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郁郁回到江宁，自觉精力更衰弱了，原先一番整饬两江的宏图大愿，被捻战失利减去了大半。幕僚们纷纷反映，李鸿章一手荐拔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去年苏松太道出缺，丁日昌通过仆人透出消息，谁送他端砚两方，即可补授。有个多年候补道专门托人从端州买得两块好砚送上门。丁日昌看了看，笑着说：“端砚以斧柯山出的为好，你这个还不行。”待那人真的从斧柯山再弄两方砚来时，苏松太道已放了他人。走运的这个人脑子灵活，他知道所谓“端砚两方”，其实就是“白银两万”。幕僚们很气愤：这样公开卖官鬻爵的人，还能当巡抚？

    曾国藩知丁日昌最受李鸿章赏识，而李鸿章赏识的又正是他的生财有道这一点。参劾丁日昌，就等于打击李鸿章。此时正要李鸿章把河防之策坚持下去，取得捻战胜利，为自己洗去羞辱，还能去得罪他吗？

    苏南的豪门巨绅很多，经常抗租不交，历任江督、苏抚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前两年，曾国藩挟削平太平天国之威，对豪门巨绅作了些限制，抗租气焰有所收敛。这次回来后，又发现一切依旧。

    卖官的巡抚不能参劾，还谈什么惩治贪污的州县？豪门不能压制，还谈什么减漕均赋？这些都不能办到，还谈什么整饬两江？曾国藩真是心灰意懒了。接着，刘蓉、郭嵩焘、曾国荃次第去位，刘长佑的直隶总督又被官文取代，海内纷传湘系人物当权的鼎盛时期已过，曾国藩愈加失意了。两江之事本可责之于三省巡抚，于是，他除督促粮饷，支援捻战前线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作文，不多过问政事。使他略感欣慰的是，在他的身边有一批勤学上进、古文做得好的才子，其中尤以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最为突出。除张裕钊稍大些外，其他三人都只二十多岁，是正堪造就的璞玉浑金。孟子说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曾国藩也曾把它与高声读书、劳作而后憩息三者合称为人生三乐。他想，把这几块璞玉浑金琢冶为令器美具，亦是一大成绩。

    曾国藩悉心指导他们，将自己古文写作的心得传授给他们。他曾经感于桐城古文衰落，有志于振兴，后来厕身戎间，无暇作为，现在又老境渐侵，身心憔悴，看来靠自己的一人之力，是不能担此重任的。正如捻战的胜利要靠门生李鸿章一样，桐城古文的复兴也要靠门生辈了。昨天，他欣然读到张裕钊送来的习作《北山独游记》，精神为之一振。

    张裕钊不为山势险峻所动，独身登上北山，发出“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克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的感叹。曾国藩读后联想到自己这大半年来不求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也觉得有愧。“后生可畏！”他心里想。

    正是初夏天气，江宁郊外风景宜人。孝陵初步修复后尚未视察过，曾国藩决定明天带着张裕钊、黎庶昌等人一同去察看孝陵，同时借游山玩水的机会，给他们谈谈为文之道。

    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陵墓，在朝阳门外钟山南麓。前几年围城时，这里是激烈的战场，陵寝周围的建筑毁损得很厉害。爱新觉罗氏从朱氏手里夺取了皇位，表面上又对朱氏以礼遇。入北京后，顺治为崇祯举行了国葬。康熙、乾隆南巡时，都亲往孝陵叩谒，还特设守陵监二员，四十陵户，拨给司香田百亩。康熙还手书“治隆唐宋”四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于贡殿上。江宁城刚一收复，朝廷便命曾国荃亲往孝陵致祭，并令尽快修复原貌。当时因经费支绌，孝陵修复工程只得往后挪。奉命北上前夕，曾国藩将此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真是能干。一年多的时间里，孝陵也算恢复得不错了。因为总督亲来视察，今天的游客都被远远地拦开。曾国藩带着张、黎、吴、薛等人来到孝陵进口处，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高大的石坊，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这就是俗称的下马坊。原已破碎成七八截，经过石工巧妙地修补，现在又竖起来了。粗粗看去，跟原貌差不多。曾国藩出了轿，张、黎、吴、薛等人也下了马，步行在通往陵墓的神道上。

