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接踵而病，一直十个月之久，朱大器的事业大受挫折，而大局却今非昔比，颇有进展了。
李鸿章在上海的脚步已站得很稳。松江早已克复，陈世发反正尚未开始行动，不幸在一场战役中死于流弹。青浦、嘉定一带，互有进退，却是淮军占上风的时候居多。李秀成两次苏州会议，想解天京之围，劳而无功，九月间，李鸿章督同已升总兵的程学启、副将刘铭传、郭松林、水师提督黄翼升，大破谭绍光于青浦白鹤港。这一仗下来，李秀成想攻占上海就完全成了梦想了。
青浦大捷，自然有洋将的力量在内，常胜军的指挥官换过了，英法协助清军进攻浙东，华尔在收复宁波所属慈溪县的一役中受伤而死。英国提督何伯推荐白齐文接统常胜军。到了十一月里，朝命常胜军赴援金陵——这是薛焕一派想跟李鸿章争功而想出来的花样，所以由吴煦跟杨坊处理，吴煦先到镇江，布置接应，杨坊到松江督催白齐文进军。
白齐文本就不愿远征，托词十月份的粮饷未发，不肯开拔，杨坊原就备好了饷的，只怕白齐文钱一到手，拖延不走，所以提出条件，只要一有行期，立即照付。白齐文大为不悦，说要辞差，杨坊便责备他没有良心。语言冲突，不欢而散，白齐文怒气冲冲由上海回到松江，静等杨坊来发了饷再说。
杨坊却置之不理，坚持要常胜军有了开拔确期，才能发饷。这样僵持了四五天，白齐文带了几十名洋枪队到上海，直奔杨坊寓所，见了面不分青红皂白，将杨坊痛殴一顿，颜面胸口都受了伤，吐血不止。客厅中堆着几十箱银圆，亦被搬抢一空；事后杨坊具禀呈报其事，说抢走饷银四万馀元。
李鸿章本来是采取坐视的态度，此时一看机会来了，很起劲地照会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与领事麦华陀，要求解除白齐文的兵柄，听候中国查办。
结果由于士迪佛立的劝告，白齐文解职离队，队伍交由英国正规军官奥伦接管。李鸿章便上了一个奏折，一石二鸟，驱逐了白齐文，也整惨了吴煦与杨坊。他不但以“该道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矜制，咎亦难辞，应请暂行革职，以观后效”，而且要责成他们“严密拿解”白齐文到案治罪，而且因为白齐文赴援金陵不成，所有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的费用，应由吴煦、杨坊自行赔补。最厉害，也最令人难堪的一着是，这个奏折邀同“头品顶戴通商大臣”薛焕会衔出奏，就等于强迫薛焕自掴其脸。
然而李鸿章确有手段，居然压倒了常胜军——常胜军为吴煦、杨坊纵容得不成话说，人数由最初的一千人，扩充至四千五百多，一切粮饷、薪水，以及其他军需供应，都超过官兵好几倍；不但每个月七八万银子的支出，成为极大的负担，而且官军内心不服，亦成隐忧。同时更怕常胜军一天比一天跋扈，有尾大不掉之势，一旦枪口倒转，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巨祸。说起来也难怪李鸿章对吴煦、杨坊那样不满。
他想裁抑常胜军的心，存之已久，苦于不得其便。这一次白齐文闹事，是一个机会，一面撤换白齐文，一面要求会同管带常胜军。英国提督士迪佛立起初不愿，李鸿章据理力争，终于订立了十六条条约，常胜军裁减为三千人，粮饷减少，而且需由中国管带官会同发放；驻扎在松江的外国管带，不准干预地方公事；购买军火，须经巡抚衙门批准，不准私购；处罚士兵，须听中国管带官的主意。虽不能尽夺兵权，但亦大非昔比了。
对于白齐文，李鸿章仍坚持必须逮捕到案，依军法治罪。
这亦是合理的要求，因为白齐文受过大清朝的三品顶戴，是中国的职官，自然应受中国律法的拘束。然而白齐文本人固然决不肯到案，就是英国方面，亦不愿将洋人交由中国官员审判，以致成了僵局。白齐文躲在英国军舰上，士迪佛立藉口华尔与白齐文托英军代购军火的帐目未清，要求李鸿章派员会算清偿以后，方能交出白齐文。这一下，又是吴煦、杨坊倒楣。李鸿章以无案可稽，不肯派人会算，更谈不到清偿。
