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不才是下午到的，因为蔡元吉视察防务去了，直到傍晚才见面。蔡元吉作为主人的礼貌很周到，在陈家花园的正厅设宴款待刘不才。这座厅叫做“环碧堂”，是高宗当年驻跸之地，堂内还供奉着两方蓝地泥金的匾额，都是御书，一方题的是“水竹延青”，一方题的是“怡情梅竹”。

    尽管主人殷勤，刘不才却有食不下咽的模样，这一大半是做作，要让蔡元吉发觉他忧心忡忡，为他要说的话，做个伏笔。

    蔡元吉也很为难，所以对该谈的事，迟迟不发。客套既毕，寒暄的闲话也说光了，图穷而匕首见，终于不能不谈正题。

    “蔡爷，一切都说好了。左制军不但要请你带兵，而且要催你赶快出兵立功。杭州的‘听王’已经准备献城——”

    “他！”蔡元吉急急问道：“真有这话？”

    “我如果骗你，天诛地灭，死在海宁。”刘不才故意做出急不择言的神气，“是派他的族兄陈大桂去接头的。先跟苏州接头，李中丞把他送到左制军那里。我所晓得的情形，只有这一点，不过，看样子，杭州的局面很快就有大变化。蔡爷，你不可自误，自误误人，我可要惨了。”

    “怎么？”

    “我这趟去看到、听到，好些机密在我肚子里，譬如官军布防的虚实之类。所以蒋藩司不免有小人之心，怕我是做你这里的奸细，他也不大相信你真肯归顺。拿我的家眷看管了，如果三天以内没有动静，舍下一家大小要在监狱里过年了。蔡爷，我听说你的意思要缓一缓，这话不是真的吧？”

    蔡元吉不作声。好久，自言自语地说了句：“陈大桂！陈大桂真的去接过头了？”

    “我刚才罚过咒了。你如果不信，只有一个办法。”刘不才容颜惨淡地说：“拿我杀掉！尸首请王都司带回去。这样不但为了救我一家老小，也让蒋藩司晓得，我不是做什么奸细。

    蔡爷，我说我心里的话，生为大清人，死为大清鬼。对国家、对朋友，我都是一个‘忠’字。”

    “言重！言重！”蔡元吉肃然起敬地说，“事情好商量。”

    于是蔡元吉告个罪，起身离席。刘、王二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偌大一座环碧堂，竟显得阴森可怖。刘不才吃力地透了一口气问：“你看如何？”

    “大概是跟他大舅子商量去了。”

    “他大舅子是干什么的？”

    “自然也是他们的将官。”王锡驯低声答道，“听说蔡家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蔡元吉很畏惮他。”

    “这样看起来，先要将此人收服。”刘不才问：“你见过他没有？”

    “见过一面。为人很深沉的样子。”

    “深沉就好办。”刘不才有了信心，“深沉的人，利害关系看得透，讲得明白，就怕刚愎自用，蛮不讲理。”

    “那，那就不妨说明了，请一起来谈。”

    刘不才同意他的办法，趁这等待的片刻，要作个准备。一眼瞥见廊上有个俊俏小厮，心中一动，猜想就是王锡驯所说的那个已为他收买了的，蔡元吉的小马弁，一问果然，便将他找了来，有几句话要问。

    先是和颜悦色的闲谈，问他的姓名、年岁、籍贯。那小马弁叫贵福，自道是苏州人，七岁的时候，随家人逃难失散，为蔡元吉所收容，至今八年了。

    “你们‘王爷’待你好不好？”刘不才问。

    “当然好。”

    “‘王爷’的夫人呢？”

    贵福摇摇头不答，脸色变得不大好看。刘不才看他那模样，心中明白，贵福必是蔡元吉的娈童，与蔡元吉的妻子等于“情敌”，相处得自然不会融洽。

    这样一想，便从腰上解下一柄小刀来，递了给贵福，“来，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这把刀你留着玩。”刘不才说，“将来我要邀你们‘王爷’到上海夷场上去好好逛一逛，那时候再送几样新奇有趣的洋货给你。”

