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忍无可忍，他对法警说：“把这被告带到那边屋里去，按规矩教训他一番。”暂停片刻，重新开庭时，这位黑豹党人嘴被塞住，手铐连在一把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样也没有能够使他不说话。他用脚镣撞击椅子，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喊道：“这表示我抗议。”他被移到一只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紧了。在再次开庭时，他不知怎么吐出了嘴里的东西，对法官大声骂道：“你这法西斯狗，你这臭婊子养的!”阿比·霍夫曼和鲁宾跳起来喊叫着，孔斯特勒向法官问道：“阁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停止这种中世纪的酷刑呢·这是对法律的一件肮脏的耻辱……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美国律师感到极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说他认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雇主的错误举动都是他们两人造成的，这时他怒冲冲地打断了他说：“你才是该感到羞愧的。”下一个星期他命令去掉了塞在西尔嘴里的东西，而当西尔仍一再不断打岔时，他以藐视法庭罪被判了四年徒刑。这样一来，那些剩下来的便称做芝加哥七被告了。
他们也没有被驯服。戴维斯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指责法官睡着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无礼态度“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阿比·霍夫曼以双手代脚倒走着进入法庭，同时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纳粹分子”，“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尖刻的交锋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师之间进行的。法官明确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把戴利市长——他曾不顾司法部的疑虑，坚持要举行审讯——宣布为怀敌意的证人。这位律师还是照旧做了。而且他直截了当指着戴利，问他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否用下流的脏话骂了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弄得法官差一点没中风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开了自己的衬衫。法官说：“让记录记下来，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体。”孔斯特勒说：“阁下，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在电视上把自己肚子上的伤痕露出来给全国人看过。”“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不再是总统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说。当这位律师笑了几声因而又受到训斥时，他说：“得啦，阁下，笑笑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要笑。”法官说：“噢，对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审讯的后期，法庭对被告方面的敌对态度变得非常露骨。有两天，霍夫曼不让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他说监狱里的公共厕所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天他说，第二天开庭要提早半个小时。孔斯特勒问他为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明天要在9点半开庭。”那律师评论说：“这完全像小孩说话，‘因为，因为。’”法官说：“让记录记下，当着陪审团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儿。”这律师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动，常常大笑大闹，或满面流泪。有时他紧紧拥抱别人，他还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证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说：“记录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后来审讯的结果表明，他要求把这些插曲都写进记录并非毫无意义的。
被告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维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杰西·杰克逊教士、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这里有些人，如诺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国颇有名气的作家。——译者，在检察官福伦的坚持下，金斯伯格朗读了他作的一些关于同性爱和手淫的诗，显然是由于福伦认为这样会触怒十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辩论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行动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对“七被告”控诉的证据，大部分来自告密者，他们混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的反战游行示威中，把听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个便衣女警察作证说，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块、砖头、石头来。把砖头一块打成两块——这样比较容易隐藏，妇女们也能拿得动。”一个便衣警察说，被告们蓄意制造暴力事件以作为“革命的第一步”。一个芝加哥的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市政当局如果机灵的话，应该拿出10万块钱来资助我们这次节日。更好的办法是，给我10万块钱，我就离开本市。”这位官员把这一番话理解为企图敲诈。
