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艾奇逊吹捧杜鲁门的一句话。源出于莎士比亚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称。莎士比亚说他在困难时乐观而坚定，使其仆从深受鼓舞。其卓越之处，“他的拙笔”仅能描述其在“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杜鲁门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逊引用此语吹捧杜鲁门。——译者世界领导的大旗从垂死的英帝国转移到美国，其时间、地点，我们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给国务院去电话，说有急事要和刚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会晤。大使说他奉命要递交白宫“一张蓝纸”。按外交的习惯用语，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电。迪安·艾奇逊说马歇尔已离开国务院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纪念并发表讲话。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实不行，英弗查佩尔回答说。他准备请他的一等秘书h·M·西奇尔立即把文件送来。这里就引起一个对等接待问题。艾奇逊是个副国务卿，接见一位一等秘书就会有失外交礼节。要找个级别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远东和非洲司司长洛伊·亨德森做代表。于是，这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当天傍晚在行政大楼内一间阴沉的办公室会面，从此开始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尔事实上带来两份文件。按照艾奇逊后来的回忆，两份东西都是“惊人”的。希腊局势混乱，艾奇逊是知道的。据报共产党已准备接管政府，谣传说英军在撤出，亨德森还曾打过一份题为《危机与迅即崩溃的可能》的报告，提出为了要挽救希腊，惟一办法是由美国对那里的联合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在此之前，还没什么迹象表明希腊穷途绝路的程度。现在艾奇逊看到的这个文件说，希腊需要2亿以上的美元，作为应急的第一笔援款，否则就只得向野蛮的俄国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说，土耳其亦处于困境。他们力量稍强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会被征服的。英国已是无能为力了。反纳粹斗争进行了六年，把英国弄到筋疲力尽，财源枯竭。实际上，他们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后，英弗查佩尔勋爵就将再次来找美国人亲自求援。
杜鲁门了解这情况后，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形势这样恶劣。当然，丘吉尔已经警告过他，欧洲已成为“瓦砾场、骸骨堂、时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但人们多认为，这不过是丘吉尔耸人听闻的说法而已。对于欧洲的困境，报界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向来以善于发现谈话尖锐的旁观者见称，曾引用过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遗孀(没登姓名)的话说：“我们需要不多，但却很急迫。”这种话华盛顿听来觉得有道理，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大陆也和美国一样，经过短时期的混乱和调整，就会重建和平时期的经济。战胜日本后那一周，总统曾对同盟国提出延长租借法的请求进行研究，但没有同意。他说，按租借法提供的400亿元应已足够。租借法必须尽快结束。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胜利以后继续充当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乐对此曾提出抗议，蒋介石也反对，而丘吉尔则大声叫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会这样简单生硬地处理问题。”事实上美国也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放弃了一种方式，而代之以他种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尽管花了110亿元在信贷和赠款上，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西德和巴尔干半岛诸国还是穷困异常，物资奇缺。战后两年，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看来再也看不到另一个春天的邻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给希腊的物资，只够把雅典市锈蚀的水管和水泵换上新的，解决被破坏了的全市供水系统。纳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从爱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经过德国人的掠夺、炸弹的轰击和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破坏，工厂阴冷凄凉，寂然无烟。反正什么原料都没有，就算出现奇迹，有了原料，铁路网也七零八落，没法运到工厂。看来政治领导权就要转到苏联手中了：即使不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的缘故。
国务院了解到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救援，初时还指望英国和她的庞大帝国来负责提供。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个法案，授权向英王政府提供37.5亿为期50年的贷款。他以为这样美国就可解脱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但现在钱已花完，却没有什么成效可言。伦敦约有1.7万家房子，占全城的1/4，还是断壁颓垣。临时搞了1万间尼森式活动房子以应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的需要。当美国妇女们争论采用不采用新式样时，她们的英国姊妹们每年却只能配给一件长衣，四英两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胜利除了使美国这个伟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没有带来其他什么。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因为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就威胁着英国。连续两个月内，温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风带来层层积雪，其量空前，使英国陷于瘫痪。农业生产下降，低于19世纪水平；工业生产停顿，电力只在每天上午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至六百万以上，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缩。当西奇尔带着两份文件(一份关于希腊问题，另一份关于土耳其问题)，在严寒的星期五乘车到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宫还预言“在未来的一年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这一预言说成是“英国政府发表的文件中，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声明”。总统请赫伯特·胡佛周游24国，他回来以后汇报说：各国人民，特别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都已濒于饥饿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这时才再没有人怀疑，欧洲确是苦难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伙伴们却还半信半疑。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山姆大叔又在上当受骗，说是把钱倒进老鼠洞，或是支付给一个全球性的工程兴办署，说美国理想难免以破产而终。反过来，欧洲人对这种漠然无情的议论，则感到大为激怒。