    贵福童心犹在，接过那柄雕镂极精的牙柄小刀，爱不忍释，笑嘻嘻地不住道谢。

    “我倒问你句话，你家的那位大舅老爷，听说脾气很好，是不是？”

    “好？”贵福睁大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撇撇嘴说：“不晓得好在哪里？”

    “怎么呢？”

    “从来没有看他笑过。除非——”贵福双手一比，“除非看见大元宝。”

    原来贪财！刘不才已心里有数了。“还有呢？”他觉得无须绕弯子说话，直截了当地问道：“他还喜欢什么？”

    “多得很！喜欢女人、喜欢赌——赌品最坏，没人喜欢跟他赌。”

    听这一说，刘不才更有把握，看看蔡元吉去的时间不少，怕他回来发现贵福在此，心生怀疑，反为不妙，便点点头说：“好了。我就问你这两句话。你请吧！”接着，又在荷包里掏出一枚由大内所传出来的金钱，塞到贵福手里，作为额外的犒赏。

    其实是过虑了。刘不才等了好久，才见蔡元吉回席，后面跟着一个人，瘦而长，脸上棱棱见骨，一双眼睛似乎黯淡无光，但瞒不过这几年阅历江湖，经过大风大浪，见过三教九流的刘不才，他那一双眼睛是有意掩饰光芒。凡是善于“装羊吃象”的人，都有那么一双眼睛。

    最使刘不才触目的是他那一身装束，一件旧宁绸的皮袍，油光闪亮，真像所谓“敝裘”，然而“敝”在面上，骨子里一点不敝，卷起的袖口，雪白的毛片，蓬蓬松松，耸得老高，是件极珍贵的白狐皮袍，衬着大拇指上一只碧绿的斑指，越显得夺目。

    那只套着斑指的大拇指，薰得黄中带黑，再看食指、中指亦是如此。刘不才明白了，贵福还少说了此人的一样爱好，他是鸦片大瘾，那几只手指就是让鸦片烟薰黄了。

    “我来引见。”蔡元吉指着那人说，“是我内兄，姓杨，行二。”然后又道了刘不才的姓名。

    “啊，杨二哥！”刘不才抢着套交情，一揖到地，“我早就听说杨二哥了，今天真是幸会。”

    杨二也拱手还揖。跟王锡驯是第二次见，无须寒暄客套，只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然后坐下首作陪。

    几句门面话说过，杨二问道：“我们要请教，刘爷是在哪里，听说过我？”

    “在上海。”刘不才胡诌着，“在上海就听说，‘听王’那里第一大将是蔡爷，蔡爷又全靠杨二哥辅保。”

    真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杨二听他这话，那张“面无四两肉”的驴脸，立刻就有了喜色，“不敢，不敢！”他说，“只怕是误传。”

    这一态度，就让刘不才完全将他看透了。他不是什么忠心耿耿，只知道“天王”的长毛，对官军并没有什么难解的敌视。然则，反对蔡元吉归顺，亦只是未餍所欲，有意刁难而已。

    转念到此，刘不才越有把握，态度也轻松了，饮酒吃肉，谈笑风生，与先前那种沉重的脸色相比，判若两人。

    蔡元吉自不免诧异，而他的困惑，只要一显现出来，刘不才立刻就明白了，“蔡爷，你觉得奇怪，是不是！”刘不才说：“我一条性命捡回来了，怎么不开心？”

    “这话，”蔡元吉问：“是怎么说？”

    “有杨二哥出面来，事情一定可以谈成功，我就不会好心不落个好报，岂不该高兴，”

    “这位，”杨二指着刘不才问，“说的什么？我好像没有听清楚。”

    “刚才不是跟你谈了嘛，人家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的。”

    “是的。”刘不才说，“我到了这里，才知道人家猜得有道理，我倒好像太相信了朋友了。这些话不必去说他，在杨二哥面前，说了就不够意思了。”