    神道两旁的石兽、翁仲已全找齐，并修复完好。这一路石狮、石獬豸、石橐驼、石麒麟、石马、石武将、石文臣绵延二三里，气势极为壮观，再加上松柏掩映，道路整洁，一种开国帝王雍容伟壮的气派充塞天地之间。曾国藩以及随行者们无形间也受到感染，生出一股崇敬畏惧的情绪来。

    神道的尽头是享殿。这本是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重檐九楹，殿前两侧原有廊庑数十间。另有神宫监和具服殿、宰牧亭、燎炉、雀池、水井等，大殿内有四十五间房子，奉有朱元璋和马氏的神主。可惜这座堂皇的建筑全部毁于兵火，仅存五十六个石柱础。现在四周已堆积了许多木石沙灰。陪同一旁的负责修复陵墓的官员告诉曾国藩，这是为重建享殿准备的，拟仿照长陵的模样再建，现已派人去北京摹绘。最大的困难不在缺钱，而在于缺人才，没有人敢承担这个任务。曾国藩笑着说：“我的幕府中人才很多，就是没有鲁班。你们可以出个招贤榜，向普天下招贤，总会有今日鲁班出来的。”那官员点头称是。

    在享殿废墟上站了一会，曾国藩一行穿过方城隧道，来到钟山独龙阜。这里便是明太祖的地宫所在。尽管战火弥漫，周围的古树烧毁不少，但独龙阜上依旧树林茂盛，草木葳蕤。

    曾国藩伫立良久，叹道：“到底是圣天子葬地，自有神灵庇祐！”

    张、黎等人也深以为然。

    曾国藩站在独龙阜上，极目远眺。但见钟山气势飞腾，紫雾蒸蔚，四周地形既开阔又壮美，田园葱绿，水光激滟，一派胜景尽收眼底。心情抑郁了很久的两江总督，顿生一种俯视天下的气概，心里再一次发出感慨：“这么好的墓地，可谓天下无双，朱洪武好眼力呀！”

    孝陵的修复，曾国藩基本上是满意的，他对监修的官员夸奖了两句。那官员很是高兴，讨好地对曾国藩说：“大人，灵谷寺也已基本修好，请大人到那里去视察一下，还可在寺内略为休息休息。卑职即刻通知灵谷寺住持，叫他安排茶水伺候。”

    察看孝陵半日，曾国藩已觉得累了，且要谈文，灵谷寺也的确是个好地方，便同意了。

    当曾国藩一行坐轿乘马来到寺门时，灵谷寺住持远通法师已带领阖寺五十余僧众在三门外迎接了。稍稍歇息后，远通法师便陪着曾国藩查看修复后的寺院，并一路滔滔不绝地向总督大人介绍。

    灵谷寺建于梁天监十三年，原名开善寺，唐代改称宝公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改称太平兴国寺，明初改为蒋山寺，寺址在独龙阜。那时江宁的蒋山寺与杭州中天竺的永祚寺、湖州的万寿寺、苏州的报恩光孝寺、奉化雪窦资圣寺、温州的龙翔寺、福州雪峰崇圣寺、金华的宝林寺、苏州虎丘灵岩寺、天台的国清寺，并称江南十大名刹。洪武十四年，明太祖亲来钟山选皇陵，看准了独龙阜这块风水宝地，遂命蒋山寺东迁。又将皇陵圈中的定林寺、宋熙寺、竹园寺、悟真庵统统迁于此，合并为灵谷寺。

    远通像一个破落户夸耀富贵的先祖一样，津津有味地告诉曾国藩，合并后的灵谷寺规模之宏大，使得江南无一寺庙可以与之相比。寺内的殿庑规制仿照大内修造，自三门至梵宫长达五里路。当中的主道，行人走在上面，能发出一种类似琵琶弹奏的响声，鼓掌都可以使人隐约听到琵琶弦在震动，故僧众将它称之为琵琶街。

    张裕钊听了很觉稀奇。吴汝纶则悄悄地对薛福成说：“这老家伙在吹牛皮。”

    黎庶昌问远通：“法师，你说的是真的吗？”

    远通立即双手合十，念道：“阿弥陀佛，老衲明年就六十岁了，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打诳语吗？”

    吴汝纶听了，忍不住发笑，心想：这老和尚倒也直爽，一句话就露出他年轻时好说假话的毛病，便问道：“老法师，这琵琶街现在还弹琵琶吗？”

    “早已不弹了。”

    “它为何又不弹了呢？”

