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喀布尔，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们揉着他们的脸颊．一位刚把白胡子修剪整齐的老人在街上跳舞，用小录音机在耳畔播放音乐。塔利班，一个禁止音乐、命令男人都要留胡子的政权，已经垮台。
——凯西〃甘农2001年11月13号
关联社报道
波音727在一万米高空平稳飞行，飞行员们走马灯一般轮换着，每十分钟就有一位飞行员起身，让另一位接手。阿富汗阿里安娜航空公司的八位飞行员列队坐在机舱前排，在轮到他们开飞机之前耐心地喝茶抽烟。阿里安娜航空公司原本有八架波音飞机，其中七架已被导弹和迫击炮击毁，这趟从迪拜到喀布尔的航程虽说只有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却是唯一能给飞行员们增加一点宝贵飞行时间的机会。
摩顿森的位子在机舱正中间，自打飞机离开迪拜，每两分钟就有一位不同的空姐跑过来，给他的塑料杯续满可乐。他把鼻子贴在磨损的窗户上，仔细研究着下方这个经常进入他梦境的国家——阿富汗。
飞机由南往北飞往喀布尔。当值飞行员从广播里宣布他们正经过坎大哈上空，摩顿森坐直了身，让坏掉的椅背竖直，想仔细看看前塔利班政权的老巢。但隔着一万米的高差，他只能看到一条公路横亘于棕色山麓间的广阔平原上，还有几个像是建筑物的影子。也许，这就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阿富汗缺乏适合的攻击对象的原因。
但美国的导弹，无论是智能型还是笨蛋型，已经像狂雨一样落在这片焦土上。摩顿森在地下室的电脑上浏览过一些照片——美国士兵攻占了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位于坎大哈的家，他们坐在他那
张华丽的巴伐利亚风格大床上，展示他们从床底下找到的钢制柜子，里面装满了一叠叠的百元美钞。
一开始摩顿森也赞成攻打阿富汗，但他很快读到了民众死伤不断增加的报道，加上从电话中听到阿富汗难民营无辜儿童的死亡数字，他的态度开始转变。中亚协会在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美军集束炸弹的黄色荚舱和美国人道主义飞机投掷的黄色食品罐很像，孩子们经常误以为是食品罐而在捡拾时被炸死。
“为什么五角大楼的官员能给我们基地组织、塔利班成员的具体死亡人数，却对民众伤亡情况一问三不知?”摩顿森在2001年12月8日写了封信给《华盛顿邮报》。“更让人害怕的是，在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连这个问题都不肯问。”
每天凌晨两点，摩顿森就会醒过来，一动不动地躺在塔拉身边，努力把无辜死伤民众的影像从脑子里抹去，试着让自己再回到睡梦中。但黑暗中，孩子们的脸庞渐渐清晰，逼他不得不起床到地下室，打电话到巴基斯坦了解最新情况。通过巴基斯坦军中的朋友，他得知毛拉·扎耶夫，那位曾跟他在万豪酒店喝过茶的塔利班大使已被美军逮捕，戴上头套、手铐，送进了古巴猪猡湾的境外监狱。
“那年冬天，每次拆信就好像玩俄罗斯轮盘赌。”摩顿森说，“几封鼓励的信和一些捐款之后，接下来的信必定会说上帝一定会让帮助穆斯林的我死得很痛苦。”摩顿森采取了一些保护家人的措施，并重新申请了不对外公开的电话号码。邮差知道了这些威胁信件后，开始把没写寄信人地址的信过滤出来交给联邦调查局，因为当时大家都担心炭疽邮包。给予摩顿森最大鼓励的信，来自西雅图的年长慈善家佩慈·柯林斯，她多年来经常给中亚协会捐款。来信中写道：“我还记得二次大战时同样的愚行。那时候我们也仇恨所有日本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把他们关起来。这些可怕的仇恨信件更应该激励你站起来，告诉美国人你所认识的穆斯林。你代表的正是美国人的善良和勇气。起来，不要害怕，去传播你的和平讯息，这是最好的机会。”~
虽然心系远在半个地球外的世界，摩顿森还是按柯林斯的建议，安排各种演讲，举办能够聚集民众的各项活动。从十二月到一月，他克服面对广大群众时的紧张，在西雅图“极致体验”旗舰店、明尼阿波利斯的赞助活动上、蒙大拿的全州图书馆员会议上，还有曼哈顿的“探险家俱乐部”进行演讲。