经过了差不多五个月的作证和辩论之后，陪审团退庭；法官显然颇感快意地开始一个一个宣判藐视法庭罪。这件事共费了他两天时间，其中不少时间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占去。当孔斯特勒听到他的主雇和他的合作律师被带走的时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两个月徒刑——他摇摇晃晃地在法庭里来回走着，最后无力地坐下，呜咽地说：“法官啊，我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说我的问题吧。说我的问题吧。马上就判我罪吧，我实在不要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后才判他。他说：“从来还没有哪一位律师对我说过你在这次审讯中对我说的那些话。”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宣判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都犯了越过州境煽动暴乱的罪行。法官判决他们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罚款5000元，并要他们交付诉讼费用——额外的5万元。但是这些判决没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一所美国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承认有争议的反暴乱法——所谓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然撤销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现了“敌对性”行为，因为“从一开始的记录就明显看出”他对被告方面持“反对”态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结果远远没有能够证明起诉有理，而它却成了对政府说来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灾难的先导。紧接在这个案件之后，便出现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图七被告、堪萨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顿四被告、五角大楼泄密案，以及盖恩斯维尔八被告的审判。所有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从既成秩序的眼光来看都是异端分子，而这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最后又都由一个陪审团、一个法官或是一个上诉法院宣判无罪。对告密者的敌视和司法方面的偏见，是贯串各个案件的共同的两条线。此外，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尽管一切证据都证明相反，人们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当政府把理由不足，并且常常是措词无力的案子送进法院时，人们就对它生气了。”
归罪于七被告的暴乱活动之所以发生的真正根源，是由于越南战争，它在1970年继续分裂和挫伤着整个国家。在这一年的开始阶段曾经有过情况好转的希望。头四个月西贡来的消息多少有一点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将军指挥下的美国部队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尼克松正在把美国驻军从54.3万人减到34万人，并且向全国保证到5月1日之前将再撤走另一批6万怨气兵。但是战事的结束看来仍旧遥遥无期。在巴黎，共产党人摈斥了尼克松的五点和平建议，并说：“我们的拒绝是坚决的、彻底的、绝对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一个方案，称它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阵亡人数在两年前芝加哥抗议示威期间还只2.5万人，这时已经超过4.4万大关。阻碍谈判突破的，是华盛顿公开宣布有20万美国军队还得多年留驻越南。在美国，在南越人中，在战斗部队里，厌战情绪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第四师的怨气兵除非走投无路的军官们进行威逼，拒绝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辱骂尼克松，只要发现一位战地记者，他们就大喊大叫，用脏话咒骂尼克松；士兵们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识别牌戴在一块儿；据估计美国军人中吸大麻叶的人数高达80%，而过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使这一切显得更糟的是美国军方最高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无能。美国伞兵对离河内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战俘营——据信有70～100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关押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这次袭击本来应该是成功的，但是情报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战俘都先被撤走了。在这同一个星期里，美国空军飞机对北越进行了24小时的猛烈轰炸。五角大楼起先说这些出击是一项“防护性反应”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美国飞机。后来却又改口承认是对一些供应基地进行攻击。实际上，大吃一惊的全国人民后来得知，轰炸员的轰炸目标，是包括医院在内的。