反美活动已蔓延开来。一位随军牧师说，在大陆人的眼里，美国士兵都是些可怜的年轻人，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归国的船位。伦威克·肯尼迪牧师写到美国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形象时说：“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饮食过度，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是征服者，却在一个口袋装着块巧克力，一个口袋装着包香烟……巧克力和香烟，这就是征服者能给与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了。”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使议员们怒发冲冠。30年代以来，议员又第一次开始议论起欧洲知恩不报来。但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可并不仅此。共产党人在那里形成真正的威胁。英国现在既已不能轻而易举把他们驱散，华盛顿就只好把重担挑起来。让欧洲在铁锤和镰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设想。因为这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力、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学工业的产量、科学技术和工厂设备都会增加一倍。在那样条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样条件下，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在伯纳德·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冷战”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意识形态的对抗”。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X”。
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如果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就会注意。于是准备由他发放第二个试探气球。他的演说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同时迪安·艾奇逊则到处鼓动新闻记者们，要求他们支持。这都说明欧洲经济迅速恶化的紧迫性。艾奇逊对英国记者特别主动，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说：“不用花时间写报道。你接到讲稿后，就马上用电话把全文报回伦敦。你们当中要有一位请编辑先生负责立即送一份全文给欧尼·贝文。不管是夜里什么钟点也要把欧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校园讲了15分钟。他首先把“欧洲经济结构”的破碎情况描述一番，并说补救之法是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使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前景恢复信心”。美国必须继续提供援助。他现在考虑的数字大约是170亿元。但是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样漫无目的地乱花钱必须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计划。“欧洲各国对当前形势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本国应配合发挥作用，使之产生应有的效果，都应取得某种协调。”美国既已提出了建议，现在就轮到欧洲采取行动。
由于马格里奇行动迅速，欧洲几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骤。英国那时已过了子夜，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通讯员还是蹬着脚踏车，把马格里奇的报道送往睡梦方酣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家里。马格里奇按艾奇逊的建议行事，通过远洋长途电话把全文发回伦敦。贝文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几乎马上就在巴黎召开全欧会议。会后，英、法、意、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后来还有西德，都向华盛顿申请经济援助。国会经过六周辩论，否决了塔夫脱提出的要削减10亿元的修正案以后，正式通过计划，并另拨款5.97亿元，作为这笔长期援助发生作用之前所需的过渡用款，即所谓的“马歇尔空白点。”
1948年4月14日，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计划以后11天，那只名副其实的货船“约翰·ial，与马歇尔的Marshall谐音。——译者。众议院里有75名议员反对。在参议院，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则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得回相当于一美元的战略物资，或者相应的国外基地。
尽管他发出这样叫嚷，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是深受感动，兴高采烈。在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赞扬欧洲复兴计划，称之为“历史上最慷慨的行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国家”。过了两年半，当英国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说：“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动感情……也不爱形之言辞。但这些特性并不应掩盖掉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真挚、深切的感激。”
在英伦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面貌已全部改观。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绝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的；萨尔和鲁尔恢复了生气，工厂比之战前还要繁忙。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直接导致让·蒙纳特的“煤钢联营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缔结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协调各国生产与销售矛盾。——译者。”“煤钢联营”过了六年又导致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正式签订关于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译者。而共同市场则发展壮大，后来可以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但在40年代后期，美国还是孤峰独踞，鸡群鹤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使它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发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个总统或哪几个总统，把美国的财富和青年人力，挥霍在遥远的奥威尔式的战争原文是Orwellianwar。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年)是英国作家，所著与均是攻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里意指反共产主义的战争。——译者中。这种可能性当时还很少，无人能够设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美国人的情绪就是：何必担心。美国是富足的、乐善好施的、爱好和平的，又是头号的国家。当时如此，将来还会继续如此。
至于第二号，日子则愈来愈不好过。在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下，俄国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德国已屈膝投降，任何复苏的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这种全民族的疑惧就更加厉害，成为西方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随着欧洲出现复兴迹象，德国也表现出活力，这种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达到了顶峰。那年春季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接近尾声的几周之中，苏联的行动愈来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强行封锁柏林。
当时直接的争议是货币管理问题。自从占领德国以来，俄国人就印发纸币，这时更大量往西方占领区滥发，企图阻挠德国经济复苏。西方当局为了遏制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改发行新货币；同时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英、法、荷、比、卢五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为期50年的条约。——译者，并为使西德复苏起草一部宪法。俄国人对这些改革步步对抗，他们在开会时中途退场，又发行了另一种货币。他们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了一条公路桥，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导致和西方国家全面决裂。
