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
“你爸爸很了不起。”
阿德尔抬起头。原来是马拉拉伊老师弯下腰，在他耳边小声说了这么一句。她是个圆滚滚的中年妇人，肩膀上围着一条紫色披巾，上面缀了好多小珠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是个幸运的孩子。”
“我知道。”他小声答道。
好。她张开嘴巴，不出声地说。
他们站在本镇新建女校的正门台阶上。这是一幢四四方方的淡绿色楼房，平平的楼顶，宽大的窗户。阿德尔的父亲，他的巴巴江，做了简短的祷告，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聚集在他们面前，有孩子，也有家长和老人，大约一百来号，在正午灼人的热浪包围下，眯缝着眼睛。他们都是当地人，家住小镇沙德巴盖瑙，也就是“新沙德巴格”。
“阿富汗是咱们所有人的母亲。”阿德尔的父亲说着，朝天竖起了粗大的食指，玛瑙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咱们的母亲生了病，病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儿子们帮她好起来，这毫无疑问，可母亲也需要女儿们，同样需要，也许更需要！”
这番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还有几嗓子喝彩。阿德尔扫视了一下听众的面孔。他们心醉神迷地仰望着他父亲。巴巴江站在他们面前，高大，强壮，魁伟，两道黑黑的浓眉，满脸的大胡子，肩膀几乎和身后的楼门一样宽。
父亲继续讲话。阿德尔和卡比尔交换了一下眼神。卡比尔是巴巴江两个保镖中的一个，此时手拿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面无表情地站在巴巴江的另一侧。他戴着一副飞行眼镜，阿德尔可以从黑色镜片上看到人群的影子。卡比尔又矮又瘦，简直弱不禁风，一身西装颜色俗艳，淡紫，青绿，橙黄，可巴巴江说他是老鹰，谁要是小看他，可就犯了大错，等于自寻死路。
“所以我要对你们讲，阿富汗年轻的女儿们。”巴巴江开始总结，他伸出两条又粗又长的胳膊，做出了欢迎的手势。“你们现在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要好好学习，专心致志，学有所成，不仅要让你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你们骄傲，也要让咱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感到自豪。她的未来在你们手里，而不在我手里。我请求你们，不要把这座学校当成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这只不过是一座楼，楼里装着的才是真正的礼物，那就是你们。你们才是礼物，年轻的姐妹们，你们不仅是给我的礼物，不仅是给沙德巴盖瑙全体人民的礼物，最重要的是，你们是给阿富汗母亲的礼物！真主保佑你们。”
群众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有几个人喊了起来：“真主保佑你，指挥官！”巴巴江举起一只拳头，咧开大嘴笑着。因为骄傲，阿德尔差一点掉下眼泪。
马拉拉伊老师递给巴巴江一把剪刀。通往教室的楼门两边绑起了一块红布。群众想看得更清楚，越挤越近，卡比尔朝几个人示意，让他们后退，还推搡着其中两人的胸口。很多人高举手臂，拿着手机，给剪彩录像。巴巴江接过剪刀，迟疑了一下，然后转向阿德尔：“来，儿子，你来代劳。”他把剪刀递到阿德尔面前。
阿德尔眯起眼睛。“我？”
“去吧。”巴巴江说着，冲他使了个眼色。
阿德尔剪断了红布。掌声经久不息。他听到好几台相机按着快门，人们高呼“真主至大！”
巴巴江此后站到门口，学生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她们都是小姑娘，年龄在八到十五岁之间，包着白头巾，穿黑灰相间的条纹校服，这是巴巴江送给她们的。阿德尔看到，每个学生进来的时候，都会腼腆地向巴巴江报上自己的名字。巴巴江亲切地微笑着，轻轻拍拍她们的头，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祝你成功，玛丽亚姆小姐。好好学习，霍梅拉小姐。给我们长脸，伊尔哈姆小姐。”
