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效率堪忧——刘伟

    如何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效率？从凯恩斯理论及菲利普斯曲线看到的，现在一是失业率的问题，二是通胀的问题。中国失业率已经在提高，而股市、楼市却在涨，这会不会构成滞胀的因素？从总供给角度看，应该怎样调整宏观政策结构，降低失业率，来提高经济效率呢？

    刘伟：股市、楼市是一个资产品的价格，相对微观，暂时还无法构成整个经济的滞胀。宏观地看，物价总水平和失业率的提高并行就是滞胀。物价总水平、宏观问题讲的不是股市或楼市等某一个产品。因为滞胀的局面很复杂，宏观政策选择起来也很困难，所以现在就要考虑：第一，这一轮拉动增长的效应能否尽快显现出来，增加就业。如果显现得越快，就表明恢复得越好（即使出现通胀），我们政策掉头时候的“本钱”就越大，这就得通过把宏观政策搞得很紧来治理通胀了；第二，如果这一轮政策下去带来的增长不大，失业率不低，通胀一来就不敢大手笔地治理通胀，那是因为失业的压力太大了。因此，这一轮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拉动增长的效应，对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控制滞胀必须提高经济效率，此时要特别考虑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

    因为未来出现滞胀的关键是成本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品的价格、生产资料投入品（煤电运油、上游投入品）的价格。特别是在这儿，一方面资本品、稀缺品的价格在提高；另一方面，关键是人们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滞胀的要害是成本推动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产出没有压住它。所以要特别突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技术含量、投入产出比越好，未来滞胀的可能性就越小。目前在效率方面实在令人堪忧，包括过去一些被禁止和限制的项目，现在也因为保增长而纷纷上马。这是近期的问题，可以理解。这属于短期对付危机的手段，但是中期不能如此，否则又会形成新一轮的次贷和低效率。所以，这次宏观调控中央有很大的变化，叫“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调结构就不是需求方面的，而是供给方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结构变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即由于效率的改善，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样，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成长的竞争力不同，然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包括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

    所以结构变化是效率改善的结果。由于效率改善不同，国民经济表现出结构也开始变化，而效率改善是建立在技术和制度创新之上的，这两者是中长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总需求那样，措施一下去就见效。从总供给角度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就需要技术和制度的改变，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务衔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统统衔接好。这才是在能够有效地保增长、扩就业的同时，避免未来中期出现滞胀的根本办法。近期威胁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滞胀。治理衰退就是刺激总量需求，但是治理滞胀就不是总量的问题了，而是供给问题，就要有结构的变化、有效率，这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我们为实现阶段性任务和主要矛盾的解决而有所侧重，的确可以理解，但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

    在“危机”、“复苏”等语境下，会不会出现违背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以保增长为名推迟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刘伟：这是两个问题。增长问题只是宏观目标、政策倾向问题，而社会问题分为增长问题、发展问题、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就是这次经济危机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影响。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西方最大最深刻的危机，也是西方对中国影响最深刻的危机。本质上讲，它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体制提出的挑战，恐怕也是极其深刻的一次，由此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可谓空前。从西方经济的制度演变和政策方式演变看来，它始终有一个经济哲学的分歧，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理性干预主义两个阵营的争论。从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开始，经济自由主义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背景的古典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叫做“看不见的手”，这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的观点主要是战胜两个东西，一个是封建的、专制的政权，即资产阶级革命；另外一个从政策方面，它实际上是反法国的重商学派。在英国的革命之前，重商学派是主张干预的，认为财富的源泉来自于国际贸易，那么国家就是最大的获得财富的动力，国家肯定要做主导了。当年英国财政大臣提出一系列的财政保护措施及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政策，即后来所谓的重商主义。

