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芬的夫婿聂规缉，字芸台，他家是衡山世家，先世以行善出名。但聂规缉却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以致于只能混个小差使；他有个姐夫为先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委为“筹防局总办”，聂规缉单身跟到江宁，在筹防局当差，只得八两银子的车马费，但却要接眷；原来聂规缉到了江宁，才知道曾国藩真是门生故吏满天下，将他妻子以“曾文正的满小姐”这个“头衔”搬出来，在裙带上着实能拖出来一点好处，这就是他接眷的打算。
果然，曾纪芬照她丈夫的嘱咐，由湖南坐船经武昌时，特为去拜见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夫人，稍为谈一谈丈夫的境况，聂规缉立即被委为湖南督运局驻江宁的委员，月支津贴五十两，日子过得很舒服了。
及至左宗棠接刘坤一的手，到了江宁不久，便将曾纪芬接到总督衙门叙旧，曾国藩生在嘉庆十六年辛未；左宗棠生在壬申小一岁，因而以叔父自居。左宗棠在曾国荃克江宁后，与曾国藩失和，有三四年不通音问，但当左示棠奉命西征，曾国藩命湘军刘松山相助，大为得力，这使得左宗棠大为感动，而况平生功名，关键所在是曾国藩知道他的才具，派他独当一面收复浙江，与曾氏兄弟同时封爵。拜相封侯，位极人臣，饮水思源，亦不能不感激曾国藩；所以表面上倔强如昔，仍旧处处要批评曾国藩，私底下的态度，却已大为改变，曾国藩殁后，他致送的挽联，道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等于认输，以左宗棠的性情来说，是很难得的事。
至于照应曾国藩的后人，是为了要证实他的挽联中的下一句：“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与曾国藩是为国事而争，私交丝毫无损。特别是老年人，往往有一种将朋友的女儿看作自己掌上珠的通性，爱屋及乌，对聂规缉亦就另眼相看，派了他营务处的差使，每天中午会食，一定找聂规缉；对他的肯说实话、留心西学，颇为赞许，有心要培植他。
这回左宗棠出省阅兵，聂规缉作随员，李勉林跟他是熟人，左宗棠故意相问：“勉林，你跟聂芸台熟不熟？”李勉林各州兴锐，早年曾替曾国藩办过粮台，当即答道：“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当然很熟。”
“那就再好没有。我看你也很忙，我想派他来当你的会办。”
“大人眷念故人，要调剂调剂聂仲芳，这番至意，我们当然要体仰；我想，每个月送地五十两银子薪水，仍旧在大人那里当差好了。”
左宗棠一听愕然，“怎么，勉林，”他问：“你不欢迎聂仲芳？”
“不敢欺大人，聂仲芳在大人那里，亲自教导督责，他不敢越轨；到了我这里，也许会故态复萌。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不便说他，耽误了公事，大家不好。”
这一说，原来有些生气的左宗棠，心平气和地问说：“你说他‘故态复萌’，请问，是什么故态？”
“聂仲芳是纨绔，他比满小姐小三岁，光绪元年成婚；到光绪四年，才廿四岁，已经娶了姨太太。”
“这件事我知道，他的那个早就遣走了。”左宗棠问：“还有呢？”
“还有，曾劼刚那年奉派出使英、法两国，二小姐的故爷陈松生与聂仲芳都想跟去当随员，结果劼刚带了陈松生，没有带聂仲芳。劼刚路过上海的时候，我问他同为妹婿，何以厚此薄彼。劼刚说：我带了他去是个累。又说：“你看了我的日记就知道了。”李勉林又说：“他们郎舅至亲，尚且如此，大人倒想，我怎么敢用他？”
“喔，”左宗棠问：“你看了劼刚的日记没有呢？”“看了。”
“日记中怎么说？”
“我录得有副本，回头送来给大人看。”
“好！请你送来我看看。”
李勉林答应着，一回去马上将曾劼刚日记的副本，专程送到天后宫行辕。左宗棠灯下无事，细细看了一遍，其中有两条对聂规缉的批评不好，一条记于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家报，知聂仲芳乖张已甚，季妹横被凌折，忧闷之至。”这是家务，清官难断，另外有一条记于当年九月十五日，说他不用聂仲芳的原因：“午饭后，写一函答妹婿聂仲芳，阻其出洋之请，同为妹婿，挈松生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而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新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左宗棠心想，这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毛病。如果当时聂规缉如曾纪泽所言，现在看来却无此毛病，正好说明此人三四年以来，力矫前失，肯求上进。李勉林在制造局有许多毛病，怕落在聂规缉眼中，故而拿曾劼刚作挡箭牌，不必理他。