后来在那辆黑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边上，阿德尔站在父亲身旁，热得直冒汗，看着他和当地人握手。巴巴江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捻着念珠，身体微微前倾，皱着眉，点着头，对每个人都很专注，耐心地听着男男女女向他道谢，祝福，表达尊敬，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求他帮忙。有位母亲，孩子病了，需要去喀布尔看医生；有个男人想借钱，开个修鞋铺；还有个机修工想要一套新工具。
司令官，请您行行好……
我实在没办法了，司令官……
阿德尔从来没听到过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用任何不是“司令官”的字眼称呼过巴巴江，哪怕现在俄国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哪怕巴巴江已经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年头，一枪都没开过。在家里，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巴巴江参加“圣战”时期的照片，每一张阿德尔都牢记在心：一辆满是灰尘的老吉普，父亲倚靠着挡泥板；一辆烧焦的坦克，他蹲在炮塔上；他们击落的一架直升机，旁边是他和手下人摆着姿势，意气风发，子弹链横捆在他胸前。还有一张是他穿着马甲，背着子弹袋，跪在沙漠里，脑门触地，正在做礼拜。阿德尔的父亲那时比现在要瘦得多，而且在这些照片上，他身后总是荒凉一片，只有沙漠和群山。
打仗的时候，巴巴江两次吃了俄国人的子弹。他给阿德尔看过伤疤，一处位于胸腔的左下方，他说这一枪打烂了脾脏，另一处离肚脐眼只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他说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走运。有的战友失去了胳膊，腿，眼睛，还有战友烧伤了脸。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国家，巴巴江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真主。他说，这就是圣战的意义。牺牲。你牺牲掉你的手脚，你的视力，甚至你的生命，可你牺牲也欢喜。他说，圣战也可以给你带来某些权利，让你获得特权，因为真主一定会让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得到最公正的回报。
此生如此，来生也一样。巴巴江说着，伸出粗粗的指头，先朝下，再朝上。
看照片的时候，阿德尔真希望自己也打过圣战，在那些比现在还要危险的日子里，和父亲并肩战斗。他喜欢想像自己和巴巴江一起，朝俄国人的直升机射击，炸掉坦克，躲避炮火，住在山上，睡在洞里。父子英雄，战地佳话。
还有一张装裱过的大照片，巴巴江微笑着，和卡尔扎伊总统肩并着肩，拍摄地点是阿尔格堡，喀布尔的总统府。这张照片是最近在一个小型颁奖仪式上拍的，巴巴江因为在沙德巴盖瑙的人道主义工作获得了表彰，他完全配得上这个奖。新女校只是他最近一个项目。阿德尔知道，过去镇上经常有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死掉。但在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很大的诊所，有两个医生和三个助产士，他们的薪水由父亲自掏腰包。在诊所里，镇上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沙德巴盖瑙的所有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巴巴江派了工程队，确定了全镇的取水点，打了井。也是在巴巴江的帮助下，沙德巴盖瑙接通了全天候的电力。至少有十几家生意是靠他的借款做起来的，阿德尔从卡比尔那儿了解到，这些钱如果不是全部有去无回的话，也绝大多数都没有归还。
此前和老师讲话时，阿德尔所言不虚。他知道，身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他确实是幸运的。