西方盟邦决定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可能，杜鲁门就不想进行正面对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飞行。于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军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进进出出。当然，苏联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锁。苏机可能向西方飞机挑衅，但在这样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责任，而双方又都不会有失面子。
但是，这样大规模进行空中补给本身就很危险。西柏林住有250万人，比之洛杉矶、费城、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都多。谁都没用过空运去供应那么大或接近那样大的城市。光是维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等于整天24小时内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飞机都必须超载，每架十吨。这数字只解决必需品问题。尽管这意味着飞行员生命会有危险、柏林人会生活困难，但这还是可能的，在数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够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没有取暖用煤。要这个城市维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吨物资，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这是办不到的，至少暂时还办不到。
德国人答应老百姓遵守纪律予以配合。美英空军制定出一个精密度以秒计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驾驶员，特别在蒙大拿州建了一个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样的航道和导航设备。他们学会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达的新方法，驾驶四引擎运输机。机务员们频频起飞，睡眠很少。地勤人员把沾满煤灰的漆黑机身喷洗，染上了难受的皮肤病。而且时间表并不总是能够顺利执行。在1948～1949年间对柏林进行空中补给中，有28名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飞行员们称这空运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着陆和起飞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往华盛顿，要求多派这种飞机参加空运，结果批给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时候，空运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吨。在美国、英国还加上法国的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有可能有点起色。
柏林机场原不够大，这时也扩大了。坦珀尔霍夫机场增建了两条跑道，英国机场也增建了一条。这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修建第三个机场。9月，法国人建议在他们占领区的特吉尔兴建。起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劳动力的需要看来就没法办到。而且他们又没有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设备。但是，有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德国人的顽强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给西方盟国上了有益的一课。有2万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愿参加劳动，每天干三班。与此同时，C-54型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装备。克莱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情况时未加渲染地说，在第一次进行规划会议时，工程师们向他提出，新机场可在3月建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12月就要完成。”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敢作敢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为当时的干劲所感染，要把阻碍着新跑道的无线电发射塔也搞掉。这座塔是在苏联占领区，他请俄国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绝，他就带了一个爆破队进去，干脆把它炸毁。
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已达4500吨；到了1月和2月，更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每日8050吨，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变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物品，以防俄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失败而仍不住手。
他们是知道失败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264班次，运输了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达2343315吨，平均每个柏林公民约有一吨。这样的战绩已脍炙人口。美国飞行员所创造的奇迹把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丑态行为的坏影响抵消了不少。丘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确实可以说拯救了中欧一个关键部分。如果说空运补给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国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来。美国海军工程兵和空军部队曾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马上完成；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多花些时间也可以完成。”这次美国真的说到做到，而且还干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国政府慷慨大方，连驾驶员们也是如此。美国赢得的荣誉，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由于“粮食行动计划”，一半则是由于“小食品行动计划”；后者是一个名叫卡尔·S·霍尔弗森中尉想出来的。他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飞进飞出时，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于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伞投给他们。这个办法很快就流行开了，不久，所有飞行员们都这样干。1948年12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圣诞老人行动计划”。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日日夜夜地飘下来。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见的“朋友”，给那些年纪太小，不知封锁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来的礼物。每件玩具、每个娃娃、每块糖果都是机务人员们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这样，还通过其他很多方面，欧洲大陆对美国的民族性格，逐步产生好奇心理——它对解决问题的信心、技术知识、实用主义、重实际轻理论以及不那么有利的市侩作风。麦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一位来访者说：“现在重读一下柏拉图的乌托邦，又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极其有趣……那些老家伙生活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却具有多么高超的理想，多么光辉的智慧呀!”