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淑亚很快就到天津来了。这个法兰西帝国驻中国全权公使，是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他和丰大业一样，自以为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主宰，眼角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的平等位置。但他的外表却显得比丰大业文雅，举止谈吐也不像丰大业那样的粗鲁。在法国时，他听说中国好比一只绵羊，对洋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又好比一团泥巴，任洋人随意捻捏。

    来到中国当公使的这几年，他才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就在官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绵羊泥团，而广大的中国百姓则更有雄狮猛虎般的气概，对天主教堂和传教士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迭起的教案，多是冲着法国而来。前几年爆发的酉阳教案，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他不得不亲自坐轮船去四川，沿途恐吓中国地方官。刚回到使馆不久，更大的天津教案令他又光火又心怯。先是崇厚在处理，他知只要他在北京几个照会过去，崇厚便会一一照办；后知清廷派曾国藩去了天津，这个老头子不比崇厚容易对付。他决定亲去天津一会。

    “午安，曾中堂！”在崇厚陪同下的罗淑亚一进大门，便看到了身穿朝服的曾国藩，他主动地先打招呼。

    “幸会，公使先生。”曾国藩想到自己乃正一品大学士，不能在洋人面前过于谦卑，他有意不出大门，只在接见厅的门口等候。

    分宾主坐下，献茶毕，寒暄几句后，曾国藩便不再说话。

    罗淑亚见他端坐在太师椅上，不停地以手抚须，面色安详，气宇凝重，隐然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气概，不禁暗自诧异。他见过清朝的官员成百上千，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州县官吏，未有第二个人可与之相比。本想等曾国藩发问，见此情景，罗淑亚心想，若自己不先开口，老头子便很可能这样稳坐抚须下去，直到端茶送客为止，叫你莫测高深，最后两手空空而去，哭笑不得。

    “曾中堂，贵国暴民作乱，敝国领事被戕杀，国旗被焚毁，教堂被烧，使馆、育婴堂、讲书堂被捣，死难者达九人之多。这是敝国建国以来，在外国从未遭受过的变乱。敝国上下震怒万分，世界各国也同声指责，不知曾中堂如何看待这事？又打算如何处置？”罗淑亚操着熟练的华语说。

    “公使先生。”曾国藩停下梳理胡须的右手，语气缓慢厚重地说，“对于在上个月的骚乱中，贵国所蒙受到的损失，尤其是领事先生及其他几位贵国国民的遇害，鄙人深感悲痛，并将遵照敝国皇太后、皇上的旨意，认真查办，严肃处理。不过，公使先生，事情的起因，来自于贵国教堂挖眼剖心的传闻，而领事先生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则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这两点，鄙人也想提醒公使先生注意。”

    正是这两点，击中了天津教案的要害，罗淑亚心里暗惊：这老家伙果然厉害。但罗淑亚有恃无恐，他要把这两个要害抹掉：“曾中堂，挖眼剖心之说，纯是对敝国的恶意中伤。贵国各地都如此哄传，但无一处实证。这能作为围攻教堂的理由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恰恰说明了贵国百姓的愚昧无知。丰大业鸣枪，乃是为了吓唬包围他的歹徒，刘县令家人致死，纯系误中。贵国百姓以此为借口，肆行当今文明世界中已绝迹的暴行，太令敝国君臣遗憾了。”

    “公使先生。”曾国藩的脸色开始严峻起来，“在桥上放枪，说是驱赶围攻的人，或可勉强说得过去，在崇侍郎家放枪，又作何解释呢？嗯？”

    崇厚听出这一声“嗯”中的阴冷气味，他生怕罗淑亚恼羞成怒，忙笑着解围：“那天晚辈也是态度不好，跟丰领事大声争吵，兵役都围了过来，丰领事在那种情况下开枪也可谅解。”

    崇厚自知这话会使曾国藩气恼，忙又对罗淑亚说：“曾中堂一向对贵国持友好态度，坚持守定和约，不愿引起兵端，目前正在严令缉拿凶手，以正国法。”

    曾国藩先是对崇厚的媚态颇为不满，后又转念一想，也不宜与罗淑亚闹翻，真的闹翻了，对国家大为不利，于是顺着崇厚的话说：“公使先生不是问鄙人的态度吗？我可以告诉先生，敝国朝廷的态度就是鄙人的态度。具体说来，一是捉拿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匪徒，二是严办杀人越货的凶手，三是训诫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四是对贵国的损失表示歉意，并酌量赔偿。”

    罗淑亚见曾国藩谈话的态度正在改变，暗思就是这个号称中国中兴第一臣的曾国藩，也不敢与法兰西帝国对抗到底，他的胆气充足了：“我注意到刚才贵中堂说的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匪徒时，并没有涉及到敝国。对这个态度，本人表示欣赏。敝国教堂、育婴堂没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人，但不保证贵国也没有这样的人。对这种匪徒的惩办，本人和敝国政府是坚决支持的。对另外几条，本人也很欣赏。不过，这些话都太空洞了。敝国大皇帝陛下通知本人郑重向贵中堂及贵侍郎提出四条要求，请考虑。”

