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老家在山东威海，那是一个习武之乡，对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武术有着悠久的传统。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因家乡闹旱灾，带着爷爷逃出了山东，过山海关的时候，太爷染上了病，太爷带着病在爷爷的搀扶下继续往前赶，走了三天三夜，来到奉天郊外的一个地方，太爷就不行了，爷爷眼睁睁看着太爷倒完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爷爷用双手在土里扒了一个坑，便把太爷埋葬了。埋葬了太爷，爷爷又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了大兴安岭下，爷爷举目无亲，便做了周家的长工。

    冬天那一天的早晨，爷爷为了在周家太太小凤面前维护一个二十岁长工的尊严，抡圆了铁锹，把周家少爷打倒在雪地里。他想，那一锹一定打死了周家少爷，欠债还债，杀人偿命，爷爷牢牢记着中国这条古训，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一口气跑到了大兴安岭的山上。

    大兴安岭白茫茫一片，树木繁杂，别说藏一个人就是藏下个千军万马也不容易被人找到。爷爷跑到山脚下时，就清醒过来，他知道，无论如何也回不去周家了，在这方圆的屯子里也不会再容下一个二十岁的他了。在这种时候，只有进山了。爷爷在进山时，用提着的那把铁锹把自己的脚印铲平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在山上过了一段近似野人的生活，那把铁锹无疑成了爷爷的重要工具，打猎、剥皮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爷爷提着那把铁锹，并没想到一把铁锹会在他的以后生活中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当时完全是因为紧张，他忘了扔掉手中的那把铁锹，于是那把铁锹就随他进了山里。

    爷爷狼狈地走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山脉上，刚开始，他有些为自己轻率的举动后悔，可他一想到小凤那双眼睛，还有那笑，他又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爷爷终于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一个猎人用的窝棚。这个窝棚是春秋时节猎人狩猎住过的，窝棚呈“大”字型，用木格楞搭成，又用草盖着，窝棚里排着一层粗细均匀的木头，用来当床，爷爷发现了这个窝棚，无疑遇到了救星般亲切。他三步并成两步奔过去，惊飞了一群野鸡。爷爷在窝棚里看到了猎人留下的打火石和引火的绒线。爷爷清理完窝棚，就拣来一些干树枝为自己升起了一堆轰轰烈烈的大火来。大火烤着爷爷，烤着雪地，爷爷就饿了。爷爷想到了野鸡，他提起铁锹走了出去。那时节大兴安岭的山上，野鸡很多，天冷，野鸡都挤在树丛里，树丛里浓密的树枝给野鸡们挡住了风寒，野鸡飞不起，只能在树丛里乱窜，爷爷便挥起铁锹，不费吹灰之力就拍死了几只野鸡。爷爷把野鸡们放到火上烤，不一会儿，野鸡的香味便散发了出来。爷爷吃完野鸡，躺在温暖的窝棚里，一时间爷爷心里很空落，此时爷爷前所未有地开始思念起周少爷的太太小凤来。

    小凤嫁给周少爷前后也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爷爷从看到小凤的第一眼起，就知道，这辈子再也忘不下小凤了。

    小凤是天津卫一个盐商的女儿，周大牙在天津卫有买卖，而且买卖做得又很红火。周少爷几岁时便被周大牙接到天津卫读私塾。那时节，周少爷每年回来一次有时两次。读完私塾的周少爷，又在天津卫读中学，那时父亲已经来到周家做长工了。周少爷比爷爷小一岁。天津卫开放的程度比东北早，北面就是北平，那时节已经公开鼓励男女同校了，周少爷就和小凤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读书的少男少女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感召下，就开始偷偷地恋爱了。周少爷的一张脸长的白白净净，细长的眉毛，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周大牙做着一笔买卖，他供养着独生子周少爷念书不惜重金。周少爷那时穿长衫、戴瓜皮帽，那时是很风流很潇洒的。

