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集中谈外交问题，而约翰逊总统的四千字的就职演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说时讲得那样缓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观察家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总统是在向一个石匠进行口授)，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问题一共只用了131个字。想到即将出现的情势，他那样强调经济问题是很奇怪的(“去年我们消除联邦政府的浪费，节约了将近35亿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还要节约得更多一些。〔热烈鼓掌〕”)。约翰逊说他希望将来人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业。
他也打算忠于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继承下来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前两项得到优先的处理，但在他的诱导下，全部法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医疗补贴之战是作为议会老手的总统和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的神通广大的游说集团之间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锋。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美医协狠狠地打败了他，使他耿耿于怀。此刻，在五届总统和16届国会之后，美医协的医生们提出了由私营保险业来主办的所谓“更好医疗”的自愿参加的计划，而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从杜鲁门年代以来，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与约翰逊战斗，美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员，每天花费五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和邀请到白宫做客的方式来回击。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就在约翰逊要求制订医疗补贴计划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时，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伫立在侧，喜形于色。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泽西州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零1分到纽约医院治眼病，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险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的罗伯特·艾弗里太太，成为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计划的病人。美联社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计划使到医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个星期大约有十万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医疗补贴计划五天之后，约翰逊向国会致送了另一有历史意义的咨文：“实观充分受教育机会”，要求为公立和教区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育事业提供联邦款项是彻底改变旧传统的做法，在众议院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约翰逊深知，四千万美国学童，有大约六百万是在拥挤不堪的教区学校中就读的；如果教会把它们推开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经费来维持不可。再者，排斥它们已经开罪国会中的天主教徒议员，他们为了报复，已投票反对用联邦经费资助公立学校。因此约翰逊决定一视同仁，而且他让人们知道，他拒绝任何修正案，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改动。在第89届国会，他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戈德华特已开始把它叫做“静电复印国会”——关于教育的这个议案于87天内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总统把它叫做“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字仪式是在他童年就读过的得克萨斯州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中举行的，他的年已72岁的退休老师站在他身旁。
下一个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越来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答。8月6日议案已准备就绪，只等他签字了。到这时候，“伟大社会”的立法正接二连三地在国会通过——单是教育方面就已通过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亿美元补助高等学校，这比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和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运输法为研究大规模交通问题打开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额削减货物税(达47亿元)已经获得批准。农业立法和市政工程与经济发展法，使联邦政府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能够在改变大地面貌的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拨出九亿多美元用于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村贫民窟阿帕拉契亚山区。新的经济机会局在曾任和平队首任负责人的萨金特·施赖弗的大力领导下，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一些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就业机会”，这个计划是给长期失业者在谋职方面提供特别帮助的；“善始”计划，是以贫穷家庭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在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万名儿童的前途有了光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这事实上就是国内和平队；“街道青年队”，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半天工作的职位；“跳班”，招收还未到上大学年龄的青年到大学上课；“地方行动计划”，协调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业计划，并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抚育孤儿”计划，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设立安置印第安人、农业移民工、季节工等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赁了七层的办公大楼，不满的人称为“贫穷宫”。共和党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干的事情“可能不仅会成为一种国耻，而且会成为国祸。”理查德·尼克松说：“向贫穷宣战可说是许愿第一，政治第一，新闻报道第一，但成绩最末。”甚至连施赖弗也只得承认经济机会局计划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计划，在一个州(密西西比)里已被开后门、公私不分、滥用政府汽车和把补助款给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时间对经济机会局将是有利的，就像过去对罗斯福的工程兴办署那样。在五年之内，向贫穷宣战计划就会起关键作用，使1300万人民脱出贫困的境遇。另外，约翰逊任内的经济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伟大社会”看来是快要来到了，美国人也似乎都表示领情；约翰逊在职的第二年末，民意调查的报告说，在他们三十年来的民意测验中，还没有一个总统在全国各处得到过如此坚强有力的支持。