    “哪四条，请公使先生提吧！”崇厚立即接话，曾国藩仍面色安宁、神态端庄，不断以手抚须。

    “第一，将圣母得胜堂按原样修复。”罗淑亚的态度明显地一步一步强硬了，“第二，礼葬丰大业领事。第三，查办地方官。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明一下，地方官不仅指在背后煽风点火的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还包括那天在浮桥边指挥百姓闹事的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第四，所有参与残害敝国公民的凶手，要一一缉拿归案，杀头示众。”

    崇厚本欲表示一一照办，瞥眼见曾国藩脸色阴沉下来，遂不敢开口。曾国藩在心里盘算着：重建教堂，惩办凶手，已在考虑中；礼葬丰大业，虽然感情上有点别扭，但作为一个领事，下葬时礼仪稍隆重点，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唯有这查办地方官，尤其还包括陈国瑞在内，这却难以接受。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脸色略显平和地对罗淑亚说道：“公使先生，这四条要求，鄙人尚无权给你以明确的答复，待请示皇太后、皇上以后再说。”一见罗淑亚还有话要说的样子，他又转过脸对崇厚说，“崇侍郎，你陪公使先生到驿馆去休息吧，老夫眩晕病又发作了，需要躺一躺。”说罢，以手扶着额头。

    罗淑亚起身时脸色悻悻，但一时又找不到借口发作，曾国藩对罗淑亚做了一个抱拳的架式，现出无可奈何的模样：“请公使先生原谅，老朽近年已是日薄西山，实不堪此烦剧。公使先生正当盛年，老朽羡慕不止。”

    罗淑亚心里狠狠地骂道：“这个老奸巨滑的政客！”嘴上只得说两句客套话告辞，和崇厚一起离开文庙。

    两天后，吴汝纶、薛福成走进了文庙，曾国藩急切地问：“这两天查访的情况如何？”

    吴汝纶说：“福土庵的一百几十个孩子，我一个个地问遍了，都是无父无母、流浪街头的孤儿，或在天津，或在静海、宝坻等地，被教堂、育婴堂收留的。问洋人待他们怎样，都说很好，有饭吃，有衣穿，比在街上流浪强十倍百倍，唯一不好的就是强迫他们念圣经、做礼拜，爱法国人，不爱中国人，若稍有反抗，就会挨打。”

    “他们当中有人见到挖眼剖心的吗？”曾国藩问。

    “没有，谁都没有见过，只是见到人快要死的时候，传教士们以水洗其目，用手将其眼皮合上。这些，孩子们讲，传教士们说能使死者灵魂安宁地上天堂。”桐城才子吴汝纶本对教堂持强烈反对的态度，经过这两天的亲自查访，他也对挖眼剖心之说表示怀疑。

    “这样看来，那的确是无稽之谈。”曾国藩背着手在房里踱步，对这一看法，他已是坚定地确立不变了。

    “叔耘，武兰珍将王三找到没有？”

    “找到了。武兰珍先不肯找，我明白告诉他，事情闹得这样大，完全是他引起的，若不找到王三，讲清这中间的关系，就要杀他的头来平息众怒。这下武兰珍害怕了，第二天就把王三找来了。”

    “王三是个怎样的人？”

    “据卑职看，这王三纯是一个市井无赖。卑职审过他两次。第一次他招供是教堂夏福音给他的迷药。第二次又翻供，说迷药是他自己制的，迷拐小孩的目的，是为了把小孩卖给别人做儿子，赚几个钱用，与教堂无关。真正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把他押起来，过几天再审！”曾国藩命令道，“还有武兰珍，也押起来，但要与王三分开。”

    曾国藩心里很烦躁，背手踱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会儿，他戛然停止，转脸问吴、薛：“这两天，你们在街头巷尾听到什么议论没有？”

    吴、薛对望了一眼，都不吭声。

    “难道一点都没有所到？”曾国藩又一次追问。

    “大人，不是没有，是多得很，天津满城都在议论。”吴汝纶向来藏不住话，见曾国藩再问，便打破了与薛福成的默契。

    “我晓得一定是议论很多，你们拣几条主要的说说，尤其是关于我们来后的情况。”多走了几步，曾国藩便觉得累了，他坐下，眼皮也无力地垂下来。

    “百姓谈得最多的是崇厚，说他是洋奴，是卖国贼。崇厚四处讲，大人在他面前亲口说的，谤则同分，祸则同当。他说大人完全支持他，故而无知愚民也迁怒于大人。说大人与崇厚穿一条裤子。”吴汝纶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他知道曾国藩清楚他的性格，说话也不遮挡。