    所以，英国产业革命实际上宣告了商业革命时代的结束，它以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之前法国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在此前后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最后经济自由主义取得胜利。这既是对封建时代、也是对重商主义的一个胜利。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第二波世界强国的崛起，德国和美国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它们的工业化比英法要晚，在19世纪起来时不能主张自由竞争，因为它们的资本力量比英法要弱，所以要追求国家保护。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当时就提出来国家要干预，所以德意志始终对国家意志很强调。这时他们对经济自由主义就提出了怀疑，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开始形成，但是没有占统治地位。

    不过，到了1929～1933年大危机，表明市场自发的自由是有问题了，就产生了凯恩斯革命，国家理性干预主义就开始出现，取代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经过“二战”几十年就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就形成新自由主义学说。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新的经济自由主义重振，强调产权问题、市场自由竞争，因为它们觉得国家干预主义也有失灵的时候，而且问题更大。这一次是第五次，经济自由主义遭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怀疑。出现危机之后，大家都在检讨自由竞争是有一定问题的。1999年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的金融机构开始转向混业经营，监管机构由分业监管变为功能性监管。

    这是一次监管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而监管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困境，这也是金融危机失控的一大原因。而21世纪的这次危机我们也会迎来一场新的制度革命。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过分泡沫化，过分地交易，造成市场中的种种问题，诸如，信息不对称问题、欺诈问题、道德问题、投机问题、约束问题等等。这就表明在现在经济中，发达市场就有发达市场的缺陷。由于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危机，将会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又一次大的变化，又一次重新的思考，但是理论变化有其滞后性，并不会马上产生。而这次危机对中国制度的影响恐怕也同样是空前的，大家多是关注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体制问题，且要比增长问题的影响更深远。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即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危机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可能影响很大。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内需乏力乃社保费率不当之过——白重恩

    社保可能不仅没有增加储蓄，反而有可能减少了储蓄。眼下，人们对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有着形形色色的论断。我认同您的一个观点：国内经济危机的根源早就存在，美国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以您的观察，国内经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白重恩：没错，对于中国，金融危机仅仅是雪上加霜而已。外部需求的问题开始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的内部需求也有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资产市场方面的泡沫，即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当初股市从6000多点掉到1600多点，这显然是泡沫，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是要破灭的，房地产也是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个泡沫？可能和金融危机有同样的根源。美国货币供应过于宽松，我们也随之宽松，而且中国的汇率没有那么大的灵活性，我们总是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个问题更严重在于，在中国货币灵活度欠佳的时候，很多人想趁机升值，于是大量热钱流进来。从中长期上说，这两个泡沫即使不破灭，国内的需求也是远远不足的。

    近期的原因，是两个资本市场的泡沫破灭，使得短期的需求被压抑；长期来说，过度地依赖出口，依赖投资，原因就是消费不足，这是很明显的理由。问题的根源在于，为什么老百姓不去消费？以前老百姓谨慎消费，就是因为没有社保，没有医疗保障，为了防患于未然，不敢消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现在看来，是社保缴费比例（费率）不甚合理。因此，社保可能不仅没有增加储蓄，反而有可能减少储蓄。我们来算一笔账。以完全参加社保的单位来说，养老保险单位缴纳20%、个人缴纳8%，总共28%；医疗保险，单位6%、个人2%，其它总共加起来“五险”大概40%左右。然后再看住房公积金，当然不同的城市不一样，以北京市为例，其单位缴纳12%、个人12%，总共24%；“五险一金”大概60%左右。这一部分钱来源于消费者自身，缴作社保后，消费者就无法再支配。比如，住房公积金可以贷款买房，可是买完房之后还要继续缴纳，这部分钱就无法支配。所以，消费者可支配的收入因此而减少。没有社保的时候，居民会刻意地储蓄，会为养老、医疗做准备；可是有了社保之后，人们还是要储蓄，因为手上的工资相对减少了。