主意虽定，但因第二天便须启程江宁，无法与李勉林面谈，因而亲自执笔写了一封信说：“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纪鸿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纪鸿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劼刚在伦敦致书言谢，却极拳拳，是于骨肉间不敢妄生爱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兹于仲芳，何独不然。日记云云，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
写到这里，自觉有些强词夺理；以他的地位，便是仗势欺人，所以凝神细想了一会，想出一番说得过去的道理。“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阁下之处仲芳不难，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鼓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即有以对曾文正矣。”
左宗棠自觉这段话说得光明正大，情理周至，但意思还不足，因而又添了一段：“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送走了左宗棠，李勉林刚回制造局，便收到了左宗棠的信及送还的曾纪泽的日记。信上一篇大道理，不但坚持原意，而且隐隐责备他，不肯照顾聂规缉，反而离间人家郎舅至亲的感情，对不起曾国藩生前栽培之德。李勉林自然很不高兴。
没有法子！他心里在想，不怕官，只怕管；左宗棠要派聂规缉来当会办，是他的职权，写信解释，还是客气的做法。接下来又想，左宗棠赏识聂规缉，是因为他肯说实话，而且肯留心“西学”，不用说，制造局造船造枪械，他不会是外行；不是外行又肯说实话，制造局的许多见不得人的内慕，就瞒不住了。左宗棠派此人来当会办，说不定就是专门来捉他的毛病的。
这样转着念头，不免心事重重，但还是得强打精神来应付，当即将亲信的文案、庶务都找了来，宣布聂规缉即将来当会办，关照文案备禀请派任的公事，措词要客气、要夸奖。然后交代庶务两件事：第一、替会办找个宽敞的公馆，陈设布置，务求华美；第二，派专人携带三个月的薪水，到江宁去接“聂会办”夫妇来上任。
这个厂务叫王伯炎，是李勉林的心腹，名为厂务，并不只管制造局的冗杂小事，他不但顾问可以干预工程及购料，甚至还是李勉林的智囊，随时可以提出建议；当然，他也是李勉林的耳目，外界对制造局的批评，一直很注意的。将李勉林交代的事，办妥了来复命时，王伯炎提到福克，“跟福克的那张合约，”他问：“总办是打算自己跟他谈呢，还是等聂会办来谈？”
“你看呢？”
“这要看总办的意思。”王伯炎说：“各有各的好处。等聂会办来谈，好处是左大人的面子十足，聂会办也很高兴，而且，聂会办如果弄了好处，就有个把柄在总办手里，以后不怕他不就范。”
“嗯、嗯！”李勉林问：“坏处呢？”
“坏处就是他不要好处。公事上是开了个例，以后这种合约都归他来谈，总办的大权旁落了。”
“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
“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
“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
“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货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愈多愈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已，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透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唏！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我是头一回，总要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
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末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待。”
