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使馆区归甘军负责，破西什库则是义和团的事。但法术无灵，死伤累累，刚毅先还短衣腰刀，亲临督战，后来因为受不住令人欲呕的尸臭，也就知难而退。不过，每天都要到庄王府探问消息，大师兄总是毫不在意地说：“镇物太多！

    教堂顶楼，不知道有多少光腚女人，把法术冲破了！”

    “这一说，西什库教堂是攻不下来了？”

    “那有这话！”大师兄依然若无其事地：“破起来快得很！”

    “很”字刚刚出口，大师兄的神色突然变了，眼光发直，双唇紧闭，慢慢地眼睛闭上，神游太虚去了。

    好一会，大师兄方始张开眼来，慢慢摇着头说：“不好，很不好！虎神营有汉奸！”

    虎神营已是载漪的子弟兵，其中居然有汉奸，岂不骇人听闻？而大师兄的语气却不象猜测之词。

    “那么是谁呢？”

    “此刻不能说。这也是天机，不可泄漏，到时候自见分晓。”

    第二天就见分晓。虎神营一个管炮的翼长，名叫阿克丹，字介臣，本来是教民，为义和团一拥而上，缚住双臂，斩于阵前。据义和团说，阿克丹与西什库教堂的洋人已有勾结，倒转炮口预备轰自己人，所以用军法处斩。

    “这不象话！”赵舒翘向刚毅说：“倒戈自然应该军法从事，可是总不能让义和团来执虎神营的法。而况翼长是二品大员，不经审问，遽尔斩决，也有伤朝廷的体制。”

    刚毅默然。好久，叹口气说：“骑虎难下了。”

    “中堂应该跟端王提一声，得想个法子约束才好！”

    “约束？谈何容易。如今东城是甘军的天下，西城是义和团的世界，再下去，只怕连大内都难得清净。”刚毅咬一咬牙，作出破釜沉舟的姿态：“如今没有别的话说，只有一条路走到底，硬闯才能闯出头。”

    “怎么闯法？”赵舒翘觉得有句话如骨鲠在喉，不管是不是中听，都非吐出来不可：“就算把使馆踏平，西什库教堂烧光，又能怎么样，还能挡得住洋人不在大沽口上岸？”

    “上岸就把他们截回去。天津一定能守得住，守得住天津就不要紧。”

    赵舒翘说不下去了。唯有寄望于马玉昆与聂士成，能够守得住天津。

    ※ ※ ※

    以浙江提督的官衔，暂时统带武卫左军的马玉昆，是六月初三由锦州到天津的。随带马步军七营，驻扎河东，只住民家空房，凡是上了锁或有人住的房间，一概不准入内，亦不准士兵在街上随便游荡。天津人久苦于义和团的蛮横骚扰，一见有这样一支有军纪的军队，衷心感动，所以对马玉昆大为捧场，到处都有人在说：“洋人只怕马三元，他一到了，洋人无路可走了。”马三元就是马玉昆，他的别号又叫珊园。

    就在这天，张德成与曹福田会衔出了一张告示，说是“初三日与洋人合仗，从兴隆街至老龙头，所有住户铺面，皆须一律腾净，不然恐有妨碍。”这一带在海河东岸，铁路以西，为各国的租界，统名紫竹林，犹如京师东交民巷，为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

    天津人此时对义和团已是不敢不信，不敢不怕，所以一见布告，从金汤桥的东天仙茶园开始，沿海河西岸到老龙头火车站的店面住家，毫无例外地闭门的闭门，走避的走避。但马玉昆的队伍亦驻在这一带，自然不理会这张布告，反而有好些士兵，特意挑高处或者视野广阔的地方去作壁上观。

    但看到的只是远处洋兵的严密警戒，直到黄昏日落，始终未见义和团出击。而第二天一早却纷纷传言，有所解释，据义和团说，这天是东南风，不利于军，要家家向东南方面，焚香祷告，转东风为西北风，便是大破洋人之时。