    小凤是被公认的校花，小凤不梳辫子，而是齐耳短发，圆圆的白里透红的脸上，似用笔画出的弯弯细细的眉毛，大大含水的眼睛。说起话来笑语莺声。

    一对少男少女在校园里自由地相爱了，起初小凤的父亲盐商反对这门婚事，当周少爷向盐商求婚时，遭到了拒绝，后来盐商很武断地把小凤关到了家里，小凤不从父命，毅然地从家里逃了出来，重新返回了校园。那时校园已经放假了，周少爷为了等待小凤而没有走。小凤找到周少爷时，两个人便公开在校园里同居了。被迫到学校来的盐商抓住了，盐商非常恼火，状告了那时的教育司，学校自然不敢得罪当地这些名商富贾，他们还要靠这些人吃饭。当下便决定开除周少爷和小凤的学籍。那一年，周少爷十八岁，小凤十六岁。开除学籍也并没有能扑灭这对痴情男女的爱情之火。两个人依然常来常往，盐商后来见闹到这种程度，且自己的女儿已经和人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但发誓自己决不和周家往来。其实当时盐商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因为盐商瞧不起周家发财的行业。

    东北大兴安岭角下靠山屯的人们并不知道周家在干什么买卖，周大牙每次回来也闭口不提。自己的买卖。真实的情况是，周大牙在天津卫开了一家妓院，周家是做的皮肉生意。做买卖的商人中，地位低下得让人瞧不起的无疑是妓院老板，盐商出于自己的良知，才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盐商和周家拒绝来往，周少爷没滋没味地在天津卫住了一段时间后，那年冬天回到了靠山屯。

    周少爷领着少奶奶走近周家大院时，正在往粮仓里装粮食的我爷爷，看见了随在周少爷身后走进来的小凤。小凤穿了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穿在小凤身上该凹的凹，该凸的凸。小凤读过书，识文断字，思想又很解放，一双顾盼流莹的眼睛望人望景的时候，很有内容，一点也不空荡。小凤望见了周家高高的粮仓，我爷爷当时扛了一麻袋玉米，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正准备把一麻袋粮食倒进粮仓里。小凤看见那有二层楼房高的粮仓就惊呼一声：“天哪!真高!”我爷爷被那一声惊叹震得倒吸一口气，爷爷转过身，就看见了小凤那一张仰起的脸，爷爷站在高商的跳板上，不仅看清了那画儿似的眉眼，还看清了裘皮大衣下那粉嫩丰腴的脖颈，爷爷看到这些，浑身仿佛突然被电击了一下，差一点从高高的跳板上摔了下来。

    从那一刻，爷爷在心里也惊叫一声：“老天爷呀!”爷爷忘不了周家少奶奶小凤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爷爷经常看见周少爷陪着小凤在院子里散步，踩着积雪“吱吱嘎嘎”一路轻盈地走过去。小凤很会笑，笑声也好听。小凤笑的时候，先在脸上漾起两个小小的酒窝，那酒窝似投在湖水里的第一圈涟漪，随着笑声，那涟漪一圈圈在整个周家大院里飘荡，在靠山屯里飘荡。

    晚上，爷爷和余钱躺在西偏房的炕上，爷爷和余钱都睡不着，两个人都有心地去听上房里周少奶奶传出来的每一丝响动。

    “周家少奶奶简直不是人托生的，你看人家是咋长的!”余钱在半夜有时候自言自语地说。

    爷爷望着漆黑的夜，嗓子眼一阵发干。

    “咦，你说怪不，周家少奶奶上茅房用挺大的一块纸，还是红的，你说怪不?”余钱睁大眼睛，蹬着黑暗中的爷爷。二十岁的爷爷觉得此时自己都快爆炸了。他趁余钱睡着的时候，他去了一次茅房，他在月光下看见了那块小凤的月经纸，那是用稻草做的草纸，草纸中央有一朵暗红的印迹，爷爷在那一晚飞快地把那块小凤的月经纸掩在怀里，后来又放到了枕下。梦中，爷爷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那些日子，爷爷总觉得自己有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那天下雪的早晨，周少爷当着小凤的面踢了他一脚，他便再也忍不住了。