    “早在天启年间，有一个临产的妇人来到灵谷寺烧香，求菩萨保祐她生产顺利。祷告完毕，她沿着琵琶街走出寺院，谁知走到半路就发作了，痛得在琵琶街上打滚。打了三个滚后，那妇人就在街上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菩萨保祐她生产顺利，但把琵琶街污坏了。从那以后，琵琶街就再听不到琵琶声了。”

    众人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曾国藩也微笑着，心里说：“果然是个会打诳语的老和尚，不过倒也诳得可爱。”

    见大家兴致高，远通越说越有劲。他又说，灵谷寺原有一个广阔无边的放生池，是明初一万个民工整整凿了一个月才凿成，故又叫万工池。还有无量殿、梅花坞、八功德水诸景。当时殿宇如云，浮屠矗立，最盛时有一千个僧人。寺内万松参天，一径幽深，故又有灵谷深松之美称，远通非常得意地说，当年康熙爷、乾隆爷谒完孝陵后，都驻跸灵谷寺，并留下宸翰。

    “老法师，你刚才说八功德水是一种什么水？”黎庶昌问。

    “这八功德水还有个来由。”远通神气活现地数着家珍，“梁天监十七年，有一个西域胡僧来到钟山紫霞洞修行。紫霞洞缺水，胡僧只得靠接天雨止渴。有一天，洞边来了一个长须老叟，向胡僧讨水喝。胡僧将水罐子递给他。水罐子里那半罐水还是胡僧在春天时接的，要靠它过炎热三伏。老叟一口气把半罐子水喝干了，问胡僧心疼不。胡僧说：‘接水有缘，喝水有缘。今日有缘，得遇山仙。’老叟惊问：‘你怎么知我是山仙？’胡僧说：‘紫霞洞口有恶虎一只，毒蛇一条，凡人岂可来到此地？’老叟笑道：‘既然让你识破，我当赔给你水。’老叟说罢，对着洞壁用手指猛力一钻，钻出一个小窟窿。霎时，小窟窿里流出一条细细的水丝来。胡僧问道：‘山仙，你这水有什么好处？’老叟说：‘我这泉水有八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饐，八蠲疴。’说罢化作一道清烟去了。灵谷寺的僧人听说，便劈开楠竹，铺成竹管道，将水引到寺里来。”

    “好哇，法师，你寺里有这么好的水，何不烧壶好茶招待我们！”吴汝纶高兴地嚷道。

    “老衲早已准备好了。”远通笑咪咪地指着前方说道，“就摆在无量殿里。”

    无量殿因供奉无量寿佛而得名，但一般人都叫它无梁殿。

    因为这座建于明洪武十四年的长十五丈、宽九丈的大殿无梁无柱，无尺寸木头，全是用巨砖垒砌而成，实为我国佛寺中罕见的建筑。远通法师将曾国藩一行引到无量殿，殿中已摆好了一桌茶点。楠木桌面上是一套精致的茶具。远通介绍，这是前代景德镇官窑烧制的贡品，虽历四百余载，仍然胎白如雪，草青如生。大家拿在手里细细观摩。曾国藩想：这个号称现在已不打诳语的老和尚，半日来都在打诳语，只有这一句话是真的，这的确是一套不可多见的好茶具。

    桌面当中摆了几碟时鲜果品。远通说，这些都是本寺的土产，尤其是青皮红心萝卜，更是难得吃到。远通边说边用小刀切开一个，果然萝卜心红得鲜艳。远通笑着说：“金陵红心萝卜在江南数第一，灵谷寺的红心萝卜在金陵数第一，这一碟又是灵谷寺里萝卜中最好的。”

    “那真是天下第一咯！”吴汝纶笑着打趣。

    “老衲想应当算得上天下第一。”远通乐哈哈地笑道，精光的头皮上泛起青亮的光彩。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法师其实长得一表人材，如果让他穿上一品官服，会比自己更像一个大学士！

    桌旁立着一个小火炉，一把古色古香的宜兴紫沙壶里冒出缕缕水气。远通亲自给每人斟了一杯茶。给吴汝纶斟茶时，特地郑重对他说：“小先生，这是真正的八功德水烧出来的。”又回过头来笑着对曾国藩说：“大人在这里宽坐，贫僧叫厨头准备一顿好斋席，请大人尝尝。”