    有人拿这话去告诉马玉昆，他听罢大笑，“今天六月初四，东南风要转西北风，起码还得两三个月。”他说，“咱们别信他那一套鬼话，自己干自己的。”

    于是马玉昆下令构筑工事，用土堆成好几座炮台，安设小炮，架炮测距，不忙着出战。

    可是市面上传说纷纭，说马玉昆如何如何打了胜仗。义和团相形见绌，威望大损，张德成觉得很不是滋味，决定去拜访马玉昆，设法找面子回来。

    提督是一品武将，但张德成的派头也不小，坐着裕禄所派来的绿呢大轿，到得马玉昆的行台，先着人投帖，直到马玉昆出来迎接，方始下轿。

    “三元，”张德成大声喊着，就象久不见面的老朋友似地，“你那一天到的，怎么不来看我？你我在天津都是客，俗语说：‘行客拜坐客。’你不先来看我，是你不对！”马玉昆一愣，心里也有点生气，与此人素昧平生，怎么这样子说话？本待放下脸来斥责，继而转念，他是故意套近乎，为自己妆点面子。此人虽不足取，手下有好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和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得罪了他，要防他紧要关头掣肘捣乱。为了免除后顾之忧，说不得只好委屈自己了。

    于是，他脸上堆起笑容，拱拱手说：“失礼，失礼！正要跟张老师去请教，不想反倒劳你的驾。请里面坐，好好商量破敌之计。”

    “是啊！不是为商量破敌之计，我还不来呢！”说罢，伸出一只手来，马玉昆不能不理，张德成如戏台上所谓的“你我挽手同行”，大摇大摆，象走台步似地，牵着马玉昆，往里走去。

    坐定下来，少不得还有几句寒暄，及至谈入正题，张德成自然大吹大擂一番。说的话荒谬绝伦，但意气豪迈，不由得就使马玉昆在心里浮起这样一个想法：“这小子，莫非真的有一套？”

    “三元，”张德成话锋一转：“不是我拦你的高兴，我看见你安的炮位了，没有用！要说炮，你敌不过洋人，洋炮多，而且准。天津城里凡是紧要地方，都让紫竹林过来的炮弹打中了。你这几个炮位，迟早也得毁掉，白费工夫！”

    “那么，张老师，不用炮攻，用什么？”

    于是马玉昆以开玩笑的口吻，要求张德成作法，将洋人的大炮闭住。早有这么一个说法，义和团的法术，能使炮管炸裂，或者将炮口封闭，失去效用，马玉昆并不相信，故意出这么一个难题，意在调侃。

    谁知张德成大言不惭，“好！”他拍胸应承：“我把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

    “你能拿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马玉昆立即接口：“我就能把洋人一扫而光。”

    “一言为定！”张德成倏地起立，“就此告辞。”

    马玉昆一笑置之，依旧只管自己料理防务，并与驻军南郊八里台，一面须防备义和团偷袭，一面与紫竹林各国联军不时接战的聂士成取得联络。一夜过去，早将与张德成开玩笑的约定，抛在九霄云外，那知张德成居然派人来质问，问马玉昆，可是已将洋人一扫而光了？

    “不错！”马玉昆答说：“我说过这话。不过那得张老师先将洋人的炮闭住啊！”

    “是的。张老师已将洋人的炮闭住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马玉昆愕然。心里大为气愤，可是无法与来人争辩。入夜联军停战不开炮，张德成便作为他的功劳，那不太取巧了？“去你娘的！”马玉昆将来人轰走：“你们拿这些唬人的花样来开老子的玩笑！”

    来人狼狈而去，马玉昆余怒未已，很想去见总督裕禄，揭穿义和团的骗局。左右有人劝他，说裕禄已自陷于义和团的“迷魂阵”中，无法回头了，几次奏报，义和团如何忠勇，如何神奇，如何杀了洋人多少万？而且还奏保张德成、曹福田“堪以大用”。这两个人在总督衙门来去自如，裕禄奉若神明。

    在这种情形之下，试问，进言有何用处？

    从关外来的马玉昆，听得这些话，诧为奇闻，同时也不免泄气，绝望地轻声自语：“天津保不住了！”