    爷爷躺在猎人窝棚里思念小凤，日子转眼过去了几天。

    那一天，他坐在窝棚里望着满山的雪时，他看见有二个黑点正在一点点向这里靠近。爷爷一下子缩紧了身子，他无声地摸起了身边的铁锹。

    十三岁的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那块红绸布，一拐一拐地随着那人走去。走到山脚下，父亲回了一次头，他模糊地看见爷爷仍坐在山坡上，他看不清爷爷的目光。父亲用劲地又咽了一口唾沫，一股高粱粥余香在他嘴里飘绕。

    这回，他再次转回头的时候，满眼里只剩下那块火红的红绸子了。

    走了一段，那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望着父亲，父亲也停下脚步望着他。那人说：“你不怕打仗?”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枪，又咽口唾液，这次他觉得嘴里有些苦。父亲茫然地摇一摇头，那人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扶住父亲的肩头，用劲地捏了一下，父亲咧咧嘴，那人说：“走吧。”父亲就随着那人一拐一拐地走了。

    那人是东北自治联军的肖大队长。那一年，东北抗联被日本人打垮了，后来又整编了一支抗日的队伍，取名叫自治联军。

    肖大队长的母亲死了，他回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他又困又累，遇上了父亲，父亲随着他参加了自治联军。

    那时父亲坚信，有一支枪就会有白米饭和猪肉吃。

    肖大队长把父亲带回驻扎在山里的自治联军营地，营地是自治联军临时搭起的棚子，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睡，那棚子长长的有一溜。父亲随肖大队长来到自治联军营地，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一把枪，而是得到了一条皮带，肖大队长让他扎上，他就扎上了。扎上皮带的父亲就是自治联军的战士了。父亲没有像那么多人挤在棚子里睡，他和肖大队长、教导员睡在一个棚子里。肖大队长和教导员向每个小队发通知，就让父亲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部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腿，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肉，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坚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操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身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子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头，站起身，父亲也站起身。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射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高出父亲半头，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的肩头说：“你还小呢。”

    父亲没能要到枪。但他仍坚信自己要有一支枪。

    肖大队长三天两头要擦他那把驳壳枪，刚开始肖大队长自己擦，每次擦枪时，父亲就站在一旁看肖大队长把枪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仔细擦好后，又重新装上。每次擦枪时，肖大队长都说：“枪不擦，打不准。”几次以后，肖大队长每次摘下枪后，父亲就接过枪，很熟练地拆开，又装上，肖大队长就拍一拍父亲的肩头。

    山下十几里外有一个大屯镇，那里住着日本兵。大屯镇有个伪镇长，姓刘，外号叫刘大肚子。刘大肚子给日本人干，也给自治联军干。山下大屯镇日军有什么情报都是刘大肚子提供。自治联军有什么指示也通过人送给刘大肚子。

    父亲来后，和伪镇长刘大肚子联系的任务就落到父亲的身上，人们考虑到他是个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

    那一次，肖大队长派父亲给刘大肚子去送一封信，信藏在父亲的鞋里。

    父亲来到镇政府时，看到一队日本人从镇政府里走出来。父亲的喉咙就紧了紧，他看见日本人身上都背着枪，日本兵还唱着歌，他听不懂那歌。他在镇政府门口张望几次之后，就壮起胆子往里走，没走几步，便被一个很瘦的当差的叫住，当差的骂：“妈的个×，不看是啥地方，找死?!”父亲望那当差的一眼说：“我找刘镇长，我是他堂侄。”这些话都是肖大队长教过的。那人听说是找刘镇长的，便把父亲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大肚子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屋子里吸水烟，他瞄了一眼进来的父亲，父亲就说：“肖堂弟让我来找你。”刘大肚子一听马上放下水烟枪，挥挥手把当差的打发走了。

    父亲完成了任务，刘大肚子没让父亲马上走，让当差的领父亲去伙房吃饭。父亲那天终于吃上了白米饭，菜是猪肉炖粉条子。父亲第一次吃到白米饭，那一天他吃了很多，吃得他再也吃不下时，他放下了碗。当差的陪了他一会儿，便走了，伙房里剩下几个厨子在忙着给日本人做饭，没有人注意他。