白宫宣称，抛弃西贡政府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据说共产党人有一份三百万越南人的名单，要用“血浴”加以“处理”。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份名单，是大可怀疑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准备抛弃阮文绍将军的政权了。南越人对他们的美国盟友似乎也并不欣赏，甚至怀有敌意。西贡的闹事者烧掉了一具尼克松的模拟像，高喊“打倒美国人”，并指责美国在拖延战争。一个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吴庭艳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样，使用煤油和火柴进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美国巡回演说，他告诉听众，美国怨气兵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南越兵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互相憎恨。
与此同时，美国人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说法，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戴维的父亲与阮文绍作对而被捕入狱，成了南越政府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之一。战场上的美国人报道了私刑法庭对政府的批评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尽管西贡最高法院宣判这些私刑法庭违反宪法，它们仍然继续开庭。而且阮文绍对美国财富的要求似乎永无止境。在华盛顿对西贡慷慨的支持几达十年之后，他仍不断地说他需要更多的美国装备，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他的军队，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他说如果他不能够得到这一切，一切后果他将全不能负责。
这一年美国人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莫过于再在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让这件事发生了。实际上美国空军对柬埔寨东部的共产党基地进行轰炸已经一年多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据白宫来的命令，B-52型飞机对那里的丛林庇护所进行了3630次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很久以前就想把陆军派进去。尼克松却感到犹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会抗议对他的国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坏。借助于搞两本账和严格保密，B-52飞机出击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锁。如果美国部队一旦跨过了边界，保密可就难了。
可是3月18日这一天，柬埔寨的局势由于发生了一次政变而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哈努克意识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胁，这时正在苏联要求苏联协助他设法使4万名越共和北越军队撤出他的国家，而柬埔寨朗诺将军就在此时接管了政权。朗诺是一个右派，他决不会谴责美国和南越联合进军去赶走进入柬埔寨的共产党的。政变之后六个星期，尼克松在电视上向美国人说，这一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西贡西北面“鹦鹉嘴”上的越南的神经中枢、兵营基地和地下兵工厂。“五年以来，”总统说，“美国和南越都没有对这些庇护所进行攻击，因为我们不愿意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他没有提到，到那时为止，对柬埔寨已经私下里进行了14个月之久的轰炸。
入侵柬埔寨的军事价值是有争议的。当入侵仍在进行中时，尼克松把它叫做“一项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五角大楼声称越共将需要六个月至九个月的时间恢复这次所伤的元气，有人就此事问阮文绍，他却说：“我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恢复了。柬埔寨从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个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后方。”西贡的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宣称这次共缴获1500万发枪弹、7250万吨食物和2.5万支枪；敌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军方面死伤人数是，1138人死亡，4911人受伤。
但是现在柬埔寨被拖入了战争。原来潜伏在鹦鹉嘴的共产党军队对这次进攻做出反应，向西追赶朗诺的军队，占领了半个柬埔寨，威胁着首都金边，并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供应路线。这样一来，华盛顿是和另外一个比阮文绍政权更无防御能力的政权纠缠在一起了。这次征伐中柬埔寨的一些目标所以没有实现，完全是由于这些目标的不现实。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里写道：“美国官员们谈论着为南越占领敌方指挥司令部的计划，仿佛在那丛林中也存在着一个反面的五角大楼，其中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大小将军、绿呢台面会议桌等一应俱全。”这样的一个指挥所没有找到，因为，当然，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指挥所。
对柬埔寨进行的冒险行动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公众反对这次新的卷入的抗议声是如此强烈，以致参议院最后吵嚷着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通过一项议案，要美国部队在7月之前撤出柬埔寨，并在同时停止对那里的空中支援。大学校园里反应之强烈，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抗议行动。到了5月底，共有415所大专院校停过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并且完全是自发的。到学期终了还有286所学校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而43个州的另外129所学校虽然宣称复课了，但有很多教室都空无一人。
