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耍后睡眠，暴风雨中航行后入港，战争后休整，生之后死，这都是最大 的快乐。
——斯宾塞《仙后》
1991年5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 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 检验就得等10天。而出入境的常驻外国人必须不停地提供血液证明。
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里胡哨、似乎进化得不够年头的圆囫囵小姐 却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 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 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长约九百多公里，由东向西穿 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老学长郑达庸张开熊臂拥抱了我之后，让他的司机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毁的公路 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填上新鲜的沙土，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团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 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一半路，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 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50 ℃。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 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长达五个半月的紧张采访已经使我对危险的感觉变得迟钝。
车到卡迪希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 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接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这 位佛国大使双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收了我们两罐茶 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之后是阿弥陀佛之类。我亦虔诚地背诵起“槃若波罗密 多”。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 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 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 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 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 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七·一六”大桥、饥饿的 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 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 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 “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 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 “中国脸”的海洋，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担心自己身上的“新 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几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 见方的三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 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 小邵在人群中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海鲜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 最美的一顿。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 “鸭皮”。当年腐败还不盛行，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 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在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战争锻炼了我 异于常人测知哪里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眼睛，才能观察到细致入 微的东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果。泰戈尔老人诗云：“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我 骄傲，我飞翔过。”
回首战时的五个半月，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 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 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 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 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 更应该如此。”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历史成全了我，让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干得 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老板们、帮我保障传真 线畅通的传真员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老板，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 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战争结束了，我们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没有休息。
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了，
可我们的兄弟没能回来。
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