    父亲吃完饭，兴致未尽，他真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是留恋伪政府，而是留恋那白米饭，父亲看天色尚早，他想过一会儿，再吃一次白米饭再走，但他又不能呆在伙房里，也不能去刘大肚子那里，他想去找个地方歇一歇。他窜过伙房来到了后院，后院有一排房子很清静，他看见一间房门半掩着，他顺门缝里看过去，里面没有人，有一张宽大的床，床上花被子叠得很整齐，还有一张八仙桌。父亲就走进去，吃完饭的父亲，因为吃得过饱，浑身的血液都去消化胃肠里的食物了，走了十几里山路，此时父亲又困又累，他又不敢躺到床上去睡，想了想钻到床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床，床下也很干爽，床上的花床单正好挡住他，他只想躺一会儿，没想到却睡着了。

    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他被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吵醒。

    那女人娇声娇气地说：“太君，你慢一点。”说完划火点燃了八仙桌上的马灯。

    父亲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一不小心睡了这么长时间，晚上的白米饭没吃上不说，还被人家关到了屋里。父亲紧张地想着这一切时，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灯影里，他从床单缝里看到了一双穿皮鞋的脚就站在他头顶，他的目光越过那双皮鞋，看到了一双穿绣花鞋的脚正款款地向床前走来。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那双穿绣花鞋的脚停在床边不动了。他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太君，时间不早了，我们睡吧。”女人说完，他又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嬉笑声，两人缠在了一起，然后床地动山摇地响了一声，少顷又听到那个女人妖里妖气的尖叫声：“哟，太君，你的枪磕疼了我，你睡觉还背枪么?”

    枪的字眼，很快地占据了父亲的脑际。他又想到了白米饭，刘大肚子家里有枪就有白米饭吃，还有猪肉炖粉条子。这时父亲忘记了害怕，他大胆地掀开床单一角，看到了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军人，嘴里流着唾液，满嘴是笑地躺在床上，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年轻女人正在帮这个日本人脱衣服。父亲终于看到了那把枪，枪在父亲的头上，心里格格地猛跳着。他又想到了插在肖大队长腰间系着红绸子的枪。那一次他勇敢地拔出了肖大队长的枪，可惜肖大队长醒了过来，就是不醒他也不会开枪。

    他胡思乱想时，一双女人的光腿从床上走了下来，吹熄了灯。女人又走回到床边，女人嬉笑了一声，床“吱呀”一声，他听见那个日本人说：“哟西，哟西。”

    接下来，父亲头上的床板似乎随时都要塌下来，震天动地地胡乱地响了一气，日本人哟西哟西地说着话，和女人夸张的大叫声，这一切父亲都没留下一点印象，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枪。头顶上的床在震颤的时候，父亲感觉到悬在头顶上枪套的皮带不停地晃荡。过了好久，床不动了，只剩下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喘息气也平息下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听到了鼾声，此时父亲决定开始下手了。他有了上次夺肖大队长枪的经验，这次就熟练的多了，他先小心地从床下爬出来，伸出手抓住了枪套上的皮带，一用劲，枪就到了手上，也就在这时，那个日本人突然醒了，他咕噜了一声什么，伸出手在床上胡乱地抓了一下，这时似乎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这时他模糊地看见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抓到枪后，便从枪套里利索地拿出了枪，并把枪牢牢地握在了手里。

    日本人发现了父亲，惊呼一声，赤身裸体地就从床上扑了下来，他像山一样向父亲压来，当他压住父亲时，父亲手里的枪响了，那声音很闷，就像开一个香槟酒瓶那么“砰”地响了一声。日本人在父亲身上动了动，便不动了，父亲觉得身上有一股热热粘粘的东西向自己流过来。父亲在开枪时，听到床上那个女人大叫了一声，这种叫声和刚才的叫声一点也不一样，女人叫完之后便没有了动静。父亲见没有声音之后，他用了很大力气翻掉了身上那个赤身裸体的日本人，父亲把枪插在裤腰里，又用衣襟盖住，便仓惶地跑出了门。

    父亲穿过伙房，父亲又闻到了白米饭的香味，父亲没有停留。父亲一直向大门跑去，父亲看到大门口有一个日本兵荷枪站在那里，那个很瘦的当差的提着个灯笼正点头哈腰地冲日本人说着什么。