他压倒戈德华特的胜利，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粗暴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巨大胜利后，由于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遭到失败，使他的威信大损。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之后说：“我里里外外，从小到大，观察国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有见过一届国会最后没有掂了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总统的斤两的。”他不要追求轰动一时的“一百天”，他说他宁愿在议员们已有思想准备时才把每个法案送到国会去。他解释说：“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一饮而尽，那你就有麻烦了。我计划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后结果极其惊人。当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期在10月23日休会时，它已通过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决了2案：改哥伦比亚特区为自治区和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第14条第2款，此款规定各州有权禁止订限期入工会制的合同主要指工会限制厂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合同，厂方如雇用非工会会员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他加入工会。——译者——而这是因为国会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总统是否真希望改变塔夫脱-哈特莱法。他满可以为已有的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却不然，永远不以为满足，他不停地想方设法要独占新闻界的注意，使非议他的人转变态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霍利布什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石砌塔楼式住宅。所以选择格拉斯博罗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恰好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那时正在这里)的半道上。两个领导人谁也不打算登门求教，那小小的校园就代表着一种妥协。两位领导人没有会谈议程——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事后，约翰逊说：“它有助于我们彼此采取说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这种“交换意见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深刻分歧”，此外也无甚可谈。尽管如此，总统的威望仍有增无已。就凭这两位拥有可由他们支配的核武器库的领导人曾坐在一起谈话这一事实，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感到不放心，这些人则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视的态度看待着约翰逊。在大城市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憎恶约翰逊的人比比皆是。英国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65年访问美国后写道：“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事，使我感到不胜怪异和厌恶。”费尔利指出那些苛责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种“对这个人的过分挑剔的轻蔑……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大饭桶……别的人说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没这么干脆。”
他们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评者德怀特·麦克唐纳，用“低级、粗野”来描述林登·约翰逊，而且造出“中庸崇拜”这个词来嘲笑总统的浅薄趣味。麦克唐纳和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还因为约翰逊夫人喜欢看电视节目《枪烟》而嘲笑她。他们还看不起约翰逊的许多方面：爱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团表演一个名叫埃德温·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个模仿黑人的演唱团，此后这类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译者；要摄影师“照我的左侧面”；不喜欢彼得·赫德给他画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为露喜的女儿；把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称之为“艺术化的”等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了为数要多得多的美国人中，后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地讨厌约翰逊的江湖气。另外有成百万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是由于他们爱戴约翰·肯尼迪，至今还悼念他，毫无道理地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位者。最后，除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美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则是为大城市中黑人贫民区中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和大学校园中日益增长的骚乱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胁。约翰逊坚持要包揽一切，自必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才集中火力轰他。
在1965年里他在国会获得空前的一连串立法胜利告一结束时，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了一次胆囊结石手术。在恢复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报纸和奚落他的人，“在那里的那些人，”在恼怒中他脱口问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光景，我给他们的好立法比谁都多，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攻击和嘲笑!罗斯福能干得更好吗·还有人能干得更好吗·他们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后来在使约翰逊得不到国会一致支持方面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认为约翰逊是一位有点弄错时代的总统，给一个国家开出了“新政”的药方——社会福利立法，可是这个国家的困难却不在此，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对上述这个谜提出了一半答案。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什么60年代国内最大的挑战不是贫困而是富裕。麦卡锡说约翰逊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老对他们谈他已获通过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账，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再有多大兴趣。”
约翰逊大为冒火，“他们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一个总统·”有时他还加上一句，“他们知不知道现在还在打仗·”
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谜的另一半答案。
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暂停了一个时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机场遭到越共的一次厉害的炮轰为止。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事顾问5人死亡，76人受伤。在圣诞节前夕，游击队再度袭击，在西贡布林克饭店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困难在于决定究竟应怎么办。对这个不同一般的新的敌人，不能采取一般的军事解决办法。威力巨大的美国军事建制，对他们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总统派了一支拥有四百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去，这些人都是反游击战专家，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这些精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没有多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国将军百名以上，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受过反叛乱训练。而所有这些将军，谁也比不上驻越军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是一个传统军人。