下了个札子给吴煦、杨坊，要他们“自行清理”。
就在这拖延不决的当儿，常胜军内部又出了麻烦。当白齐文被撤换时，先由英国军官奥伦代为管带，而士迪佛立因为奥伦是参谋官，不宜带兵，另外推荐戈登接替。常胜军不知是为白齐文声援，还是希望奥伦留下来，居然群众鼓噪，反对戈登到营。
幸好程学启别具深心，有意要结纳戈登，派出大队强力支持，陈兵以待，大有常胜军如不服戈登指挥，便不惜一战的决心。结果终于迫得常胜军乖乖就范，戈登心感不已，与程学启结成莫逆之交，而且按照中国规矩，两人拜了把子，程学启平白里有了一个“洋大哥”。
戈登接统常胜军的第一功，便是协同程学启及李鸿章的幼弟李鹤章，攻克常熟昭文县及福山海口，由此功劳，戈登亦被援职为总兵。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二年三月中，又助程学启攻克太仓；四月中，助攻克昆山，于是李鸿章有三路西进的计划；中路由昆山进苏州，由程学启率领对抗太平军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
北路由常熟进江阴、无锡，由李鸿章、刘铭传率领，对抗侍王李世贤、潮王黄子隆。南路以水师为主，由泖淀湖进吴江太湖、平望，由总兵李朝斌、提督黄翼升相机进兵。
这三路是前敌，后路要防嘉兴方面的太平军，乘虚直扑上海，所以派潘鼎新、刘秉璋、杨鼎勋扼守松江、金山卫一带的要道。而戈登的常胜军则移驻昆山，居中策应。
李秀成得报，自然着急，苏州与金陵成犄角之势，亦为主要的饷源，倘或苏州一失，金陵解围，益发无望。所以亲自赶到苏州布置防务，檄调驻皖南的“侍王”李世贤、驻丹阳的“潮王”黄子隆、驻常州的“护王”陈坤书，各率所部，屯军江阴无锡之间，支援守苏州的太平军悍将“慕王”谭绍光。
当时双方的兵力，约为二与一之比，中路程学启、李鹤章连同常胜军共三万八千五百人；太平军则城内四万、城外两万，另加李秀成从金陵带来的一万八千人，总计七万八千。
但人数虽多，武器不济，尤其是水路更处劣势，淮军虽只两条武装的小火轮、一条炮艇，但已是纵横无敌人。
因此，淮军先败江阴无锡间的太平军，次克吴江、震泽，逐渐进逼苏州。而谭绍光忽得意外的助力——白齐文一度到北京运动复职，未得要领，回到上海设法招了一批洋人，夺得常胜军的一条“高桥”号小火轮与一批军火，投到苏州，为太平军效力去了。
然而这个意外，在李鸿章倒是塞翁失马。戈登与程学启的交谊，原已发生裂痕，克复吴江时，程学启是淮军第一号大将，李鸿章如何肯听戈登的话？双方几致决裂。就在这时候，得到白齐文投奔苏州的消息，戈登不愧为正规军官，深知自己的责任，怕常胜军内部受白齐文的影响，有溃变之虞，急急赶回昆山坐镇，辞职的话，亦就无形中打消了。
到了八月里，继江阴克复以后，程学启连破苏州城外敌军十垒。李秀成亲自领军援苏，由白齐文相助，一战宝带桥，再战于无锡大桥角，尽皆无功。而高桥轮却因洋水手喝醉了酒，失慎沉没。其时白齐文的部下，多萌去志，白齐文本人又终日醺醺然，无所作为，大失谭绍光之望，终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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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九，李鸿章亲临苏州督战。而苏州城内的太平军，除了谭绍光以外，几乎都觉得战局无望，因而与程学启搭上了线，居间的是程学启的部将郑国魁，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但与籍隶湖北的“纳王”郜永宽有旧。密使往还之后，约定十月十九那天，由戈登攻城，等谭绍光出城迎战，城内便闭门不纳，先击溃了谭绍光再说。