    这些语意暧昧，不知所云的话，没有一个能听得懂，杨二只猜出一点意思，刘不才很看重自己，而且很愿意交朋友。

    同时他也觉得刘不才是个世故熟透的外场人物，这个人可以交，然而要些本事，一无长处的庸才，他是看不上眼的。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杨二便处处要逞强显能了，口讲指划，从淮军的程学启，批评到已死的谭绍光和长毛中公认的悍将陈炳文，说得他们一无是处。只是对李秀成却还保持相当的敬意。

    他的话当然也有些见解在内。然而真如上海夷场上所说的“开口洋盘闭口相”，话一多了，底蕴尽露，肚子里有些什么货色，都让刘不才掂出斤两来了。

    席间都是些闲话，王锡驯急在心里，一言不发，反倒是蔡元吉忍不住了，“谈谈‘那面’吧！”他特意提一个头，希望言归正传。

    “不忙，不忙。”刘不才看准了才二十六岁的蔡元吉为人老实，因而喧宾夺主地自作主张，“回头我跟杨二哥靠烟盘的时候，细细斟酌。”

    于是酒醉饭饱，“开灯”谈心，杨二等十六筒鸦片烟抽过，精神十足，抱着把乾隆窑五彩的小茶壶开始谈到正事。

    “刘兄，你行几？”

    “行三。”

    “那就是刘三哥。”称呼一改，更显亲热，刘不才身子往上缩一缩，弓起了背，将头靠得极近，听杨二低声说道，“彼此一见如故，我倒要请教，刘三哥，你这样子热心，贪图的啥？”

    “做生意啊！”刘不才答道，“舍亲朱观察是杭州人，从前王中丞在世的时候，他是浙江官场上一等一的红人，你总听说过？”

    “听说过。然而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

    “现在就要靠你老哥了。能将令亲说服了，拿队伍拉过去，舍亲朱观察就在这上头算立了军功，‘保案’一上去，仍旧回浙江官场，老实说一句：就都是他的天下！那时候，自然忘不了你老哥。”

    “不会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于舍亲有什么好处。现在是同船合命，连左制军在内，都要靠这里。”

    “刘三哥，你的话倒说得还实在。”杨二不由得说了真心话，“有些官军，一面孔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把我们贬得一文不值。我就不服！大家真刀真枪，上过明白！”

    “照这样说，杨二哥，你大概先当我也是那样的人？”

    “这也不去说他了。我倒再问一句：如果我们不过去呢？”

    “那，那就只怕要看别人的热闹了！”

    “这是怎么说？”

    “好比赌台上一样，一上了‘路’，一定要下注，错过一注，心里懊悔，手上就更加谨慎了，要看着再说。结果呢，越看越下不了手，岂不是只好看别人的热闹？”

    听这一说，杨二的心就痒了。然而这是拿赌作譬仿，到底不是真的赌，而且一输亦不是输钱，而是输身家性命，所以他不能不强自按捺纷乱而兴奋的心情，仔细看一看，到底是真的上了“路”没有？

    抹不掉的是苏州杀降的影子，“刘三哥，”他只有这样问：“你是你的看法，庄家又是庄家的看法，明明看是活路，作兴是在钓鱼。我们跟你的身份不同，一上了钩是再也逃不掉的了。”

    刘不才点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上钩不上钩，先不去说它，如果你自己当自己是一条鱼，那就要睁大眼睛看一看，一座池塘，四面有缺口在放水。水放光了，鱼就死了！活活困死，杨二哥，你不甘心吧！”

    杨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处于将涸的池塘中，“那条鱼，”他问，“如果从缺口中冲了出去，龙归大海，岂不逍遥？”

    “不见得。缺口外面作兴布着网。”刘不才灵机一动，立即改口，“不过，你跟令亲的处境不同，如果你想从这个缺口冲出去，我倒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噢！”杨二深深看了一眼，“怎么冲法？”