    ※ ※ ※

    京官逃的逃，躲的躲，或者衙门被毁，或者道路不通，一切公务，无形废弛，亦没有那个衙门的堂官，再对部属认真考勤。唯一的例外是翰林院。

    翰林院为甘军一火而焚，不知有多少清流名士，痛心疾首，但掌院学士徐桐并不以为意，借了内城祖家街的镶黄旗官学，作为翰林院临时的院址，出知单通知所有的翰林，照常办事，但奉召而至的，十不得一。

    徐桐非常生气，吩咐典籍厅取本衙门的名册来，逐一查问。名册所列，除了东阁大学士昆冈与他本人所兼的掌院学士名衔以外，第一行就是“日讲起注官侍读学士黄思永”，恰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人。

    这黄思永字慎之，籍隶江苏江宁，光绪六年的状元。虽为翰林，善于营商，道学家口不言利，已为徐桐所轻视，更坏的是好谈洋务，更犯了他的大忌。所以放眼一望，不见黄思永的影子，便即厉声问道：“黄慎之呢？”

    “送家眷到通州去了。”

    “告假了没有？”

    “告了假了。”

    “假期满了没有？”徐桐继续追问。

    “昨天满的。”

    “昨天满的，”徐桐越发声色俱厉，“何以不回京销假？”

    有个编修叫严修，字范荪，天津人，是徐桐会试的门生，忍不住开口：“老师，黄慎之已经回京了。听说昨晚上有义和团到他家，说是‘庄王请黄状元有话谈’，不由分说，架着就走，至今下落不明。请老师作主。”

    徐桐愣了一下，方始明白，黄思永好谈洋务，为义和团当作“二毛子”，架到庄王府，神前焚表，吉凶难卜。心想：

    “这是他自作自受，何能为他作主？”

    于是想了一下，用训饬的语气答道：“既知到庄王府，怎么又说下落不明？你少管闲事！”

    “老师！这个闲事，你老可不能不管！也是你老的门生，奉命出差，路上让义和团抢劫一空，狼狈不堪。”严修抗声说道：“这样下去，不待外敌，先自倾其国了。”

    “是何言欤！”徐桐勃然变色，“你倒是说的谁？”

    “骆公骕。”

    此人亦是一位状元，名叫骆成骧，四川资州人。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状元，亦是徐桐会试的门生。殿试的名次本来列为第三，应该是探花，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而其时正当甲午大败之后，皇帝感时抚事，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置第一，照例授职翰林院修撰。

    这年庚子，子午卯酉，大比之年，骆成骧放了贵州主考。乡试主考，照例边远省分最先放，骆成骧从京里动身时，义和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见启秀辞行时，启秀告诉他说：“等你回京复命时，京里就没有洋人了。”那知洋人犹在，他的行囊资斧却没有了。

    听严修说罢经过，徐桐将脸一沉，“范荪，”他摆出教训的神色：“读书明理，凡事不可不细加考察。义民忠勇奋发，向不贪财，否则会遭神谴，这明明是莠民假冒义和团干的好事！”

    严修还想争，他的一个同年曹福元拦住他说：“算了，算了！骆公骕不过财去身安，刘葆真连条命都送在‘莠民’手里了！”

    “莠民”是假意避忌的说法，其实也是义和团。被杀的刘葆真，名叫刘可毅，江苏常州人，光绪十八年的会元。此人精研麻衣相法，自道额有恶纹，恐有横死之厄，而偏偏会试揭晓，玻璃厂卖“红录”，曾将他的名字错刻为“刘可杀”。

    这个传遍九城的新闻，将刘可毅会试夺元的满怀喜悦，冲得一干二净，而且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等殿试已过，点了翰林，心里便在想，词臣不会犯杀头的罪名，只有科场舞弊，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纵非有心，亦难免有绑赴菜市口的可能。因此，每逢点考官，他人唯恐不得，独独刘可毅相反。本来，想派充考官难，不想当考官很容易，翰林点考官，须先经过一次考试，名为“考差”，如果不应考差，根本就不会点考官。可是，穷翰林举债，都以“得了考差还”作为保证，如果根本不应考差，债主问一句：“拿什么来还？”便无词以对。所以刘可毅考差照样参加，只是下笔草草，不望取录。从入翰林以来，八年之中连个顺天乡试的房考官都没有当过。

