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政殿。

    偌大的崇政殿中，除了李向安等几个内侍之外，便只有高坐御座的皇帝赵顼与叉手站立在殿中的石越君臣二人。

    赵顼凝视着石越，许久。

    “自太宗以来，国家未曾有此大胜，此皆爱卿之功。”

    “是陛下洪福，列祖列宗庇护，将士效命，臣不敢居功。”

    赵顼微微笑了一下，摇摇头，笑道：“这些话都是场面话而已。”

    石越没料到赵顼这么说，不由怔了一下，连忙也笑道：“臣所言都是实情，若是没有陛下的支持，没有陛下之前下定决心整军经武，也不能有陕西之功。民间俚语，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言此。”

    赵顼笑了笑，便不再说此事。因问道：“可知朕为何召卿回京？”

    石越顿时为难起来，他素知赵顼的性格，模糊其辞自然是不行的，但是说知道与说不知道，都有不妥当的地方，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好在赵顼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准备要石越回答的，很快便接着说道：“朕让卿千里迢迢回到汴京，除了要给卿庆功之外，实是还有数件难决之事，要询问卿的意见。朝中大臣虽多，可为朕决疑者却少。此外，朕还有一层深意：自古以来，臣子立下大功之后，往往君臣之间更加难以相处，要么便是臣子骄宠过度，自取其祸；要么便是君臣相忌，难以善终。朕要当面与卿说上几句话，让咱们君臣二人，能善始善终，为后世千古，留一段佳话。”

    “陛下……”石越似乎有点动情。

    赵顼摆了摆手，温声笑道：“卿虽立大功，然既不矜伐，又不避事，依然有所担当，是朕没有看错卿。朕亦有一肺腑之言，可说与卿知。”他使了个眼色，李向安等内侍连忙躬着腰，轻声退出了崇政殿。

    待众内侍全部出殿，赵顼这才接着说道：“朕之得卿，如鱼之得水，龙入大海。古之名臣贤臣，有伊尹之遇商汤，姜尚之遇文王，设使其君臣不遇，则商汤周文不得遂其志，而伊尹、姜尚不过两老翁而已。今日之事类之，非有卿，朕不能逞其意；非有朕，卿不过一教书先生而已。”

    “陛下知遇之恩，臣常感五内！只恐以臣之愚钝，有伤陛下之明。”

    “卿不必自谦。”赵顼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朕信任卿。”

    “陛下！”

    “卿实是难得的人才。朕要成为大宋中兴之主，达成太祖太宗皇帝的遗愿，留英名于青史！朕与卿，实是风云龙虎相会，注定要做一番大事业的。”赵顼慨声说道，神色之间，意气风发。石越不禁一阵恍惚，仿佛又回到了初见赵顼的时候。

    然而，不知道是皇帝变了，还是石越自己变了。石越的心中，并不相信这是皇帝的真话——至少不能相信这是完全的真话。“这是笼络我，安抚我的作态罢了——若果真信任我，又何必要召我回来？我不过是个文臣罢了。”石越在心里苦笑着。

    “朕是皇帝！臣子忠于君主，本是天经地义，纲常伦理。朕对卿说这些话，是推心置腹，要卿明白，无论外间如何说法，朕与卿君臣之间，要赤诚相待，绝无嫌隙。卿尽管放心办事，朕自会信卿任卿。”

    “臣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石越仿佛被皇帝的话所感动，哽咽着叩下头去。

    “朕知卿断不会让朕失望。”赵顼走下丹墀，亲手扶起了石越。这是石越已许久不曾受过的礼遇。“待延安郡王长大，朕还想让卿做他的老师呢。”

    “臣……臣……”

    赵顼轻轻拍了拍石越的手臂，笑了笑。石越原本比赵顼要高壮，但最近一年，因操劳过度，竟显得消瘦许多。只不过石越看赵顼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皇帝的脸色，较以往更加苍白。