5月9日至10日的周末，有十万多学生直捣华盛顿。白宫变成了一个武装兵营，前面是由市区公共汽车一辆挨一辆并排起来的屏障。总统最初的反应是傲慢的，在和五角大楼一些部长们的闲谈中，他把抗议者叫做“游民”。后来他决定摆出和解的姿态。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带了他的贴身仆从和一批秘密特工人员来到林肯纪念堂，要想同睡在那里的学生们谈话。“我对此事的感觉同你们一样深切。”他对他们说。为了能谈到一块儿，他大谈美国的足球活动，并问其中一个学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他是否喜爱冲浪运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小组写道：“两个美国会晤了，但马上便在一种互不理解的状态中彼此越离越远了。”
使总统同样迷惑不解的，是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给他写的一封信。希克尔曾经是一位保守的企业家，但他又是一位有六个儿子的父亲。他抗议政府在疏远青年。他对副总统阿格纽对青年的攻击特别感到愤怒。尼克松的公开反应是表示安抚，他向这位部长保证政府官员将不再用那种激烈口气讲话。但是希克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的信在到达椭圆形办公室之前，已由各报发表了。感恩节的前夕，尼克松把他叫到了白宫，以缺乏“相互信任”的理由将他撤职。几个小时之内，霍尔德曼的一位助手，带着一份应予清洗的人的名单来到内政部。六位高级官员被告知：“我们要你们辞职，我们要你们在5点钟之前离开这座大楼。”
如果这样算是粗暴，有些校园里的行动却更为粗暴。一个革命者的炸弹把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研究中心的边墙炸开了，炸死了一位物理学家，炸伤了四人，造成了600万元的损失1973年11月，27岁的卡尔顿·刘易斯·阿姆斯特朗被宣判为这次爆炸案的罪犯，判徒刑23年。他的辩护律师是威廉·孔斯特勒。。在学生主要是黑人的密西西比州立杰克逊大学里，学生同警察在一座宿舍楼前进行对抗，最后警察人员开火，使用大量铅弹枪、机关枪、步枪和穿甲枪，造成打死两个学生、伤九人的悲惨结果。由前宾夕法尼亚州长威廉·斯克兰顿负责的一个总统委员会，把这28秒钟的连续射击叫做“一次超出常情的、无理的过火反应”，但是当地的一个大陪审团却责备学生，声称“有人要去……参加社会骚扰和暴乱活动，当执法官员奉命前来恢复秩序时，他们就应该准备受伤或被打死”。
在多事的那一年，美国人中也不仅密西西比人认为学生活该受到攻击，而且受害的也并非仅是黑人。这年5月，扛着旗的曼哈顿硬帽建筑工人直接冲进一群反战示威游行者中，成了极得人心的事；白宫对他们加以表扬，也被认为是一种漂亮的策略行动。对青年的敌视具有很深的根源。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年轻的亚文化群的几乎各个方面都看不惯：他们那长头发、印染的工装裤、喧噪的音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姿态，以及那些摇滚舞集会的名称本身，什么“奶油”、“石头”、“惊恐万状铁路”等等。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烈性毒品。大学生(十几岁的青少年也盲目地模仿他们)张贴出渗开的彩色和变形的图像的使人憎厌的幻境画；他们若无其事地谈说麻醉剂如何使他们超脱、受到激发、感到谐调、上劲、过瘾、心惊、思想异常和忧郁；他们以举办摇滚舞音乐会的名义使刚成年的青少年离开他们的父母，这种集会表面上是跳舞，有时实际完全是进行罪恶活动。
伍德斯托克成了摇滚舞狂欢会的最高水准。据《滚石》周刊助理编辑约翰·莫思兰报道，预告下一年度要举行的48个主要大型音乐节，只有18个举办了。“主要的原因，”莫思兰说，“是政治性的。每当宣布要在某地举办一次音乐节的第二天，该地的市参议会和警察局就设法搞出个什么紧急法令，使举行大会成为不可能。”行政当局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得到居民的赞许的——常常由于他们的恳求；有些地方的居民对于这一亚文化群的表现听到和见到的已经够多了，他们肯定不希望这种庆祝会在自己的后院内举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是因为听到了关于1970年臭名昭著的摇滚舞音乐会——康涅狄格州米德尔菲尔德市粉末岭音乐节——的一些情况。
实际上，粉末岭音乐会远非一次盛会，它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发起者签约邀请了25个乐队来参加在这个300英亩的滑雪地区的表演。但开幕日之前四天，一个市民委员会说服了一位法官，说他们这小小的居民点没有必要忍受那喧闹声、大麻烟卷、裸着身子的青少年，以及越共的旗子。法官颁发了禁令。这样乐队演员是给打发走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前来参加的听众；这次集会的广告远至洛杉矶的许多地下报刊都登了出来，大批人群已经在旅途上，到8月第一个周末的星期五，便已有3.5万人到达。没有表演会等待他们，也没有饮食，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粉末岭成了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而这灾难也终于发生了。
天热得使人发昏，青少年们搭好了他们颜色丰富的帐篷之后，都把衣服脱光了。他们第一天在滑雪的休息棚屋附近的一个小池塘里裸着身子游泳，但是有太多的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至于到了星期日，这个池塘被宣布为有害健康区。自愿前来服务的长着胡须的秃顶的威廉·阿布鲁齐医生，对环境卫生十分关心，但这还不是他最担心的事；他最关心的事是麻醉剂。毒品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兜售大麻烟卷、可卡因、海洛因(“只要花一块五毛就可以享受不可思议的魔力”)、巴比土酸盐、“来得快”、LSD幻觉剂(“谁要买·先讲货色，后扬牌子”)。州警逮捕了70个离开人群的毒品贩子，其中有一个人口袋里装着1.3万元，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是逃掉了。因小贩要价甚高，自己买不起的少年可以免费喝大桶里装的“电水”，那里面什么都有，任何人走过这里总有人求他把不论什么毒品扔些在里面。阿布鲁齐把他诊治的上千的服麻醉剂发生的事故都归咎于这种混账杂烩，这种服毒品人数比伍德斯托克还多，而那里参加的总人数却是这里的十倍以上。每一个米德尔菲德的居民都能讲出一些服麻醉剂的年轻人胡闹的故事。