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握手即将结束的时候，阿德尔发现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在向他父亲靠近。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窄框眼镜，留着短短的花白胡子，牙也小小的，像烧过的火柴头。他身后跟着个男孩，岁数和阿德尔差不多，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运动鞋，两个大脚趾头顶在外面。头发趴在他脑门上，像一丛茂密的、纹丝不动的乱草。他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泥土，而且太短了，短袖衫却正好相反，几乎耷拉到了膝盖。
卡比尔挡在老头和巴巴江中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会儿不行。”他说。
“我就跟司令官说几句话。”老汉说。
巴巴江伸出胳膊，搂过阿德尔，温柔地把他扶上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咱们走，孩子。你妈等你呢。”他也爬进车里，坐到阿德尔身边，关上了门。
阿德尔坐在车里，茶色玻璃窗升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卡比尔对老汉说了句什么。阿德尔听不见。随后，卡比尔从SUV前面绕过来，坐进司机位置，将冲锋枪放到副座上，发动了汽车。
“什么事？”阿德尔问。
“没什么要紧的。”卡比尔说。
他们拐到路上。有些孩子从人群里跑出来，追了一会儿，直到陆地巡洋舰加速开走。卡比尔开着车，穿过沙德巴盖瑙拥挤的主干道，它将小镇一分为二。碰到有人挡路，他得时不时按响喇叭。人人都会避让。有些还挥手致意。阿德尔望向两边拥挤的人行道，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让他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停留：死畜挂在肉铺的钩子上；铁匠摇着木轮，用手摇泵的风箱鼓风；水果贩子守着葡萄和樱桃，拿扇子轰苍蝇；还有街头理发师，正用挂在藤椅上的皮带磨着剃刀。他们经过了好几家茶叶行，烤肉馆，一个汽车修理厂，一座清真寺。卡比尔把车拐进了镇上的公共大广场。广场中央有座蓝色的喷泉，一尊高过两米七的黑色石雕像，这是个圣战游击队员，面朝东方，脑袋包着头巾，肩扛火箭筒。巴巴江亲自从喀布尔找了位雕塑家，建起了这尊雕像。
公路北面有几片住宅区，大部分都只有狭窄的街道，路面未曾铺过，平顶小屋刷成了或白，或黄，或蓝的颜色。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立着卫星天线，许多窗口松松垮垮地挂出了阿富汗国旗。巴巴江告诉过阿德尔，沙德巴盖瑙的大部分房屋和商户，都是最近十五年里盖起来的。他对许多建筑伸出过援手。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把他看成沙德巴盖瑙的建立者。阿德尔还知道，镇里的长者们曾经提议，用巴巴江的名字为本镇命名，但他拒绝了这份荣誉。
由此出发，沿公路北行，三公里开外，便是沙德巴盖库赫纳，旧沙德巴格。阿德尔从未见过老村几十年前的面貌。巴巴江让他和他母亲从喀布尔搬到沙德巴格时，村庄几乎已经完全毁弃。所有人家都没了。往日的遗迹只剩下一座风蚀的磨坊。到了沙德巴盖库赫纳，卡比尔左转，下了公路，拐上一条没有铺过的宽阔岔道，它大约四百米长，从公路通往阿德尔和父母住的大院，院外建有厚厚的围墙，高达三米七。如果不算老磨坊，那么这就是现在沙德巴盖库赫纳惟一没有倒掉的建筑了。此时，SUV在小路上跋涉着，颠簸着，阿德尔可以看到白色的围墙，墙头拉着一圈圈的铁丝网。
一个穿制服的卫兵敬了礼，开了大门，他总是站在这儿，守卫着院门。卡比尔把SUV开进院内，沿着碎石路，开向家里的大宅。
房子三层高，刷成了亮粉和松石绿。它有高大的柱子，突出的房檐，还有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屋外建有胸墙，游廊镶嵌着亮闪闪的马赛克，阳台宽大，配有熟铁制成的弯花护栏。房子里有九间卧室，七个洗手间，阿德尔和巴巴江玩捉迷藏的时候，他有时要转悠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把父亲捉到。洗手间和厨房里的所有台子，都是花岗岩和大理石做的。近来很让阿德尔开心的是，巴巴江一直在说要在地窖里修个游泳池。
卡比尔驶入正门外的环形车道。他关掉了引擎。
“等我们一下。”巴巴江说。
