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知州衙门的“赵大老爷”,已经得到消息,丁宝桢下了一道手令,叫德州知州赵新注意安德海的行踪。
手令上说得很明白,安德海一入省境,如有不法情事,可以一面逮捕,一面禀报。因此赵新早就派出得力差役,在州治北面边境上等着,一发现那两条挂着龙凤旗的太平船,立即驰报到州。及至船泊西门,黄石魁托人去买鸭子,旁边就有人听得一清二楚,也是立刻就报到了赵新那里。
“怎么叫‘不法’呢?”赵新找他的幕友和“官亲”来商议,“按说挂龙凤旗就是不法。凭这一点就能抓他吗?”
“抓不得!”姓蔡的刑名老夫子,把个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这个姓安的太监,当年诛肃顺的时节,立过大功,恭王都无奈其何!东翁去抓他,真正叫‘鸡蛋碰石头’!”
“话是不错。”赵新问道:“对上头怎么交代?”
“也没有什么不好交代,姓安的并无不法情事,连鸭子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并未骚扰地方,何可谓之‘不法’?”
“不然!”有个“官亲”是赵新的远房侄子,人也很精明,“他们自己花钱买鸭子,正见得他们没有‘勘合’。”
“勘合”是兵部所发,凡奉准出京的官兵,每到一个驿站,必须缴验勘合,证明身分,同时取得地方的一切供应。所以出示勘台,不但是应尽的义务,也是应享的权利,如果安德海有勘合,吃两只鸭子就不必自己花钱了。
大家都觉得他的看法不错,只有蔡老夫子独持异议:“就算没有勘合,也不能证明他不法,谁敢说他没有懿旨?你又不能去问他!”
赵新决定不抓安德海了,但是,“禀报总得禀报啊!”
“也不行!”蔡老夫子又摇头,“丁宫保刚介自许,做事顾前不顾后,倘或根据东翁的禀报入奏,太后只说一句:一路都没有人说话,何以那赵某无事生非?东翁请想,丁宫保圣眷正隆,而且是据禀出奏,不会有处分,东翁可就做了太后的出气筒了!”
这话说得很透彻,赵新深以为然,但也因此遇到了难题,这样不闻不问,虽不会得罪宫里的太后,却要得罪省里的巡抚,不怕官只怕管,得罪上司,马上就会丢官。因而赵新皱着眉在那里踱来踱去,不知何以为计?
幕友们不能眼看东家受窘,悄悄商量了半天,总算有了个结论,禀报一定要禀报的,只看用什么方式?有人提议上省面禀,蔡老夫子认为这万万使不得,倘或丁宝桢当面交代一句:把安德海抓了起来!不奉令不可,奉令办理则出了事口说无凭。那就糟得不可救药了!
“我倒有一计,”仍旧是赵新的侄子出的主意:“用‘夹单’如何?”
下属谒见上司写履历用“红手本”,有所禀报用“白手本”,但有些事不便写明在手本上,譬如孝敬多少银子作寿礼之类,就另纸写明,附在手本内,称为“夹单”。夹单不具衔名,所以向来由上官随手抽存,不作为正式公文。
踱了半天方步的赵新停住脚说:“我刚才琢磨了半天,把道理想通了,上头要出奏,天坍下来自有长人顶,祸福不见得与我有关。就怕不出奏,留个禀帖在那里,不晓得那天翻了出来,我非受累不可。用夹单这个主意,好就好在可以不存案。准定这么办,不过,也不必忙,这不是什么捻匪马贼到了,用不着连夜飞禀。”
“东翁说得是。”蔡老夫子答道:“不妨再看看,等他们动身那一刻再禀报,也还不迟。”
“对,对!送鬼出了门,就没有我们德州的事了。”赵新的侄子附和着。商量停当,各自散去。赵新总觉得还有些不放心,把他侄子和蔡老夫子找了来,提议换上便衣,悄悄到西门外去窥探一番,到底是何光景?
蔡老夫子比较持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侄少爷”年轻好奇,全力怂恿,拗不过他们叔侄,蔡老夫子也就答应了。
三个人都只穿着一件纱衫,各持一把团扇,用作遮脸之用。到了西门外运河旁边,只见岸上在看热闹的,总有三、五百人之多。那天是七月二十,月亮还没有上来,岸上一片漆黑,但船上却是灯火辉煌,船窗大开,遥遥望去,舱中似乎女多于男,正在品竹调弦,玩得很热闹。
“怎么,还弄了班女戏子?”