显然，粉末岭同反战的抗议运动是毫不相干的，但是批评此事的人却认为，青年亚文化群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使人想到它的另一些方面。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后不久，大学强烈反应中最令人难忘的强烈象征，是州立肯特大学惨案，而这事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示抗议。从各方面来看，那里的骚乱的最初几个阶段，不管怎样都是会发生的。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不一样，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一向没有闹事的传统。足球赛在肯特大学仍然是大事；每当获得一次球赛胜利时，学生们会在校内广场上鸣胜利之钟。学校有同学舞会，市镇上有闲聊喝啤酒的小酒店。说实在的，那个闷热的星期五夜晚的动乱就是由一场狂饮啤酒的活动发端的。
学生从一家酒吧间涌了出来，他们要在街道上跳舞。一个发怒的驾驶汽车的人开大油门，似乎是要向他们冲去。几个喝醉了的学生爬上汽车，打碎了汽车的玻璃，放火烧了一些垃圾桶，并且敲碎了一些商店橱窗玻璃。肯特的警察根据勒鲁瓦·萨特朗市长的命令，把闹事的学生从小酒馆里赶了出来。在把学生向校园赶去时，他们用催泪弹轰走一群死硬分子。第二天，州立肯特大学少数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得到校方同意晚上举行一次群众会。在注册入学的将近两万名学生中，约有八百名来参加了大会。他们对教职员和校警喊着：“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们那个屌战争!”群众把大会转变成为一场示威。他们的行动失去了控制，冲散了一个舞会，又把点着的铁路照明用火把从窗口投进广场对面单层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房屋。消防队来到现场时，示威学生用石块砸他们，又用大砍刀把水龙软管剁断。那房屋竟被完全烧光。
萨特朗市长没有通知学校当局，就向国民警卫队求救。詹姆斯·罗兹州长立即派出了一支配备M-1型步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和催泪弹的500人的队伍。学生用汽油喷到树上燃起大火来阻止他们，但是到星期日午夜，火灭了，一切都似乎被控制住了。这时，罗兹州长来到了校园。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于星期二将要对参议员候选人进行初选，而罗兹是候选人之一。他可能得到的票显然大大落后——最后他仍失败了——但他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企图扭转局势。肯特大学的形势看来可以利用一下。他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关于学生他说：“我们将采用执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们从肯特大学赶出去……他们比褐衫党、共产党、夜间骑士和自卫团褐衫党指德国纳粹党；夜间骑士(见前)和自卫团为美国民间反动组织。——译者都更坏。他们是我们在美国包庇的最坏的一类人。”
为罗兹州长说一句公道话，应当指出国民警卫队听到的恣意攻击学生的话也并非仅仅来自罗兹。司法部长米切尔攻击校园里的好斗分子，把他们叫做匪帮；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也是如此，阿格纽的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一代中的闹事者只是一伙流氓，他们不配享有美国青年的称号。”萨特朗市长在肯特大学发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讲话，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里准将则简直就是有意煽动暴乱。既然种下恶根，他们在星期一中午就不免难逃恶果。这一天已恢复上课，校园里起初看来似乎是很平静。有几个学生于正午时敲打胜利之钟，大约一千名学生聚集到校内广场上举行和平示威，另外有大约两千人在旁观看。这时来了两辆吉普车，车里的国民警卫队员用扩音器喊叫：“撤出广场区。你们无权集会。”学生们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向他们扔石头，并大声叫喊：“猪滚出校园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坎特伯里准将对记者说：“得让这些学生认识认识法律和秩序是怎么回事。”国民警卫队的西尔威斯特·德尔科尔索少将在他的部队的众目睽睽之下，捡起了几块石头，向学生们砸去。
这时大约是12点15分。国民警卫队的两个战斗班对密集的学生放催泪弹，有几个学生把催泪弹扔了回去，但都达不到目标。另外一部分学生开始逃跑，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在两座楼之间追赶他们。这些国民警卫队员忽然发现他们在这里已被包围了，前面有一排栅栏挡住，两边全是向他们扔石块的学生。他们的处境其实并不真是很严重；石块砸不到他们，许多旁观者还在哈哈大笑。这时候警卫队的催泪弹用完了，他们开始向一个小山坡上撤退，不安地回头望着。这情况是很可怕的。国民警卫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上周周末他们就曾用刺刀刺了三个学生——他们的M-1型步枪里都装着实弹。据以宾夕法尼亚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为首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后来所说：“警卫队只差用拇指拨一下保险栓和用食指扳一下扳机了。”
后来有人提出，有一批警卫队员有心要对触犯他们的人开火。一些照片显示，有十来个警卫队员挤在一起，形成证人所说的“一团”。另有一件奇怪的证据，是当场录音的一份录音带。从上面可以听出在那可悲的13秒钟的乱射之前，曾有一声单响。这一枪是特伦斯·诺曼放的，可能是一个讯号，也可能是出于惊恐。诺曼是一个挂名的“自由摄影师”，实际上是受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告密者(此外他还很可能是受雇于该大学，该大学也拥有秘密特工人员)。诺曼携带着一把手枪，有些旁观者说看到他拔出手枪并放了一枪，时间不是在关键时刻之前，就是在那关键时刻之后。可以肯定的情况是，警卫队于下午12点24分到达小山坡顶上时便跪下来用枪瞄准学生——学生离开他们好几百英尺，不可能有办法伤害他们——好像是接到命令开枪的(同警卫队在一起的坎特伯里准将却正把头转向另一面)。射击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一个姑娘在这寂静中尖声叫出：“我的上帝啊，他们要打死我们!”