    众人品了一口茶，似乎觉得的确比城里的茶水好喝些。

    “真是个会享清福的和尚！”望着走远了的灵谷寺住持，曾国藩从内心里发出羡慕。

    “你们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们出来查看孝陵？”很久没有离开督署了，今天到郊外走动走动，看了修缮一新的明孝陵，见了爱打诳语却讨人喜欢的和尚，又坐在如此清静的寺院里喝着闲茶，曾国藩心里涌出一股多年未有的舒畅感，他笑着问正在专心品茶的年轻幕僚们，私下里已经认张、黎、吴、薛为及门弟子了。

    四子面面相觑一阵，不知如何回答。吴汝纶一向活跃，他忍不住答道：“大人是叫我们休息一天，到钟山来玩玩。”

    曾国藩笑着摇摇头。黎庶昌想了想说：“我知道了，大人布置我们下旬的作文题目是明孝陵论。”

    “不对，应该是以孝治天下论。”薛福成忙纠正。

    曾国藩笑着说：“算了，你们都猜不中，我今天请诸位出来，原是想来个钟山谈文，现在做了远通和尚的客人，变成灵谷寺谈文了。”

    吴汝纶拍手笑道：“大人此举太高雅了，今后一定是段文坛佳话。”

    其他三子也都很兴奋。

    “昨天，廉卿送来一篇《北山独游记》，老夫读了很觉有启发。不独文笔洗练，且用意高远，真正是一篇好文章。”

    曾国藩从衣袖里掏出张裕钊的作文，递给黎庶昌，说道：“你们每人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就从廉卿这篇文章谈起。”

    在黎庶昌等人阅读的时候，曾国藩对张裕钊说：“我曾经说过，足下的文章近于柔，望多读扬、韩之文，参以两汉古赋而救其短。这篇游记已不见往昔之柔弱，足下近来大有长进。”

    “这都是大人指教的结果。”张裕钊恭敬地回答。他生就一副厚重谨悫的模样，加上花白的头发，四十三四岁的年纪，看起来像是过了五十的人一样。曾国藩最看重的就是他的谨厚，知道即使这样着意表扬他，他也不会骄傲，若是对吴汝纶、薛福成，便不能这样称赞了。

    张裕钊的文章不到三百字，片刻光景，三人都浏览了一遍。黎庶昌诚恳地赞扬他写得好，吴、薛也说好，但心里并不太服气。

    “作文当以意为主，辞副其意，气举其辞。廉卿这篇游记，好就好在通过登山越岭的记叙，阐述了天下辽远之境的获得，只属于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这正是程朱所讲的格物致知。”曾国藩习惯地梳着长须，意味深长地说，“岂只是登山览胜，学问、文章、事业，哪样不是这样啊！”

    望着总督大人由一篇小文章竟生发出如此庄重的人生感叹，不止是张裕钊、黎庶昌，就是心高气傲的吴汝纶、薛福成也被感慑了。佛殿里顿时安静下来。

    “当年老夫初进京师，侥幸入金马门，然于学问文章，懵然不知。偶闻京师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郎中姚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遂展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诵读，其他六代之能诗文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开始为诗古文。尔来三十年了。”无梁殿里回荡着曾国藩的湘乡官话，其音色之宏亮，声调之悦耳，张裕钊等人似乎从没有听到过。“三十年来，只要军务政务稍有空暇，老夫便究心古文之道，直到过天命之年，才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近来常有将心得写出之意，然握管之时，不克殚精竭思，作成后总不称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篇，以摅胸中奇趣。今日与诸位偷得一日之闲，聚于清静无为之地，老夫欲学古之孔孟墨荀当年与门徒讲学的形式，无拘无束地与诸位纵谈为文之道如何？”

    这真是太好了！张裕钊等人想：从曾大人学习古文多年了，胸中堆积着许多问题，总没有机会一问究竟，难得他今天有这样的雅兴。

    “请问大人，文章以何为最先？”当大家都在紧张思考时，吴汝纶率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文章以行气为第一义。”曾国藩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昌黎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老夫平生最爱文章有雄奇瑰伟之气，古人有此气者，以昌黎为第一，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后人难以企及，然可揣摹而学之。”

    “请问大人，用字造句，以达到何种境地为最佳？”黎庶昌问。

    “无论古今大家，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曾国藩应声而答，略为思考一下，又作了补充，“世人论文字之说，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駰、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子长、司马相如、扬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韩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于长卿、子云之上，戛戛独造，力避圆熟，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庚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则无不可读之古文，也无不可通之经史。”