卡比尔点点头，下了车。阿德尔看着他走上门口的大理石台阶，按了门铃。另一个保镖阿兹马赖开了门。他是个矮小、粗壮、脾气暴躁的家伙。两人说了几句话，便站在台阶上，一人点了支烟。
“你非走不可吗？”阿德尔问。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南方，视察他在赫尔曼德的棉田，还要去他在那儿开的棉花加工厂，见一见工作人员。他要去两个礼拜，时间这么久，对阿德尔来说似乎无比漫长。
巴巴江扭过脸，看着他。他占去了多半个后座，阿德尔在他面前如同侏儒。“我也不想去，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我今天很自豪。是你让我自豪。”
巴巴江把大手放到阿德尔腿上。“谢谢你，阿德尔。非常感谢。不过我带你参加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你学习，让你理解，对幸运者，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只希望你别老出门。”
“我也希望啊，儿子。我也希望。可我明天才走嘛。今天晚上我还是在家的。”
阿德尔点了下头，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
“你看，”父亲用温柔的声音说道，“镇上这些老百姓，他们需要我，阿德尔。他们需要我帮助盖房子，找工作，养家糊口。政府有自己的问题，帮不了他们。所以呢，如果我不出手，就没人能帮他们了。那么百姓就会受苦。”
“我知道的。”阿德尔小声说。
巴巴江轻轻摸弄着他的膝盖。“你想念喀布尔，我知道，你也想朋友。适应这儿很难，你和你妈都不容易。我也知道我老是出差，老得去开会，许多人占去了我的时间。可是……看着我，儿子。”
阿德尔抬起头，看着巴巴江。父亲的双眼在两道天篷一样的浓眉下，慈祥地注视着他。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对我更重要，阿德尔。你是我儿子。我乐意为你放弃这一切。我可以为你放弃生命，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眼睛有些湿了。巴巴江说这种话的时候，阿德尔有时会感到自己的心脏在不断膨胀，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巴巴江。”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好。那就亲一亲你父亲。”
阿德尔伸出双臂，环住巴巴江的脖子，父亲紧紧地，久久地抱着他。阿德尔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当他在午夜做过了噩梦，哆哆嗦嗦地去拍父亲肩膀的时候，父亲都会掀开毯子，让他钻进被窝，搂住他，亲着他脑瓜顶，直到阿德尔不再发抖，重回梦乡。
“我从赫尔曼德给你带点什么吧。”巴巴江说。
“不必了。”阿德尔说，声音含含糊糊的。他的玩具已经太多了，根本玩不过来。世界上没有一件玩具，能填补父亲不在时的空白。
当天晚些时候，阿德尔躲到楼梯拐角，偷看楼下发生的一幕。刚才门铃响过之后，卡比尔去开了门。现在他靠着门框，双臂抱在胸前，挡住门口，和门外的人讲话。阿德尔看到，是早前学校里那个老汉，满口黑黑的火柴牙、戴着眼镜。鞋上有洞的男孩也在，就站在他旁边。
老头问：“他去哪儿了？”
卡比尔说：“公事。南边。”
“我听说他明天才走。”
卡比尔耸了耸肩。
“他要去多久？”
“两三个月吧。谁知道呢。”
“我听说不是这样。”
“你在考验我的耐心，老头。”卡比尔说着，放下了双臂。
“那我等他。”
“在这儿不行。”
“我的意思是到路上等。”
卡比尔不耐烦地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那随你便。”他说，“不过司令官很忙。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回。”
老汉点点头，退下了，男孩跟着他。
卡比尔关上了大门。
阿德尔撩开家庭娱乐室的窗帘，透过窗户，他看见老汉和男孩上了大院通往公路的土道。
“你对他撒了谎。”阿德尔说。
“我挣的就是这份钱：保护你父亲，不让那些秃鹰靠近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找工作？”
“差不多吧。”