13个学生被枪打中，其中四个——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而有一个还是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被打死。一股鲜血从一个青年的头部涌出，浸透了他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青年用一块布堵着一个朋友的肚子，徒劳无益地设法堵住流血。警卫队没有做任何事来帮助被他们打伤的人。
事件以后，警卫队里没有一个人为这场杀人事件而被检举。虽然司法部长米切尔宣称美国教育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悲痛的一个学期”，他说：“社会骚乱的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大学校园里的枪声。”虽然由三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警卫队当时并无任何被伤害的危险，事后警卫队只是共同策划把事件归罪于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性的暴徒，司法部却公然拒绝组成联邦大陪审团。就这样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发出了八份起诉书。
当时，俄亥俄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对另外25个人起诉，其中包括学生会的主席。最后虽然没有一个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种广泛的看法，认为这些受害者罪有应得。由于尼克松总统暗示，暴力的抗议结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次事件，他说：“应当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不满发展成为暴力时，就会引起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说：“警卫队开的61枪肯定不能说是有道理的。”阿格纽副总统把他们的报告称之为“纵容的精神食粮”，又说事件发生的责任在于“大学行政大楼台阶上和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其他的解释，他说，将是“最不负责任地拿别人来做替罪羊”。
因尼克松宣布对柬埔寨的军事冒险而引起的校园骚动，是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主要环节，这些事件终于在两年之后，产生了对华盛顿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楼进行窃听的问题。第一个环节是刊载于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彻署名的报道，他是该报负责国防部的采访记者。这篇报道是这样开始的：“根据尼克松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国B-52型轰炸机近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轰炸了设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应库，但是柬埔寨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尼克松很惊慌。他感到他最担忧的东部权势集团报刊的不负责任的行径现已得到证实了，而当《纽约时报》刊载出在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方进行准备的技术细节时，他感到他的担忧再度得到了证实。按照宪法，对比彻和他代表的报纸，他不能有多少办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设法从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谁把这保密资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他同基辛格进行磋商，基辛格草拟了一个13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五名助手，因为他们也知道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内幕。遵照总统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电话进行窃听；四个发表了泄密材料的新闻记者的电话也给安上了窃听设备，这四人是：比彻、《纽约时报》派驻国务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进入可疑活动的半明不暗地区，但结果毫无所得，比彻的消息来源始终没有被发现。
总统对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里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开始有怀疑。在1970年5月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的怀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坚信大学风潮是外国煽动者策划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东欧人。他要中央情报局把他们查出来。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该局报告说，所有的煽动者都是美国本国人。总统把同样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该局所得结果仍完全相同。椭圆形办公室仍然不满，于是命令增加更多的电话窃听装置，并且采取新招儿，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些活动由一个新的国内安全小组来指挥，这小组包括全国最高级的情报人员：胡佛、赫尔姆斯、国防情报署和国家安全局的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命令要由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总统演说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来草拟。
四位情报单位的领导人于1970年6月5日在总统办公室里集会，同总统一起照了相。总统告诉他们，他要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由胡佛担任主席。他们得在8月1日开始行动。这期间，休斯敦当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草拟行动计划。在他们两人开头的一次会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释客观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企图使这位年轻律师别那么热心于非法的计谋。休斯敦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谈的不是已死亡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现在。”除了电子侦察和秘密入户搜查之外，他的计划还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园里吸收更多的人充当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报局对居住国外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进行侦察。
作为一个律师，这个印第安纳人完全知道，入户搜查以及他称之为“邮件采访”等行为都是严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样还是要照样干。他曾写道：“这些技术的使用显然是非法的，等于是盗窃行为。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冒险的，如果被揭露出来，将会弄得非常难堪。不过，这也是最有成效的办法，这样就能够获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情报。”他辩论说，这样它带来的好处的价值，“便超过了所冒的风险”。胡佛对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报告上，这位局长批注说，他不愿意担任小组的主席，甚至也不愿充当小组的成员。休斯敦感到难堪。他于7月初给霍尔德曼送去一份备忘录，对联邦调查局长的批注加以评论说：“他的反对意见一般是前后矛盾和毫无意义的——大多不过是表示担心事情被公众知道后使情报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难堪。”尼克松于7月23日在这个年轻律师起草的一份“决策备忘录”上签字，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胡佛看到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于是同总统进行了讨论，总统就把整个这件事搁置下来。休斯敦十分不满，于这年秋季辞职回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操律师业。他的情报工作任务委派给了白宫的一位新手，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纽约时报》开始刊载新泄露的五角大楼的消息，尼克松断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决定采取措施，并决定越过胡佛。于是，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小组的任务——照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在有关安全的泄密问题上堵塞漏洞和对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敏感事件进行调查”。
