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江高浜、下田巡游一周后，我回到阿崎婆的家蛰居了几天。虽说只外出三天，在陌生的土地见陌生的人后，回到阿崎婆这破屋，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安心。我暗暗地下决心不再访问任何人了。
可是，我将到手的照片给阿崎婆看，把拜访过的人讲给她听后，阿崎婆又讲了以前没说过的有关她们的逸事。所以，不知不觉地我又推翻了前几天下的决心。关于富美、阿霜、太郎造等与阿崎婆相关的重要人物的资料凑齐了，虽然还不充分，但总算没问题了。最后留下的木下邦是否能找到照片，做同种程度的调查呢？木下邦病死在山打根是没问题的，阿崎婆提到的养女阿作和孙女岭生是不是活着呢？木下邦的故乡是天草下岛最北端的二江，隔着早崎海峡与岛原半岛距离最近。如果去那儿看看，说不定会有些收获。即使没线索，至少看看木下邦的家乡也好嘛。
这种愿望一天比一天迫切，数日后的一天我又外出旅行了。我早已忘记上次旅行回来时下的决心，向二江出发了。
我不想途经大江，于是从崎津乘公共汽车经过基督教传教时代天草学林所在地的一町田向本波市方向进发，途经下田温泉又北上到二江。由于对当地的公共汽车不大熟悉，我换错了车，到富冈已是黄昏了。
听说还有去二江的公共汽车，可是到那里肯定是夜里了，又不知要找的人在哪里，我决定在富同这数得着的观光地住一夜。在汽车站的礼品店我拜托店主告诉我比较老的旅馆，他介绍给我一家冈野屋旅馆，我偶然发现那里林芙美子在昭和二十五年住过，她把在那里的见闻写到《天草滩》这篇小说里，因此富冈建有林芙美子的文学碑。
在冈野旅馆住下，吃过晚饭后《天草滩》里提到过的盲女——女店主前来聊天，她说我现在住的这间屋是林芙美子住过的，还保持着原样，还絮絮叨叨地表达了给林芙美子建文学碑的苦心，断断续续地讲林芙美子来此地的旧事。等她的话告一段落之后，她拿出一本纪念册和砚台箱，她说凡来她旅馆住宿的人她都让留言，写什么，画什么都随便。
我不好推辞，只好拿起笔。反正旅店女主人看不见，我写了一句话，记得好像是“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她把纪念册收起来拿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到我的房间给我续茶，问我：“您是研究南洋姐的学者吧！”可能她把那本纪念册拿到楼下，请人念了我写的题词。
我说我不懂什么研究不研究的，我亲戚中有这种人，所以我对这事很关心。然后我若无其事地问如果当地有这样的人我倒想见见，于是女店主一屁股坐下来又说了一阵子海外妓女的事儿，当她知道我第二天要到二江去找阿邦的亲属时就说：“我妹夫原来在二江小学教书，说过他教过的女孩子有去南洋的。后来他改行在富冈村公所观光科干活，尽挖掘一些老年间的追事奇闻，可能会知道阿邦，明早问问他吧！”她是如此地热情，这几年在东京我好久没遇见这种热心人了。我心里一高兴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她的妹夫已经来到旅馆等我了。
我感到很不安，早早地吃罢饭，跟着女店主介绍的佐野光雄老人向二江出发了。在二江佐野一下公共汽车就进了一家被褥商店，那里的老板曾是他的学生。经过多方询问，我们打听到了木炭铺的水上良太和渔民山口猪吉以前在北婆罗洲种过马尼拉麻。
我们赶紧去访问水上良太。我一提起木下邦的名字，他便说：“阿邦比亲生父母还关照我，我去山打根也是阿邦劝我去的，说那地方好。”脸上露出了非同一般的表情，像见了什么稀罕物件似的。我问他是否“阿邦有一个养女”，他表示记不起名字来了，我提醒他说：“她养女叫阿作，现在她住在哪里？”水上良太佩服地说：“你知道得可真多啊！”然后他说：“阿作二十年前就死了，她还有个女儿，但是不知现在在哪里。”我们接着访问了山口猪吉，他也讲不出更多的事。
佐野听了两个人的回答后，觉得得不到更好的消息会有损他这个带路人的信誉，就带我继续走访，又打听了两家去过南洋的人，但只能得到与前边几家差不多的消息。离开富同时是早晨八点，现在已是下午三点了，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
阿崎婆曾说过，一般在南洋生活的日本人都愿意回日本，但阿邦却始终没这个打算。正因为如此。不打算死后在故乡造墓，早在生前在山打根就修建了自己的墓，她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不是潜藏在故乡的村子里呢？如果想象一下的话，阿邦年轻时在二江村是不是有过改变她一生的事件，这件事也影响了她赴山打根后决定经营妓院？决定了她对妓女的态度与男老板不同？他们是那么苛刻薄情，而她则富于人情味。过去我曾想，如果访问二江村的话，或许能解开这个疑团——我内心是这么希冀的。可是不用说外来的我，连天草当地人的佐野尽全力询问，还是找不到阿邦亲属的下落，可能她的亲属没有人住在二江了。如果那样的话，正如我出门时所想的一样，看看阿邦的老家就不错了。