    比如一个40岁的中年人，假如已有房产，养老保险要继续交到20年以后，他不知道那时能从中拿回多少钱，而他储蓄的时候并不把这笔钱当做自己的，他觉得为未来的养老还要存足够的钱。我们是期望养老保险能减少消费者的储蓄的，现在社保把这部分钱拿走以后，人们还要储蓄，由此可能减少消费。所以，我认为社保缴费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消费者的消费空间。事实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上调，其影响是很小很小的。比如起征点从2000元增加到3000元，就是调高了1000元，而所得税的最低税率只有5%，也就是较低收入者少交50元，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微不足道，而且收入越低者受益越小。社保缴费是一种隐性的劳动税收，而且“税”率很高，个人所得税与之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可是社保不一样，60%多的份额，这里拿走的是大头。之所以人们对它的关注不高，主要是因为社保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缴纳的，很多人就认为企业缴费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上讲，企业缴和个人缴没什么区别，最终都属于企业劳动者成本与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额。假如企业没有社保缴费的负担，企业就会增加员工的工资待遇。所以，这个钱名义上是企业缴的，其实是从消费者口袋中掏的。

    城镇化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艾丰

    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有何看法？“五对”思维会进一步发挥功效吗？

    艾丰：这次经济危机不同于1929年的那场危机，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模式就是超前消费，整个国民就是超前消费。美国人从银行借的钱超过往银行存的钱。美国政府是世界最富的政府，可是它也是借债最多的政府。挣500花1000，能够持续下去吗？中国的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农民的购买力太低了，要以城乡一体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个问题存在多年了，这次金融危机逼着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也是一件好事。需求不足主要是农村消费不足。

    1998年，我向中央提出加快城镇化建议，后来写入第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特别指出农村不光是解决农业的问题，还应解决拉动全国经济的问题。因为中国主要的问题是要变成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国家，而不是依存度过高的外贸国家。中国农民当务之急是增加现金收入，那么就必须推进城镇化。近20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模式也有问题，几乎等同于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其实大多数回过头来，身份还是农民，只不过是劳动力的局部转移。艾丰：那不叫城镇化。城镇化的严格意义是农民变成城镇居民，它的家庭必须是生活在城市，生产和消费模式必须城市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唯一道路就是减少农民。长远来看，就要采取“以一对二”的政策，一体化代替二元化，必须改变二元化。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这些年的政策一直断断续续没有衔接，各方面没有综合起来的意识。

    比如，我们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县域经济，这两个口号就没有衔接。其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点应该是发展县域经济，建设村庄、拨款修路都是起不了大作用的。我们知道，县城是城乡结合部，它有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也可以直接联系农村。如果县域经济发展起来，就可以作为突破口，比较快地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可能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的。农民收入低就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低。我们的小麦好的亩产可以达到2000斤，亩产已经很高了，但是农民为什么还穷呢？因为土地少。澳大利亚小麦亩产150斤，为什么还一直出口啊？因为它的人均耕地面积达到2000亩，劳动生产率高。意思就是不减少农民数量，生产效率就提高不起来，农业就业没有太大需求，必须转移出来。城镇化之后就形成了规模，才会有广大的县型级的工业化和现代商业出来，没有聚集不可能有现代商业，农村没有第三产业。现在大村庄制也是集中化和规模化的思路。

    中国经济增长要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陈志武

    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如何能长久持续？

    陈志武：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扩张产能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经济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综上考量，为了长久持续地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

    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再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账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国家要同时启动三种消费——魏杰

    国家富有了，接下来关键是老百姓富有的问题。应该说，现在中央高层已经非常重视内需问题，从战略到政策，都不遗余力地把启动内需放在重要位置。

    魏杰：启动内需的主要途径无非就是投资和消费。投资见效比较快，消费见效比较慢，投资差不多6到9个月就能见效，也就是2009年6月份就能见效。见效意味着市场开始回升，如钢材、水泥6月份可能首先回升，其它产业随之回暖，作用开始释放。消费比较慢，最快9个月，最慢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先启动的实际是投资。我把投资分三种：一是民生投资，就是你说的公共产品投资，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主体是政府；二是生产投资，是对生产的投资，主体是企业；三是资产投资，是对股票、房产等的投资，投资主体是公众。这三种投资中，政府首先能做的是民生投资，因为政府是投资主体。问题是，仅仅靠民生投资还不够，因为民生投资只占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还是不能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民生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长8%有意义，但对企业解困和消费上升意义不大，必须三种投资都启动。