但到场人数并不多。在波兹曼南部“大天空滑雪区”的私人俱乐部里，摩顿森走进狭小的地下室，尽管壁炉旁摆满了椅子，却只有六个人等着听他演讲。
摩顿森注意到有位三十多岁的美丽女子蜷在扶椅上，格外专心地聆听他的演说。演讲结束后，摩顿森正在卷投影屏，女子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我叫玛丽·波诺，确切地说是国会众议员玛丽·波诺，我代表棕榈泉的共和党党员。你这一个小时的演讲让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国会山庄听过的所有简报加起来还多。我们安排你到那里去演讲。”波诺把她的名片递给摩顿森，请他在国会新会期开始后打电话给她，到时候可以安排他到华盛顿进行演讲。
又换了一位飞行员，波音727开始朝一片高山环绕的沙尘盆地俯冲，那里就是喀布尔机场。紧张的空姐们开始祷告，祈求安拉让她们平安降落。飞机在洛革山附近转弯，摩顿森清楚地看见被烧黑的老式苏制坦克外壳——不是掩藏在山洞洞口附近，就是散落在路旁。对现代的激光制导武器而言，要锁定这些坦克进行攻击实在太容易了。
几个月来，摩顿森一直在关注此地的动态。凯西·甘农跟他在万豪酒店见过面后，又勇敢地回到阿富汗首都进行采访。从她的电子邮件中，摩顿森得知北方联盟的坦克正往南挺进，美国轰炸机集中轰炸喀布尔最繁华的地段“宾客街”，而胆怯的塔利班则开始撤退。他还从凯西的信中得知，2001年11月13日，当禁止音乐的塔利班政权终于瓦解，喀布尔民众纷纷走上街跳舞，拿出藏匿已久的收音机和卡带大声播放音乐。
现在已经是2002年2月中旬。虽然在远处的怀特山脉仍有激烈冲突，但摩顿森也从飞机上看到美军地面部队正在清理部分地区的抵抗力量，他认为在北方联盟和美军盟友控制下的喀布尔应该足够安全，打算前往一看。
走往航站楼的路上，摩顿森看见一组扫雷人员，坐在装甲推土机里清理机场跑道边缘地区，他不由得质疑自己此行是否明智。几架被炸毁的飞机残骸仍留在原地，漆黑的尾翼宛如警告的旗帜；躺在坑坑洞洞跑道上已经烧焦的机身，像是解体的巨大鲸鱼骨架。
机场航站楼旁，一辆烧得焦黑的车整个儿翻了过来，看底盘应该是辆大众甲壳虫。车子在强劲的风中轻轻晃动，引擎和座舱被拆得一千二净。
没有灯光的入境厅里，只有一位海关人员坐在桌前，凭屋顶破洞透下来的光检查摩顿森的护照。满意之后，他懒洋洋地盖了章，挥手示意摩顿森通过。
每次抵达巴基斯坦时都会有人接机，摩顿森早已习惯了。每当他走出伊斯兰堡机场，映入眼帘的总是苏利曼笑嘻嘻的脸。在斯卡都，费瑟·贝格还直接进到停机坪上，因此摩顿森一踏上地面，贝格就能执行保护勤务。但此刻在喀布尔机场外，他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周围是一群急着拉客的出租车司机。他选了最不积极抢生意的一位司机，把背包塞进后备箱，跟着司机钻进了车。
和大部分喀布尔居民一样，战争也造成了阿布杜拉·拉赫曼身体上的残疾：有一天他开车时，路肩一颗地雷刚好爆炸，导致他严重灼伤——眼睑没了，右半边脸完全拉平紧绷，双手严重烧伤，连方向盘都握不紧。尽管如此，凭熟练的驾驶技巧他还是能应付喀布尔混乱的路况。
另一方面，阿布杜拉也和大部分喀布尔居民一样，得身兼数职才能养活家人。除了开出租车，他还在喀布尔的军医图书馆兼差，薪水是一个月一块两角美金。他负责看守三个上锁柜子里发霉的精装书——在除了《古兰经》什么书都烧光的前塔利班政权统治下，这些书能保留下来十分难得。阿布杜拉把摩顿森载到他未来一个星期的家——弹痕累累的“喀布尔和平宾馆”。
在没电没自来水的小房间里，摩顿森隔着窗棂往外看，看“巴格一耶一巴拉”街旁成排的受损房舍，以及瘸着腿走在街上的受伤民众。摩顿森想拟出个行动计划，但这就像要看清街上穿着深蓝“布卡”，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的妇女一样——实在太难了。抵达阿富汗之前，摩顿森有个大致的想法：租辆车直接到北边去找当初请他帮忙的那些骑马人。但很明显，连喀布尔都还不太安全，此时盲目跑到乡间无疑是找死。半夜，他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冻得发抖，还经常听到自动武器的交战声。塔利班残余势力从山区射向城市的火箭弹的爆炸声，回响在喀布尔各地。