我把这想法告诉佐野，说我想回富冈了，佐野点了点头，说：“真遗憾，只能这么办了。”然后说在汽车没来之前，他想顺便去看一位老熟人，问我能否跟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为了抄近道，我们从海边沙滩上走，半路上遇见一个到海边倒垃圾的五十岁上下的主妇，她叫住了佐野：“您是老师吧？”
佐野一下子窘住了，注视了那妇女好半天，好像想起来她幼小时的样子，说：“你是当班长的公子吧？”那妇人高兴地说：“几十年了，老师您还记得我呀！”她好容易见到老师，邀请我们到她家喝口茶。佐野欣然接受了，我也随着去了。他们谈的话题全是佐野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自然不感兴趣。
他们的交谈告一段落后，那女人问：“先生，您来二江干什么来啦？”佐野介绍了我的事，说我在找木下作和她女儿岭生，可是听说两人都死了，只好空手而归。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们迷惑不解地盯着她看，她更觉可笑了，边笑边说：“谁说阿作和岭生死了，阿作八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着呢！岭生身体也挺好的。”
我一下子没有马上理解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待我明白过来不禁浑身发热。找富美那会儿认为富美活着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却那么不好，这次正相反，那么多人都说阿作、岭生不在了，却又听说她们都活着。
佐野也像是不相信她的话，说：“问谁谁都说她们死了，无论你怎么说她们活着，我也不能马上相信。”他边说边瞧我，像是征求我同意似的。于是那女人又自信地笑了笑：“那我带你们去她家吧！阿作和岭生住的离这里很近，也就隔两条街。”。她穿上草鞋，给我们带路，一路走得飞快。
正像佐野先生的学生——那位主妇所言，木下阿作与她的女儿岭生均健在；她的家就在我们下车的公共汽车站附近，是个大农舍，这家人姓木村，是岭生的婆家，母亲阿作也跟着来这里生活。
在大门口的名牌上写着木村一郎的名字，佐野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呀，这是木村老师的家呀！”随着主妇的叫门声，从里边出来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一眼看见佐野就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少见啊！”一郎从前在中学长期担任社会课的老师，与佐野老师是旧知，退休后务农。
我的访问变成了佐野和木村的叙旧，一会儿啤酒就端上了桌，对我来说这种相会让我更安心。佐野向他家人介绍了我，我对一郎的夫人岭生说，我是山川崎的亲戚，阿崎婆本人晕车来不了，我只能替她来了。这么一说，她就把住在另一处的阿作请过来了。
阿作只是腰有些弯，连拐杖都不用，一个人走过来的。她个头矮小，人也干练。岭生介绍说她已经八十六岁，几个月前耳朵忽然不好使了，其它都还好。她向我问候，遣词用句都很恰如其分，显得十分有教养，我感到她是一个小心谨慎、十分懂礼貌的人。
啊，这个老太太就是阿作吗？这个人的母亲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虽说是养女，她也是这个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亲人了。除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妪外，世上再没有人了解木下邦的生平和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认为再也遇不见她了，然而却相逢了。对于佐野先生等引我们相见的天草人，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从阿作那里把阿邦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与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识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养，不好直截了当地问阿邦开妓院的事。于是，我对这一点问得很委婉，只是请阿作谈谈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谈的归纳如下。在读这段回忆文字之前，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作对阿邦在山打根经营的八号馆绝对不使用妓院这个称呼，而始终把它叫作“咖啡屋”。