    父亲毫不犹豫地走过去，那个日本人想拦，当差的却喊：“小侄子，这么晚了你干哈去?”日本人把伸出的枪又缩了回去。两个人呆呆地望着父亲消失在黑夜里。

    “一切缴获要归公。”肖大队长对父亲说。

    “枪是我的。”父亲说。

    肖大队长看着父亲。

    “枪是我的。”父亲不看肖大队长，看手里的枪。

    后来父亲知道，他打死的是一个日本小队长。

    肖大队长没有收缴父亲得来的那支枪，从此父亲有了属于自己的枪。

    到大姨家的第二年，我上了学。

    学校在山梁那一边，每天上学我都要爬过这条山梁。

    上学的第一天，是大姨父送我去的，大姨父一条腿跛，上山的时候，大姨父要背我，我看着他那条腿没让他背，自己走。跛腿的大姨父就在前面领路。大姨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书包是牛粪黄色儿，书包还绣着几个红字，“为人民服务”，刚开始我不认识那几个字，是表哥告诉我的。表哥比我长一岁，早上一年学，表哥指着那几个字说：“这是‘为人民服务’。”我就记住了。那个书包我一直背到上完小学。表哥非常羡慕我这个新书包。表哥没有书包，他每天上学总是把书夹在胳膊下面。

    大姨父这个人很老实，一天到晚也不见他说一句话，大姨不管说什么，他都说：“嗯哪。”大姨说：“钟山要去上学了，第一天你去送。”姨父说：“嗯哪。”大姨说：“学校要问，你就说是咱家的孩子。”大姨父说：“嗯哪。”大姨说：“给钟山煮俩鸡蛋带上。”大姨父说：“嗯哪。”在我的印象里，大姨父除会说“嗯哪”，好像没有听到他说过其它什么完整的话。

    大姨父的脸很黑，有很多皱纹，皱纹里满是泥灰。大姨父没事的时候，就抽烟。大姨父在我的印象里烟吸得很凶，吸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大叶烟，大姨父卷烟用的是我和表哥用过的作业本纸，作业本上有老师用红笔画出的勾，大姨父吸烟的时候，我还能从烟上看到我演算的算术题和老师批改作业时留下的那醒目的红勾来。有时那些红勾就含在大姨父的嘴里，红墨水洇开来，粘在大姨父发紫的嘴唇上。大姨父舔一舔嘴角，并不费劲地把红墨水咽下去。

    大姨父带我走到山梁上时，我就看到了山脚下一溜平地上那排土房子，大姨父对我说：“那就是学校。”大姨父蹲在山梁上，又卷了一支烟，烟味很辣，风把烟雾吹到我的脸上，我大声咳嗽了几声，大姨父慌忙走到顺风处，眯着眼瞅着那一溜土房，又抬头看了眼东面的日头，站起身在前面一跛一跛地走了。

    大姨父把我送到校长面前，校长是个四十多岁矮个子男人，姓魏。魏校长梳着分头，坐在一张桌后，望着我说：“你会数数吗?”这时我看见魏校长牙缝里夹了一片绿菜叶。我没摇头也没点头，大姨父忙走进来，手里擎着一支刚卷好的烟，往校长手上送，校长见我不答话就问大姨父：“这孩子是哑巴?我们可不收哑巴。”大姨父忙说：“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哑巴呢，他会数数，还会写字哪。”校长说：“让他数。”伸手指了指我，魏校长抬手的时候，我看见魏校长的衣袖上沾了一块白渗渗的米汤。我盯着魏校长的分头就数到一百，还想再数下去，魏校长就说：“行了。”我看到大姨父长吁口气，冲魏校长笑了笑。