卡比尔走到沙发边上，脱掉鞋，抬头看了看阿德尔，冲他挤了下眼。比起阿兹马赖，阿德尔更喜欢卡比尔。阿兹马赖蛮讨厌，难得跟阿德尔说一句话。卡比尔和阿德尔打扑克，拉着他一起看DVD。卡比尔喜欢看电影。他攒了一堆从黑市上买的片子，每个礼拜都要看十一二部，伊朗的，法国的，美国的，当然还有宝莱坞的，甭管哪儿的，他统统不在乎。有时候，要是阿德尔的母亲不在屋里，而且阿德尔保证不告诉父亲，卡比尔就会把卡拉什尼科夫的弹夹倒空，让阿德尔端起枪，扮一扮圣战游击队员。眼下，卡拉什尼科夫就靠着墙，立在门边。
卡比尔在沙发上躺下，两只脚搭到扶手上，开始翻看报纸。
“他们看上去不像坏人。”阿德尔说，放下窗帘，转向卡比尔。他能看到报纸下面保镖的脑门。
“这么说，我应该请他们进来喝杯茶。”卡比尔小声嘀咕着，“再给他们来点蛋糕。”
“别开玩笑。”
“他们全都不像坏人。”
“巴巴江会帮他们吗？”
“也许吧。”卡比尔叹了口气，“你父亲就像人民的河。”他放低报纸，龇牙一笑。“这句话哪儿来的？告诉我，阿德尔。咱们上个月看过的。”
阿德尔耸耸肩，往楼上走。
“《劳伦斯》。”卡比尔在沙发上叫道，“《阿拉伯的劳伦斯》。安东尼·奎因①。”阿德尔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卡比尔又接着说：“他们是秃鹰，阿德尔。别上他们的当，那都是装出来的。一有机会，他们会把你父亲啄得一根毛都不剩。”
一天早晨，就在父亲离家去了赫尔曼德两三天后，阿德尔来到了父母的卧室。隔着门，音乐还是很响，很吵。他进了屋，发现母亲只穿背心短裤，在巨大的平板电视前，跟着三个汗津津的金发女人做着一连串的动作，或跳，或蹲，或扑，或伏。她在大妆镜里看见了他。
“想跟我一起做吗？”她气喘吁吁地叫道，声音盖过了喧闹的音乐。
“我就坐这儿好了。”说着，他一屁股出溜到地毯上，看着母亲像青蛙一样，在房间跳过来，跳过去。
阿德尔的母亲叫阿丽娅，生得小手小脚，小鼻子微微上翘，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很像卡比尔有的一部宝莱坞电影里的女演员。她没什么肉，灵活，而且年轻——嫁给巴巴江的时候，她才十四岁。阿德尔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母亲，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巴巴江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的贾拉拉巴德，每隔一个来月，等巴巴江带阿德尔去那儿串门的时候，他才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亲妈和后妈互相嫌恶，可是跟她们俩不一样，阿德尔和异母哥哥们相处得很好。到贾拉拉巴德看他们时，他们会带上他一起去公园，逛巴扎，看电影，还去看马背叼羊赛。他们和他玩《生化危机》，一起在《使命召唤》里杀僵尸，而且和邻居踢足球时，总是让他和他们自己一队。阿德尔非常希望他们也住在这儿，待在他身边。
阿德尔看着母亲躺在地板上，两腿朝上伸直，再放下，她光着脚，夹着一个蓝色的塑料球。
说实话，沙德巴格的乏味真让阿德尔受不了。住在这儿都两年了，他连一个朋友也没交到。他不能骑自行车去镇里，肯定不能自己去，这一地区的绑架案正在遍地开花，不过，他偶尔也能溜出去一小会儿，但只在大院周围活动。他没有同学，因为巴巴江不准他进当地的学校，他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于是，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家庭教师登门，给他上课。大部分情况下，能让阿德尔打发时间的只是读读书，自己和自己踢踢球，要不就和卡比尔一起看电影，翻过来掉过去，常常还是那些玩意儿。他无精打采地在巨大的房子里瞎转，在又宽又高的走廊里徘徊，每个大空屋都晃上一圈，要不然就坐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看着窗外。他住的是大宅子，却生活在一个小世界。有些日子实在无聊，他连啃木头的心都有。
他知道母亲在这儿也是极为孤独的。她想用按部就班的生活填满自己的日子，早上锻炼，淋浴，然后吃早点，然后读书，种花，到了下午，就看电视上的印度肥皂剧。巴巴江出门时——他经常出门——她总是穿着灰色的运动服、运动鞋，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她不化妆，头发拢到脑后，扎成发髻。她很少打开首饰盒，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戒指、项链、耳环，都是巴巴江从迪拜给她买回来的。有时她和喀布尔的家人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每隔两三个月，她姐姐和父母会过来待上几天，只有这个时候，阿德尔才能看到母亲有了生气。她穿上印花的长裙和高跟鞋，抹上粉，化上妆，两眼放光，整幢房子里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到那时，阿德尔才能瞧上一眼，隐约看出他母亲从前是个怎样的人。