第二天戈登会同淮军，如约攻破齐门及娄门之处的石垒，李秀成与谭绍光不敌，然而城内想闭门不纳，却不曾办到。第二天，郜永宽部下又放弃齐门外的炮垒。见此光景，李秀成知道军心已变，大势已去，为了保全苏州的生灵，预备弃城，但谭绍光不从，李秀成唯有痛哭而去。
郜永宽曾受李秀成的提拔，见他一走，益无顾忌，遣使约定程学启，在阳澄湖中单骑相会。在座的还有戈登及郑国魁。程学启要求郜永宽杀李秀成、谭绍光，事成许他二品官职。郜永宽不忍杀李秀成，只允图谋他的把兄弟谭绍光。
条件谈妥，程学启与郜永宽拜了把子，焚香设誓，如果背盟，程学启赌咒，必死于炮，郜永宽赌咒，死于乱兵之中。
盟约中列名的，除了郜永宽以外，还有七个人：“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这份盟约，而且由戈登签字作证。
这番行动虽机密，谭绍光已微有所闻，作了这先下手为强的打算，特地邀请这八个人赴宴。这一宴当然是“鸿门宴”，席间，郜永宽指使汪安钧拔刀相刺，其馀诸人，一拥而上，由汪有为割下谭绍光的脑袋。同时发兵捕捉谭绍光嫡系的部将，杀了一千多人，到了夜里就开齐门投降了。
程学启得报，不敢轻入，先派“魁字营”，也就是郑国魁的两营先进城。第二天，郜永宽遣派专人，将谭绍光的首级，送到淮军大营，李鸿章、程学启找了好些投降的长毛验看，一致证实无误，程学启方始放心大胆地带了八营人，由娄门进城。
进城一看，长毛还多得很，盘踞西半城阊、胥、盘、齐四门。而照盟约如果权宜授给二品武职，马上就出现了八个总兵。官大兵多，必然难制，程学启便打算背盟了。
相见之下，少不得有一番热烈的慰劳。郜永宽要求将部众编立为二十营，划半城以守，程学启无不满口答应。暗底下却到大营，摒人密语，要求李鸿章处决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
李鸿章既惊且诧，“方忠，”他说，“你少读书，不明史书，自古以来，杀降不祥！”
“我亦知道杀降不祥，而且我还跟郜永宽赌了咒的。不过贼势过大，郜永宽至今不肯剃头，居心何在？难说得很。万一有变，凭城拒守，我知道他们的存粮，可以支持五年。即令能够攻下来，也得好几年的功夫，不说我们的弟兄，城里的百姓不知道要死多少？现在拿八个人的性命来保全几百万生灵，有何不可？”
“嘉兴、常州还在长毛手里。如果我们杀了这八个人，你想，那两个地方的长毛会作何想法？”
“这是另一回事。”程学启说，“杀降不祥、背盟不义，然而为了大局，不得不这样子做。人责鬼谴，都应在我身上。大人如果不听我的话，以后一切请大人自己去搞，我不能再管了！”
说这样要挟的话，便再无商量的馀地，李鸿章只好这样答道：“既然如此，让你去做。不过，你不能坏我的事。”
“决不会坏事。不过，要大人出面，装一装样子。”接着便秘密献议，定下了杀降的步骤与办法。
计划妥当，程学启重新进城，约见郜永宽说，李鸿章已经完全接纳了他们的要求。同时表示，李鸿章要见他们八人，面致慰劳之意。已代为约定明天中午，在程学启营中参谒。
郜永宽决无推辞的理由，亦不曾想到此去会有什么危险，不过话虽如此，第二天约集他的同伙，仍旧带了一批悍卒，作为卫士，连翩跨马，直出娄门，由程学启派人领入营中——
是一家乡绅的大宅，李鸿章已在大厅等候，见到郜永宽一行，走到滴水帘前相迎。程学启引见报名，双方行礼，相当客气，也相当亲热。
“八位弃暗投明，足见忠义。鸿章佩服得很！”李鸿章在大厅坐定了以后，逐个慰问，然后一一请教别号、籍贯。
在这殷勤寒暄的当儿，程学启已作了必要的部署，一面添兵驻守娄门，遮断郜永宽等人的归路，一面派出好些能言善道的将弁，招待那一批卫士，渐渐将他们与大厅隔离开来。
大厅上寒暄已毕，李鸿章向身旁的戈什哈吩咐：“取八位大人的顶戴来！”
于是八名士兵，每人手捧一个朱红托盘，盘中整整齐齐的八顶暖帽，珊瑚红顶子配上尺把长的花翎，光彩夺目着实动人。
“各位老兄如今也是我大清朝的大官了。从此要同心协力，好好为朝廷立一番功劳。来，来，请过来！”