赵新刚问得一声,一阵风过,果然听得弦索叮咚,只是他怕人发觉真面目,站得太远,听不真,看不清,便叫他侄子去细看一看。
挤到人丛前面一看,非常好玩,八个浓妆艳抹,二十来岁的女子,团团坐着,有的弹琵琶,有的拉胡琴,有的吹笛子。一样乐器,两个人伺候,弹琵琶的自己只用右手轻拢慢捻,另有个人替她按弦,那个人一手按弦,另一只手又拉着自己的胡琴,又有另一个人替她按弦。这样交错为用,居然并未纠缠不清。把岸上的人都看得傻了。
赵新的侄子,却是另外有所瞩目,看到上首正中坐着个太监,二十来岁,生得白白净净,一张带些女人气的脸,另有些男女老少,围坐在他左右。心想这就是安德海了,看样子不象个坏人,怎会如此胆大妄为?
“你瞧见没有?”他听见旁边有人指着船上说:“那里挂着件龙袍!”
“对了,看见了。”
“听船下的人说,明天是安二爷生日,要让大家给龙袍磕头。”
“这是什么规矩?”有人在问:“老公生日,给龙袍磕头干什么?”
“就是啊,我也奇怪。一问,据说安二爷是这么说的:你们大家替我拜生日不敢当。为人总要不忘本,我有今天,全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你们朝龙袍磕头行礼,也算替我尽了孝心了。”
这算什么礼数?无非挟龙袍以自重而已!赵新的侄子想,这就是大大的不法!于是赶紧又挤了出去,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赵新。
“那两个人伺候一件乐器的玩意,叫‘八音联欢’,现在少见了。”蔡老夫子说。
什么“八音联欢”,都是闲话。赵新心里在想,看这样子,安德海出京,到底奉了旨没有?着实难说。于今只巴望他不生是非,早早离境,否则这场麻烦不校所以回到衙门,立即找了捕快来,吩咐一面监视那两条太平船,一面在暗中保护,如果安德海手下的人,与当地百姓发生了什么纠纷,务必排解弹压,不要闹出事来。
第二天一早,派去监视的人,回来报告,说安德海的船走了。所报的情形与赵新昨夜所见,又自不同。船上有两面大旗,一面写着“奉旨钦差”,一面写着“采办龙袍”,两面大旗上又有一面小旗,画的是一个太阳,太阳下面一只乌鸦,这只乌鸦样子特别,是三只脚。
“啊呀!”赵新失声说道:“只怕真的是奉懿旨的钦差了!”
“这……,”蔡老夫子不解地问道:“东翁何所见?”
赵新是举人出身,肚子里有些墨水,“老夫子,”他说:“《春秋》上有句话,叫做‘日中有三足乌’,你记不记得?”
蔡老夫子细想了一会,想到了:“啊,啊,原来是这么个出典!”
“还有个出典。”赵新吩咐他侄子,“你把《史记》取来。”
取来《史记》,翻到《司马相如传》,赵新指着一处给蔡老夫子看:“幸有三足乌为之使”,下面的注解是:“三足乌,青鸟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
“看见没有?”赵新很得意地说,“这就很明白了,‘为之使’者钦差,‘西王母’者西太后也!”
“还有这样深奥贴切的出典,”赵新的侄子笑道:“看来他倒是经高人指点过的。”
腹笥是赵新宽,脑筋却是办刑名的蔡老夫子清楚,当时冷笑一声:“哼,一点不高!就凭这只三只脚乌鸦,此人就罪无可逭了!”
赵新一愣:“这是怎么说?”
蔡老夫子看一看周围,把赵新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东翁请想,为‘西王母取食’,不就是说,奉西太后的懿旨来打秋风,来搜括吗?明朝万历年间这种事很多,本朝那里有这种事?就算有其事,如何可以挂出幌子来?诬罔圣母,该当何罪?真正是俗语说的,要‘满门抄斩’了!”