    “朕时常感念韩琦的功劳，早想将淑寿下嫁给他的一个儿子，不过淑寿年岁尚小，此事便没有多提……”皇帝突然说起这些家常，让石越颇觉莫名其妙，却听赵顼又笑道：“前些日子，王妃和朕提起你家的千金，朕便想，除了韩琦家外，到底也要与石越结个亲家……”

    “蒙陛下、贤妃娘娘错爱，但臣女尚在襁褓，只恐于礼不合。”石越心里一千个不愿意。

    “朕看卿是不愿意吧。”赵顼开玩笑地说道，哈哈大笑。

    “臣岂敢。”

    “有什么不敢的？”赵顼笑道，“天家的女儿不好嫁，朕早已知道。只是不曾想，天家的儿子都不好娶了。难不成龙子凤孙，竟然连个进士都比不上了吗？”

    “臣绝无此意。”石越见皇帝并无发怒之意，轻松不少，忙又解释道：“不敢欺瞒陛下，臣实是想让臣女长成之后，自己择婿。”

    “自己择婿？”赵顼不觉愕然。

    “是……”

    “这只怕与礼不合。”

    “臣以为也没甚不合之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是世之常礼。但自周汉以来，女子自择婿的亦不少。便是本朝，上至公卿，下至贩夫走卒，皆有相亲之俗。可见父母亦不能太过违拗子女之意。俚语言：强扭的瓜不甜。臣为人父，总不能没有一点私心。臣的女儿，不盼她一生富贵，只须一生平安适意便可，这等大事，臣以为不便全然不顾她本人的想法。”

    石越的这番话，对赵顼来说，实在可以说是大胆了。赵顼颇不以为然，摇了摇头，道：“卿这些话，实不能让人信服。若说将出去，只怕又要惊世骇俗了。”

    “正是。”石越笑道，“世间有些事，便是只能做不能说。陛下英明，不以世俗为念，臣才敢斗胆言及，至于他人，臣是断不敢说的。”

    赵顼听他说“世间有些事，便是只能做不能说”，不免笑道：“朕先时还疑心卿是怕卷入宫闱之争。若是如此，实不必担心。”赵顼的话虽然只说了一半，但是石越却自是听得明白，这分明是说信国公不可能为嗣。

    石越对于信国公赵俟的血统，倒并无成见。但是对于这种事情，他也同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忙道：“为人臣子者，实不敢存那般想法。臣只愿为陛下之纯臣足矣。”

    赵顼满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王贤妃委婉提出来的请求，赵顼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在心中否决了。此时提出来，却不过是为刺探一下石越而已。这时君臣已说了许多话，他见石越答对得体，虽然疑忌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但是毕竟却放心了许多。

    对于赵顼来说，石越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文臣。文臣并非没有威胁，但到底远不如武臣来得那么直接。只要朝中存在着相当的制衡力量，而皇帝本人又不是足够昏庸的话，文臣无论怎样折腾，其能量也是有限的。至少赵顼认为，石越是自己绝对可以控制得了的。

    真正要担心的，是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但那毕竟不是眼前要考虑的。

    现在的石越，仅仅是自己手中难得的人才。

    “成大事者，一定要敢用人，善用人。”皇帝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的确，若是没有用人的气度，又如何能成大事？

    赵顼又看了一眼石越，开玩笑地说道：“既是这样，此事便先不提它。朕便等卿的女儿长大。未必卿的女儿，就一定会看不上朕的儿子。”

    “陛下取笑了，只恐小女无此福分。”

    赵顼微微笑了笑，转身缓步走回到丹墀之上。石越知道轻松的话题，到此为止。果然，便见赵顼顿了一下，说道：“朕方才说还有几件事情，要卿帮朕决疑。”他微微颔首，斟酌了一会儿，道：“头一件大事，便是高遵裕之案。”

    “陛下！”提到高遵裕，石越的脸色便变了，他抬头直视赵顼，亢声说道：“高遵裕之案，臣敢请陛下秉公处理！”