三军参谋长要求的是猛烈轰炸北越。他们对白宫说，这样会使敌人屈服，而且还会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边来。显然，约翰逊政府是极其主张轰炸的。为什么会如此，那可不太清楚。两个有影响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加过美国战略轰炸效果调查组。这次调查发现盟国的轰炸不仅未能削弱德国的战争生产，反而加强了德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空军在那里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用以对付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其成功机会最起码也是十分可疑的。
约翰逊的顾问们也并不都那么相信轰炸。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相信，也远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早在1964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关于轰炸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结论是：轰炸北越不会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给南越打气的作用。继约翰·理查森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威斯特摩兰也是这种看法。这两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进飞机，你就需要派军队保护机场，因此决定轰炸就会使美国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就这一问题又写了两份长篇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轰炸机，结果将会不仅是枉费心机，它极可能引起北越军队经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透从而使我们自食恶果。
这总该促使白宫再斟酌一番吧。至少，总统也应该认真地听听劝他谨慎从事的意见。但是在反对战争升级的一些人的鸽派称号开始传开以后，他们却发生了神秘的变化。在权力中心的会议厅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1964年10月间乔治·鲍尔在国务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对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时，他有很多同伙。后来，他的同盟者一个一个地被从关键性职位上调走或解职。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艾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保罗·卡顿伯格、威廉·特鲁哈特都已离去。鲍尔孑然一身。曾经同意过鲍尔关于轰炸观点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仍在领导核心中，但是他已改变观点。他现在也希望给空军开绿灯。他认为在越南的美军人数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过10万人。
现在主要的白宫特别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没有表态。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让他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访问一次越南。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约翰逊的安全事务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飞往亚洲。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旅行。邦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但是他从未经历戎马生活。他对战争的了解是来自文件、报告和电影。污秽不堪、恶臭难忍的沙场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当他一接触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得流血场面，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2月5日傍晚，当邦迪正在西贡参加洗尘宴会时，特种部队第五分队的杰西·派尔(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人)正在波来古一个美国据点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山城。到凌晨2时他还没下班，那时，他却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过矮树丛朝着他在移动。派尔开枪射击，越共游击队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弹，附近兵营中的美国人惊醒过来，也参加了战斗。波来古之战激烈地进行了15分钟。结果，游击队击毁击伤直升机16架、飞机6架。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伤。
关于波来古战况的第一份报道于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8分送达总统。在举行了四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攻击17度线以北40英里的越共补给转运基地洞海。他宣称，美国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是否会升级，应由“北越侵略者来做出”决定。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十分显然这是对意志的一次考验。”但是波来古之战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它对在那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所发生的影响，他在探视伤员后临走时感情非常激动。到他飞回国时已是一个鹰派了。总统对他说：“咳，他们使你相信了，是不是这样·一点点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极力反对，而且他力陈自己的观点，使得约翰逊现在把这种怀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外。美国已进入要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美国在越南犯的错误不少，他指出，这种错误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时以后，美国便已再无法脱身了。在华盛顿，人们似乎认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国进行大规模干涉。波来古战斗后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击队又炸了安南港口归仁的一个美国兵营越刚饭店，炸死美国兵23人，炸伤21人。约翰逊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对北越的军事补给基地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袭击归仁。这一次，约翰逊48小时没有动手。但是，他一动起手来，那就是在战争升级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后，美国的空中报复就不仅限于一对一、你来我往了。约翰逊命令对北越进行持续的轰炸，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挑衅行为。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做“滚雷行动”。在64页的白皮书《来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国务院说，这个白皮书已经证实“毫无疑问，是北越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南越的侵略”。为了保卫顺化东南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行动”将从此地发动)，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海军陆战队派出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是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第一批地面部队。3月8日，他们在阴暗的天色下，在距岘港三英里的南窝滩涉水登陆。十个手持鲜花面带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们光临。
这次登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莫斯科，两千名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块和石头，两个西方记者在那里挨了痛打。在美国，各大学到处举行宣讲会，在华盛顿更达到了高潮，因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个大学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在最后一分钟他不得不退出辩论，因为总统要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国外危机事件)。政府当局派出一个“事实宣讲团”到各大学访问，并回答鸽派教员的指责。迪安·腊斯克挖苦地对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不免为我们的有文化的人的轻信和一些人的昧于明显事实的冥顽态度感到惊异，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应该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思考的。”