听到阿崎这名字好让我怀念她啊！她对我母亲照顾得可真周到啊，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啦。你来我家看我，真谢谢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当面道谢，你这一来，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从前听我母亲说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确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么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作为一件没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你是她亲戚代替她来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
你知道我母亲？——不会吧？我妈在婆罗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会直接地见过她的面，你太年轻了。阿崎那儿可能有我母亲照片，你看见过。
你说阿崎二战结束返回祖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我母亲的照片全丢了？是吗？——那么，您就看看那门上挂的照片吧！是不是像个男人，那就是我母亲木下邦。
记不清拍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寿，日本人叫“还历”。妈妈说：“再不愿当女人了，我更年期也过了，今后做个男人吧！”她把头发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装照了个纪念照以表决心。你看她穿着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裤、白袜子、桌上放着丝帽子，怎么看怎么像个男人，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决断的人。
我母亲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讲过吧，我不是她亲生女儿，是养女，她晚年的时候我们分着过的。伺候她养老送终的是阿崎——可是，我母亲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离海很远，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母亲出生前一年，天草的农民抵抗地方官发起了暴动，长崎港美国、英国的军舰首次进港，是动荡的年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咖啡什么的，到月底再付给那批发商钱。他给我母亲写了封介绍信，这样我母亲就开始经营咖啡屋了。
那时山打根好像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中国人倒有不少。现在看像说笑话似的，那时候我母亲进货也从中国人那里进，来回收旧瓶子的也是中国人，卖废品也卖给中国人。后来，那两个中国人赚了大钱成为南洋屈指可数的富翁。他们每逢经过我母亲的商店就一定来问安，母亲叫他们老爷，他们忙说：“您可千万不能管我们叫老爷，您对我们有恩啊！”母亲家雇的厨子做了三十年饭的也是中国人，那个老爷子的名字好像叫阿变。