他这种说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对麦克阿瑟之流说来(美国人恐怕大多如此)，通畅的自来水管道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之苏格拉底转弯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国人即使穿着平民衣服，还未张嘴说话，欧洲常常就能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餐时的习俗、服装的式样、不拘礼节的风度和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个35毫米摄影机。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别具一格。“征服者么·”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及美国大兵时曾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征服别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出去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视。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说是世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是自如。”有些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说他们自信心强；当然，要确切说准并不容易，但却一点不假。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美国这个民众文化水平比之奥韦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略低，正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引起欧洲大陆的担心，怕整个世界会按照他们的样子美国化。他们从大西洋那边蜂拥而来。成批的旅游者、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员、红十字会女职员、经济合作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后台食堂女服务员和美国商人——单在巴黎就有五千。他们在海关查验处分头排队，然后就分散到内陆各地，人数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按照富布赖特和史密斯-蒙特计划，很快每年又有4万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欧洲人纷纷议论，这些人究竟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雷岑这些普通的法国、德国男女青年横渡海洋又能学到些什么·
1945年法国改用闪闪发亮的美国新电椅，代替了可爱的断头台，使得热爱传统的法国人大为不满。这种变化多少是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如此，不过所持理由不同罢了)。过去圣诞节来临，穿着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场所跳舞，而现在欧洲人却成了宾·克劳斯贝的俘虏。他的“银白色的圣诞”唱片到了战胜日本那一天，已经售出170万张，《宁静之夜》唱片售出150万张，而《别把我围起来》则售出125万张。在人类历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农民曾在欧洲社会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并且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现在发现他们的同胞竟然要“美国中西部这个世界的面包篮”供应粮食。过去喝惯了精选的葡萄酿制的美酒的人，现在改喝名为可口可乐的一种廉价棕色液体。这种简称为“可克”的臭名远扬的饮料，在40年代后期每日售出5000万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于是法国人反击了。打破柏林封锁的空运补给才刚结束，巴黎的国民议会就以366票对202票通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法殖民帝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
对所谓“美国化”的厌恶，就如在过去漫长的英国霸权时代，约翰·布尔意即普通英国人。源出于阿巴思诺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渊》。——译者之不受欢迎一样，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样在所难免。在欧洲看来，大洋彼岸的这个巨人，实行的是新的经济帝国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压制，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更使他们感到屈辱。有同感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泰晤士报》登出消息，说英国市场管理委员会每年派50名经理人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由英国政府担负费用，牛津大学的院长们作何感想呢·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技术调整”指按市场实际情况在账面数字上进行定期校正。——译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贬值，罗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大陆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售出的还多，那些独资经营加油站的比利时小商人又是怎样看的呢·美国商务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竞选的话，无论对手是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还是范登堡，他都会失败。
“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写道，“他就会被迫进行近来最为孤立无援的竞选运动。”甚至他本人也有顾虑。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试探。他请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很愿意当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请罗亚尔转告总统，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想的是，如果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就会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送上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他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认识所及。他使农场主得到不少好处，他把约翰·刘易斯挫败了，他热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犹太人是拥护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军官，黑人也拥护他。他把三军改组，统一指挥，又否决了一些反劳工法案。至于大规模建筑民房的计划，那是国会山上那些共和党反动派塔夫脱、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乔·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绝讨论的。一项社会保险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对老年人进行医药照顾，也是他们反对掉的。克利福德认为总统应在不利条件下，在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竞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没考虑过靠边站。事实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还是犹疑未决。那天他在基韦斯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自己由于“对外事务和其他情况，忙得够呛，还没空去考虑总统竞选问题”。接下去一周，产联表态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的候选人。看来这事使他认为有可能获胜。3月9日，他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请来，对他说：“好吧，霍华德，如你认为可以，那咱们就干吧。”