    但是光靠投资应该还不够，最终还须消费来支持。如果消费不支持，需求不可能维系。消费又分三种：一是收入型消费，自己挣钱来消费。收入型消费的关键是收入，收入提高，消费就上升；收入不提高，消费就萎靡。提高居民收入才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长期内需乏力、一直依赖出口，原因就在财富分配上面，即国家拿的太多，居民拿的太少。所以，应该大幅度减税、免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如果不调整国家和居民的分配关系，就不能增加消费、拉动内需。二是信贷型消费，就是借钱消费。比如按揭买房。因为不动产消费主要靠信贷型消费，推动不起来的话也不能拉动内需。三是预期型消费。人的预期决定消费：预期好，消费就高；预期不好，消费就低。这个因素也很重要。预期型消费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如果社会保障很好，人的心理预期就好，居民就敢于消费；反之，预期悲观就拒绝消费。比如现在降息，国家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老百姓是很紧张的。国家可以降低贷款利率，但不能降低存款利率，可以贴息，因为存款利率是老百姓的自我保障，降低存款利率实际上是把老百姓应该得到的钱拿走了。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国家富有了，接下来关键是老百姓富有的问题。老百姓不富有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内需，没有内需就依赖出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0年来，国家创造的财富是庞大的，但老百姓享用的财富却是很小的一部分，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增长8%的核心问题是为了就业，但这次就未必。

    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后，地方政府也相继配合18万亿的追踪项目。考虑到经济惯性很大，近期出台这么多宏观调控政策，会否导致2009年下半年经济过热，有无引发新一轮通胀之忧？

    魏杰：对于这次救市政策，我有两个方面比较担心。

    一是过去控制地方政府搞投资，以防过热；现在全放开了，鼓励投资，那么就可能出现许多没有效益的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对增加居民的收入没有积极性，对解决社会保障没有积极性，而热衷的是基础设施，因为硬件建设内藏权钱交易。这样一冷一热就会有问题，明摆着是GDP提高了，但最后留下一大堆没有效益的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此次启动的货币政策力度很大，2009年货币供应量将增长17%左右，多发行货币就等同于贬值，等于给所有人上货币税，而且给穷人上得最惨，所以我担心2012年中国还会出现通胀。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保8”，因而8%的增长率被业内默认为我们经济增长的底线。其实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一至两个百分点，就已经很热了，那中国为什么要强调8%，低于8%就不行吗？

    魏杰：之所以说保增长就是“保8”，原因是我们国家有个数据统计，就是只有经济增长8%才能新增就业人口一千万，其核心问题是为了就业。但这次就未必，因为8%的增长率是建立在大量中小企业生存，大量民营企业、出口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运作这个环境基础上的。而这次要靠基础设施拉动，就不一定能解决就业，对增加就业作用不大。所以，我非常不赞成8%的提法，而应当是“保就业、启内需、调结构”。因为保增长不一定能保就业，那么就要明确提出保就业。

    保就业就是保企业，就业95%靠企业提供，企业都倒闭了，怎么去保就业？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是依靠房地产和出口拉动8%的增长率的，因为房地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出口又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以容纳一千万就业人口。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房地产和出口企业都陷入了危机，所以核心问题就是要明确保就业。我们注意到，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很多专家提出了要放弃简单的追求GDP的观点，呼吁坚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经济转型的机遇。

    现在我们这次把调结构作为政策之一，调结构应该是市场行为，为什么要提呢？因为我们是强调政府，为了尽快把经济拉动起来，就要强调政府在结构上的作用。最近提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都是政府计划，而且是不计效益的，可能政府投入很大，但是企业却没有感觉到。实际上经济增长模式在市场的作用下是必然要变迁的。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只要做到公共制度政策的制定就行了，不要过多地冲在第一线，把自己作为投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否则就容易出问题。我们现在的创新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企业行为，其结果就是不利于整体的经济调整，最后可能是越调越糟糕。现在怎样度过危机？我们有两个对立的选择：一个是加快改革，一个是恢复传统体制。有人感觉我们现在有种恢复传统体制的倾向，有点儿计划经济的影子，每天打开电视都是政府在救市，很少看到市场主体的情况。