    到了五月里，义和团由近畿蔓延到京城，刘可毅一看势头不妙，找个借口，请假回籍，想躲过这场劫难。那知冤家路狭，在潞河遇见一个无意之中所结的仇人。刘可毅未中进士以前，在一个亲戚家当西席，有个厨子勾搭上了一个丫头，幽会时为刘可毅撞个正着，一时多事，告诉了居停，厨子被逐，因而结怨。不想十年以后，这个厨子当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一见刘可毅，自然不肯放过，劫持以去，下落不明。又有一说，是遇害了，“可杀”竟成恶谶。

    听得刘可毅故事，清秘堂中，惨然不欢，徐桐却板起脸来说：“这是咎由自取！夷人欺凌，神人共愤，不赴君父之难，只想独善其身，真是枉读了圣贤书！”

    “不过，老师，”曹福元说：“‘莠民’冒充义和团横行不法，也该严办才是！”

    “那当然要严办，我要面奏皇太后，请再降严旨。不过，‘福者祸所倚，祸者福所倚’，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不投机，不取巧，虽在危城，亦必蒙神佑。”他摇头晃脑地加了两句：“勉之哉，勉之哉！”接着，便起身走了。

    出了镶黄旗官学，轿子抬往西华门，这是目前唯一的入宫之路，盘查甚严。徐桐是赏了“朝马”的，通行无阻，轿子横越禁城，直到宁寿宫前，“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

    ※ ※ ※

    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谈的虽是战局，但由近及远，北起关外，南到江浙，亦等于综观全局。

    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说：“似乎不能不给他了！”

    “不是奴才不给，有一层不能不顾虑。”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居高临下，打出去才管用，不过由南往北，大炮不长眼睛，怕打了堂子，怎么得了？”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悚然而惊。“堂子”对汉人而言，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贵胄，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亦无由得窥其究竟。因为如此，便有些离奇的传说，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鲜人，外家有难，理当援救。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以副总兵的官衔，领水师从陈璘东征，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年逾七十的老将，身先士卒，锐不可当，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

    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解送到邓子龙那里，一见投缘，私下放他出境。为了报答这番大恩，特为设祭。所以京城里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邓将军庙”。

    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残而为神，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危急万分，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结果竟得脱险，因而在辽阳立庙，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如或怠慢误时，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

    这此说法，真相如何，已无可究诘，不过，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郑重，过于南郊祭天。犹如后妃不入太庙，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懔惧之感。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时，倘或堂子被毁，神失凭依，更何能庇佑三军？

    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算了，算了！那可动不得！”

    “是。”荣禄答说：“堂子就在御河桥东，靠近翰林院，甘军烧翰林院，没有波及堂子，真是祖宗有灵。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奴才是管大炮的，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我可就不明白了！”她说，“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难道真的攻不下来？”

    荣禄不答，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洋人是‘困兽犹斗’，甘军呢，是‘投鼠忌器’，就譬如堂子要保护，打仗就是一个牵制。皇太后、皇上圣明，就把使馆拿下来，也是胜之不武！各国传说开去，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

    “要怎么样才有面子？”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别说洋人，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不过，也难怪，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怎么能教人看得起。”

    “回皇太后的话，南边各省……。”

    “你别替他们说话了！”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你看，三令五申，催各省调兵解饷，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

    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历数几次京师有警，只要一纸诏令，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或者多方筹饷接济。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过于咸丰八年，但应诏勤王的，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至于催饷的上谕，视如无物，根本不理。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