日后将使总统布置的潜入窃听事件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一件丑闻的一批人，原来还互不相识，这时已开始脱离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务了。霍华德·亨特由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不同意任命他担任那里的副站长，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官运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学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四个月之后，小詹姆斯·麦科德辞掉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职务，而在这之后八个月，财政部辞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国步枪协会一次大会上未经批准发表了一篇赞扬私人拥有枪支的演说。
来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岁的律师戴维·扬，在总统办公大楼地下室16号房间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总部。《纽约时报》刊载了一段简明新闻，报道扬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尔·克罗在从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扬的一位亲戚看了报纸后对他说：“你为白宫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他就是一个专门堵漏的管子工。”戴维于是在他的新办公室门上钉了一块牌子：“扬先生——管子工。”
共和党领导1970年进行的中期选举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竞选运动的总顾问默里·乔蒂纳定下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人投票只是为了反对某个候选人，而不是拥护哪个候选人。有心追求总统职位的人，按照乔蒂纳的教导，对自己的竞选纲领满可以不必认真考虑，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的经历、观点、作风和私生活中的最见不得人的方面，要尽量予以猛烈抨击。如果他找不出对手有什么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对总统持批评态度的人在谈到“那个老兄尼克松”时，就是指的这种策略。这年秋季，共和党的策略是要把所有党提名的竞选人，都变成“那个老兄尼克松”。这将是第一次花费1亿美元竞选费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主要的急先锋将由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之为“充满了电的阿格纽”的副总统来担任。
的确共和党需要拥有某种推动力才行。上一年1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赞成尼克松的人数达到68%，但是自从那时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柬埔寨问题、卡利案件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赞成他的人数已不断下降。年初时候，尼克松就告诉共和党的领导人，如果失业率达到5.5%，那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就将失败。失业率后来上升到5.8%，年底之前达到了6%。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得不错，3月里签订了禁止核扩散条约，然而，这些成就和政府关于岁入的分享计划，都没有在选民中引起多大兴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也缺乏吸引力。尼克松保证要保留学童就近上学不开汽车接送，在南部深受欢迎，但是却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黑人选票已越来越举足轻重了。到11月，美国将有13位黑人国会议员、81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位黑人州议员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白宫认为让副总统按照乔蒂纳教导进行竞选可再适合不过了。他刚到华盛顿的头一年，在讲坛上特别活跃，一共发表了77次重要演讲，他的听众人数很多而且对他的讲话表示欣赏。1970年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国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总统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苏达大学11位教师曾向他呼吁，不要“把温和主义者赶到极端主义者一边去”。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曾经把他叫做“制造分裂的有害影响”，共和党的弗朗西斯·萨金特州长曾公开宣布他为马萨诸塞州所不欢迎的人。但是大学教授和麦戈文都已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仇敌，而居民中有三十万大学生的萨金特的那个州，一向被看成是联邦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不论怎样，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停止互相大声对骂”，政府成员中很早就有人不理会这呼吁，其中就有阿格纽。(“我打算在一片喧闹声中让人听到我的讲话，”这位副总统曾说，“即使我必须提高嗓门也行。”)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对阿格纽式的装腔作势，有意哗众取宠的腔调却大为欣赏：
有些报纸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来。
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等于要求“波士顿掐脖子暗杀犯”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说表示异议就会使美国人民两极分化，那我说，现在正该是来一个积极的两极分化的时刻了。
暴力行动得逞，就会滋长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动，最终将产生极残酷的对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于一种矫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复杂的思想状况——认为我们的社会准则是虚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认为爱国、诚实、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点什么问题。
阿格纽于1970年秋季到32个州去游历演说，行程共3.2万英里。他于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号召选民们把民主党人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加以抵制，从而为自己的竞选运动定下调子。后来，他把“激进的自由派”一词压缩成为“激自派”，并解释说他所指的这种政治家可以肯定“几乎每次投票都会违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议制社会的利益、都会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本党内跃跃欲试的人并不都表赞同——“我不得不把争取获选的一位共和党人归入上述的一类，那就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古德尔”；对反对党提名的人则一概加以谴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一批纵容一切的候选人，他们倾向于迁就混乱局面，讨好不法分子。”他那满篇长字的无聊议论，还由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润色。依靠这两位的生花妙笔，他把参院的鸽派斥为“搞叛卖的议员”和“被娇惯的奇才”。民主党提名的全部候选人被统统称之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卑怯的骑墙派”、“动摇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识分子相标榜的愚蠢时尚”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历史多疑病患者”。说到他那浮夸的词句，他说自己喜爱用隐喻和押头韵，“但是我并不需要什么花招来使我的话为人所理解。我只是简单说明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事”。