    赵顼没有料到石越的反应如此之大，不觉有点出乎意料：“高遵裕之案，御史台正在推鞫，自然会依律处理。但高遵裕不服调遣，贻误军机一条，御史台以为无罪，卫尉寺亦认为证据不足，枢府则颇有争议。故朕不以此罪罪高遵裕。”

    “高遵裕延误军机，几陷战事于危局，间接害死狄詠，岂能言无罪？！臣不服此议。臣以为若如此断案，恐失天下军民之望，亦使狄詠死不瞑目。”石越对高遵裕恨之入骨，丝毫不肯松口。

    “此事御史台与卫尉寺已有定论，卿不必多言。”赵顼的话却毫无回旋的余地。他稍停了一下，又安抚道：“只是向安北、段子介所弹劾之事，高遵裕难脱干系。朕已下令停止高遵裕一切差遣，彻底追查。”

    石越默然不语。他心中虽愤怒，但理智上却知道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皇帝所谓的“彻底追查”，石越也很清楚那绝不可能——向安北、段子介所揭露的弊案，果真要彻底追查，绝对是陕西官场乃至汴京朝廷的一场大风浪——没有哪个官员，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来彻底追查。因为即便是石越自己，只怕也没有一查到底的勇气。他想了想，虽然皇帝已经暗示要用别的罪名来处罚高遵裕，却终是觉得不甘心，又说道：“臣以为向安北被害，必出自高遵裕之指使。至少高遵裕不能脱此嫌疑。”

    “向安北之死，与高遵裕无关。章惇自辩，云其初知此案，以为关系重大，故欲以计先招向、段入京，询问详情，是不欲声张之意。不料向、段二人生疑，下面办事者鲁莽，而有此误会，竟误杀向安北。有司亦以为，确无章惇勾结高遵裕，故意陷害向、段之证据。”

    “难道向安北便这样白死？以‘误杀’二字，岂不让天下人寒心？若是如此，臣不敢奉诏！”不知为何，石越心中没有愤怒，反而只觉得悲怆可笑，法令、人命，竟然都可以成为政治的玩物吗？但他还是徒劳地高声反对着：“臣请陛下，让司马光或范纯仁重审此案！”

    赵顼却摇了摇头，道：“向安北的确死得冤枉，朕不会让他白死。朕会追赠他官位，封赏他的家人。章惇等人，虽然没有证据，但亦会受到惩罚。但此事不宜兴大狱。”

    说完，赵顼凝望着石越，言中未尽之意，尽在这目光之中。石越迎视着皇帝的目光，他自然明白赵顼的意思，赵顼考虑的，首先是朝中势力的平衡，其次是局势的稳定。无论是人命还是什么，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石越却也有自己的坚持。政治并非是最大的——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人类有时候会将自己都骗过。

    二人的目光在空气中凝固。

    石越知道自己的举动很大胆，虽然知道赵顼是颇能容忍臣下的这种无礼的，但是皇帝始终是皇帝，这样做毕竟是在冒险。然而，他却没有退缩的意思。

    “武将则拥兵自重，文官则结党营私……水至清则无鱼，若是一意追查，只恐朝中无宁日。”赵顼低声叹息了一声，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只不过这番话，却是不久前富弼在密表中劝说他的。

    军队私自交易，边将谋取私利，在宋朝，非一将一军所为，做这些事情，在之前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不过有些将领纯粹为自己谋利，有些则用来补充军费之不足；有些规模较小，有些则肆无忌惮。高遵裕所犯的事情，若真要彻底追查，只怕陕西边境，立刻就会兴起将领叛逃西夏之风。而章惇之事，本就是证据不足，若是从重从严，与高遵裕之事两相对比，却未免加倍地突显出不公正，只会让朝野争议越来越大。但是，这两件案子影响甚大，又不能没有一个交代。惟一的办法，只能如富弼所言：先拖着，等待朝野渐渐淡忘此事，然后再大事化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置完毕。