    “船就在海塘外面。这条船有常捷军的旗子，官军的辖区通行无阻。你想到哪里，到哪里！”

    杨二不作声，取起那盏有名的所谓“太谷灯”的烟灯灯罩——整块水晶所雕，用一方手帕擦了又擦，十分起劲。这好整以暇的动作，恰恰表现了他内心的紧张。

    刘不才不肯错过机会，紧接着说道：“我倒替你想好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包你安安稳稳，无风无浪，舒舒服服地过一生。”

    “是，是哪里？上海？”

    “上海，夷场上！”刘不才说，“现在好多长毛在那里，尤其是手里有积蓄的，更加适意，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洋人不都帮官府的吗？”

    这就是提出一个疑问：洋人帮官府，官府指名索人，则夷场亦不足以成为逋逃薮。这当然是不明白夷场情况的话，刘不才便从容陈说，将官府的势力达不到夷场的事实与原因，一一道来。在杨二便有顿开茅塞之感了。

    “刘三哥，”杨二毕竟撤尽了藩篱，“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替我们开了两条路，我们决定挑一条路走，请你稍为等一等，我一定有切切实实的回话给你。”

    “好的！”刘不才隔着烟灯拉住他的手说：“我们都是‘脚碰脚’的朋友，一切都好商量。”

    “我知道。”杨二答说，断然决然地，“我赌了！”

    他的想法是，举家——包括蔡元吉一家在内，带着搜括来的金珠细软，当夜就搭刘不才坐来的船到上海，以夷场为安乐窝，安度后半生的日子。然而蔡元吉却不是这么样。

    “手下的弟兄呢？”他说，“我们不可以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只问你一句话：姓刘的信得过，信不过？”

    “信得过。”

    “那好！”蔡元吉毅然决然地说，“我年纪还轻，还想做一番事业，躲到夷场上去过无声无臭的日子，我不干。”

    听得这话，杨二颇有意外之感，因为他这个妹夫，一向听他的话，说什么，是什么，不想遇到这种重要关头，却会自作主张，而且主张相当坚决。

    “二哥，”蔡元吉又说，“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我决定带着弟兄过去，你如果想到上海，你管你走吧！”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既属至亲，患难相共，说不出独善其身的话，呆了一会说道：“做事要留退步，我倒有个两全之道，我送妹妹、外甥到上海。你过去以后看情形，能合则留，自然最好，不然就回上海，先守一守再说。”

    “二哥，你倒真是一只手如意，一只手算盘，世界上那里有这样好的打算？”蔡元吉笑了。

    “怎么呢？”

    “你不想想，虎防人、人防虎，我们相信人家，人家是不是相信我们？”蔡元吉放底声音说：“家眷不过去，一个人去归顺，只怕来的这两位客人先就要疑心，蔡某人搞的什么花样？莫非送走了妻儿老少，后顾无忧，预备敞开来干一场？”

    设身处地想一想，自然也觉得不能无疑。杨二倒没有主张了。

    “二哥，”蔡元吉却稍为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我赞成你走。

    你这两年舒服惯了，投过去了就能做个官，那种军营当中的苦，你也吃不来。倒不如现在脱身。狡兔三窟，你能在上海安个家，对我们夫妇总是一件好事。”

    “好！那就这样。”杨二说道，“我们辛苦了一场，总要留下点东西，我替你保管。”

    “这——”蔡元吉说，“只能带些细软，现银子不能带。”

    “为啥？”杨二问道，“莫非还要孝敬官军？”

    “这也不是。弟兄们的饷要发。”

    “官军会发饷，何用你费心？”

    “话不是这么说。左制军不比李中丞，他那里饷不足。就算能发，一时也运不过来。既然归顺了，一切总要为大局着想。”

    杨二心想，能带兵又带饷去，必得左宗棠的欢心，对妹夫的安危与前程，大有关系。白花花的几万两银子，平空舍去，虽觉得于心不甘，也就只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