    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也还不是尊重朝廷，只是买荣禄的面子。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且为荣禄所提拔，当然不能不听指挥，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荣禄的岳父，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是鹿传霖的老师，本为世交，及至荣禄为宝鋆、翁同龢所排挤，外放西安将军时，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对侘傺无聊的荣禄，颇为礼遇，因而结成至交。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一想起来，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

    就这一念之转，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平心静气地问道：“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李鸿章，已经三次电旨催促，迅即来京。而李鸿章始终表示，只身赴难，无裨大局。如果要谈和，第一、要保护各国公使；第二、要自己剿捕拳匪。换句话说，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做不到这两点，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

    如果据实而陈，慈禧太后必以为是李鸿章挟制朝廷，又挑起她刚平息下去的火气。所以荣禄向庆王看了一眼，取得默契以后，方始答说：“用人之际，要请皇太后、皇上格外优容。奴才在想，如果调李鸿章回北洋，催他上任，他也就无可推托了。”

    “莫非，”慈禧太后问说：“他是拿这个来要挟？”

    “那，他不敢！”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裕禄也实在太无用！可是，李鸿章是不是肯接北洋，我看，亦在未定之天。”

    荣禄与庆王本来都有心病，一个怕他回北洋，一个怕他回总理衙门。如果慈禧太后在两三个月以前说这话，必为荣禄与庆王颂作圣明，但事到如今，巴不得能卸仔肩。有李鸿章来，总是一个大帮手，分劳、分忧、分谤，无论如何是于己有利的事。所以异口同声地说：“肯接！”

    “好吧！你们说的青接北洋，那就让他回北洋。”慈禧太后说：“当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么，裕禄呢？”

    “那只好另外安置了。”

    “你们去商量。”慈禧太后很深沉地说：“不过，你们可得想一想，朝廷这样子迁就，如果李鸿章仍旧不肯进京，那一来面子上更难看。”

    “是！”荣禄答说，“决不能再伤朝廷的面子。”

    接下来谈压境的强敌，除了天津以外，关外的形势亦很险恶，沈阳、辽阳等处教堂被毁，铁路被拆，而俄国军队不断开到，如果发生冲突，必非其敌。因此李鸿章、刘坤一，以及驻俄公使杨儒，都直接打电报给盛京将军增祺，请他切勿轻举妄动，免得为俄国资为进兵的口实。这些电报，同时亦发到总理衙门，所以庆王对入侵之敌的动静，大致了解。

    “各国军队，就数俄国派得最多。除了关外，在天津的也不少。”庆王乘机说道：“李鸿章到过俄国，跟俄国掌权的户部尚书威德，很有交情。前十天，威德告诉钦使杨儒，对我大清朝，决不失和，又说最好李鸿章到京里来。德皇也告诉钦使吕海寰，让李鸿章出来议和。事情实在扎手，请皇太后、皇上早降旨意。”

    言外之意是要让李鸿章来掌管洋务。慈禧太后觉得庆王未免太不负责任，心中不悦，便微微冷笑：“你们也别把‘和’这个字，老摆在心里！能和则和，不能和也就说不得了。李鸿章替国家效力多年，军务、洋务都是熟手。至于怎么用他，要看情形。这会儿怎么能认定了，说李鸿章进京，就是议和来的！那不自己就先输了一着了吗？”

    一听话锋不妙，庆王与荣禄在仓卒之间，都莫测高深，唯有碰头，不发一言。

    “皇帝，”慈禧太后转脸问道：“你有什么话交代他们？”

    皇帝有些猝不及防似地，哆嗦了一下，定定神答说：“没有！”

    “皇上没有话，你们都听见了？”

    何须有此一问？仿佛预先留着卸责的余地似地？庆王与荣禄更觉得慈禧太后这种态度，很难理解，更须防备，所以跪安退出以后，彼此商量，决定将慈禧太后的意思，转达给“军务处”，看是何反应，再作道理。

    “军务处”是徐桐所定的一个名称。火烧翰林院，正当斗志昂扬之时，慈禧太后曾有面谕：“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等，会商京师军务。”因此，徐桐想出“军务处”这么一个名目，隐寓着有取军机处而代之的意味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