    四子大受启发，一齐点头称是。

    “刚才讲的是句子的圆润，还有遣字的准确传神。古人十分讲究炼字，有许多一字师的故事。比如，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改‘到’作‘信’。这些都是有名的一字师。另外，如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张虞山‘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陈香泉‘斜日一川汧水上，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分别改‘增’为‘生’，改‘峰’为‘山’。改的都是大家名家的字，都改得好。可见即使是大手笔，也有个千锤百炼提高的过程，何况一般人呢？除一字师外，还有半字师的故事，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四子齐摇头。

    “昔乾隆龚炜，为东海一闺秀改咏菊诗。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龚炜嫌‘别’字硬，改为‘另’。人称半字师。”

    “大人，当年靖毅公病逝时，唐鹤九送的挽联，大人为他改了两处，大家都说改得极好。”张裕钊插话。

    “我改的倒也寻常，其实是唐鹤九的联语写得好。”曾国藩平淡地说。

    “廉卿兄，你把这段掌故说给我们听听吧！”薛福成入幕最晚，不知道这件事。

    张裕钊望着曾国藩请示：“大人，卑职可以说吗？”

    “你说吧！”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

    “同治元年十一月，靖毅公染时疫，为国殉职于金陵城下，当时挽联极多，也不乏佳者。唐鹤九先生有一联是这样写的：‘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成功，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洒泪，又陨台星。’大人看了后说，写得好是好，只是美中不足。大人提起笔来，将‘成功’二字乙转，又改‘洒泪’为‘痛定’。顿时，大家都轻轻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功成，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痛定，又陨台星。”薛福成慢慢重复一遍，说，“果真改得好极了！”

    曾国藩平静地听着，无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着说：“请大人谈谈文章的布局。”

    曾国藩喝了两口茶，上下梳过几次胡须后，慢慢地说：“谋篇布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譬如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四处皆目。文中线索如同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这是一种。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布局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此等文章以为最，将好好读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听了这番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却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真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如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了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

    “你们四人，最数挚甫不安本分，不知又从哪里刺探了老夫的机密。”就像老父亲亲昵地指责聪明灵泛的小儿子一样，其实心里很高兴，他乐于向弟子们透露所探得的古文之骊珠。

    “老夫思考得尚不成熟，就大致说说吧。八字诀，即以雄、直、怪、丽为古文阳刚美之特征，以茹、远、洁、适为古文阴柔美之特征。我还要仿照司空表圣的办法，每个字下再给它以八个字的详述。四象，即太阳为气势，气势中又分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为趣味，趣味中又有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为识度，识度有闳阔之度、含蓄之度；少阴即情韵；情韵有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若精力好，下个月老夫将这篇文章完工，那时再听听诸位的意见。”

    张裕钊说：“大人对古文的这个发现，将可与沈休文的四声说相比！”

    “你们看，对面有个家伙在偷听大人的天机！”吴汝纶神秘地指了指无梁殿外的小松树林。

    “谁？好大的狗胆，我去看看。”薛福成立即起身，冲出殿外刚走得几步，只见一只两尺多长的金毛松鼠，从松树枝上跳跃着逃走了。

    “原来是它！”黎庶昌、张裕钊大笑起来。

    曾国藩一时兴起，笑道：“你们谁有本事逮住它，老夫放他一年假不作文章！”

    张裕钊等人见曾国藩兴趣这样好，明知抓不到，都一齐向小松林冲去。

    曾国藩背着双手，情趣极高地看着他们在树林里奔跑，口里念道：“鹪鹩已翔乎九仞兮，罗者犹倚乎泽薮。”

    “大人。”耳畔突然响起一个谦卑的声音。曾国藩回头看时，远通法师已站在一旁，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和尚。那小僧人两眼怯生生地望着江宁城里的头号人物，双手托着一个黑漆发亮的木盘，木盘上摆着一支大号羊毫，一方刷丝歙砚，两卷水印硾笺。

    “大人学问渊博，尤其联语精妙，久为贫僧钦敬，早就想求大人为寒寺题一联语，只是无缘。今日万幸，贫僧恭请大人赐宝。”远通说罢，双手在胸口合十，深深一鞠躬。

    曾国藩笑着说：“今日受法师款待，不容我不写了。不过鄙人对佛法素无所知，题什么好呢？”