阿布杜拉把摩顿森介绍给他的朋友哈什玛图拉，那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哈什(他要朋友这样叫他)曾经是塔利班士兵，后来因伤得以退役。
“就像很多塔利班的士兵一样，哈什只是理论上支持圣战而已。”摩顿森解释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希望自己成为电信公司的技术人员，而不是塔利班士兵。问题是他没有机会。从宗教学校毕业时，塔利班给他三百元美金要他加入队伍，他把钱寄给在霍斯特的母亲，然后去报到，接受军事训练。”
北方联盟的火箭弹击中了哈什驻守的战壕，他因此受了伤，退役下来。四个月后，哈什背上的伤口仍然会渗出脓水，呼吸稍微一急促，受损的肺部就会发出哮鸣声。但令他欣喜若狂的是，再也不用遵守塔利班严格的规定，于是他把胡子剃干净了。在摩顿森帮他处理伤口，进行完整的抗生素治疗后，哈什就把这个他见过的唯一的美国人当成了朋友。
喀布尔所有的学校，几乎都和这座城市一样，在战争中严重受损。政府方面正式宣布将在晚春重新开放学校。摩顿森告诉哈什和阿布杜拉，他想看看喀布尔的学校，于是一行人坐上阿布杜拉的黄色丰田车去找学校。结果他们发现，喀布尔一百五十九所学校中只有两成勉强还能让学生上课。换言之，要想收容城市里的三十万名学生，学校得开很多班级，早晚都开课，并且利用户外场地，否则就只好在几乎变成瓦砾堆的危房里上课。
杜尔哈尼高中就是典型的例子。穿着灰蓝色“布卡”的校长乌兹拉·费札德告诉摩顿森，一旦重新开放，这栋建于苏联时代、严重损毁的校舍就得设法收容四千五百名学生，九十名老师必须每天三班制轮班教学。禁止女性受教育的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许多先前躲起来的女孩子现在都会出来上学，所以入学人数还会增加。
“乌兹拉的话震撼人心。”摩顿森说，“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坚强、骄傲的女性，试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她的学校围墙全成了碎石堆，屋顶也掉下来了，但她还是每天到学校工作，努力让学校恢复正常，因为她相信教育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方法。”摩顿森想去喀布尔市政府为中亚协会办理登记手续，以便盖学校时申请各种正式许可。但这座城市不仅电力和电话系统失灵。一政府的行政系统也严重损坏。
“阿布杜拉带着我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政府机关里都没人。所以我决定直接回巴基斯坦收集建材，然后立即着手支援。”
摩顿森在喀布尔待了一个星期，搭乘红十字会的专机飞回白沙瓦，前往桑夏图难民营，察看老师们是否都领到了中亚协会发的薪水。摩顿森心想，到过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的问题就显得容易多了。从桑夏图难民营到边境时，他停下车想给坐在路边几袋马铃薯上的小孩儿照相。透过相机取景窗，他发现孩子们脸上都带着他在喀布尔常见到的恐惧。摩顿森放下相机，上前用帕施图语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
最大的孩子叫阿哈玛，大约十三岁，看到有同情他们的大人，明显松了口气。阿哈玛说，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父亲从白沙瓦买了一车马铃薯，准备带回贾拉拉巴德附近的小村庄去卖，结果和其他十五个人一起，被美国飞机扔下来的导弹炸死了。
阿哈玛带着两个弟弟回到白沙瓦，又买了一车马铃薯准备回家乡去卖。一个认识他父亲的摊贩可怜他们，给了他们折扣，还安排他们搭车回村里，他母亲和妹妹都还在那里为父亲守孝。
