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７月７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３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１２１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３５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５００００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接下来，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海一地公债应该如何劝募？杜月笙深思熟虑，他建议：

    “募公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次，最好方面广点，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们尽量认购，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买。”

    宋子文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于是，杜月笙便一口气成立了两个劝募队，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由他自己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长则推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后来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请救兵，杜月笙便一脚跨过去，兼了商界劝募队的副总队长。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驻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许世英回国述职，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医时期，大战爆发，中、日交涉剑拔弩张，７月１３日他奉命带病返任。杜月笙闻讯，马上赶到北站迎接，然后一直送他到驶赴日本的海轮上。这时，江上风清，微波不兴，悬太阳旗的军舰就在附近停泊，许世英绝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议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长地说：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杜月笙明白许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动容，眉飞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刚５０岁，年富力壮，身体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４天后，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朋，指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阀的狰狞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们增派大军发动猛攻，向华北各地狂轰滥炸，宣布中国对日宣战。７月底，北平陷落，８月初，上海形势紧张，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又被寻获的挑衅丑剧，８月９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纷纷赴京共赴国难，举行军事会议声中，风云险恶的上海终于响起了枪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当场击毙，国军阵亡一人。

    于是，８月１１日，２７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备战姿态，威胁中国撤退驻防上海的保安队。从这一天起，上海人开始知道战祸已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闸北成千上万的居民携带箱笼细软，像潮水般地涌向租界，人潮淹没了街道，遍地都是弃置的家俱行李，汽车被迫停在街心，涌进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无法全部接纳，于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有餐风露宿，抱着不曾打开的铺盖，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饬租界的慈善团体，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救济。

    ８月１３日，淞沪大战爆发。“一·二八”之战中力抗日军的国军劲旅中，８７师王敬久部扼守江湾新市区，８８师孙元良部则进驻上海北站，明晃晃的刺刀和隔阵的日本兵针锋相对。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６０００人，从天通奄钢筋水泥、金汤铁池般的兵营出动，９时１５分，分兵两路，向江湾及闸北两地的国军挑战，日军一开头便使用立体战术，飞机滥炸，大炮猛轰，继之以列队冲锋，第一天，我军奋身反扑，越战越勇，用手榴弹和刺刀压迫敌人节节后退。

    １４日掀起了沪战的高潮，使上海人一时拍手欢呼，一时悲泣哀号，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经我飞机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９架，造成０∶９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捷报传来，上海市民雀跃三千，兴奋若狂，奔走相告。因此，当天下午我战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时，上海人全然忘了自身的危险，争先恐后，万人空巷的到江边观战。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空中鏖战，上下翻飞，落弹如雨，一会儿虹口被炸，腾起了千百丈高的烈焰浓烟，一会儿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团团烟雾弥漫江面，触鼻的浓烟被江风吹到了浦西来，没有人躲得过它的侵袭，奸几百万人全在呛呛咳咳。

    在虹口、闸北，８７师和８８师大发神威，多次发起冲刺，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这时杜公馆电话机也一直响个不停，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国军第３６师宋希濂部和第９８师夏楚部即将开到；４个师的主力部队一起努力，有望将６０００敌军全部包围而加以歼灭。

    正在欢天喜地，额首称庆，突然之间传来天崩地坼的巨响，华格泉路杜公馆房屋摇摇晃晃，玻璃窗哗啷啷，吓得杜月笙以及众人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万墨林刚一清醒，立刻便去接电话问出了啥个事情。哪晓得他的问话还不曾说完，接着又是一声轰炸，天摇地动，令人失魂落魄，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叠声地问讯，等到对方答复过后，他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不好了，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杜月笙勉定心神，疑惑不已地问：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

    于是，万墨林再拨电话，又去打听，这一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他报告说：

    “爷叔，是一架中国的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一共落下来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１０００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个！他们说那两处地方正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极了！”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的一大悲剧，正因为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居民们都出来看热闹，欢欢喜喜地像是过年，不料受伤的战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了两千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啼笑皆非。但是，上海同胞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抹去眼泪，态度更加坚强，他们没有埋怨，相反的都在称颂那位不知名的空军英雄。因为他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强使那架受创的飞机飞越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如果他跳伞逃生，任让飞机坠降，那更不知要带给上海人多大的灾害。

    ８月１５日，沪战的第３天，日本军机全面出动，猛炸京沪沿线，闸北虹口战况空前激烈。正在这一天的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到了一位神秘而又极不寻常的贵宾，使杜月笙欣喜莫名，矍然而起，一叠声地在喊：“戴先生，请进，请进！”