“那末，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份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爷”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样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份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决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濂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濂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饬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帖”说得冠冕党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议为言之有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癵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宫，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廷。
朝廷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即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哀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
袁世凯答说：“身为将门之子，投笔从戎。”又说他带来的十几个少年，都是难得的将才，“请老伯全数录用。”
吴长庆大为诧异，不好骂他荒唐、斥之为冒昧。当下派了一名军官携带银票，到旅舍里，将他的同伴好言资遣。当然，袁世凯是被留下来了。
“你进了学没有？”
“没有。”
袁世恺连秀才都不是，不过捐了监生，照例可应北闱顺天乡试；吴长庆便叫他在营读书，拜张謇为师。此人号季直，是南通的名士，他在吴长庆幕府中参赞军务，同时也是吴开庆次子吴保初的业师。
既然要应考，张謇当然教他做八股文。袁世恺兴趣缺缺；但陪着张謇谈谈时事，以及用人驭士的手段，却头头是道，很得张謇的赏识。吴长庆幕府中，还有个朱铭盘，也是南通人，与张謇及另一个诗做得极好的范肯堂，号称为“通州三生”；这朱铭盘对袁世恺亦颇有好感，因此，当张謇保荐袁世恺时，而朱铭盘在一旁帮腔以后，吴长庆便委袁为营务处帮办，而且派了两名勤务兵给他。这是前年光绪六年四月间的事。及至朝鲜发生内乱，张树声派丁汝昌特召吴长庆议事。吴长庆带同张謇，在天津密商三日，定策平乱。这年壬午，“子午犯酉，大比之年”，袁世恺奉命入京乡试，恰好也在天津；听说要出兵朝鲜，便去见张謇，想弃文就武，不赴乡试而赴朝鲜。张謇答应了，为他向吴长庆要求，如愿以偿。
到了烟台以后，吴长庆回登州去调兵遣将，在烟台派船征粮，须备辎重，由张謇负责，事多且杂，张謇顺理成章的找了袁世凯作帮手，由吴长庆下札子委为“前敌营务处”，居然独当一面了。
七月十二日黄昏，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由烟台抵达朝鲜仁川；可是日本海陆军已经早一小时到达。只是天色已晚，中日两军都住在船上，预备天亮登陆。
哪知就夜色苍茫中，闵妃所遣的密使到了。原来朝鲜国王李熙，也象光绪皇帝一样，是旁支入继；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是应，便等于醇亲王，所不同的是，“大院君”摄政。李熙成年以后，“大院君’自然看不过去，便跟闵妃争权。那闵妃象慈禧太后一样，非常能干，心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只要倾心结交中国官吏，自然就占上风，此时日本的野心日炽，看朝鲜两派对立，各不相下，便蓄心要找机会，作为入侵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了。朝鲜内政不修，人民困苦，士兵的饷欠了好几个月，一再“闹饷”，发又发得不足数，于是便常有造反作乱之事，日本人便买通乱党，故意让他们抢劫日本领事馆，日本便以保护领事馆为名，酝酿出兵朝鲜。
闵妃得到消息，向中国官吏告密；驻日公使亦有急电到北洋，中日双方军队都想抢个先着，但同时到达，不分先后，而闵妃的密使一来，情势就不同了。
