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远”姓言，名敦源，是孔门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孙，世居常熟。言敦源从小随父宦游直隶，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亦颇受翁同龢的赏识，无奈才气虽高，场运不佳，以监生的身分，六试北闱不第。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为了巴结翁同龢，多方设法接近，便将言敦源罗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条结交“常熟相国”的通路，谁知成了徐世昌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 ※ ※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 ※ ※

    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 ※ ※

    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 ※ ※

    “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