阿哈玛谈到父亲的死时神情茫然，没有什么情绪反应。摩顿森认为，这孩子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摩顿森也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创伤。苏利曼把他从白沙瓦机场接到“甜蜜之家”后，他连续失眠了三个晚上，不停回想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形。看到喀布尔和难民营的悲惨境况后，他期待着尽快回到斯卡都。但愿它还是熟悉的老样子。但当他打电话给帕尔维，询问当地学校的最新状况时，却发现事实和他期望的全然不同。
帕尔维说，北部最有权势的毛拉之一阿嘎·穆巴拉克手下的恶棍，几天前破坏了中亚协会最新的学校计划——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一开始他们想把学校烧掉，但由于木头屋梁和窗框都还没安装上，所以学校只是被烧黑了，没有其他损失。于是这帮人又拿着大锤猛砸，直到学校的墙——辛苦挖凿的石头和灰泥砌成的石砖墙——变成一堆堆碎石头。
摩顿森赶到斯卡都，准备针对喜玛斯尔村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却发现更多的坏消息在等着他。阿嘎·穆巴拉克发出了“法特瓦”禁令，禁止摩顿森在巴基斯坦工作。
在印度饭店二楼的私人餐室里，摩顿森和他的核心支持者们在放着茶和甜饼干的桌边开会。帕尔维叹着气，“这个毛拉和喜玛斯尔村的村议会接触，说如果想让他同意盖学校，他们得付钱。村议会拒绝了，他就把学校毁了，而且发出了‘法特瓦’禁令。”
“我简直气炸了。”摩顿森说，“我想立刻把军中的朋友集合起来把穆巴拉克的村子给拆了，好好吓吓他，让他不敢再来找麻烦。”
帕尔维则建议采用一劳永逸的办法。
“如果你用军队把这个土匪的家包围起来，他什么事都会答应你，但等军队一撤走，他就又会变卦了。”帕尔维说，“我们得把这件事在法庭上一次解决掉。宗教法庭。”
凭这些年来的经验摩顿森知道，帕尔维的建议总是十分可靠。帕尔维会同摩顿森的老友麦迪·阿里，一起向斯卡都的伊斯兰法庭投诉，因为喜玛斯尔村的学校就是村长麦迪·阿里带头建造的。帕尔维建议摩顿森不要介入法律诉讼的事情，继续开展帮助阿富汗的重要工作。
摩顿森随即从斯卡都打电话给美国的理事会，报告他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况，希望他们同意他购买一些物资运到喀布尔。出人意料的是，茱莉亚·柏格曼想飞到巴基斯坦来，陪他一起从白沙瓦开车去喀布尔。
“她非常勇敢。”摩顿森说，“我们要走的路沿途战火未熄，但我无法劝退柏格曼，她知道阿富汗妇女在塔利班统治下所受的苦，急着想去帮忙。”
2002年4月，金发的柏格曼穿着夏瓦儿卡米兹，和摩顿森一起越过兰迪科塔尔边防站，爬进苏利曼的朋友摩尼尔安排的货车，准备前往喀布尔。车子后座和货箱塞满了他们在白沙瓦买的建材。苏利曼没有护照不能跟去，很生自己的气，连声催摩尼尔叮嘱司机小心驾驶。普什图族的摩尼尔靠在车边，用手掐着同是普什图族的司机的后颈。“我发誓，”他说，“如果这位先生和夫人出了什么事，我会亲手杀了你。”
“让我们惊讶的是，整个边境竟然完全开放。”摩顿森说，“我没看到任何守卫，本·拉登完全可以带着一百名士兵大剌剌走进巴基斯坦。”
到喀布尔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却花了十一个小时。“一路上，到处都是烧毁炸坏的坦克和军车，跟美丽的风景形成强烈对比。”柏格曼描述，“红红白白的罂粟花到处盛开，远方白雪覆盖的山峰让乡间显得格外宁静。”
“我们到贾拉拉巴德的时候，就停下来在史宾加尔饭店喝茶吃面包。”摩顿森说，“贾拉拉巴德曾是塔利班的指挥总部，看起来就像是二战时被轰炸后的德累斯顿。美国空军的B—52轰炸机对这地方进行过地毯式轰炸，周围人眼中强烈的恨意让我想到，不知有多少美国炸弹掉在无辜百姓的身上，就像我遇见的那个孩子的父亲。”
安全抵达喀布尔后，摩顿森把柏格曼安顿在城里唯一还能运转的洲际饭店。洲际饭店位于喀布尔高处，从那里看整座城市，一览无遗。被炸坏的窗户暂时用白色塑料布盖着，服务员每天会送热水到房间里让房客洗漱。
