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与媒体有很好的缘分，他曾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主持人、北京电视二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又被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聘为评论员，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中，陆建华的厚重的学术功力、直率的性格和从容的姿态，颇得港岛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人们认为他是大陆理论研究最具新意的“政情评论员”。

    在解答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关依法治国的问题时，他坦言道，大陆有的人，特别是一些比较教条和经验主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大？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依法治国的概念告诉我们，执政党也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执政。但在很多相关的制度或者法规出现与现有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决定？他认为作为一级组织的决策也必须符合现有的法律，但这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关于党的组织改造问题，他认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现在执政方式如果不改，很多执政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他一边在书斋中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边参与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他似乎对各种生存方式都怀有好奇心，有人问他忙什么，他说，你看见一只没头的苍蝇，它整天飞来飞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只苍蝇，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恒定感——就是说，它应该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心里有数，所有的忙忙碌碌，“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价格听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农民就业、劳动保障问题等。在他看来，这些都应是中国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对陆建华来说很具启发意义，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经济学家，而其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社会学家。在他看来，正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冲突，并及时、完整地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才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建华正是为此而呕心沥血。

    2002年，陆建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者告诉他说一个地方16岁的女孩子在生产线上被活活累死。记者当时就暗示他，是不是应该启发这些弱势群体保护自己。一向平和，不露声色的陆建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不对！这个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是政府应该出面保护这些弱势群体。16岁是刚刚在合法劳动年龄之下，这个企业主应该判刑！”

    他以独特视角观察人才问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世纪需要“超级人才”。他理解的“超级人才”是指具备突出的专业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有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基本价值观。他观察到，在目前的中国，能做到前面其中一方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精英教育”应该尽早丢弃。从以往的人才观念看，国家只强调人有怎样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此从小便“集中精力”，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来求学，结果发现理工科出来的学生有点“愣”。清华现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甚至美学的修养。这说明社会上意识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丢的。陆建华说过，你可能朝某方面“偏一偏”，突出一点，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级人才”。现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们的遗憾也很多，因此整个社会应尽快普及新的人才观念，不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方面有所发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们成为一个能以己之长贡献社会，又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还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商，“不做聪明的穷光蛋”。在他眼里，中国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人的财商更高些，那么，这种积累会更快、更合理，而代价也会更低。作为目前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财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聪明的穷光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