八个人由郜永宽领头，一字排开，朝上跪下，李鸿章为他们一个一个加冠。站起身来，称谢的称谢，道贺的道贺，个个笑逐颜开，好不兴头。
“二厅上酒席齐备了！”戈什哈来请示，“是不是马上开席？”
“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李鸿章肃客进入二厅，宾主连李鸿章在内，正好十个人，分坐了两桌。
刚行过一巡酒，忽然有戈什哈来报：京里有廷寄到，请李鸿章去接旨。等他匆匆离座，程学启亦即起身，拱手向大家说道：“少陪片刻，我送一送抚台，马上来奉陪。”
李鸿章和程学启一去就不见面了。郜永宽先不疑有他；等发觉有蹊跷，想找人询问时，只听营门炮响，接着远处有炮响应，判断方向是娄门守军发的炮。
“这是干什么？”郜永宽问。
一句话没有完，里外左右，凡有通路的地方，都拥出来一群士兵，手挺长矛、戒备森严。八个人相顾失色，郜永宽带着一枝手枪，已经拔在手中，却踌躇不敢发，怕一开枪反而性命不保。
不开枪亦保不住命，伏甲四起，大声鼓噪：“杀长毛！杀长毛！”
“不要动，不要动！”郜永宽弃枪高喊：“我们只要见李抚台，什么话都好说！”
没有人理他的话，挺矛直刺，尽皆死于非命，鲜血满地，比红顶子更红。
郜永宽所带的那批卫士，当然亦被屠戮，无一幸免。处置略定，程学启立即回城，策马直到“纳王府”，假借郜永宽的名义，下令召集“六等世爵”最低一等“天候”以上的太平军将领，到府商议军情，被召的总计数百人之多，陆续到达、陆续扣留，“纳王府”只进不出，如临大敌。等来得差不多了，程学启下令开刀，尽皆斩首。
其时城内的太平军，在李鸿章、程学启说来，有二十万之多，这个虚头很大，但至少也有三、四万人。无奈蛇无头而不行，所以在程学启重兵戒备威胁之下，绝大部分被缴了械，一小部分起而反抗，亦无非白白送命。这样扰攘终宵，到了第二天上午，局势总算称定下来。
而在李鸿章的大营，却起了风波。戈登得到消息，怒不可遏，带了一把手枪去找李鸿章拚命。戈什哈看他手中有枪，面带杀气，赶紧通知李鸿章躲开，戈登咆哮如雷，多少人劝不住。后来又坚持要看郜永宽的遗体，随营的洋务委员无奈，将挂在旗杆上号令示众的郜永宽的脑袋，取了下来，戈登一见，痛哭流涕。当天就拉着他的队伍回昆山了。
还有一个比戈登更伤心的，就是郑国魁。戈登不过当程学启与郜永宽焚香结盟时，签名作证，而郑国魁则是最初搭线招降郜永宽的经手人，他的感觉岂止“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直如亲手杀了朋友，良心上所受的责备，无可言喻。最使他难过的是，还如吃了哑巴亏，有苦难言。戈登可以暴跳如雷，发泄怒气，他却不能像人家那样，大骂李鸿章、程学启无信无义，行同禽兽。这样在哀无所诉的万般委屈之下，唯有涕泣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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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来李鸿章与程学启见了面，两个人都是脸无人色，因为这件事到底伤天害理，一想起来惊心动魄，五中不安。
然而一个是帅、一个是将，行动举止，军心所系，不得不强自克制，细商善后。其中李鸿章的处境更苦，因为这出戏的前半段，他是配角，而后半段要“挑大梁”，一方面要奖许程学启，一方面要抚慰郑国魁。一方面要遣散长毛，一方面要应付常胜军。此外内而论功行赏，外而抚辑灾黎，无不是头绪纷繁的繁难之事。这样两天两夜下来，虽不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眉皆白，可也是形销骨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