在哈什与阿布杜拉的陪伴下，一行人访问了喀布尔不堪重负的教育系统。他们还到阿富汗最好的医学院“喀布尔医学院”去捐赠医学书籍。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的金姆·楚代尔，请摩顿森帮她把丈夫留下的医学书籍带到喀布尔，因为她相信教育是解决暴力危机的关键。“9·11”当天金姆的丈夫飞往加州，准备参加医学会议，他搭乘的联航175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大楼的南楼，在空中化为灰烬。
在没有暖气、没有屋顶的教室里，五百名学生正在认真上课。他们对赠书之举充满感激，因为必修的高级解剖课，全校只剩下十本教材，五百名未来的医生(四百七十名男生，三十名女生)不得不轮流把书带回家，影印甚至手抄必要的章节和插图。
虽然学生们读得这么辛苦，但比起几个月前，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小儿科医生纳兹尔·阿布都说，塔利班统治喀布尔的时候，禁止所有附有插图的书籍，一旦找到就公开烧毁。在上课时“道德监察局”的督察就站在教室后头，确保教授不在黑板上画任何解剖图示。
“连最基本的医疗器械都没有。”阿布都医生说，“我们成了只会读教科书的医生。我们没钱买血压计和听诊器。身为一名医生，我这辈子连显微镜都没用过。”
阿布杜拉用结痂的双手驾着车子，绕过满地的弹坑，前往喀布尔西边由八十个村庄组成的迈丹城镇。摩顿森知道，大部分抵达阿富汗的外国援助都只能留在喀布尔，所以他更关心阿富汗的偏远地区。但迈丹城夏哈布定中学的三百名学生所需要的，不光是他们从出租车上卸下的铅笔和笔记本。夏哈布定的老师在生锈的货柜厢里给低年级男生上课。高年级有九名男生，他们的教室是一辆履带被坦克炮轰掉，烧得焦黑的装甲运输车。摩顿森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射击口爬进去，学生为他们展示了自己收到的礼物——瑞典救援人员送的排球。“瑞典人有长长的金发，样子很像山羊!”一个有着明亮眼睛的男孩用流利的英文对摩顿森说，虱子在他的小平头上来回跳着。
最让摩顿森心痛的，是学校的女孩子们得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户外上课。
“八十名女学生被迫待在户外。她们很认真，但风不是把沙子吹到她们的眼睛里，就是把黑板吹翻。”有了新的笔记本和铅笔她们都很高兴，紧紧抓住不让风吹走。
摩顿森一行走回出租车时，四架载有地狱火导弹的美军攻击直升机从他们上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掠过，她们的黑板被旋翼的劲风卷起，在岩石地上摔得粉碎。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美国军机和直升机。”茱莉亚·柏格曼说。
第二天，摩顿森带柏格曼去见杜尔哈尼高中的校长乌兹拉·费札德，准备把援建学校的建材物资运过去，正好看见学生们从木头梯子爬进二楼的教室。在炮击中幸存的二楼教室，楼梯全毁，学生只好用木头做了个临时楼梯。又见摩顿森，乌兹拉很高兴，邀请他们到她家里去喝茶。
乌兹拉的丈夫在对抗苏联的战争中牺牲了，她就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过着修女般的生活。塔利班统治期间，她逃到北方的塔卢坎，在城市沦陷后偷偷给女孩子们上课。现在她回到了喀布尔，公开倡导女性教育。把唯一一扇窗户的粗麻布窗帘拉上后，她把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的“布卡”脱下来，挂在一件折得整整齐齐的羊毛毯上，这是她仅有的财产。然后她蹲在一个小酒精炉前煮茶。
“在我的国家，女人们会问，既然塔利班已经不在了，为什么阿富汗的妇女还要穿‘布卡’?”柏格曼问。
“我是个保守的人。”乌兹拉说，“这种衣服适合我，穿着它比较有安全感。其实，我坚持要求女学生上市场时必须穿‘布卡’就是怕有人找借口干扰她们读书。”
“自由惯了的美国女人都想知道，当你们必须透过那块小小的纱窗往外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受压迫了?”柏格曼继续问。
摩顿森第一次看到了乌兹拉的微笑。令他惊讶的是，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已经50岁的她依然美丽。