这些密使谒见吴长庆、丁汝昌，说日本与李癵应已有勾结。哪一个军队先到朝鲜京城汉城，哪一国便控制了整个局势。这就象楚汉相争，先入咸阳为胜是一样的道理。“为今之计，我们劝天朝大军，乘黑夜登陆，由间道入汉城，一昼夜可以抵达。这条间道捷径是日本人所不知道的。”“主意是很好，可是这一昼夜的供应呢？士兵不能不吃饭啊！”
“请放。”闵妃的密使说：“沿途都设备好了。”
吴长庆大喜，立即召集张謇及马建忠密议，决定接受闵妃的计划，先派五百人连夜登陆；另派一千人在黎明下船，其余守在船上待命。
密议既定，吴长庆在招商局轮船的大餐间点兵发令。
这本来应该是士气昂扬、踊跃争先的一个场面，不过吴长庆下达了命令，肃静无声，约有五分钟之久；这一下气氛便显得很僵硬了。
终于有个姓刘的帮带，凑到吴长庆面前低声说道：“本营都是陆军，从来没有出过海，现在轮船刚停下来，弟兄晕船的很多，能不能请大帅体谅，让大家休息一夜，到天亮再上岸。”
此言一出，吴长庆即时变色，偏偏另外还有同样的请求，吴长庆勃然大怒，拍桌骂道：“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敢不遵我的命令，莫非不知道军法？”说着，要拔令箭斩那个刘帮带。
张謇在旁，不等他再开口抢着说道：“大帅，刘帮带不宜再带兵了；另外派人吧！”
“派谁呢？”
“我看袁世凯可以接替。”
“好！”吴长庆向左右说道：“把姓刘的先看管起来，等我办完了大事再来处置。”
这时袁世凯已得到通知，进来行了礼；张謇说道：“大帅有差使派给你，你仔细听着。”
吴长庆接口下令：“刘帮带不遵命令，我已把他革职看管，现在派你为帮带，接管他的队伍；即刻预备，半点钟以后，先领一营人，坐朝鲜派来的船登陆，由朝鲜向导带领，连夜行军。袁世凯，这个差使，你担当得下来，担当不下来？”“能担当。”
“好！你部下如有人不遵命，违反军法，准你先斩后报。”说着，吴长庆将手中的令箭，往前一递。
袁世凯接令在手，高声答道：“遵大帅将令。”半点钟不到，袁世凯已扎束停当，草鞋短裤，干净利落，进来向吴长庆禀报：“已经跟朝鲜的译官商量决定，登陆后连夜急行军，天明到果山早饭，在那里恭候大帅驾临。”
辞行既华，立即下船，到得天亮，吴长庆亲统两营，接续前进，中午抵达果山，袁世凯下马迎谒，说已派先锋五百人，由营官率领先走，他特为在此候驾。
“路上怎么样？”
“一路平安，朝鲜的供应很完备，一切请大帅放心。”“好！”吴长庆又问：“还有什么事要报告的？”“士兵的纪律不大好，抢民间的东西，还有对妇女无礼，王师戡乱，这样子会让人家看不起，世凯已遵大帅将令，就地正法了七个人。”
一听这话，吴长庆放心了。原以为他不会带兵，现在看来，倒真不愧将门之后，当下慰了一番，关照袁世凯继续前进。
当天深夜，先锋五百人到了汉城，在南门扎营。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吴长庆亲统的一千人亦复疾驰而至，在距汉城七里的屯子山扎下大营，其时“大院君”李癵应已经得到消息，派了他的儿子大将军李载冕来见吴长庆，表示慰劳。吴长庆亦很客气地敷衍了一番，等李载冕一走，立刻进城去拜访李癵应，作礼貌上的周旋。
出城回大营以后，吴长庆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及幕僚密商马建忠建议，擒贼擒王，等李是应来回拜时，设法扣留，送往天津，以寒乱党之胆。倘或乱党不受安抚，再行进剿。
吴长庆认为此计大妙，其余的人众都同意，于是密密部署，设下了陷阱，只等李癵应来自投。
李癵应来回拜时，是在下午四点钟，带的卫队有数十名之多；接入帐内，由张謇与马建忠二人，与李癵应笔谈，这样交换意见，即令是泛泛的寒暄，一来一往，亦很费事。等营外李癵应的卫队被隔离开来，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吴长庆便即说道：“本人奉朝廷之命传旨，着贵藩亲自到北京，面陈乱党的一切。”
说完，也不管李癵应听得懂听不懂，由马建忠扶起李癵应出营；外面有一顶轿子，将他塞入轿内，抬起便走，健卒百余人前后夹护，连夜冒雨急驰一百二十里，第二天一早到南阳港口，登上威远兵轮，李是应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下一个目标是李癵应的长子，亦即韩王李熙的胞兄李载冕，据说，乱党是由他指挥的。吴长庆派袁世凯领兵入城，逮捕了李载冕，而乱党却已逃散了。
当天晚上，吴长庆接到李熙的密报，乱党是屯驻在两个地方，一个叫利泰院，一个叫枉寻里。枉寻里就在吴长庆大营附近，便由他亲自出马；利泰院的任务派了袁世凯，乘黑夜奇袭，抓了一百多人，其余的乌合之众纷纷走避；枉寻里的情形亦差不多。等日军三千人沿大路开到汉城，局势已经平定了。
这一来，日军便没有进城的理由，为了避免与清军冲突，驻扎在城外。日本驻韩公使花房义质亦回汉城，向韩国提出赔偿的交涉，这不是吴长庆的事；他将大营移驻东门外关帝庙以后，随即行文北洋，奏请论功行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