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兵戈》序

    田秉锷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为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谳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l912年至公元l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武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辫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