巴巴江不在的时候，阿德尔和母亲便互相解闷。他们玩拼图，用阿德尔的Wii打高尔夫和网球。但是和母亲在一起时，阿德尔最喜欢的消遣是用牙签盖房子。母亲在纸上画出立体的建筑图，有前门廊，人字形的屋顶，房子里有楼梯，各屋之间还有隔墙。他们先做地基，接着是内墙和楼梯，细心地用胶水把牙签粘好，消磨掉好几个小时，再让各部分晾干。阿德尔的母亲说，她年少的时候，没嫁给阿德尔的父亲之前，曾经梦想着做建筑师。
有一次他俩盖摩天大楼的时候，她跟阿德尔讲了自己怎样和巴巴江结婚的故事。
其实他想娶的是我姐。她说。
娜尔吉丝阿姨？
是啊。那是在喀布尔。有天他在街上看见了她，就是这么回事。他非要娶她。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家，他，还有他五个手下。他们差不多是硬闯进来的。谁也没脱靴子。她摇了摇头，哈哈笑着，好像巴巴江干了件好笑的事，可她笑起来，又不是她平时觉得什么事好笑时的样子。你真该看看你外婆和外公脸上的表情。
他们在客厅落座。巴巴江，巴巴江的手下，还有她的父母。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在厨房沏茶。有个麻烦事，她说，因为她姐姐娜尔吉丝已经订了婚，许给了一个表哥，他住在阿姆斯特丹，正在读工程学。他们怎么可能解除婚约？她父母问道。
就在这时，我进来了，端着个大盘子，里面放着茶和甜点。我给他们倒了茶，把食物放到桌上，你父亲瞅见我了，然后，我正要走的时候，你父亲他开了口：“也许您说得对，先生。解除婚约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您告诉我这一位也已经许出去了，那我恐怕就没有选择了，只能认为您看不上我。”说完，他放声大笑。我们就这样结了婚。
她拿起一管胶水。
那会儿你喜欢他吗？
她微微耸了下肩。要说实话，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害怕。
可你现在喜欢他，对吗？你爱他。
当然了。阿德尔的母亲说，这还用问。
你不后悔嫁给他。
她放下胶水，停了几秒钟才回答。看看咱们的生活，阿德尔。她慢慢地说道，看看你身边。有什么可后悔的？她笑了一下，轻轻扯了扯他的耳垂。再说了，那我不就没你了吗。
现在，阿德尔的母亲关掉了电视，坐到地板上，喘着粗气，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
“大早上的，你干吗不自己找点事做。”她一边说着，一边活动着肩膀。“我要去冲个凉，再吃点东西。刚才还想给你外婆外公打电话来着。好几天没和他们说话了。”
阿德尔叹了口气，站起身。
他的房间位于这房子另一头的二楼。回到屋内，他拿了足球，穿上齐达内的球衣，这是上一个生日，他十二岁时，巴巴江送给他的。下楼的时候，他发现卡比尔在打盹，报纸铺开着，像被子一样盖在胸口。他从冰箱里抓了一听苹果汁，溜出了门。
阿德尔上了通往大院门口的石子路。武装警卫站岗的亭子空着。阿德尔知道，现在正是卫兵换岗的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走到外面，又把门在身后关好。一下子，他就感到呼吸比在墙里顺畅多了。有些日子，大院的感觉实在太像监狱了。
他顺着院墙宽宽的阴影，往大院后面走去，离公路越来越远。在那儿，在大院后面，是巴巴江特别引以为荣的果园，占地有一二十亩，树木成行，并排而立，一眼望不到头，种的有梨树、苹果树、杏树、樱桃树、无花果树，还有枇杷树。阿德尔和父亲在果园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巴巴江会把他扛到肩膀上，让阿德尔摘两只熟透的苹果，一人一个。大院和果园之间是一块空地，除了一个园丁们收纳工具的棚子，大部分地面都空着。此外就只有一个平平的树墩子，从外表上看，它以前是棵大橡树。巴巴江曾经和阿德尔一起数过它的年轮，最后认为，这棵树很有可能见过成吉思汗的大军由此经过。他悲哀地摇着头说，不管是谁把它砍倒的，都必定是个傻瓜。