    大姨父把我送到一年级的教室里，又从二年级教室里叫出表哥说了两句什么，看我一眼就走了。

    放学的时候，表哥到一年级门口等我，见到我就一把抓住我的手往回走。表哥没穿鞋，光着脚板，表哥的脚上有了一层厚厚的黑皴，表哥迈步的时候，我看见表哥的脚掌上有了一层硬硬的茧。表哥很少穿鞋，只有在冬天里才穿，鞋是大姨做的，用穿过的旧衣服剪好，又用面熬出的浆糊糊粘牢，纳出密密的线，又用旧布裁出鞋帮，鞋帮里又把棉花絮在里面。表哥只在冬天下雪时才开始穿鞋，下雪时天气已经很冷了，表哥的脚先是被冻得红肿起来，后来就流出了脓水。直到这时，大姨才忙完了秋收，闲下来开始没日没夜地做鞋。大姨先做出一双让我把单鞋换上棉鞋，然后才能轮上表哥和表姐。

    表哥光着脚板牵着我走在山路上，表哥走到山上问我：“你愿意上学么?”我点点头，表哥瞅我一眼说：“我就不愿意上学，上学没意思，还饿。”那时大姨一家总是吃不饱，雪天的时候总是用玉米面煮莱吃，吃了不少，不一会儿又饿了。表哥在星期天的时候，经常去偷青，偷青就是去偷地里还没有成熟的玉米和黄豆，抱到山旮旯里，拾来些干柴烧了吃。在不上学的日子里，表哥每天都常带我去偷青，所以表哥不愿意上学，上学的日子偷不成青，挨饿。每天上学，大姨总是背着表哥往我书包里塞两个鸡蛋。我不忍心一个人吃，下课的时候，就抓着两个鸡蛋去找表哥，表哥看见了鸡蛋，咽了一会儿口水推回我的手说：“妈给你的，你吃，我不吃，我比你大呢。”表哥这么说时，我肚子咕噜地响了一声，我真的饿了。敲破鸡蛋，剥了皮就吃。表哥低下头，不看我，看他那一双黑脚。我吃完一个，又去敲第二个时，表哥抬起头瞅着我手里的鸡蛋说：“妈从来没给我煮过鸡蛋吃。”说完又咽了一回口水。第二个鸡蛋我咬了一口，便往表哥手里塞，表哥不接，鸡蛋就掉在地上，一群蚂蚁就爬过来，表哥忙弯下身，拾起来，用嘴去吹粘在鸡蛋上的泥，吹不掉，他就用袖子去抹。然后又递给我，我不接，表哥就无奈地说：“那我就尝一口。”说完表哥就咬了一口，还没咽下去，又咬了一口，最后一口把鸡蛋都吞下去了，噎得表哥细长脖子鼓了鼓。那鸡蛋上还有没擦净的土。

    表哥一天放学带我回家，刚下过雨路还很滑，都是泥，我还没等上山就跌了一个跟头，弄得满身是泥。

    表哥看看我，又看看山路，便把他胳膊下夹着的书本塞到我手里说：“你拿好，我背你。”还没等我同意，表哥就躬在了我面前，用手揽住了我的腿。

    表哥很瘦，表哥的骨头硌得我肚子生疼。表哥的脸和脖子都红了，不一会儿有汗水顺着脖子流下来，表哥大口地喘着气，光着脚板，趔趔趄趄地背我回家。快到山梁顶时，表哥脚下一滑，身子一软，我和表哥都摔在草丛里，我把表哥的纸笔也都顺手甩了出去。表哥忙爬

    起来，先扶起我，我看见表哥的脸上粘了一块泥，我想笑，表哥就说：“坏了。”说完就去拾草地上散乱的本和书，本和书被草地上粘着的雨水打湿了，表哥小心地用没有粘到泥水的衣服去擦，擦完了，他小心地把这些东西夹在腋下，又伸手去在草地里摸，我说：“你找什么?”表哥说：“铅笔，我的铅笔没了。”我就跟表哥一起去摸铅笔，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表哥的眼睛就直了，黑着脸说：“坏了，妈一定得打我。”最后表哥还是回家了，大姨终于发现表哥弄丢了铅笔，大姨真的把表哥打了一顿，边打边说：“让你长记性，还丢不丢东西了?”表哥不出声，只流泪，任凭大姨的扫帚疙瘩落在身上。后来，我哭了，抱住大姨的手，说那铅笔是我弄丢的。大姨才住了手。表哥那一晚没有吃饭，早早地睡了，睡梦中他还不停地抽噎。