母亲开始经营咖啡屋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十五岁时从二江到山打根，养母的咖啡屋经营得可好呢！我十五岁是明治三十年，去山打根不是养母来接我，而是托船长和海关的人关照，我一个人去的，先是从长崎到香港，再从香港到马尼拉，又从马尼拉经普里昂岸到了山打根。在山打根湾，那船一半是货船一半是客船，我站在甲板上见到基那巴卢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山打根有虎、狼、猿、猴，还有马来猩猩、鳄鱼，我刚从日本到山打根看什么都新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中国人挑雨水来卖。在日本十二月是冬天，在那里十二月到一月是梅雨季节，那时存下雨水到旱季来卖。吃的米叫香米也叫紫稻。它是红色的米，把一升香米和二合糯米拌在一起做饭吃起来最可口。那地方不烧柴，点火用炭，做什么都用硬炭。
母亲最喜欢吃年糕了，托人从日本买来蒸笼、臼、柞，每月准吃一次杵的年糕。杵年糕需要有劲的男人，有时没有男子，母亲就自己杵。婆罗洲太热了，好容易做好的年糕保存不了三天。所以做完年糕吃不了一定要各处送一点儿给人。母亲不仅送人年糕，还爱做好吃的送人。用咖喱粉做整只的鸡，味道不合她口味就抱怨，我当时管帐，可真让我为难啊。我从日本去山打根，还习惯喝茶。红茶是锡兰产的，咖啡就是山打根本地种的，把咖啡豆煮了用臼捣碎了就可以喝了。西瓜、香瓜买日本人椰子园种的。西瓜瓤子没有日本西瓜那么红，是粉色的。
大多数日本人过年随新历，而母亲尊老礼过旧历年。其余的节日也跟在日本时一样。庆祝天皇诞生日天长节她把日本旗挂错成英国旗，还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呢。
我去山打根的时候，那里已有百余日本人了。有的日本公司在山上种椰子，气魄挺大，像干事业的样儿，但是办公司搞运输的人多。日本人开的咖啡屋有六、七家，一共有二十多个女人，其中有四人嫁给土人了，给洋人当妾的有五、六个。
你从阿崎那儿听说过了吧，我母亲经营的咖啡屋是八号馆。母亲像男人一样豪爽，为帮助别人把自己衣服卖了都在所不惜。在山打根也是数得着的老板，虽然她是个女人，其他老板拼命剥削手下的女人，向华人、土人死气白赖要钱，母亲即便是在金钱上有损失也不干那种事，对谁都十分友善。过去出版的一本南洋旅行的书——叫什么名字来着，已经记不起来了，说她是有侠义心肠的女老板。
我母亲对手下使唤的女人们当然很照顾，凡来山打根的日本人她都肯帮忙。没有护照来南洋的日本人都来找她，请她照顾，她也真帮助他们找出路谋生。不仅如此，日本的舰队南巡进港时，她也照顾周到，自军官到士兵都打点得好好的。对华人、土人也很尽心，台湾总督府每年送一箱水果来，母亲常说：“一点小事还常记在心里，逢年过节送什么礼呀广可能是哪个在台湾的人受过她什么关照来着。”
刚才提到南洋旅行书上写着木下邦很有钱，即使帮了多少人她的财产也用不完。那是不了解实情，母亲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的人认为不知她多有钱呢。赚来的钱全那么花出去了，店里财政非常困难。我到山打根以后，每逢母亲大笔的花钱，我总劝她只花一半就够了。大伙儿都背地说我坏话，说什么小气、吝啬什么的，
我在山打根住了五年，二十岁那年和母亲一起回到日本，亲戚给介绍了对象，结了婚。男家原来在萨摩藩当武士的，那时住在颌岛，我嫁过去住在颌岛，婆婆太厉害，呆不下去。那时我怀了孕，回二江生孩子，产后不想回婆家去了，就那样算离婚了。生下一个男孩子，送给城河原一家人家当养子。他头脑灵活，后来苦学进了东京的大学，从那儿毕业后在神户开业当律师，他也早死了。
把孩子送人后我又孤身一人了，我又去了山打根，在母亲的店里管帐。那期间我与一个长崎出生的人相好，生下一个女儿，那人因各种复杂的原因没能和我结婚，那时生下的女儿就是岭生。
岭生六岁那年，我带着她临时回国，阿崎说她来照顾母亲，母亲也说由阿崎照顾好，所以我就托付她了。于是，我就把岭生寄养在她姑姑家，一个人到上海去当保姆，往她姑姑家寄一些生活费。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只回国两次。一次是岭生上女子学校，另一次是她结婚，女婿是学校当老师的。日本战败，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现在我受女儿女婿的照顾，平安地打发日子。
说着说着，就不说我妈妈的事，光说我的私事了。阿崎跟我妈妈倒很合得来。我跟我妈倒生分了。所以有阿崎侍候着我母亲，她也死而无憾了。她去世前两三年，我给她写信去说：“母亲您年龄也大了，快回日本吧，这里有我和岭生呢。”她就是不肯答应。昭和三年她去世的那年新年，曾来信说五月回来，我真高兴，没想到她二月就去世了。不知她是因决定回日本的老家松了口气才死的，还是死期临近了才答应回到生她养她的地方，怀恋起老家来的。