    于是，这位贵宾笑容可掬地被请进客厅，他中等身材，一举一动充满活力，高额，两道剑眉，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诚挚而热情，马脸上鼻大、嘴阔，天庭特别的饱满。他便是戴笠，字雨农。从那一天他和杜月笙紧紧地握手以后，成为杜月笙最亲密的战友，如手足般的至交。戴杜的结合，并肩作战，使他们两人对于抗战贡献出莫大的力量。

    戴笠，原名春风，又字征兰，浙江江山仙霞乡人。

    抗战前夕，戴笠所领导的军统规模已很庞大，军统人员的活动范围从都市大城市直到边陲村镇，乃至海外各地。日本军方特意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胆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俩之间结识甚早，早在上海滩，杜月笙对与戴笠便有过交往。现在，他和戴笠分宾主坐定，数语寒暄，戴笠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然而，这却使杜月笙大为犹豫。

    因为戴笠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所提出的请求和计划，使做了半辈子太平绅士、社会领袖的杜月笙听来，太疯狂、太大胆了，几乎是疯人所为的事情。

    原来，就在不到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凭几则电令，无中生有，组成了一支２０００余人的军队，拥有长短枪７００多支。抗战爆发后，戴笠也电令军统天津站长王新衡设法组织“便衣队”，在敌军占领地区从事袭击敌军。由于爱国青年的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投效，不数日间便成立了两千多人的劲旅，这一次的成就激发了戴笠的雄心壮志，他亲赴上海拜访杜月笙，想用“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扩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

    戴笠极其兴奋，滔滔不绝地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盟军作战。杜月笙知道这一地区是如此的繁复和辽阔，忍不住打断了戴笠的话，他试探地问：

    “戴先生所讲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回答简洁而干脆，断然地说：

    “最低限度，要１万人。”

    杜月笙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一下子要组成１万大军，谈何容易？如果是打归打，呐喊助威、聚众滋事，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两界的庞大势力，白相人地界的无上权威，莫说万儿八千，便要十万、八万的人马，也是叱嗟可办，然而戴笠却是要编组军队，在顽强敌人的大炮机枪飞机炸弹之下，叫上海滩上吃油着绸、纸醉金迷的少年儿郎脱下便服，着上军装，长期离开家庭，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上火线去打仗。杜月笙就是自己能豪情气慨不改，脱得下这件长衫，再去当一名中将少将，可是，他能拖得动上万儿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吗？

    戴笠看他沉吟不语，迟疑了一下，又更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中央，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心中也做了决定。既然戴笠极力主张，蒋委员长也认为事在必行。那么，不管成功与否，结局如何，就惟有尽量的朝这个目标去做才行。

    但是，他还不敢肯定地答复，先说道：

    “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去让大家帮忙。”

    “杜先生这个话说得很对。”戴笠剑及腹及，行动敏捷，答话时便已掏出了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两个人凑在一起，有商有量，不多一会儿，便开出了一张洋洋大观的名单，政界的要人，有上海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两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杜月笙、戴笠都是当然委员，此外再拉上了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精通战略、擅长指挥大军作战的刘军长———刘志陆。

    名单拟好了，戴笠很高兴地搓搓手说：

    “准备的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

    三极无线电学校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距离杜月笙、姚夫人的住处不远，这个安排对杜月笙来说当然是很方便的了。

    谈到行动队的编制和人员的募集，戴笠条分缕析，轻松地说：

    “杜先生，募集１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５个支队和１个特务大队，把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绰有余。还有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３个支队，就尽够了。”

    这说得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马上答道：

    “刚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意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是问题。”

    “对呀！”戴笠欢喜得一拍掌，又提醒他说，“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哪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啊！”杜月笙恍然大悟，当下便说，“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了！”戴笠说得很有把握，“上海工人有１００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８月１５日，杜月笙、戴笠的一席长谈，便这么奠立了“苏浙行动总队”、“忠义救国军”的成立基础，同时也缔结了杜、戴两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使戴笠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亲密挚切的好朋友，同时，更重要的，由于这一次会，竟使行年半百的杜月笙，在他往后的１４年生命中，命运与前程，全部为之丕然改变。

    经过杜月笙、戴笠的一致努力，他们在短暂的一两个月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迹，一支出生入死，百炼雄师在指顾之间会卒成军，人数１万还超过了８００人。随后这一新编劲旅，分别由蒋介石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行动委员会设３位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１５位委员，杜、戴、刘和负责筹备诸人之外，又加上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的俞作柏、张治中，此外还有杜月笙硬拖进去的啸林哥———张啸林。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对他更为关切，防患未然，杜月笙的想法是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这时，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天崩地裂，整个上海滩一天到晚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咯咯的枪响，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上海滩５００万人触目惊心，同样的也让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杜月笙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涌跃输将，各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须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