    后来我知道，我和表哥上学用的纸和本，都是用鸡蛋换来的。从那天起，我再也不要大姨塞给我鸡蛋了。

    转天上学时，我晚去了一节课，终于在昨天我和表哥摔倒的地方找到了那小半截铅笔。我高兴地跑到二年级教室，把那半截铅笔塞到表哥手里。表哥接过铅笔，看了又看，最后跑出教室，抱住一棵大树放声大哭。

    我又一次和表哥偷青去，被看青的农民抓住了。

    星期三，只上半天课。放学走到山染上，望着山坳里即将成熟的庄稼地，表哥说：“你饿不饿?”我说：“饿。”表哥让我等在山梁上，不一会儿表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穗玉米，我俩跑到一片树木里，点火烤玉米，这时，看青的农民就来了。

    庄稼要成熟时，经常有人偷青，看青的人有经验，只要看到什么地方冒烟，就知道肯定有人偷青烧玉米吃了。

    生产队长通知大姨父，罚四十斤玉米，在秋后口粮里扣。

    那一夜，表哥没有敢回家，不知他躲在什么地方。

    大姨在得到罚四十斤玉米的消息时，脸气得铁青，不停地说：“看他回来，我不剥他的皮。”表哥一夜也没回来。那一晚，我发现一家人都没有睡着，半夜时，大姨和大姨父还到外面找了一趟，也没找到表哥。

    第二天，我在学校看到了表哥，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黑，浑身粘着草叶，我问他，这一夜去哪儿了，他说：“在山里。”

    表哥再回家时，大姨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只说：“你以后长记性，偷鸡摸狗的事咱不干。”表哥耷着脑袋答：“嗯。”

    十几年后，在越南前线，我和表哥在一个排。

    表哥是机枪手，行军的时候，他就扛着班用机枪“呼哧呼哧”地走在队列里。表哥那几天拉肚子，很快人就瘦了一圈。班用机枪扛在他肩上就显得很沉重。有一次部队转移，我和表哥被编在一个小组里。表哥扛着挺重的班用机枪，跑了一会儿便跑不动了，他白着脸，红着眼睛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上下流出的汗似水流过一样，我默默地接过他肩上的枪，他抬头见是我，没说什么，松开了抓枪的手。他走在我的身旁，不时地用手替我分开横在前面的树枝，边走边说：“操他妈，我一点劲也没有了。”我口干得噪子冒烟，什么也没说。这时周围不时地响起零星的枪声，他慌慌地从我肩上夺下班用机枪，抱在他怀里，做出一付随时准备射击的样子。

    晚上，部队宿在一个山坳里待命，那一晚，有清冷的月光从天上泻下来，我们都躺在一个山坡的草地上，远处不时有炮弹落地的爆炸声隐约传来。刚开始，我们只要一听到枪炮声就紧张，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奔袭了一天，我们已经没有一丝力气再跑起来了。躺在草地上不一会儿都昏天黑地地睡去了。熟睡中，我被一个人摇醒，睁开眼，见是表哥，表哥侧身躺在我的身旁，小声地对我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很困，没说什么，借着月光望了表哥一眼想睡去。他又说：“我梦见咱妈了。”我自从到了大姨家以后，我便开始叫大姨妈。表哥这么说，我的心就一动：“咱妈说啥?”我又想起了鬓发花杂的大姨，大姨那双永远是泪水不息的眼睛。“我梦见妈死了。”表哥说完，眼角流过两滴泪水，在月光下一闪。我的心一沉，眼角也潮了一下，我却说：“梦都是和现实相反的，你梦见她死了，说明她身体很健康。”表哥听完了我的话，没说什么，仰躺下身子，望着天上有一颗流星一闪而过。

