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策——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以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地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甘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挚。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

    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

    惟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地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地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地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地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地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贻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地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地阻止后面源源不断地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词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词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辞，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行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如此，蔡京这样的事情，才不会重演……

    她很盼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老实、规矩、听话，不至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最好生性恬淡，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并且自己能够可靠地加以控制，绝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

    但是，尽管高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她却难以下定决心。

    高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高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也许，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我佛慈悲，真的能有神效呢？

    想到这里，高太后勉强又提起精神来，提起朱笔，细想了想，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国初祖宗故事，给事不过寄禄之官，原不与封驳之事，先帝定官制，乃设后省琐闼，省读奏案，驳正违失……”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便觉手腕酸疼，又停下笔来，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因问道：“题目可要来了？”

    “是。”陈衍连忙尖声应道，趋步走近，将一份封好的文书，双手呈到高太后案前放好。

    高太后点点头，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丢到一边，一面说道：“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各州解试还好，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考试，可堂堂省试，却依旧……”

    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摇了摇头。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但自建国以来，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不仅考试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连考试之场所，都无一定之所。不论寺庙、廨舍，亦或是学校，哪里房子方便，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进行考试。熙宁十八年的省试，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而按照惯例，因为皇帝驾崩，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省试的名次，便是最终的名次。因此——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醉酒闹事”事件——高太后对这次省试，也极为重视。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高太后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并不太满意，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

    垂帘未久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她小心谨慎地提拔着有才干的“正人君子”。高太后有自知之明，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私党”的，但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党。只不过，任何时候，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她会更加放心。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出身名门，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钱家在大宋，亦是世代显贵，不仅其族中子弟屡尚公主，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同样不胜枚举。

    对于高太后来说，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此人敏于吏事、廉洁刚正、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勰还以博闻强记出名，亦颇有文名——自垂帘后，高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

    因此，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亦是一举多得，既是为了保证省试不要出乱子，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添上重重一笔。

    至于胡宗愈，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系出晋陵名族，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一直在州县为官，高太后点他同知贡举，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负责贡举之官员，一旦选定，便要径赴贡院，实行“锁院”，直到奏名放榜，才能出院——所以，在“盐债敕”封驳案爆发后，高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位声望极高的副都给事中，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关”进了贡院中。

    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地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地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地打开。

    远远地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他看见高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然后……仅仅在一瞬间，他看见高太后的脸色，便那么凝固了。

    过了半晌，他才见高太后抬起头来，脸上的神情，非常的难看。

    “召韩忠彦！”