“我们阿富汗女人是透过教育看到光亮的，”乌兹拉回答，“而不是透过布料上的纱窗。”乌兹拉把泡好的绿茶端给客人，一边抱歉地说她没有糖。“有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客人们都喝过茶之后，乌兹拉说，“美国人把塔利班赶走后，一直告诉我们薪水很快会发下来，但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大家都还没收到。您能不能帮我问问美国方面的人，看他们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摩顿森先用中亚协会的钱付给乌兹拉四十美元，又给没收到薪水的九十位老师每人二十美元。把柏格曼安全地送上联合国飞往伊斯兰堡的包机后，他开始调查老师们薪水的下落。他往快倒塌的财政部一连跑了三次，在空荡荡的部局会室问来回奔走，最后终于见到了阿富汗的财政次长。他问为什么老师们领不到薪水时，次长无奈地两手一摊。
“他告诉我，布什总统承诺的援助经费中，实际到达阿富汗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又从原本就不足的经费中抽出六百八十万美金，‘重新分配，到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用于修建军用机场跑道、扩建军事补给站，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很快就要打伊拉克了。”
摩顿森先搭乘阿里安娜公司的波音727班机赶到迪拜，转英航班机飞伦敦，再转机抵达华盛顿，怒气冲冲地直奔自己国家的政府。
“我们错过了弥补伤害的最好机会。飞往华盛顿的路上，我几乎坐不住了。”摩顿森说，“如果我们连最简单的事——让乌兹拉这样的英雄拿到他们一个月四十美元的薪水——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击败恐怖主义的艰难任务?”
国会议员玛丽·波诺给予的帮助让摩顿森十分感动。
“我刚抵达华盛顿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好像被丢在阿富汗的偏远村庄，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摩顿森说，“玛丽·波诺陪了我一整天，告诉我这里的运作方式。当她带我穿过办公室去往国会山庄的通道时，几十位众议员正要去投票，她向每个人介绍我，说：‘你得认识这个人，这是葛瑞格·摩顿森，他是真正的美国英雄。’弄得我脸都红了。”波诺在国会山庄一间公开会议室为摩顿森安排了一场报告，并把活动公告发给每一位国会议员，邀请他们“来见见一位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造女子学校，对抗恐怖主义的美国人”。
“自从听过葛瑞格的演说后，我想，这是我应该尽的一点力量。”波诺说，“我每天会碰到很多口口声声要行善却光说不练的人，但葛瑞格是真在做这些事。我是他的仰慕者，他和家人做出的牺牲是平凡人难以想象的，他代表了美国最美好的一面，我希望更多人有机会认识他。”摩顿森把最近又用胶布修理过的旧幻灯机架好，转身面对满屋子的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他穿着仅有的一套棕色格子西装，脚上是旧鹿皮雪靴，这一刻他恨不得自己面对的是两百张空椅子。但一想到乌兹拉的问题、老师们薪水的下落，他又鼓起了勇气，开始放映第一张幻灯片。摩顿森先放映巴基斯坦对比鲜明的自然美景和困苦贫穷，逐渐讲到乌兹拉的薪水问题，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承诺，忍不住越说越气。
一位从加州来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打断了他，“帮孩子盖学校没问题，也是好事，但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全，没有安全，做这些有什么用?”