麦格拉思给他弄得有点糊涂(他原来没有要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要他做出是否竞选的决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厅，却勇敢地对白宫的新闻记者宣布说：“总统授权于我说，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当候选人，他将接受提名进行竞选。”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刻要求他退出竞选。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头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弗林，不肯在纽约和总统在同一讲台上露面，总统的一个魁梧的助手实际上把他从车里硬拉了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议他辞职，干脆马上让一位共和党接替他，以便国民恢复信心。由于杜鲁门政府要取消种族隔离而产生隔阂，一个由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南方六州长代表团，准备退出民主党，另外支持一名来自南部的候选人。这样，这次总统竞选就成了四党竞选，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在纽约曼哈顿区，民主党主席麦克格拉思原定邀请党内大亨们开会，请他们捐款支持竞选，现在宣布取消，因为只有三个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中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嘘声竟使他讲不下去，提出责难的人原来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热情拥护者领头的。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帮。在倒杜鲁门派的人中，还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奥特、利昂·亨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头子杰克·阿维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鲁门，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提出一个《时代》周刊称之为“别出心裁的意见”。这的确是惊人的。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呢·原来他们想硬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1948年这个民主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运动，富有喜剧味道。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两次拒绝总统的类似建议，也不了解艾克自认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连杜鲁门也不知道)。于是，期望艾克作为他们党的领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鲁门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钱德勒、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就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给白宫一封电报，请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当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无艾克毋宁死”的竞选运动非常受人欢迎。只要这位将军还有可能改变态度，很明显，杜鲁门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表示拒绝考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民主党的党员群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代表们也情绪一片消沉，他们确信11月大选会失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们请先在费城的大会堂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党把他们用过的旗帜装饰就地留下，以便再用。显贵的人物总是助人为乐的，共和党人慨然答允了。民主党对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已在考虑尽力节约，为1952年度的总统抢先作好准备。也许到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会同意出面领导他们吧。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班子则忙于修饰杜鲁门的“肖像”，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词儿(那时“形象”这个词还未通用)。总统是不屑向群众展开宣传的，他认为这是“玩弄骗术”。但他爱好斗争，一想起要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展开进攻，他的斗志就来了。在他的宏大战略中，第一个战术行动，就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出一份受人欢迎而估计塔夫脱和他的同伙们又肯定会搁置不议的议案。杜鲁门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联邦政府兴建民房、援华指国民党政府。——译者、延长战时管制条例、建筑公路和扩大互惠贸易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一切最终都成为11月大选时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民意测验果真可靠，那杜鲁门获胜的前景，在4月份时最为暗淡。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竞选班子突然异想天开，想出个好主意。后来克利福德、乔治·埃尔西和查尔斯·墨菲三人都没一个记得起究竟是谁的主意，可见当时一片混乱的情景。他们都知道，总统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念讲稿。他低着头看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强调，往往该是鼓掌机会，他却继续念下去。但另一方面，离开讲稿来即席发言，他却讲得非常生动，效果很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劝他在大型集会中即席发言呢·他觉得这主意不错。4月17日，他在美国报社编辑协会念了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以后，接着临时讲了半小时美苏关系问题。和念讲稿时相比较，其效果是惊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记者们在他结束时都纷纷喝彩，相互议论，认为他讲得很好。接着他又再来了四次不用讲稿的演说。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饭店对约一千名青年民主党员进行政治性的宣讲，把这一系列竞选演说推向高潮。讲话结束时，他说：“我告诉你们，未来四年高踞白宫的将是一个民主党人，就是现在对你们讲话的人。”于是全场起立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称它为“新的杜鲁门式”的“战斗性”的讲话。现在他找到适当的竞选方式，感到颇为满意，于是他和他的班子就准备在一次横贯全国的旅行中再试它一次。
但是他们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来难以克服。民主党的竞选经费差不多用光了。整个竞选期间，他一再遇到经济拮据的难题。没几个财雄力厚的人对这个候选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们就考虑削减竞选经费。在五月花饭店的聚餐会后，竞选班子想出一个高招。杜鲁门总统为什么不在他那每年达3万元的旅行津贴内开支，乘火车作一次全国旅行，使全国人民知道他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就他和国会的关系问题说上几句字斟句酌的话呢·