    曾国藩在无梁殿里慢慢踱步。殿堂里异常安静，水气冲着紫沙壶盖轻轻地上下跳动，他凝视着茶壶，瞬时间有了。遂提起笔，吩咐小和尚把硾笺展开。一会儿，水印纸上现出一个个劲崛的字来：

    万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会，环山长护吉祥云。

    “见笑，见笑。”曾国藩把笔放回木盘，谦逊地说。

    “贫僧深谢了！”远通再次合十鞠躬。

    “曾大人，总督衙门来了一位老爷，说是有急事要面禀。”灵谷寺的知客僧急急忙忙走过来，边施礼边说。

    “什么事？叫他进来。”

    来的是督署武巡捕。他走到曾国藩身边，悄悄地说：“李制军遣弟昭庆来江宁，要向大人禀报……”

    “备轿！”不待巡捕说完，曾国藩便下令。

    “大人，斋饭已备好，吃了再走吧！”远通慌忙挽留。

    “打扰了，下次再来吃吧！”曾国藩边说边急步走出无梁殿。他知道，李鸿章一定是遇到了难以独自作主的大事难事。

    原来，李鸿章督师以来，采取了诱敌于绝地，然后合围的战略和离间之计，大大地挫伤了捻军的元气，把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引诱到山东烟台一带。李鸿章认为东捻已到山重水复的地步，准备以胶莱河为防线，将他们困死在登莱半岛。李昭庆奉命来到江宁，一来请教此法是否可行，二来求援二十万饷银。

    从灵谷寺到城里的这一路上，曾国藩心里就一直在揣度着李昭庆要谈的事。前方战事时有反复，令曾国藩提心吊胆，只有李鸿章用河防之策将捻军最终平息下去，方可洗去他打捻无功的耻辱。如果李鸿章也失败了，后果则不堪设想。他的这种心情，就和当年在安庆挂念老九打金陵一样。听了李昭庆的禀报后，曾国藩在心里长长地抒了一口气。他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是离开坐位走到挂图边，拧紧两道扫帚眉，眼睛死死地盯着山东省。

    大约过两刻钟之后，曾国藩重新回到坐位上，对李昭庆说：“幼泉，回去告诉你二哥，就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设想，只是要提醒他注意一点：丁宝桢是山东巡抚，他的职责只是守山东，灭不灭捻寇不是他的事，防守胶莱尽量用刘省三部，而不用鲁军，前年赖文光就是冲破豫军朱仙镇防线的，丁宝桢和李鹤年是一样的思想。因此，为防万一，还要在运河设第二道防线，以潘鼎新扼守，在江苏六塘河设第三道防线，就近调鲍超、陈国瑞部防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回去。告诉少荃，鳖虽进瓮中，但并未到手，还有可能逃出去，不可存丝毫虚骄。至于二十万饷银，我分文不少。”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估计。同治六年八月十九日，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在海庙口以北十几里海滩地方突破鲁军防线，过潍河、潍县、昌乐，拟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张宗禹的西捻会师。但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挡，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叛徒潘贵升乘机杀害了鲁王任化邦。赖文光率残部重上山东，结果一败于潍县，再败于寿光，二万将士战死，首王范汝增英勇牺牲。赖文光率六千人苦战逃出，准备下江苏，在六塘河又遇到鲍超阻挡，后来虽从陈国瑞部的缺口突破六塘河，但终于大势已去，人少力弱。赖文光被抓就义，东捻军全军覆没。

    捷报传到江宁，一洗曾国藩两年多来的屈辱。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授以协办大学士，刘铭传首倡河防之策，封一等男爵，并念记曾国藩的决策之功及转战一年多的辛劳，加恩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接着又从体仁阁大学士调任武英殿大学士。不久，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成功，梁王张宗禹战死徒骇河边。闹了十多年的捻军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曾国藩精神重又振作起来，正准备把整饬两江的事继续办下去时，官文却因阻击西捻失败之罪，被撤除了直隶总督之职，慈禧太后调曾国藩接任，并着晋京陛见，两江总督一职，则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

    曾国藩这次欣然受命。其原因，不仅因捻乱平息，朝廷没有忘记他的功劳，更因他多年的明友暗敌官文彻底垮台了，他今后的仕途上少了一块绊脚石，曾国荃、郭嵩焘、刘蓉、刘长佑等人东山复起也少了一重障碍。放眼今日之域中，又是湘淮军的天下！他能不兴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