摩顿森胸中又燃起了从喀布尔一路狂烧至此的怒火，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对抗恐怖分子。”摩顿森知道自己必须斟酌用词，以免被踹出国会山庄。“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关心那些孩子。对抗恐怖主义在我的排序表上只能排在第七八位。但在那里工作让我明白一件事：恐怖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某些巴基斯坦人或阿富汗人突然决定仇恨美国人。恐怖主义出现是因为孩子们缺乏有希望的未来；缺乏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的理由。”
在阿富汗看到的伤痛景象鞭策着摩顿森，让原本怯场的他滔滔不绝。谈到巴基斯坦穷困的公立学校时，他说“极端主义宗教学校”像癌细胞一样到处蔓延，那些宗教极端派教长用皮箱装着几十亿美元的现金到这些地区援助“圣战工厂”。在他雄辩滔滔时，会议室也安静下来，只听得见刷刷的书写声。
演讲结束了，摩顿森开始收拾东西，这时一位从纽约来的国会助理上前自我介绍。“太棒了，”她说，“为什么我从来没在新闻或是国会简报中听过这些东西?你应该写本书。”
“我没有时间写书。”摩顿森回答。
“你应该尽量找时间。”她说。
“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妻子，我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找不到。”
做完报告后，摩顿森走在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上，往波多马克河的方向漫步，不知道方才他想传达的讯息，有没有人听进去。他走过越战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只见成群的游客在草坪上漫步，等着时间抚平这个国家的创伤。
几个月之后，摩顿森又来到波多马克河边。一位了解摩顿森工作性质的海军将领捐了一千美元给中亚协会，并邀他到五角大楼演讲。
走在发亮的大理石走道上，摩顿森在将军陪同下前往国防部长办公室。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路上，碰到的人都不看我们的眼睛。”摩顿森说，“几乎人人腋下都夹着笔记本电脑，每个人都走得很快，像火箭一样冲向下一个任务，没人有时间看我一眼。我也在军队服过役，但这里和我所了解的军队完全不一样，这里根本是‘电脑部队’。”
摩顿森走进国防部长办公室时，居然没人请他落座。在巴基斯坦和高级官员会面，无论多短暂匆忙，官员们至少会请客人坐下喝杯茶。穿着新西装的摩顿森尴尬地站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什么。
“我们只停留了一分钟，将军向部长介绍了我而已。”摩顿森说，“我很希望能告诉你，当天我跟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说了些什么了不起的话，让他重新思考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但事实是，大部分时间我只是盯着他的鞋看。”
“我对名牌没有研究，但看得出来他穿的鞋子非常好，很贵不说，还擦得雪亮。他穿了一套很时髦的灰色西装，好像还擦了古龙香水。我忍不住想，尽管五角大楼也被敌人挟持的飞机攻击过，但我们离真正的战场，离喀布尔那个充满战火和尘土的地方，实在太遥远了。”再回到那条一点儿也不客气的走道上，他们去往另一间会议室，摩顿森将在那里为高级军官们做报告。他不禁担心，身在五角大楼、远离实际战场的感受，会如何影响这些人的决策。如果他所看到的一切——被无辜炸死的马铃薯小贩的孩子，上课时黑板被吹跑的女孩儿们，被集束炸弹和地雷炸伤、在喀布尔街上一瘸一拐的民众们——都只不过是电脑屏幕上的数字，他对这场战争是否会有不同的态度?在半满的小型会议室里，摩顿森站在穿着制服和西装的官员们面前，毫无保留地说：“我觉得不管我说什么其实都没用，我没办法改变布什政府的战争方式，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
“我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战争。”自我介绍之后，他说，“因为我相信，当我们说要帮助阿富汗重建的时候，我们是认真的。军事胜利只是赢得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而我担心我们并不愿意进行接下来的工作。”