    半晌，表哥又转过身，扳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战争结束你想干啥?”我瞅着天上的几颗星星，在我眼前很近地眨着，当时我就想，生活真是个谜，今天你还好好地活着，明天说不定就死了，生命既永恒也暂短。我就说：“不打仗了我就写诗，写有关生死的诗。”表哥不说话了，抱住头，望天上。这时远方仍有隐隐的枪炮声隐约地传李。后来我又问：“你呢?不打仗你想干啥？”表哥就撑起身子，瞅着我很认真地答：“入党，提干，把咱妈接出来享福。”我望着表哥在月光下很苍白的脸，猛然想起了远在新疆的父亲，还有死在新疆的母亲，同时，也想起了大姨，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表哥叹口气说：“其实我是说着玩儿呢，部队不会留我这样没有文化的人，打完仗我就回家种地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你学习好，等打完仗你就能考军校了，到时候咱妈只能指望你了。”表哥没能念完初中便停学了，他和大姨父一起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我望着表哥那双惆怅的眼睛，真诚地说：“等打完仗，我帮你复习文化，咱们一起考军校。”表哥听了我的话，笑一笑，没说什么，躺在草地上，枕着那支班用机枪闭上眼睛，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盯着渐渐西移的月亮，想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表哥没能等到战争结束复习考军校，他为了救我，失去了右手，那双扣动班用机枪扳击的右手，战争结束后，他就离开了部队。

    那次我们从零七一高地上撤下来，打了一个胜仗，大家心里都挺高兴。我们分成了几组，心里无比轻松地往回走，突然我的脚下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条件反射，我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待我定睛往脚下看时，我断定我踩上地雷了。

    我踩上的是一枚很小的地雷，地雷的引爆开关在地雷口一个簧上，踩在簧上它不响，只要你一动，簧再次弹起来它才响，这种雷威力不大，但它却完全有能力炸去你一条腿。这是越南人从美国引进的玩意，现代战争，越南人狡猾地用上这种武器，他们不仅想消灭你的战斗力，同时他也想消耗你的战斗力。一但有人踩上地雷，就会有人要抬伤员，无形中他的一颗地雷会牵制你几个战斗力，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这个失去一条腿的人，无疑会成为你这个国家的包袱，国家得要供养这些伤残的士兵，比当时炸死你要恶毒十倍，百倍。

    我就这样踩上了一颗非常恶毒的地雷，我没有动，我却惊恐地喊了一声：“地雷。”走在我身旁的几个人也条件反射地趴在了地上，此时我看见了早晨刚出升的太阳，在山头后面耀了一下，那束光线又透过树枝斑驳地照在草地上。我踩住地雷的一条腿，似乎失去了知觉，僵硬得不听使唤，汗水顺着我的背脊流了下来，我看了一眼右腿，那是一条完好的腿，军裤不知什么时候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皮肉，我飞快地联想到，我这条腿马上就不会存在了，这时我失去了理智，变音变调地喊了一声：“操他妈，我踩地雷了。”我喊完这句话时，我就想躺下去，炸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这时我看见了表哥，表哥僵在那儿，大睁着眼睛，先是吃惊地望着我，随后他大喊一声：“钟山，你别动。”说完他很快地扔掉身上的班用机枪，我还看到表哥下意识地解开胸前的一颗扣子。表哥冲过来，先是绕着我转了一圈，我看到表哥的脸涨成了紫色，鬓角上正滴滴地往下流着汗水，他转了一圈之后，就弯下身，我喊了一声：“表哥你快趴下。”表哥没有趴下，这时他抬起了头，仰视着我，我看见表哥那双充血的

    眼睛，表哥冲我喊了一嗓子：“你要活下去，要完好地活下去，战争完了，你还要考军校。”他喊完了，便伸出一只手向我的脚下抠去，这时，我感到血液在周身轰然一响，那双踩着地雷的腿恢复了知觉，我感到表哥的一只手已经抠到了我的脚下，我的脚心被表哥伸进的手指头硌了一下又硌了一下。这时我大脑清醒地意识到表哥在干什么，我撕声喊了一句，“哥，你躲开。”我还没能喊完，表哥另一只手一下子抱住了我踩地雷的那一条腿，我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仰躺着摔在草地上，几乎同时，我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爆炸声，那声响一点也不惊心动魄，就像过年时小孩放的一声鞭炮，但我却清晰地听见表哥惨叫一声。我抬眼望去，一股灰烟之后，表哥躺在了血泊中，右手被炸去了一截，表哥昏死在草地上。

    我大叫一声向表哥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