采用这种政治手法，说明他已是穷途末路，说明形势对杜鲁门非常不利。当然，历届进行竞选连任的总统，往往不得不到处去为纪念碑揭幕或为大桥剪彩来宣扬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做这种短途旅行，一般认为无可非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来并不是追求党派利益。但他这一种旅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声明，他要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抨击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说的，说这种做法“没有政治性”，就和说潘德加斯特集团密苏里州的一个著名政治集团，杜鲁门是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译者“没有政治性一样”。要不是杜鲁门的竞选看来毫无希望，要不是这次竞选旅行从远处看上去像是要彻底失败，里斯本来会在这问题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时5分，在国会因为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两周，总统的专用列车拖着16节车厢，开出了华盛顿的联邦车站，朝西方开去。按惯例杜鲁门旅行爱坐飞机，但那时候人们总想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乘火车旅行。这列车中最后的一节，是豪华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装甲车厢，那是由美国铁路联合会为罗斯福特制的。这车厢两边车壁镶着胡桃木，能不停顿地和华盛顿保持无线电联系，而最惹人注目的特点，是在后部装有个特大平台，上有条纹的天篷，并装有扩音广播设备。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后来它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却成了竞选闹剧的舞台。
但在人们记忆中，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党人以为他已同意请艾森豪威尔当候选人，带着自制的牌子出来欢迎杜鲁门。牌子上写着：欢迎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想登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却被推下车去。他生气地对记者们说：“我肯定他不会当选，他过去干得太糟了。他对所谓老朋友似乎比对为民主党做出了贡献和捐了钱的人还要好。”在另一处，有个所谓老朋友，是个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讲会，他却以为是要搞第35师老战友们的话旧会。于是其他的人都不准参加。结果是，在一个能容纳万人的礼堂里，坐着听总统演说的不到一千人。摄影记者们兴高采烈，站在后排高处，拍摄各种镜头，借以表明他是对着大片的空位子演讲。那些照片想说明真的没有谁对总统发言感兴趣，但《时代》周刊则说总统的演讲“愈来愈引人入胜，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两次是穿着睡衣和浴衣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我听说他们已宣布我要在这里讲话，”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没穿好衣服，你们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一个女孩子望着他穿着的蓝色晨袍，问他是否着了凉。他摇摇头。她还是说：“你讲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说：“那是因为我乘着火车，在风里张着嘴到处讲话呵。”这是实话。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上司”)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比我上司还高”)，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指约瑟夫·斯大林。——译者，他是个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卢斯太太就在美国东部对他猛烈开炮。民主党终于承认了，她感到高兴。她恶毒地说：“我的好老约!他们当然喜欢他嘛!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满洲、千岛群岛、华北都给了他么·不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让他建立了联合政府么·”
哈勒克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坏的总统载入史册。而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格则说，他是个“密苏里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走了嘴。本来倒不是大问题。他在费城对大学生联谊会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全国铁路各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感到遗憾。他创造铁路小站这个新词，从共和党人看来，这是颇为不妙的。民主党总部用电报通知了杜鲁门火车经过的大小城镇的市长。他们对这种轻蔑都感到愤怒，杜鲁门便把他们的复电愉快地发给报界。洛杉矶市人山人海，等待总统到来，他咧嘴笑道：“这大概是最大的铁路小站罢!”
6月18日，他回到华盛顿。他在外地两周，走了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讲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见，“拼命引起争论”。到了旅程行将结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众的情绪无形中变得颇为合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的国会选出来以后，“也许这个国会，会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大财东的利益工作。”人们翘首望着他，互相咕哝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一个林场工人大声向他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立即回答说：“我会加油干的，我会加油干的。”在斯波坎，有个人说：“向塔夫脱扔点鸡蛋好吗·”杜鲁门回答说：“对塔夫脱，我可不扔鲜蛋!”“你们这个国会是再坏不过了。”他大声说，“如果你们选举时再让共和党控制国会，那你们就是一伙笨蛋，比我想像的还要笨!”人们大声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和“哈里，狠狠搞他们一下!”他又赶忙粗声回答说：“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塔夫脱说的是对的，这样干是卑鄙的，非常失体的，这种先例给后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丑恶的影响，而且对于像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人也不公平。要是没有他们，便不会在巴尔干有所谓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但是他是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这样的场面却也动人。白宫的记者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不时地告诉在首都家里的妻子说，总统当选的可能本来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几乎使他们忘记了这一点。
费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万元将市容装饰一新，为了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新闻报》的一名编辑命名为“狄克西党人”见上。指美国南部各州中的民主党人，因在民权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而分裂出来的，‘狄克西’，即美国南部各州。——译者的，是在昔日邦联的历史圣地举行大会。他们决定选择东部一个城市，因为实况转播的高频同轴电缆，最远只能达到大西洋沿岸地段。这一点，演讲的人都清楚，而爱德华·默罗和其他著名电台评论员还坚持要用无线电广播。在费城大会堂开会，美国东部约有40万架小型电视机屏幕上可以收看，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闻记者们租用带浴室的房间要付12元，都埋怨通货膨胀。在那一年，他们认为旅馆的杂务，都可以廉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政纲委员会在衡量之后，毫不迟疑地放弃了民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注意。他们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不该死的人》该小说说黑人鲁加士·比彻姆被控谋杀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国种族矛盾。——译者中呼吁耐心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南方议员，对一切禁止人头税的法案，都还能进行阻挠，使国会无法通过。而南方的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绞刑架的阴影之下。1947年发生过一次私刑案件，而各党代表大会召开那年，还又出现了两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