知县。从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打洪杨，打捻军，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做到安徽藩司，有“能员”之称，历任巡抚都很赏识他。

    洪杨平定，马新贻调升为浙江巡抚，上年十二月，接吴棠的遗缺，继任闽浙总督。不过半年工夫，移督两江，升得是太快了些，所以慈安太后说他资望不足。

    “臣等几个也商量过，实在是马新贻最合适。”恭王从容陈奏：“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

    “这是要紧的。”慈禧太后问道，“马新贻跟李鸿章同年，他们的交情怎么样？”

    “他们是同年至好。”

    “那好，就怕他们面和心不和。”慈禧太后转脸看着慈安太后：“我看，两江就叫马新贻去吧。”

    “马新贻的那个缺呢？”

    “臣等公议，”恭王接口答道，“仍旧由福州将军英桂兼署。”

    “英桂行吗？”慈安太后表示怀疑。

    “不行也没有办法了。”慈禧太后说，“就这样定了吧！还有，李鸿章也得让他进京来见个面。”

    “是，臣也是这么打算，有许多洋务上的事，找李鸿章来问一问，就清楚了。”

    “好！马上写旨来看。”

    于是恭王回身向沈桂芬使个眼色，他先跪安退出，找“达拉密”去述旨写廷寄。

    “刚才当着沈桂芬在这儿，我不便说。”慈禧太后这时才向慈安太后解释，“连漕运、河道在内，一共十个总督，汉人倒占了八个，如果闽浙总督不教英桂兼署，再放一个汉人，就剩下两广一个瑞麟了！”

    慈安太后这下才明白，感慨地说：“谁教咱们旗人不争气！

    就是瑞麟在广东，也够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