    曾国藩对崇厚不满起来。谤则同分，祸则同当，这话是说过，但不应当四处乱讲。他是要把我拉出来做他的挡箭牌？那天在罗淑亚面前的媚态，已使人看不顺眼，难道他与洋人在背后有什么交易吗？今后得警惕点！“还议论些什么？”

    “罗淑亚那天在大人面前提的四点要求也传出去了。”薛福成答，“天津士民们都说，这四条一条都不能接受。他们说还是醇王爱国。醇王说的，要趁这机会，杀尽在中国的洋人，烧尽他们的房屋，永远不许洋人踏进我大清国门，可惜曾中堂没有这样做。”

    薛福成自己与醇郡王奕譞是一个观点，“可惜”下面那句话，是他本人的心里话。曾国藩张开眼皮看了薛福成一眼，他已从这几句话里窥视出薛福成的心思，而且他也知道，吴汝纶也跟薛福成一个观点。只有赵烈文稳重，目光远，在赴津路上，赵烈文用“委曲求全”四字来概括这次办案的方针，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

    昨天，曾国藩从塘报上看到了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的奏折，他们都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能谕之以理，应采取强硬态度。言辞最激烈的是醇王，他说要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之辱。曾国藩看完塘报后心中很不安。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

    对这些空谈，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恼的是他们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尤其是那个于世事一窍不通的醇王，偏偏要以王叔之尊来妄发议论，博取美名，令人批驳都不好下笔。清议误国！曾国藩想，这四个字真是千古不刊的真理。

    “凶手缉拿得如何了？”曾国藩不想再听市井议论了，他决定不理睬这些浮议，按自己已定的方针办。

    “凶手还没有抓到一个，士民们也不来揭发。”吴汝纶说，“水火会的人暗中传出话，谁告密，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先杀掉他。”

    “反了，这不是公开与朝廷唱对台戏吗？”曾国藩气得敲打扶手，“谁是水火会的头子？”

    薛、吴对望了一眼，都不作声。

    “你们知不知道？”曾国藩厉声问。

    “禀告大人，我们都不知。”薛福成答。

    “叫张光藻来！”

    周家勋、张光藻、刘杰撤职的上谕已在早几天前下达，奏请以布政使衔记名臬司丁启睿为署理天津道员、三品衔道员用晋州知州马绳武署理天津知府、知州衔试用知县萧世本署理天津知县，太后也已同意。周、张、刘等人搬出衙门，另赁屋居留天津，等候处理。张光藻闻讯赶忙来到文庙。

    “水火会是个什么团伙？”曾国藩一见张光藻进屋，便劈头质问。

    “回大人的话，天津水火会由来已久，向以手艺人及海河脚伕为其主要成员。”

    “为何不取缔？”曾国藩最恨民众结伙成团，他认为这都是些不安本分者所为，只要有团伙，社会就不会安宁。

    “回大人的话，水火会的人向来安分守己，并没有不轨情事，故未曾取缔。”张光藻弯腰低头回答，因恐惧，头上脸上尽是虚汗。

    “安分守己？”曾国藩冷笑一声，“安分守己的人决不会结帮成派。这点都不明白，你如何能作百姓的父母官，怪不得天津闹出这样大的事来。”

    “是，是！”张光藻更害怕了，汗如雨下。“卑职失职，卑职失职。”

    “我问你，谁是水火会的头目？”

    “大人进城的那天，跪着迎接的人群中，第二个站起说话的人，便是水火会头目徐汉龙。”

    曾国藩想起来了，那是个粗黑的中年汉子，讲了几点对教堂的怀疑，当时心里还称赞他说得有几分道理。“这是个很可怕的人！”曾国藩立时想起了湖南的串子会、半边钱会、红黑会、一股香会以及湘军中的哥老会，必须借这个机会取缔它！

    “当时那人讲完后，身边站起几个人，自己承认杀了洋人，那几个也是水火会的人吗？”

    张光藻想起刘矮子、冯瘸子和徐汉龙一起来知府衙门找过他，料定他们一定是一伙的，便说：“那几个人也是水火会的。”

    “冀巡捕！”曾国藩对着后门喊，冀巡捕应声出来。”速到知府衙门传本督之命，立即将水火会头目徐汉龙及该会打死洋人的歹徒抓起来，取缔水火会！”

    冀巡捕答应一声，转身便走。

    “慢！”曾国藩叫住。“再叫马绳武悬赏：有前来检举凶手的，不论是否属实，赏银五两；依检举后拿到正凶者，赏银五十两！”

    曾国藩想：取缔了蛊惑人心的水火会，抓起了他们的头目，又悬重赏奖励，总会有贪利之徒出来告发，那时再顺藤摸瓜，一定可以拿到一批凶手。他为自己断然处理这事感到满意。现在，他期待的是海河三具洋尸的案子，能被赵烈文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