但是战争的批评者听到的关于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持保留意见。他们听说，美国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贡黑市。有钱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钱就能逃避兵役。南越军队开小差的比率达15%。西贡的政客们似乎有一种专干不合时宜之事的天赋才能。看起来，每到一个战斗的关键时刻，不管当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被一个新政权所推翻。约翰逊大为震怒，对他手下的人说，他“再也不要这种乌七八糟的政变了”，但是他得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1965年，2月21日，阮庆中将被撵走，由一位医生潘辉括继任(潘辉括的后台人物是这个班子的秘书长阮文绍少将，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辉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吴庭艳被暗杀以来，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后，新总理是一举一动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军司令阮高其，阮文绍任副总理。
西贡每次新的动荡都增加了鸽派阵容，他们很快取代共和党人，变成为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前陆军部长赛勒斯·万斯说关于战争的疑虑不安，“已使美国遭到分崩离析的威胁”，参议员中的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制服共产党暴乱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当政的政府，我们是无法挽救它的……西贡政府所以在战争中失败，不是由于缺乏装备，而是由于缺乏任何内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这还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场。当约翰逊要求战争升级所需的7000亿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元的补充拨款时，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对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外的24小时内以88票对3票批准。在流行的报刊中对不赞成美国参战是颇有微词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参议院忧心忡忡地说，战争可能要“进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联社的一位撰稿者称之为“极端的看法”(结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称的美联社在它的回顾该年重大新闻的年度专稿中，也认为反战是给美国的敌人以帮助和安慰。富布赖特参议员4月间主持越南问题听证会，给批评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讲坛，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在它们的电视联播中加以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之进行全部封锁。
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3月30日一个越南司机开了一辆黑色雪铁龙牌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即跳到他的同伙开的摩托车上逃走。汽车里装的是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把大使馆大楼一侧炸了一个洞，炸死17名大使馆雇员。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处北越雷达设施。这是波来古事件以来美国飞机第15次越过两个越南的分界线进行空袭。越共则以更多的爆炸还击。一天傍晚．一辆自行车载着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外国人常去的水上饭店美景旁边。当它爆炸时，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军队仍不停地增强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国军人为2.5万人，至当年春末，人数已三倍于此。
白宫在6月9日声明已授权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资利用，以及根据他的判断为总的军事形势所急需时”，可以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四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由于在西贡以北60英里的一个县城同帅出现的情况，美国进行干预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场夜战之后，美国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随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对游击队进行穷追。威斯特摩兰把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毁”的任务，这个词儿在这以后，便一直被用来描述在那几个月中逐渐形成的搜索和歼灭越共的战略。这种战略代价颇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帅的混战颇能说明越南战争的特色，战场上的硝烟消散之后，说不出哪一方是胜利者。173旅旅长所能确定下来的就是他丧失了19个人。死伤名单迅速地加长，因为越共已进入他们的春季攻势的第二个月的战斗了。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方始承认这场攻势开始时，敌人已赢得这场战争了。但这一点在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兰要求华盛顿增派44个营并授权他在他认为适当时使用他们，而且即使得到了这些，他也不能保证就能完成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狡黠诡谲的作风开始使公众对他的信任减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5月23日点到这一点，他在该报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写的一篇报道作的标题中用了“信用差距”这句话。后来《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在一篇分析当时华盛顿普遍感到总统有时闭眼不看事实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信用差距。”人们忆及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中哗众取宠，大许和平愿，并拿它来同他当前的好战态度相对照。马德还着重指出：“在华盛顿政府发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新闻记者对此更特别敏感。因为总统现在奉行的正是他谴责过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建议奉行的那些政策、新闻界对白宫伸出新橄榄枝是抱怀疑态度的。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的商谈”以求导致和平谈判。这篇演讲由美国新闻署传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细节听起来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议包括北越的东南亚国家参加进一个应急的马歇尔计划中，他还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一俟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就要向国会要求10亿美元作为美国参加此项努力的投资。”美国剩余农产品将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将在“短期内任命一些杰出的、富有爱国心的美国知名人士组成一个特别班子”来指导美国所有这方面的工作。结束越南战争当然是争取这个计划的“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决不等待和平到来才开始此项工作”。这一切说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觉得亚洲简直听起来同得克萨斯州中部一样亲切。