你一定听阿崎讲过了，我母亲的墓在山打根。母亲为山打根的日本人在能看见海湾的地方建了一个公墓，自己的坟也修在那里。日本人的墓地平时很安静，到阴历七月十五孟兰盆节的时候，夜晚总有三、四十人提着灯笼去上坟，那景色可漂亮呢！
母亲的本意是想埋在自己建造的公墓里，这下子符合她的心愿了。可是住在日本的我们不能给扫墓，所以我们在二江也给她建了一个坟墓。这儿也有墓，您替阿崎给她上坟吗？母亲会高兴的。
秋天日短，黄昏已经来临了，要去上坟就得快些去啦，去之前先等一会儿，我再给你的茶续上点水。
我由阿作的女儿——阿邦的外孙女领着给阿邦上了坟。阿作本想自己带路去一趟的，无奈墓地在屋后的半山腰，并且天也黑了下来，岭生说怕阿作年纪大了，就拿着香和水桶给我在前边带路。
据说山打根的阿邦的墓是面向大海，建在山丘上的，她在故乡的墓也是正面对着早崎海峡悄然屹立的，从山打根带回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墓里。我小心翼翼地替阿崎婆烧了一炷香，从水桶里汲了水，往墓碑上浇，静静地合掌遥祝她的冥福。
扫完墓，我和因喝啤酒红了脸的佐野一起离开了木村家。在颠簸的公共汽车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天之中发生的事。
我虽然找见了阿作和岭生，最终也没探得一位经营妓院的女老板的独特心路历程。阿邦为什么小时候离开故乡二江去东京，经过什么波折之后给英国技术指导当了妾，过了四十岁之后为什么想到去北婆罗洲经营妓院，出于什么原因她对自己属下的妓女采取温情主义而与别的老板不同。本想打听这些的，但是紧要关节的事都没问，采访就结束了。
我就像是进了宝山没探着宝似的，只觉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自己安慰自己。的确，在探索阿邦——妓院经营者的心路历程上我是失败了。阿作和岭生虽说是她的亲人，但毕竟不是她本人，她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阿邦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呢？何况从中学老师的妻子和丈母娘那里能打听到这么多，已经很成功了。当初，四处打听几乎绝望，由于偶然遇见了佐野先生的学生，由她带路找到阿作母女这件事本身，不就是最大的收获吗？
我问了一下孩子气的女售票员，她告诉我还有去崎津的公共汽车。我打算告别佐野，回阿崎婆家去。我觉得佐野为我找人花费了一天宝贵的时间，为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跑了那么大老远的路，我郑重地道了谢，把钱用纸包了送给他。可是佐野说：“我作为一个天草人对远方来客做了我应做的事。而且这次托了你的福，还遇上了多年不见的学生和木村老师。”最后也没拿我的谢礼。
十天后的一天，那时我已从天草回到东京，有一封用圆珠笔写的信送到了文盲的阿崎婆家中。寄信人为天草郡XX叮XX的木下作。全文如下：
秋深了，东京的山崎朋子女士突然造访，得知您的消息，拉起几十年前的家常话倍感亲切。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我岁数大了，哪儿都去不了啦，太遗憾了。我身体还好，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对您照料我母亲一事我要重重地谢您，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奉上书信一封。
木下作敬上
十月十八日山川崎收
阿作的信是平时不提笔写字的人写的一封极简单的信。但阿作不寄就会不安心，尽管在山打根她与阿崎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知道阿崎婆是文盲，她还是写了信。这么一想，仔细读下去，在平凡的措词之中表达了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妪无限的爱与悲哀。
我知道阿崎婆托人写了回信，但不知信的内容是什么。可是阿作与阿崎年轻时候在山打根离别后一晃就是几十年，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到了她们的老态。我读着从遥远的天草通过吉田满州男（此人下章还要提到）寄到东京的这封信，想起八十六岁的阿作的样子，被信中“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等话触动了心弦，另一方面，想起阿崎婆赤贫的生活，心里一酸，便掉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