这是个大热天，烈日灼人，天空碧蓝如洗，蓝得就像阿德尔小时候用蜡笔画出来的天。他把苹果汁放到树墩上，开始练习颠球。他最好的成绩是连续触球六十八次，不让球落地。这个纪录是今年春天创造的，现在已是盛夏，他还在努力打破自己的纪录。颠到二十八下，他就发现有人在看他。是那男孩。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有个老汉想找巴巴江说事，这男孩就跟老汉在一起。此时，他正蹲在砖棚的阴凉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德尔问。他想把这句话吼出来，就像卡比尔跟陌生人讲话那样。
“乘凉呗。”男孩说，“别告我状。”
“你不该来这儿的。”
“你也不该。”
“什么？”
男孩咯咯直乐。“当我没说好了。”他伸开两条胳膊，站起身。阿德尔想看看他衣服口袋鼓不鼓，说不定他是来偷果子的。男孩走到阿德尔身边，伸出一只脚，把球挑起来，飞快地颠了两下，然后用脚后跟把它踢给阿德尔。阿德尔拿起球，抱在自己胳膊底下。
“你们家打手让我们去哪儿等，路边，我和我爸？那地方没阴凉。天上一丝该死的云彩都没有。”
阿德尔感到有必要维护一下卡比尔的名誉。“他不是打手。”
“哼，我跟你说，他非要我们大饱眼福不可，看他那支卡拉什尼科夫。”他瞅了一眼阿德尔，慢条斯理地咧开嘴，乐不可支地一笑。他往脚底下吐了口痰。“我看得出来，你是头槌鬼的球迷。”
阿德尔想了一下，才明白他说的是谁。“你不能因为他犯过一次错就看扁他。”他说，“他过去是最棒的。他是中场魔术师。”
“我见过更棒的。”
“是吗？比方说谁？”
“比方说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阿德尔义愤填膺地说。他以前就跟贾拉拉巴德的一个异母哥哥争论过这事。“马拉多纳是个骗子！‘上帝之手’，记得不？”
“谁都会骗人，谁都会说谎。”
男孩打了个哈欠，迈开步子，准备要走。他和阿德尔差不多一样高，也许只是高出来一根头发，阿德尔想，他俩大概年龄也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走路的样子很老成，不紧不慢的，很有几分气度，好像什么该见的他都见过了，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大惊小怪。
“我叫阿德尔。”
“吴拉姆。”他们握了手。吴拉姆手劲很足，手掌干涩，结着老茧。
“你到底多大了？”
吴拉姆肩膀一耸。“十三，我猜的。这工夫也可能十四了。”
“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吴拉姆龇牙一笑。“我敢说你肯定知道你生日。我敢说你肯定成天掰着手指头，就盼着过生日。”
“我不是的。”阿德尔辩解道，“我是说，我没掰过手指头。”
“我该走了。我爸一个人等着呢。”
“我以为那是你爷爷。”
“你以为错了。”
“你想玩点球大战吗？”阿德尔问。
“你是说踢点球决胜负？”
“每人五个……最好。”
吴拉姆又吐了口痰，朝公路的方向斜了一眼，这才扭过头，看着阿德尔。阿德尔注意到，他的下巴相对脸来说有点小，虎牙外龇，和别的牙叠在一起，有一颗残缺不全，已经龋烂。他左边那条眉分成了两半，中间是条短而细的疤痕。而且他臭臭的。可是将近两年了，不算每月一次去贾拉拉巴德串门，他从没和同龄的男孩说过话，更不用说玩游戏了。阿德尔做好了败兴的准备，没想到吴拉姆耸了耸肩，说：“狗屁，踢就踢。可是得我先射。”
他们用两块石头摆成了球门柱，相隔八步远。吴拉姆射了五次，进了一球，两次偏出，阿德尔轻松地扑住了两个。吴拉姆守门的本事比射术还糟。阿德尔罚进了四球，每次都骗得他扑错方向，只射失了一次，因为他根本就没踢正目标。
“我操。”吴拉姆两手撑着膝盖，弯着腰说。
“再赛一次？”阿德尔努力不让自己太得意，可这太难了。他心里乐开了花。
吴拉姆同意了，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他还是只进了一球，而这一次阿德尔五罚五中。
“就这么着吧。我喘不上气儿来了。”吴拉姆举手投降。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树墩前，身心俱疲地呻吟了一声，坐到上面。阿德尔抱起球，挨着他坐下。
“这玩意儿大概只能帮倒忙。”吴拉姆说着，从牛仔裤的前兜里摸出一包香烟。只剩一支了，他拿出火柴，只划了一下，就把烟点着，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接着把烟递给阿德尔。阿德尔很想接过来，只是为了给吴拉姆留个好印象，可他没接，担心卡比尔或母亲闻到他身上的烟味。
“聪明。”吴拉姆仰起头说。