    石越终于垂下眼帘，无声地叹了口气。

    “朕已下诏，着兵部叙段子介之功。”赵顼补偿性地说道，微微松了口气。这些事情，他是有必要亲自向石越说明的——如果不得到石越的谅解，万一石越赌气一意要追查到底，他既是有功之臣，又有大义的名分，朝野中必然应者如云，到时候只怕他想不彻底追查都不可能。那会是多大的一场风浪？

    幸好石越之前表现得还算克制，否则……

    赵顼不知道的是，石越其实一直处在犹疑之中。

    一场真正的大风浪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石越其实还拿不定主意。况且，皇帝如此选择，毫无疑问同时还有别的原因——限制自己的威信。甚至，也许这个原因才是主要的因子也说不定。

    但这些现在并不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都需要说点什么。

    “陛下……”石越顿了一下，道：“沉苛迟早需要洗清。”

    “朕知道……卿很识大体。”

    赵顼显然不想再谈论这件事，逃避似的转开了话题。

    “第二件大事，是对辽国、杨遵勖、高丽的方略。辽主委贤任能，励精图治，非可等闲视之……”

    石越早知皇帝必问此事，张口答道：“契丹之事，臣请效春秋时晋楚争霸之故事。”

    “晋楚争霸？”赵顼一愣，立时明白石越之意，问道：“那卿以为，谁可为吴国？”当年晋国与楚国争霸，晋国便派人深入楚国后方，教与楚国有仇的吴人冶炼车战之术，吴国强大之后，经常与楚国作战，导致楚国国力疲惫，从此不能对中原造成大的威胁。这个故事，赵顼自是知之甚详。

    “高丽？或是杨遵勖？”未及石越回答，赵顼已经自顾自地分析起来，“高丽人不善战，职方馆的奏章分析，其国内部派别林立，是否能当此任，只怕……杨遵勖此人不过朽木烂泥……”他一面说一面摇头，道：“这个吴国，却是难觅。”

    “陛下所言，可谓明见千里之外者。”石越却是成竹在胸，缓缓说道：“朝廷经营高丽，是使其为我大宋东北藩屏，立意长远，非仅为契丹。其对契丹，不过起牵制之作用，必要之时，或可借道高丽，夹击契丹。然若寄予厚望，却必致失望。至于杨遵勖，此垂死之徒，我大宋助其苟延残喘，使其分契丹之势，并借机渗透契丹，自无不可。但若非朝廷无实力两面作战，本当吞并之，其又焉能为吴国？！”

    “那……”

    “臣所谓吴国者，是另有其人也！”

    “另有其人？”

    “臣闻契丹以苛酷之政，统治其国内诸部落。各部落屡有反叛，但皆因实力不支，而屡战屡败。但是各部降而复叛，却从未停止。若朝廷能募壮士，深入各部，秘密联络，并加援助，契丹自此无宁日。”

    赵顼皱眉道：“话虽如此，然其各部远离中华，对契丹或亲或叛，虚实难料。职方馆都苦无良策，何况其余！”

    石越笑道：“陛下，世上之事，为之则难者亦易。契丹西北境内，阻卜诸部成百上千，尽皆惮于契丹之强暴，而不得不忍气吞声。世上又岂有甘为人鱼肉者？朝廷亦不必真费多大心力，若果真使其强盛过度，却是前门驱狼，后门来虎。不过募集壮士，组织马队，潜入其中，与其互市便可。”

    “互市？”赵顼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正是互市。”石越笑道，“阻卜诸部皆缺铁器，朝廷便卖给他们兵器铠甲，又有何妨？”

    赵顼听到这闻所未闻之事，简直是目瞪口呆，半晌，才笑道：“真妙计也。”说完，想了一会儿，又疑惑起来，道：“我大宋之民，如何能熟悉其地风俗？只恐行之不易。”