戴维·怀斯表示怀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约翰逊这次演说后写的，总统提出的计划中的许多缺陷已变得显而易见。他的关于商谈停战的提议毕竟还是附有一个条件的，他排除越共参加，而这一点必然会受到河内的反对。至于美国承担10亿美元或是提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云云，再也没有听到下文，美国知名人士的特别小组也从未见选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曾经看起来像是一个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富有创见的做法，已变成了一个宣传噱头。总统不仅没有贯彻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亚洲政策是更为积极地加速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打的战争。
“滚雷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遭到彻底失败。轰炸没有使敌人屈服，没有迫使他到谈判桌旁来，甚或也没有如约翰逊政府所设想的那样使其醒悟过来，越共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他飞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绍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麦克纳马拉宣称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元跃增到3.3亿元。另外4万名美国兵——他们开始自称为“怨气兵”——将被派往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要多长时间能打赢这一仗，总统回答说六个月。他说，河内支持不了比六个月更长的轰炸，越共也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司令部乞和。
乔治·鲍尔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据情报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约翰·麦科恩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断定轰炸既未使河内瘫痪，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袭加强了那里的强硬路线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个北越团在南越，第二个团已在分界线上进行装备。麦科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增加美国军队，会招致北越的规模更大的渗透；运送美国军队去西贡的运输机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运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楼回答说，空军已经准备拿原设计用以携带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来对付，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飞机的打击。
但是空中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国的军事作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美国军队的目标已不仅限于保护机场。怨气兵将用来恐吓游击队，让他们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闹着玩的。在国内的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个转变。后来，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总统偷偷摸摸地把战争升了级。戴维·哈伯斯塔姆好几年后写道，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慢慢地越过了有去无回的界线，还不肯承认”，而他们的发布新闻的官员们的任务变成了“向公众谎报而不是实报”。
7月，华盛顿决定使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再次迅速升格。麦克纳马拉从他的第六次赴越实地调查回来后，报告说局势“恶化”，建议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钱的保证。7月17日，约翰逊召集他的将领们和顾问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见，虽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见这个词已经失却它的原义，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让大家全同意他已经做出的决定——把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增加到5万人。参谋长联席会勉强地予以同意。他们原来希望的要多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战争。在戴维营，有一些人表示碍难从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预言式地说到共产党的反应，“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一定也会跟上。”迈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对总统说他认为越南战争会使美国分裂，因此他反对再派遣军队去。其他的人同意总统的判断，多米诺骨牌论、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训等等仍然超过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不安。
在他的这一决定已被确定下来以后，约翰逊变得诡秘起来。他不愿再让人进行辩论。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预备役23.5万人。总统提出的代替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数增加一倍，每月从1.7万人增至3.5万人，理由是这个办法比一次征召更不显眼。他还决定不再向国会开口要更多的钱，新的费用可以隐藏在国防部庞大的预算中。他说他不愿让任何人担心受怕，因而有一个时候他曾考虑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驻越美军人数。《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问他传说关于增加驻越美军的消息。约翰逊向他保证，那是谣言，纯属谣言；他只不过是补充少数几个单位的缺额而已，而且驻越美军将穷追越共的报道也是不确实的。7月28日，他忽然改变主意，宣布了全部数字，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担任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新使命，这一来就得罪了凯克，扩大了信用差距。总统在中午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对估计达两千八百万的观众说：“我们并不想当把守大门的警卫，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干这种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终于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以为他所以把数字保持得很低，是为了让他等到有机会说服老百姓，说明他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员；他们指望最终将达到100万人。威斯特摩兰看到河内以谁都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这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根据他的计划最终他手下的美国军队将达到60～64.8万人之间，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会及时得到这些兵力。他的参谋人员有一项应急计划，使驻越军援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使无条理的客观事物适应他的有条理的头脑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国人的反战示威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怪异的事。只有少数人愿意被认为是赞成美军立即无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国内最具有鸽派观点的集团之一的大学教员，迟至1967年在这个问题上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的气势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计有1.4万人的一支群众队伍在曼哈顿第五号大道举行了游行。同时，另外还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在市区的边界线上被警察拦回来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游行示威。在各地举行的这次被宣布为“周末抗议”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打算把特劳克斯空军基地的司令官当做“战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