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1907年,陕西留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秦陇》杂志,请张凤翙写稿,张说,“你们这些醋桶子用笔杆子革命,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一笑了之。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林纾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陈光甫说:“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上天不负苦心人,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