    “在河北、河东诸熟蕃中，招募对大宋忠心且武艺出众之辈，由职方馆加以训练约束，便可行此事。便是契丹之民，亦未必不可为我所用。”

    赵顼想了想，点头笑道：“此真良、平之谋。”

    石越也笑道：“若能再遣人伪为僧人，前往各部，挑拨其对契丹之不满。假以时日，臣料契丹必有腹心之患。”

    赵顼不由击掌赞道：“妙策！”

    这几条计策，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果真要见大效，只怕非有数年甚至十年之功不可，但是这本来就是长远的谋划，因此倒也算得上是毒计。辽国的策略是对奚、汉二族怀柔，以契丹、奚、汉三族为根本，来统治各部落。所以，对于各部落的残酷，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矛盾始终存在，若加以利用，对契丹来说，的确会成为大麻烦。

    但是石越的计策，却还不止于此。

    “陛下可知高丽为何亲近大宋？”石越继续说道，“除了仰慕华夏文明之外，最现实的利害便是契丹之威胁。因此，在高丽以外，培植一两个与其仇视的势力，亦有必要。据臣所知，在辽与高丽之间，有女直诸部。女直诸部中，有些亲辽，几乎已是契丹之臣仆，但亦有许多对契丹时降时叛，且与高丽有世仇。若能在女直诸部中，扶植两三个部落，亦是一举多得之事。且此事惠而不费，与女直联络，较之与阻卜联络容易，所做之事，不过是通商、卖点兵械器甲而已。为免高丽猜疑，只令职方馆出面暗中找几个海商便可立办。”

    女直之名，赵顼也曾听说过。不过这个名词屡见于奏章，却是因为其“海盗”之名。活跃于东海的海盗，主要由宋、女直、高丽，以及日本国的亡命之徒组成，但其中最凶悍的却是女直海盗，他们不仅仅在海上抢劫船只，甚至还登陆攻击高丽与日本的沿海村庄。作为大宋海船水军重点打击的对象，到目前为止，对女直海盗的围剿已达数十次，宋军因此损失不少战船与水军。大宋海船水军虽然始终是东海的掌握者，并且大规模的海盗活动在严厉的打击下也渐渐销声匿迹，但是巨大的利益，使得小规模的海盗活动始终不能完全消失。

    所以，直至熙宁十一年，大宋皇帝陛下，对“女直”这个名字，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

    “女直吗？”赵顼的语气有点迟疑。

    石越却不明白赵顼的心思，因此对皇帝的反应有点奇怪，道：“正是。臣以为女直可为我所用。”他看过一些本来不应当递至他案头的报告，知道职方馆实际上已经对女直做过一些渗透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实际上，除此之外，连石越也不知道的事情也大量存在着。大宋海船水军中——准确地说是薛奕部下，已有不少女直水手存在。因为大宋海船水军的策略一向都是非常开放与务实——凡是杭州水军俘虏的海盗，一律打散编入广州水军，作为不用发薪俸的水手或者劳力而存在；反之亦然。当然，这样细节性的东西，是没有必要上报至枢府的，因为连卫尉寺的军法官都懒得理会。而一些专门登陆日本攻击村庄，抢劫财物的女直海盗，根本就是出于大宋海船水军的默许，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蔡京的默许。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海上完全没有海盗，商家们交那笔保护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快了。何况海盗们抢劫的是日本国的村庄，而抢劫的钱物女子，总有一部分，是落入了大宋某些官员与将军们的口袋的。

    因此，大宋与女直的交往，远比皇帝或石越想象的来得更“深入”。

    但是赵顼在奏章上得来的印象却实在太过于深刻，他想了一会儿，只委婉道：“且容朕再与枢府商议。”

    “遵旨。”石越却完全误解了皇帝的意思。

    赵顼这里表达的是委婉的否决，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枢府的态度。事情最后的发展，与皇帝陛下所想象的，完全相反。

    不过此时，赵顼对这些是绝不可能知道的。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终于说到最重要的事情。