接着，摩顿森说明了当地传统部落战争的习俗：双方会在开战前协商，讨论彼此能够承受的伤亡人员数，因为胜利方要负责照顾战败方的孤儿寡妇。
“在那里，他们早就习惯了死亡和暴力。但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父亲死了我很难过，你的父亲是为了阿富汗的自由成为烈士’，然后给他们一些抚恤金，让他们家人的牺牲成为光荣的事，我想那些人至今都还会支持我们。但最糟糕的事，恰巧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忽视无辜的受害者，用一句‘附带损害’就交代过去了，甚至都不肯清点死亡人数。当我们忽视受害者的时候，就否认了他们存在的事实，这对伊斯兰世界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为此，我们永远不会被原谅。”
一个小时后，摩顿森再度警告说，极端主义的宗教学校已成为培训“圣战”士兵的温床。他用自己在喀布尔街头曾出现的一个想法作结。
“我不是军事专家，”摩顿森说，“我提出的数字也可能不太准确。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阿富汗发射了一百四十四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一枚导弹的成本加上激光制导的费用，我想大概是八十四万美元左右。用同样的钱，我们可以盖几十所学校，让一整代人接受教育。各位觉得哪一种方式会让我们变得安全?”
在摩顿森演说之后，一位身着剪裁合身的西服，打扮得像民间人士的男子上前打招呼，但他的军方背景没逃得过摩顿森的眼睛。
“你可以画一张地图，指出极端主义宗教学校的位置吗?”男子问。
“除非我不想活了。”摩顿森回答。
“你可以在每一间极端主义宗教学校旁边盖一所学校吗?”
“像星巴克的策略一样，让‘圣战学校’的生意做不下去?”
“我是说真格的。我们可以提供经费，两百二十万美元如何?你可以用这些钱盖多少所学校?”男子问。
“大概一百所左右。”摩顿森回答。
“那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
“那里的人会发现我的钱从哪里来的，然后我的学校就完蛋了。”
“没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钱伪装成一位香港生意人的捐款。”男子翻着一本列有各种军方拨款记录的笔记本，上头有些摩顿森看不懂的外国名字，还有写在最下面的总数：一千五百万、四千七百万、两千七百万。
“你考虑一下，然后打电话给我。”男子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东西后，递给了摩顿森一张名片。
摩顿森的确考虑了，几乎整个2002年他都在考虑。他在想一百所学校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接受军方经费又可能导致什么后果。
“我之所以能在伊斯兰教地区有些信誉，就是因为我和政府没有关系。”摩顿森说，“尤其是和军方没有关系。”他最终拒绝了这项提案。
那一年他所有的听众都很踊跃，中亚协会的银行存款明显增加，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亚协会光维持在巴基斯坦现有学校的开销已经相当吃紧，而他又即将在阿富汗推动新的建校计划，他必须非常谨慎。
摩顿森决定先不接受理事会为他加薪到年薪三万五千美元的好意，在中亚协会的财务状况更稳定之前，他仍然支领原来的两万八千美元。时间从2002年进入2003年，头条新闻都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的消息，摩顿森被这些新闻弄得辗转难眠。每当半夜坐在电脑前，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当初没接受军方的钱是正确的。
在“9．11”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摩顿森的支持者佩慈·柯林斯督促他勇敢说出真相，为和平奋斗，让美国面临的危机变成他最好的机会。他在美国大陆四处奔走，穿越恐怖袭击留下的纷扰，克服自己的羞怯，尽力传播和平的讯息。但当他第二十七次前往巴基斯坦，再一次和家人分离时，他不禁自问，他想传达的讯息到底有没有人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