“啊!老夫子,”赵新兜头一揖,心悦诚服地说:“你比我高明。照此看来,他这个钦差还是假的。慈禧太后十分精明,就算教他出来打秋风,决不会教他把幌子挂出来。明明是安德海的招遥”“东翁见得是。事不宜迟,赶快禀报。这面小旗比那些龙凤旗更关紧要。现在不必用夹单了,用正式禀帖,三足乌这件事一定要叙在里头。不过不必解释,丁宫保翰林出身,幕府里名士又多,一看就懂,一懂就非杀安德海不可!杀了还要教慈禧太后见情,因为这是替‘西王母’辨诬。”
赵新自然受教,当时就由蔡老夫子动笔,写了一个禀帖,即时交驿站递到省城。
安德海却是懵然不知,拜过龙袍,吃过寿面,过了他自出娘胎以来最得意的一个生日,然后扬帆南下,当天到了直隶的故城县。由此往西的一段运河,出名的弯曲,本地人称为“三弯三望”,十里路走了一天,到达了一个极大的镇甸,名叫郑家口,两岸都是人家,防捻军的圩子高得跟城墙一样,也是个水陆冲要的大码头。
泊舟吃饭,安德海刚端起酒杯,只见黄石魁走来说道:“二爷,果不其然,到临清就过不去了。”
过不去是因为运河水浅。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神龙掉尾”,由南甩到北,在寿张、东河之间,冲断了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原靠汶水挹注,自从分成两截,汶水到不了北运河,而黄河挟泥沙灌入,以致河床日久淤积,只有春夏间水涨时,可通轻舟。最近天旱水涸,从临清到张秋这一段河道,成了只有尺把水的阴沟了。
“那就起旱吧!”安德海说:“除了‘逛二闸’,我从来就没有坐过船,还真嫌它气闷。”
他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黄石魁却上了心事。这么多人,这么多行李,从京里到通州,陆础续续忙了两三天才走完,这时一下子要找二、三十辆大车,着实吃力。
“怎么啦?”安德海不解地问。
黄石魁不即答话,转脸看着他的一个同事问:“你看呢?”
这个人小名叫田儿,也是安家的听差,他是山东人,所以黄石魁向他问计。但田儿也是皱着眉,苦着脸,想了好一会才说:“要能‘抓差’就好了。”
“为什么不能抓?”安德海立即接口,声音很大,显得有些生气似的,“你们俩就是我的‘前站官’!”
“对!”有个太监李平安说:“你们俩就照二爷的吩咐去办。”
看样子不办不行,同时也怕一时办不好,安德海会生气,因而黄石魁出了个主意:“这样吧,船还是照样走,咱们到临清起旱。我跟田儿沿路抓车,抓到了在临清等。”
“这倒可以。”安德海点点头。
黄石魁还要说什么,田儿悄悄拉了他一把,于是两个人走到船头上去密密商议,田儿埋怨他说:“你也不弄弄清楚,随便就答应了下来。这个差使麻烦得很,弄不好会闯大祸!”
黄石魁吓一大跳,急急问道:“闯什么祸?”
“你只看这个,”田儿指着圩子说,“就知道这里的老百姓不好惹。散兵游勇如果不安分,不是给活埋了,就是砸碎脑袋,扔在河里。”
黄石魁越发心惊,但也有些不信:“那不是没有王法了吗?”
“哼!”田儿冷笑道:“这还算好的,离临清四十里地的油房镇,去年一下子就杀了六、七百官兵。”
越说越玄了,黄石魁疑心他有意吓人,便故意问一句:“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差使已经揽下来了,也容不得你打退堂鼓!”
田儿愣了好一会,无可奈何地答道:“也只好往前闯了。
不过得找那五个镖手一起去。”
“这个主意不错,就算摆样子也用得着。”黄石魁说了这一句,转身又回中舱去作商量。
安德海还没有表示,随行的有个六十岁的老太监郝长瑞,先就面有难色。黄石魁心里明白,他们带着许多珠宝,需要保护,镖手一走,放不下心。
“你老看,”黄石魁指着岸上的圩寨说,“这一带家家有火枪,地方最平静不过。而且挂着‘钦差’的旗子,谁瞎了眼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
“对!”安德海深以为然,断然作了决定,“你们把老韩他们带去好了。”
老韩叫韩宝清,是他们五名镖手的头脑。当黄石魁去雇他们保镖时,他就提出疑问,说既是奉旨出京,沿途自有官兵护送,何用雇人保镖?黄石魁笑而不答,只拿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交了过去。每人二百两银子的酬劳,算是很优厚的,而且保的是不起眼的“暗镖”。谁也不会想到,太监会带上那么些值钱的细软,决不会出事,因此,是不是真的奉旨,也就不必去管他了。
由于有这样的默契,所以黄石魁和田儿冒充“前站官”去抓车,韩宝清也就不以为怪,好在抓车还是“给官价”,麻烦不大。那五名镖手的主要用处,是对付关卡上的小官儿,如果有人表示怀疑,想盘问底细,韩宝清便领着他的同事,一拥而上,揎臂握拳,作出预备揍人的样子,这一下便能把对方吓得缩项噤声,放他们扬长而去。
一路走,一路抓,抓了有二十多辆大车,声势浩荡地直奔临清南湾,等安德海一到,舍舟登岸,打发走了那些“女戏子”,还有三十多人,坐车沿着干涸的运河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