    “最后一桩事，便是对西夏之和战。”赵顼神情郑重起来，“国之大事，在戎在祀。规复灵夏，牵涉千万生灵，关系大宋国运。朝中或谓和，或谓战，纷纷不决。卿在陕西接连克捷，熟知西事。卿可为朕谋之。”

    石越却不直接回答，反欠身问道：“臣敢问陛下，禁军之整编，已完成多少？”

    “十分有四。”

    石越又追问道：“若今岁开战，国库余钱，又有多少？”

    赵顼想了一会儿，咬咬牙，道：“若果真开战，一千万贯钱，总能拿出来。”

    “可曾除去皇家宗室贡养，官吏薪俸，日常用度，以及水旱灾害之备？”

    赵顼摇了摇头。

    石越又问道：“陛下可知陕西可供军粮储备有多少？”

    “这个卿当知道。”

    “是，陕西粮储，可支陕西现有之兵，一年之用。”

    赵顼脸上露出喜色，道：“岂非足矣？”

    “不足。”

    “为何？一年尚不能平西夏？”

    “以陕西之兵，不足以平西夏。平定西夏，亦不能期以一年之功。”

    “但机会难得，若让西夏恢复元气，事更难为。此时不伐，殊为可惜。”赵顼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急切地说道。

    “诚如陛下所言，然而强为己所不能为之事，其祸便在眉睫。”石越加重了语气。“陛下可曾想过，若我伐夏之时，契丹之兵出燕云而南下，陛下以为以今日之实力，能守住河北吗？”

    “契丹未必敢……”

    “岂能寄望于‘未必’二字？！”

    赵顼默然不语。石越又说道：“辽主之英武，不可轻视。臣请陛下暂时忍耐，臣在陕西再为陛下经略数年，臣保证五年之内，西夏可取！”

    “五年？”赵顼将信将疑地望着石越。

    “五年足矣。”石越信心十足地说道，“五年之后，禁军整编全部结束，大宋将有超过三十万之精兵，足以北御契丹，西取夏国；臣在陕西行驿政改革，实则暗中修葺道路，五年之后，我大宋在陕西运兵之速度可提高至少一倍。若使陕西百姓休养五年，则臣可保证仓廪能支三年之用。而朝廷财政亦将更加丰裕。五年之内，大宋亦足以将横山彻底控制，取得对西夏之地利。再有五年时间，火炮亦必能顺利装备军队，西夏何城能当此物？！”

    赵顼的信心被石越的一席话给激发起来，他喃喃道：“五年，五年……”石越说的，看起来并不太难。但是不是真的要忍耐五年呢？赵顼只觉得有点迫不及待，他恨不能明天就可以在京师替李秉常修筑宅第。

    “果真五年便可以成功？”

    石越笑道：“臣担心的是西夏人不给我们五年的时间。西夏现在国内内乱，一触即发，若我大宋逼得太急，其可能一致对外。只要我稍缓压力，它必然内乱。臣真正担心的，是他们内乱爆发得太快，我们来不及完全准备好，就要出兵。”

    “内乱？”赵顼喜道，“若果真如此，却是千载难逢之良机，断不能坐视。”

    “陛下！”石越的神色却郑重起来，“战或不战，在于己，不在于敌。若己无实力，无准备，则有再多机会，亦是枉然。甚至可能招致祸事。”

    皇帝对石越的这次召见，持续的时间长达一整天。赵顼甚至连午膳也是在崇政殿用的。

    二人谈论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知晓。

    特别是对西夏的战和，极少有人知道石越究竟是什么样的主意。而皇帝自此日起，便将议论对西夏和战的奏折全部留中。

    而最让朝野摸不着头脑的是，皇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既不让石越回陕西，也不给他任何新的任命。于是，在熙宁十一年三月来临之前，阌乡侯石越一直以陕西路安抚使的身份，在京城“叙职”，渡过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妻女，此时却远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