总统同他是一致的，在历时23天、先后到过22个州的17240英里的巡回竞选演说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调子。每次演说，他都采取攻势。同阿格纽一样，总统不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不谈任何目标，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违背乔蒂纳规定的原则的。他只是一味攻击学生、麻醉毒品、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暴乱者、逃避兵役的人、烧国旗者、搞同性关系者、罪犯、男女乱交和淫书淫画等，而把所有这些，都同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党把总统最刺耳的演说之一在电视上重播出来而使情况达到了高潮。前一个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示威者曾用鸡蛋和石块打他的轿车，企图砸碎窗玻璃，还敲打汽车车门。“你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面容，”当时跟随他的一个助手后来说，“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了。”《时代》杂志特别提到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负责和半负责方面人士的谴责”。然而事过之后，总统在菲尼克斯的讲话中，似乎把这个事件归罪于所有批评他的人。他发誓，“任何一伙暴力恶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国人民谈话”——言外之意是，民主党人正设法要阻止他——而关于持异议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浪漫派的革命者。他们同样是一些一向为害善良人民的恶棍和土匪。”他最后说：“我们的处理方法，新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强硬的法律，使和平势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对付美国的罪恶势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这篇演说的质量，同演说的基本思想一样，是杂乱粗糙的，有时简直是语无伦次。这次重播历时15分钟。接着的一刻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所作答辩。马斯基态度平静，说话极有分寸——也具有毁灭性力量。谈到尼克松和阿格纽恶意诽谤民主党，指责该党不忠于国家，他说：“这是撒谎，美国人民也知道这是撒谎……竞选政纲只有两种……恐惧性的政纲和表示信任的政纲。一种政纲说：你们已被种种可怕的危险包围着……另一种说：世界是一个令人困惑和变化莫测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来对它加以塑造……因此，明天你们投民主党的票，就是为表示信任而投票……表示信任你们的同胞……尤其是表示对你们自己的信任。”
马斯基指出，人人都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民主党对政府提出的控制犯罪的议案在表决时完全赞成。但是，关于种族间的紧张关系、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怎么样·关于全国的团结又怎样呢·他说：“有些人设法利用我们共同的不幸，来为党派利益服务，但他们不是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是靠使用空洞的恫吓和恶意的造谣中伤。”他号召选民们拒绝支持他们。
选民们真这样做了。民主党人在众议院里增加了12个席位，把他们与共和党的差数扩大到253对180。共和党失去了11个州长职位。他们原来在州政权方面是以32对18领先；现在削减到29比21。和1968年相比，民主党候选人的平均票数增加了3%。共和党于选举运动初期，原希望多赢得参议院8个席位，以便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那时看起来，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里拿不准的席位两倍于此数。等情况澄清以后，大家看到共和党不过只得到其中两席，有一席有无价值还十分可疑；在康涅狄格州，一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多德被一位开明的共和党人小洛厄尔·韦克取代了。
为了给选举的结果尽可能的涂脂抹粉，尼克松声称获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他指出艾伯特·戈尔在田纳西州、约瑟夫·泰丁斯在马里兰州和查尔斯·古德尔在纽约州的失败；在纽约州，保守党候选人詹姆斯·巴克利已经以仅仅39%的选票，获得了一次具有三重意义的胜利。但是所有这些由于艾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和约翰·滕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胜利，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的乔治·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失败全部抵消了。最使白宫感到沮丧的，是已出现对1972年大选不利的恶兆。除在田纳西州外，著名的共和党的南部策略结果一无所成。在南部以外共和党也失去了一些关键性的州议院。尼克松—阿格纽的特殊努力在新泽西州、威斯康星州、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都遭到失败，在对下一届总统竞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个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执安州——也都搞得很糟。
开明的共和党里彭协会的主席，把这次结果总结为共和党“自196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表演”，而且对于尼克松所作的解释，他说：“尼克松愈是声明说他现在拥有了一个起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多数，他就愈不可能在1972年拿国会做替罪羊了。”选举之后，共和党的州长们在爱达荷州太阳谷集会时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们其实是应当在死谷集会的。两年之前曾经使总统获得大量超额票数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说，连他在该州的处境也很不妙了。新墨西哥州长警告他的共和党同志，共和党“在选举中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它的策略完全是消极的。”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的威望，于1970年秋季……降低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后来还继续下降了。这年冬季，盖洛普民意测验说明美国人赞成总统的比例，从56%降到51%，又降到50%，又降到49%。在哈里斯民意测验中，马斯基赶过尼克松，领先了3%；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差数扩大到5%，继而又扩大到8%——47%比39%。《新闻周刊》提出了尼克松可能只能做一任总统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尼克松同他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聚集到比斯坎岛来进行一次事后检查——其中一位反映出主人对体育运动行话的爱好，把这次聚会叫做“对比赛计划的审查”。感到特别忧虑的米切尔说，总统的行径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竞选县执法官”。大家都同意两年之后，决不能再重复这次的表演。从现在起，尼克松必须显得是超然于党派斗争之上，作为总统进行他的工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新主席将由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担任，他是共和党的一位铁杆干将。
但这还不是这次聚会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如一位参加会议的人事后所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处于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中，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委员会里的那批小心翼翼的老油子们去干。”稍后，另一位又说：“所作的决定是把党派政治从他妈的白宫里清扫出来弄到街对面去搞”——街对面就是离白宫150码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的一座钢铁和玻璃结构的高楼。在那里，独立的“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于1971年3月在这座高楼的二层楼上开设了备有全新家具、时髦室内装饰和深橙色丝绒地毯的办事处。在约翰·米切尔辞掉司法部长来接管这个办事处之前，它一直由霍尔德曼的亲信杰布·斯图尔德·马格鲁德负责。马格鲁德的保卫科长将是小詹姆斯·麦科德。他的顾问是戈登·利迪。这个委员会后来所有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叫它“克里普”原文CREEP，本为“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的英文名称的缩写。但creep本身作为一词又有“爬行”或“令人厌恶的人”等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