    缓解就业压力，仍须大力发展密集型服务业——黄桂田

    中国第一、二、三产业观。您如何看待中国过去60年的产业变化？

    黄桂田：我认为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制造业经过60年工业化的进程，使得我们的制造业进入了重化加工阶段。60年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对重化加工业比重的上升，大家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有关的产业数据都可以了解到，靠这种变化，新世纪以来在工业结构中重化加工业的比重超过60%，一直持续到有数据的2008年底。我只谈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这是几百年来或者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值得骄傲的变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和先进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是相适应的，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在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规划选择了重工业发展战略。计划经济时代有正面意义，利用建立健全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对中国的规划体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这在现有大量发表的文献里都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放弃了人为选择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这个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重化工业在不断上升，这是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这是令人高兴的变化。另外一个变化是第二产业、制造业。制造业的生产要素替代程度发生变化。

    我们一般把产业按照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分类。其中有一种分类是按照产业使用相对要素的比例把产业分为所谓的劳动力型、资本力型、技术力型。到底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发生了生产要素相对集约程度的变化？

    黄桂田：在官方研究和民间研究机构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最近我领导我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研究，使用聚类方法，用我们自己设计的软件以中国的1993年到2007年30个大的行业、制造业，其中28个行业作为样本，讨论1993年到2007年这个时间段里，中国的28个大类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集约程度的变化得出的结果，显示生产要素结果已经发生了变化。

    1998年28个大类都是劳动密集型，所有生产要素里劳动占的比重大。这是大家普遍认同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便宜取得今天在国际中相对的地位。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发现，从1998年开始，这28个大类制造业逐步向非劳动产业转移。2007年底28个制造业里有19个已经转成非劳动力型，只有9个仍然保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并且这样个转移在发生变化。大家知道制造业里如果资本、技术、这种要素比例在上升，而劳动相对比例在下降就意味着一个产业业态在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怎么看？一方面说明中国的产业尤其制造业在升级。由原来的劳动力型向非劳动力型转移，资本的要素在替代劳动要素，这是产业链发生变化重要的方面。是改革开放30年乃至计划经济时代30年，60年时间从1949到2009这段时间中国的产业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重化加工业的比重在上升。另外一个变化就是非劳动力型的制造业比重也在上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样的变化中，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黄桂田：到2049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过去60年以伟大的复兴带动了基础，但是未来40年面对的问题和任务仍然非常沉重。未来40年我们要基本实现市场化。大致到2020年要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2030年我国基本进入后工业社会。2049年21世纪中叶基本达到像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的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为了实现百年梦想，中国产业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第二产业、制造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比例在下降，资本、技术比重在上升，这就有可能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下降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竞争进一步强化，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可能会加速。这可能是中国在未来40年左右时间实现百年梦想过程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里，在结构上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都谈到了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服务业分为不同类型，现在可能变成非劳动力型，比如银行业过去是手工操作，现代技术等因素在替代原来的手工操作。银行业也可能发生替代的变化。比如纺织业按照我们的观念就是劳动密集型，食品加工业已经转成非劳动密集型了，大家会怀疑纺织业也会变成非劳动密集型吗？规模以上的纺织业基本实现了半自动化。食品加工业也是这样的，比如奶制品，相当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这是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导致我们的产业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第三产业相当一部分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笼统地说中国的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其实第三产业中相当一部分也变成了非劳动力型。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到50%。按照十一五规划2010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目标是47%，只有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使劳动密集的服务业有支撑。中国到目前为止，城镇化成本太高，如果不大幅度降低中国城镇化成本和体制变迁，可以用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缓解就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