他们闲扯了一会儿足球，出乎阿德尔的意料，吴拉姆知道得又多又牢靠。他们聊了自己最喜欢的比赛，谈了最喜欢的进球，各自列出了五大球星的名单。两人意见大体相同，只是吴拉姆的名单里有巴西的罗纳尔多，而阿德尔的罗纳尔多是葡萄牙人。他们免不了要花些时间，谈一谈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在阿德尔看来，头槌事件是个痛苦的回忆。吴拉姆说他看了整场比赛，和一大帮子人，在一家卖电视机的商店橱窗外头看的，那地方离营区不远。
“营区？”
“我就是在那个营里长大的。在巴基斯坦。”
他告诉阿德尔，这是他头一次到阿富汗。他过去一直住在巴基斯坦的贾洛扎伊难民营，他也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贾洛扎伊就像一座城市，一个巨大的迷宫，有帐篷，有小泥屋，还有用塑料布和铝墙板搭的住所，一条条狭窄的过道让人辨不清东南西北，垃圾和粪便到处都是。它又像城中城，位于一座更大的城市的腹地。他和弟弟们都是在营里长大的。他是老大，比大弟弟年长三岁。他和弟弟们，还有母亲、父亲、奶奶一起，住一间小泥屋。他父亲叫伊克巴尔，奶奶叫帕尔瓦娜。在难民营的小巷子里，他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
“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
“可是……”阿德尔咕哝着。
“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
“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
“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
“你父亲跟你来的吗？”
“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
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
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
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那个意思。”
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
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
“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
“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
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
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
“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
“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
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
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
“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
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
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
“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
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
可是。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
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
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